史實巨泄：萬折（澤）必東——非毛是黨內的一貫歷史主題　　

天下第九 　　

30年來中國社會非毛、反毛的努力每每失敗，他們製造的一次次大規模進攻最終都從反面教育了人民群眾，演變成一波波大規模的毛澤東熱。作為革命領袖，以前捍衛毛澤東的主要力量來自共產黨內；作為人民領袖，現在捍衛毛澤東的主要力量來自人民群眾，反而是黨內官僚主義集團貪天之功，控制輿論，成為非毛、反毛的潛後台。其實大部分中國人都無法接受並正視但又隱隱約約、心知肚明的歷史是：非毛一直是共產黨內的一貫歷史主題，反毛一直是官僚集團的潛規則。　　

自從1927年毛澤東道出“槍桿子裡出政權”，帶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起。毛澤東的敵人就一刻也不停止地反對他、攻擊他、誹謗他是、污衊他。尚在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根本沒有意識到黨內早就有了一位雄才大略、囊錐露穎的天縱英才。黨內的同志一路懷疑、非議、指責、打擊毛澤東。毛澤東服從組織紀律，百折不屈，愈挫愈奮，總是在最危難的時刻為中共指明了前進道路。毛澤東使中共克服了海歸派將中共俄化的傾向，形成了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毛澤東思想。從湘南特委特派員周魯到湖南省委特派員杜修經，從中央特派員劉安恭再到中共中央博古，最後到共產國際特派員王明，當發現只有毛澤東的道路正確，中央不得不一次次向毛澤東逐漸靠擾。百川入海，萬折（澤）必東。毛澤東指引的方向逐漸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建黨建軍建政的思想漸漸成了共產黨的思想。從中共的歷史看，中共本身並不具有先進性，只是因為毛澤東思想的先進性才有了中共的先進性。毛澤東思想是中共的靈魂，而其執政思想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不似現在官僚主義的“被人民服務”。沒有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中共猶如美國軍隊沒有了武裝。而這正是他的敵人苦心孤詣想實現的。中國人一向有自毀長城的優良傳統。　　

革命時期黨內非毛總是記錄黨內領導在探索革命時所犯的錯。建設時期黨內非毛總是黨內領導將自己所犯的錯誤修正為毛澤東的錯誤。凡是毛澤東的都是錯誤的，凡是錯誤都是毛澤東的。正如他們將某事件設為話題禁忌不許討論研究一樣，他們將大刮五風、文革作為話題禁忌封殺不合官方定調的異論不是因為要為毛澤東掩飾，而是要為自己當年所犯的罪行掩飾。　　

人中間有三歲小孩子，三歲小孩子有許多道理都是對的，但是不能使他們管理國家的大事，因為他們還不明白天下國家的道理。說話往往好聽，做事往往幼稚，事與願違，不是目的錯，而是策略錯。這類人一旦掌握權力，必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親痛仇快，只博得敵人的喝采。只有最無恥的人，明明是自己犯的錯，弄到山窮水盡、天怒人怨的地步，還會天天造謠，說毛澤東如何不堪。行高於人，眾必非之。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的高度是世人根本無法企及的。因為毛澤東前瞻性的目光，雄視千古，他做的事往往不為人所理解。直到後來的實踐已經證明其英明正確，仍然有人不願服氣，寧願自欺欺人編造謊言圓謊，一條道走到黑也不願向真理低頭。　　

孟子和司馬遷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雖然《非儒》裡揭露了很多孔子跟亂臣賊子混在一起的事跡，而司馬遷的《史記》也根據自己好惡夾藏了許多私貨。但有孔子、司馬遷這樣基本上秉筆寫春秋的史官作史，後世的亂臣賊子難免有所顧忌。如今敗類為官，亂臣賊子作春秋而天下英雄懼。炎黃春秋，歷史悠悠，功過卻由一群亂臣賊子、蠅蠅苟苟者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信口雌黃，天下英雄豪傑誰還敢為國為民挺身而出、拋灑熱血。黨內一幫非毛者為既得利益集團文過飾非、為某些尊者諱，仍然繼承黨內非毛的傳統，將所有的錯誤都描述成毛澤東的錯誤，欺世盜名。毛澤東說“人民創造歷史。”官僚主義集團回應：“還好現在歷史不是人民書寫的。”歷史是春秋，但春秋並不等於歷史。　　

　 　

雄偉的井岡山  山溝里能出馬列主義嗎？　　

　 　

1927年秋收起義攻占大城市長沙的任務受挫後，主要來自安源煤礦工人和平瀏農民自衛軍的5000人的起義大軍只剩下一千餘人，還損失了總指揮盧德銘，毛澤東及時調整中央命令他攻占長沙的決策，率餘部踏上了前往井岡山的道路，把井岡山構築成起色的起點。在井岡山初期,師長余灑度問老澤東山溝里能出馬列主義嗎?同一個問題後來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留學歸來的海歸派劉安恭也問過。面對余灑度的非議，毛澤東沒有正面回答，因為當時也沒有現成的答案，不久他就用事實和理論證明了山溝里能出馬列主義和為什麼能出馬列主義。　　

而余灑度只相信城市中心論的教條，無法忍受山溝里的艱苦生活，脫離隊伍，向中央告狀去了，後來信仰喪失，成了可恥的叛徒，因為走私販毒分贓不均被揭發，被蔣介石下令處決。　　

如同孫中山為推翻滿清從海外策動了幾十次武裝起義皆以失敗告終一樣。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將中國共產黨滿門抄斬、斬草除根。避在武漢、上海的中共中央先後策動了200余次起義，皆以失敗告終。廣州起義甚至僅存在三天，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廣東在三河壩分兵，主力部隊南下潮汕結果全軍覆滅，總副指揮葉挺賀龍及周恩來劉伯承等奪船出海得以保全。南昌起義的高級指揮官皆星散隱蔽後，留守三河壩的第九軍副軍長朱德自然成了留守部隊的最高軍事長官，朱德、王爾琢、陳毅浴血奮戰，率2000殘部突出重圍，轉戰到贛南五嶺山中。反而為革命保留了火種，如無陳毅輔佐朱德加強政治教育，則三河壩分兵後朱德部必與主力一樣覆沒。後來這部分南昌起義部隊也上了井岡山。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成了共產黨革命的一面旗幟，中共中央終於看清了井岡山的道路的意義。　　

　 　

左傾盲動，三月失敗、八月失敗　　

　 　

1928年3月，毛澤東已經在方圓五百里的井岡山建立了鞏固的根據地，大小五井和九隴山兩個軍事根據地日益壯大，建立了工農兵政權，控制了寧岡、遂川、永新、蓮花、茶陵、酃縣的大部或部分，正當井岡山的革命鬥爭如火如荼向前發展時，湘南特委周魯來到井岡山。　　

因為邊界秋收起義是湖南省委領導的，毛部屬湖南省委領導，所以毛澤東一直向湖南省委報告並請斡旋。 黨中央發出的指令，多有省委來周轉。再加上湖南省委多次遭破壞，所以對井岡山的領導責任就落在湘南特委機關。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央把湘東贛西兩個特委合併到贛南特委裡邊。周魯是湘南特委的軍事部長，又是省軍委特派員。他的到來，等於拿了一個“尚方寶劍”。年青血性的周魯以欽差大臣的身份一到井岡山，青紅皂白不管。貫徹中央盲動策，批評毛澤東在井岡山不搞燒殺，人民不貧不造反。只有把小資也逼成無產他們才會跟我們一起造反。湘南朱德的暴動已經貫徹中央和省委的精神搞得轟轟烈烈，而井岡山卻冷冷清清。宣布中央因為毛澤東秋收起義不打長沙開除毛黨籍。因為毛澤東的軍事天才在部隊中的絕對權威，所以沒有一擼到底，將毛澤東降為師長，前委改組成軍委，不管地方只管軍事。以何挺穎為書記，毛澤東因被開除黨籍無權參加黨的會議，毛澤東受此打擊毫不動搖，戲稱“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以自嘲處境和抒發憤懣，但他只要能革命，師長也照樣干。周魯命令開部隊開赴湘南，配合湘南暴動去冒險。主力外出井岡山一片空虛，井岡山大部分被國軍占領一個多月。無辜百姓遭禍災，功敗垂成難以挽回。挫折畢竟是暫時的，大霧散去天空必又是一片湛藍。部隊在駐酃縣（今湖南炎陵）中村時，看到了中央文件的原件。原來“開除毛澤東黨籍”是誤傳，實際是撤消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朱德陳毅部隊因執行湘南特委左傾盲動的燒殺政策而致郴州反水，夏明震等無謂犧牲。衡陽許克祥、韶關樂昌范石生南北強敵壓境，湘南暴動最終失敗。井岡山根據地失去大部、湘南全失，史稱“三月失敗”。 毛澤東聞湘南失敗即率井岡山部隊接應，阻擊敵軍，掩護朱德部向井岡山退卻。1928年四月朱毛兩部及湘南農軍（農軍8000餘人，湘南農民組成，基本是梭鏢長矛，拖家帶口，後因思念家鄉、井岡山生活艱苦和湘南特委強調“守土有責”，堅持固守湘南，認為“逃到井岡山是可恥行為”，重返湘南打游擊，旋即覆沒。）退到寧岡，兩軍勝利會師，合編為紅四軍，轄28(王爾琢)、29（胡少海）、31（張子清）、32（袁文才）四個主力團，重新恢復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毛澤東恢復為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毛澤東重返領導崗位，割據地區的擴大採取波浪式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敵人雖然數倍於我，亦不能陰止井岡山根據地的日益擴大。　　

正當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眾政權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衛隊一天一天壯大的時候,1928年8月，湖南省委特派員杜修經來到井岡山後，挾省委指示信要四軍向湘南發展,並說這是“絕對正確”,必須“毫不猶豫”執行;要毛澤東擔任赴湘南作戰的“前敵委員會”書記,隨軍出發;邊界特委書記則由湖南省委另派楊開明擔任。前次湘南燒殺已使紅軍無法在湘南立足，再執行上級指示明顯是錯誤的，但不執行呢?又為黨的紀律所不允許。毛澤東力陳不能去湘南的六大理由,指出杜修經主觀盲動瞎指揮有斷送井岡山的危險。杜不聽勸諫，堅決要執行省委指示，在湘贛兩省“會剿”之時，趁毛澤東率31團遠在永新，利用29團的鄉土情緒，鼓動朱德、陳毅率領的28、29團開往湘南執行省委向湘南發展的命令。以胡少海為團長的29團是以宜章農軍為主，離開家鄉半年多了,思鄉情緒越來越重,井岡山的生活又十分艱苦，現在聽說湖南省委要求向湘南發展,更是一拍即合,“打回老家去,回家割稻子”，在省委特派員的杜修經的鼓動下，29團士兵思鄉心切歸心似箭，難以遏止，29團團長胡少海及朱德、陳毅臨時動搖，只好執行命令，率軍開赴湘南。湘南之行，因毛澤東不去湘南，毛前委書記被取消，推選陳毅為前委書記。要回湘南了，29團跑在前頭,行如飛奔，28團有時追都追不上。攻下郴州後,29團除蕭克所指揮的一個連外其餘全部解散自由行動，理髮的理髮，吃喝的吃喝，一個個槍桿上腰帶間掛滿了回家的禮物。28團也跟着發了一筆小財，團長林彪搞到了一百幾十銀元。下午敵人反撲,29團朝宜章家鄉方向四散潰逃，29團就這樣覆沒了，28團也受損。29團千餘人馬只有胡少海團長帶領的團部和蕭克的一個連共100多人跟上了軍部和28團,撤出郴州,退到了資興。此次湘南之行還犧牲了紅軍優秀的指揮員28團團長王爾琢（林彪繼任）。郴州兵敗，毛澤東率31團在永新迎戰贛敵11個團的“進剿”,望眼欲穿,卻盼不到事先謀劃的28、29團的回師增援。毛澤東只好巧布疑兵陣。虛張聲勢，以紅軍l個團兵力圍困敵軍11個團在永新縣城附近30華里之內達25天之久，直到敵人才得知紅軍大部隊不在邊界,於是大舉進攻， 31團只好退守永新的西南角九隴山區。這樣,永新、寧岡、蓮花皆被占領敵人瘋狂地燒、殺報復,湘贛邊界瀰漫着白色恐怖,史稱 “八月失敗”。　　

前次湘南特委周魯來，反對毛澤東的正確意見，硬拉部隊去湘南，招致三月失敗；此次湖南省委杜修經來，不聽毛澤東的正確分析，再拉部隊去湘南，又致八月失敗。中央特派員劉安恭又來，給紅四軍帶來了波及全軍的爭論，冒進東江和閩西失敗；後來中共中央遷來中央蘇區，毛澤東的黨政軍權被剝奪殆盡，招致蘇區和紅軍的全面失敗，於是又有了長征。長征後，當毛澤東已經成為中共的實際領導人時，共產國際代錶王明又回來了。　　

　 　

朱毛之爭  朱德劉安恭為代表的單純軍事觀點、分散游擊、流寇思想  陳毅主義  紅四軍七大  中央九月來信　　

紅四軍內部存在着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就與朱德談論過單純軍事觀點和極端民主化對革命的危害。雙方當時各保留自己的觀點，讓實踐和時間來檢驗。到贛南後，隨着革命的擴大，問題越來越突出。南昌起義部隊主力在潮汕全軍覆沒後，劉安恭與劉伯承赴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軍事。中共六大後，受中央派遣，1929年5月以中央特派員身份攜中共六大文件和由周恩來起草的中央2月27日給紅四軍前委的“二月來信”，潛入蘇區指導紅四軍工作。劉安恭與朱德陳毅是同鄉及舊識，由朱德提議出任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成為上僅居毛澤東、朱德、陳毅之後排名第四位的領導人。劉安恭以軍委書記名義決定前委只能討論紅軍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其他事。上任幾天，劉安恭對毛澤東抵制中央分散部隊流動游擊和讓朱毛離開部隊一事，簡單地用“執行”與 “非執行”來判斷是非，他稱：“軍隊現在有兩派人，一個是擁護中央派，一個是反對中央派!”。“二月來信”引發了波及全軍的爭論，朱德和毛澤東自然便成了兩派的代表人物。圍繞中央“二月來信”，紅四軍黨代表、軍委書記毛澤東與軍長朱德對執行中央“二月來信”產生了意見分歧，劉安恭和朱德與毛澤東就黨對軍隊的領導、軍隊的任務、紅軍要不要分散等問題發生爭論。爭論的問題，不是一個人和一時的問題，是整個四軍黨的和一年以來長期鬥爭的問題。不過從前因種種原因把它隱蔽了，到近時暴露出來。其實，從前的隱蔽是錯誤的，現在的暴露才是對的。主義之爭，毛澤東從來認為爭論是好事，真理從來都是不辯不明，在原則問題上，一時不清楚，一時不統一，只有實踐摸索，只有互相爭辨，才能水落石出。毛澤東毫不退讓。性命攸關，毛澤東也決不能讓。為解決爭論，紅四軍召開了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圍繞黨對軍隊的領導問題，代理前委書記陳毅怕兩人爭論傷了和氣，影響團結，為調和朱毛之爭，對朱毛各打五十大板，批朱有“舊軍官”思想，不重思想工作，批毛有個人英雄主義、家長制，批評了“朱毛兩同志都有着同等錯誤”，“給予毛澤東同志嚴重警告，給予朱德同志書面警告”。 毛澤東又堅決反對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敷衍調和、模稜兩可的“陳毅主義”。會議改組前委，陳毅擔任前委，這是一次近乎奪權的會議，以前都是上級撤消毛的職務，現在是由下而上奪權。這也是唯一的一次。陳毅兩次代替毛澤東任前委書記，兩次放任下面搞極端民主化。後來陳毅說：“我掛帥，失敗了，掛帥是不容易的。”“七大”沒有解決一些爭論問題，七大後，毛澤東離開紅四軍領導崗位，去閩西上杭縣蛟洋指導閩西地方工作同時養病，毛澤東在閩西山溝調查研究，思考、完善着關於中國革命道路、工農紅軍建黨建軍的根本原則，在閩西成就了他光輝人生的又一個里程碑。後敵人發動“三省會剿”，叫囂一星期解決閩西根據地，朱陳去毛澤東住地問計，毛授之“牛篦政策”，陳毅又請毛回來任前委，毛稱七大的做法不能同意，不能隨便回去。由於毛澤東前委書記職務本由中共中央指定，四軍黨代會輕易改變中央決議，顯然有違組織原則，隨後陳毅去上海找中央匯報，向中央遞交了《關於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等匯報材料，並請示中央解決七大爭議。留下朱德與劉安恭指揮軍隊，紅四軍內部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日益暴露。朱劉在出擊閩中和冒進東江中連吃敗仗，劉安恭犧牲，部隊損失慘重。議論又起，軍心渙散，許多人甚至提出離開部隊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紅四軍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之中，。朱德為解決問題統一思想，召開紅四軍八大，想以此整頓部隊，加強建設，但八大只是在無組織狀態下又吵了三天，毫無結果。問題日益嚴重，軍隊渙散，此時朱德與一些同志終於從實踐中認識到毛澤東政治建軍思想的可貴，認識到紅四軍離不開毛澤東的領導，會議期間，與一些黨代表聯名寫信請毛澤東回來。毛澤東此時病重，情緒不佳，負氣不回，覆信稱不打倒“陳毅主義”不回來，後又覺得用詞不太恰當，於重病中讓人抬來參加八大，沒有趕到已經結束了。在此期間，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三人組成委員會討論朱毛主義之爭問題。不上高山，難見平地，在周恩來、李立三的分析下，陳毅從大城市、從全國的高度一看，感覺毛澤東總是抓住了關鍵抓住了綱！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僅是政治上正確，而是在政治路線上戰略策略上很有遠見卓識，而且意志如鋼，能在各種強壓下“巋然不動”。毛兩三年來堅持的，絕大部分都非常正確，不僅正確，而且別開生面，是中國革命的開路先鋒，為中國革命闖出了新路。陳毅決定回去與毛澤東一起打倒“陳毅主義”。中央“九月來信”（《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由陳毅親自起草，撤掉了“二月來信”、“四月來信”關於將紅軍分成小部隊的組織散入湘贛邊界各鄉村分散游擊，要毛、朱離隊、隱蔽大目標等不正確意見，要求紅四軍前委糾正錯誤，並指示毛與朱仍留前委工作，毛澤東任前委書記。1929年10月，陳毅挾“九月來信”回蘇區主持前委會議，要請回毛澤東，朱德同意。陳毅連寫三信用快馬送達毛澤東，匯報“九月來信”精神及周恩來口頭指示，並自我檢討“七大沒有開好，我犯了錯誤。中央認為你的領導是正確的。四軍同志盼你早日歸隊，就任前委書記。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階(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 毛連接三信，即刻回到紅四軍。在汀州，紅四軍將士看到闊別三個月的黨代表回來了，紛紛擁上街頭，夾道相迎，歡笑流淚，一直簇擁把毛送到軍部。朱毛陳三兄弟再次團圓，自然一團歡喜。朱德坦誠軍隊極端民主化和單純軍事觀點問題，表示過去說過的話收回，早就盼你回來。毛說八大時身體不好，情緒不佳，說了一些傷感情的話，現在撤銷這封信。陳說“陳毅主義”必須打倒，陳毅同志絕對不能打倒，要跟毛澤東繼續幹革命。這些磊落坦蕩的革命家，令人肅然起敬！　　

1929年12月28日，紅四軍九大（古田會議）在閩西上杭縣古田召開，陳毅主持，傳達了“九月來信”，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案》，其中第一部分《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是決議案的核心部分。認真總結了紅四軍建軍以來的經驗，批判了各種錯誤思想，解決了內部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餘。堅持以無產階級思想建設人民軍隊的原則。決議指出了紅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的方法，強調了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的重要性。決議明確規定了紅軍階級性質、宗旨、任務，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紅軍建設的根本原則。規定紅軍除了打仗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之外，還要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任務。劃清了無產階級軍隊和一切舊式軍隊的界限，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如日東升。毛澤東與錯誤思想作不調和鬥爭的決議已經全體通過，打倒“陳毅主義”的任務完成。“思想建黨，政治建軍”，標誌着毛澤東的建黨、建軍、建政思想已經形成了。毛澤東重新當選紅四軍前委書記。九大後，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紅軍重新煥發了戰鬥活力，風卷紅旗過大關，橫掃千軍如卷席，連續擊退國民黨的第二次“三省會剿”和第一、二、三次“圍剿”，開闢中央蘇區，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正如朱德所說：“九大的影響，深入在四軍同志的腦中，的確九大是四軍黨第一幕重要歷史。” 　　

朱毛之爭，以衝突開始，以團結告終，使紅軍在政治、組織、思想上大進一步，堪稱正確解決黨內矛盾的典範。黨的絕對領導與無產階級政治建軍突出了，非如此不能前進。從此朱毛不再分開，即使後來在張國燾軍中仍堅定支持毛澤東。正是朱毛之爭，從這裡開始，毛澤東卓越的政治、軍事才能逐步為黨內同志所認識乃至後來達到一致認同，從而成為一位集中國革命之大成的偉大領袖。他在對敵鬥爭和黨內論爭中，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高瞻遠矚、高屋建瓴且腳踏實地，牢牢把握“黨指揮槍”這個重中之重，把一支近乎烏合之眾的隊伍整合成一支戰無不勝的人民軍隊，完善了建軍思想、路線和制度。但紅四軍七大、八大後，毛澤東撂挑子給革命造成的損失是令人痛惜的，設若毛澤東當時如不負氣撂挑子，而委曲求全與朱德一起負起指揮之責，可以減少閩中和東江兩次出擊的重大損失和負面影響。後來與博古、李德等在黨內爭論中，毛澤東學會了忍辱負重、委曲求全、相忍為國，學會了“前方需要，隨叫隨到”。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占主導地位，中央蘇區就興；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遭受排斥，中央蘇區就衰。　　

就像黨中央機關逐步從上海轉移到江西中央蘇區那樣，黨中央的戰略思想也在整體上逐漸向毛澤東的戰略靠近，而在毛澤東和黨中央沿着同一個大方向前進的過程中，毛在每一步，每一刻都起到了先進的作用。　　

　 　

海歸派 與國際接軌 王明 博古 張聞天 周恩來 項英 任弼時  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  “城市中心”的路線  肅反 誰在逼供信？　　

　 　

1929年夏天后，海歸派、“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陸續回到國內。1931年1月7日，在蘇聯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沈澤民、夏曦等九人補進了中央政治局。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27歲青年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指令下成了中共實際掌舵人（掛名總書記還是向忠發）。王明將“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一些人派往各蘇區當“欽差大臣”，賦予他們推行其極左路線、生殺予奪的極大權力：王稼祥、楊尚昆和王盛榮，被派到中央蘇區，陳昌浩、沈澤民等被派往鄂豫皖蘇區，夏曦等派到湘鄂根據地……6月，中共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黨中央險被一網打盡，從此共產黨對叛徒深惡痛絕，絕不手軟，為了肅清內部的反革命及其苗頭甚至傷及自身。上海無法立足，王明重新赴蘇聯前 “任命”博古為接班人，總管臨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派特派員、中央代表、“二十八個半”控制了從中央到各根據地的大權。他們推行的對敵鬥爭的路線策略錯得一塌糊塗；他們對自己的同志“殘酷打擊，無情鬥爭”的肅反讓人聞之膽寒。　　

　 　

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肅清“AB團”，是在1930年5月，由贛西南特委領導。李文林赴上海中央，全盤接受“立三路線”。隨之，肅反運動由白區而蘇區、由黨外而黨內、由地方而軍隊迅速展開，到6月下旬，在中央蘇區已相當普遍，9月進入高潮。由於迷信中央錯誤路線贛西南特委和湘贛邊特委領導人在肅反運動中貫徹李立三路線，蕭克、李韶九的在軍內使用肉刑、搞“逼供信”，亂捕濫殺，把肅反簡單化、擴大化，李韶九甚至曾懷疑毛澤東是“AB團”。 他們對毛澤東關於紅軍軍事戰略、政治鬥爭等路線、政策進行了系統的批評。毛澤東所信任的領導骨幹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均為湘贛邊特委(後為西路行委)所錯殺。大搞“逼供信”終於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李韶九等根據供詞，認為贛西南特委等實際也為“AB團”控制。當肅反肅到自己的頭上，他們就發動了富田事變。段良弼、謝漢昌、劉敵等拉部隊倒戈到河西後，在永陽非法成立“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下令通緝曾山、陳正人等同志，還以假行省、行委、省蘇的名義，通過各地方黨部及蘇維埃機關，對紅軍實行封鎖，並派遣專人到處濫造謠言，蠱惑民眾，企圖使紅軍同民眾隔絕，使我第一次反“圍剿”歸於失敗。尤其卑劣的是，使用各種無恥方法，捏造假信，妄圖挑撥毛朱彭黃的關係。段良弼等不但致信朱、彭、黃、滕等挑撥他們和毛澤東的關係。他們以毛澤東的名義偽造假信給古柏，要古柏逼AB團分子招供出朱彭黃滕是“AB團主犯”，“以便早日捕殺”。以此挑撥一、三軍團關係，被彭德懷當眾揭穿。又以同樣的方式用毛澤東同志名義寫了封信，偷偷地放在朱總司令那裡。信的內容是說朱總司令怎麼不好，落款是用英文簽名。這下就露了馬腳。朱總司令一看，就說毛澤東同志寫信從來不用英文簽名，這是個陰謀。於是把這封信公開了。 在“富田事件”解決後，1930年12月中旬的黃陂會議，毛澤東糾正了當時肅反擴大化的做法，重申九大時廢止一切肉刑的條例，提出了反對逼供信和注重調查研究。毛澤東還親自找了幾個被打成AB團的人問話。問他們： ‘你們的出身都好好的，為什麼參加AB團？’他們說：‘我們的AB團是打出來的’。毛澤東說：‘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不准逼供信”，“要重調查研究”，就是這時提出來的。到了延安整風，就不准搞逼、供、信，‘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了。毛澤東在糾正肅反後，根據李文林的口供，認定不是AB團，很快釋放了李文林、曾炳春、王懷、段起鳳等。然而中央代表團到中央蘇區後，仍然全面貫徹王明第三次“左”傾路線，在肅反問題上造成了嚴重的擴大化。在所謂紀念“五卅”大會時，分別將李文林、曾炳春、王懷等押送各縣處決。這與毛澤東沒有絲毫關係！自這個歷史事實是不容篡改的！　　

就在蘇區中央局做出這個決議的同時，上海中央依然向各個根據地發出嚴厲的肅反指示，連小片的根據地也不放過。“肅反中心論”充斥於各個蘇區。項英等中央代表來中央蘇區後，又恢復肉刑，亂打亂殺沒能制止。 紅一方面軍當時在蘇區不過三、四萬人，前後兩次肅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殺掉了，就是說，十個紅軍中有一個被殺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幹部。 事實上，紅一方面軍在1930年11月到12月的肅反，殺了幾十個；1931年中央代表“三人團（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到來後，殺了三千。尤其是博古張聞天到來後，這個時期，殺了七萬多！　　

“黃陂會議”被故意湮沒的原因，是為了“證實”“項英、周恩來糾正了毛澤東”這個歷史謊言。事實上，正是上海中央一干人促發了“富田叛亂”：支持頒布肉刑，普遍使用肉刑，而當肉刑輪到自己頭上時，就軍事叛亂！臨時中央一干人，不但促發了“富田叛亂”，還再次廢除毛澤東多次明令“廢止一切肉刑”的政策、推行和支持肉刑，促發了“坑口事變”等多次武裝叛亂。而且，還嚴厲打擊毛澤東在肅反上的“右傾”。　　

後來周恩來披露內幕：蘇區時期，所有的一切，都是圍繞“中心關鍵在反毛”這個主題進行的。而當代被一些人炒做的“AB團”、“富田事件”，何嘗不是“中心關鍵在反毛”？！　　

　 　

鄂豫皖蘇區是僅次於中央蘇區的全國第二大蘇區。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到鄂豫皖蘇區，由張國燾任鄂豫皖蘇區中央局書記兼軍委主席，陳昌浩任鄂豫皖蘇區少共中央局書記，全權領導鄂豫皖蘇區。陳昌浩、沈澤民從理論和行動上支持張國燾“肅反”密令，張國燾到來不久，就對鄂豫皖特委和紅軍進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爾什維克的改造”、“加緊肅反”等旗號。很快，鄂豫皖蘇區創始人許繼慎及周維炯、熊受暄、姜鏡堂、王培吾、陳翰香、吳荊赤、肖方、關叔衣、龐永俊、程紹山、柯柏元、魏孟賢、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高級將領被殺害。營連排級幹部被肅掉的更多。許繼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師政治部秘書，當時已懷孕，也被秘密殺害。肅反的範圍越來越大，從軍隊擴大到地方。鄂豫皖根據地地方政府領導人被害者更是觸目驚心。後在轉戰中又殺害了很多的高級將領，如鄺繼勛、胡底、曾中生等。而曾中生是建國後中央軍委確定的解放軍36名軍事家之一，英勇善戰。　　

　 　

1932年4月，湘鄂西根據地，“欽差大臣”夏曦推行“王明路線”，開始以“肅反”為名實施第一次大清洗，捕殺紅軍、地方幹部達千餘人，師以上幹部27人，都是賀龍紅二軍團和湘鄂西根據地創始人和骨幹。在洪湖地區屠殺基層幹部和群眾達一萬多人。當年8月，夏指揮第二次“肅反”又殺掉一大批人。1933年3月，夏曦結合根據地內“清黨”又開始第三次“肅反”，這次殺掉紅軍數千名幹部戰士，連洪湖紅軍傑出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段德昌，毛澤東詩詞中“我失驕楊君失柳”的“柳”即柳直荀，也被殺了。當年6月，第三次“肅反”未結束，又開始第四次，殺了三千多人，其中有同屬“二十八個半”但不贊成“肅反擴大化”的宋盤銘。經過四次“肅反”，曾經有兩萬多人的紅三軍，下降到三千餘人。　　

　 　

　 　

1929年底，毛澤東在紅四軍九大上重新成為前委書記，毛澤東的建黨建軍思想完全成熟，被各根據地紅軍貫徹執行，紅軍重新煥發了虎虎之威。從1930年至1931年底，毛澤東指揮各路紅軍漫捲紅旗過大關，勢如破竹，先後打破了敵人的“三省會剿”和一、二、三次全面圍剿，開闢鞏固了中央蘇區。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1931年11月7日，中共各根據地代表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開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被推選為主席。在毛澤東開創並堅持的軍事戰略、土地政策等原則問題上，儘管毛澤東率部取得了空前的軍事勝利，王明左右下的中共中央還是對毛澤東產生了嚴重的不滿。中央否定毛澤東事實堅持的“鄉村為中心”的革命主張，要求進行城市戰、街壘戰的演習，把戰爭引向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　　

在上海中央的直接指示下，1932年11月初中央代表團主持召開贛南會議（中央蘇區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央代表“三人團” 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嚴厲指責毛澤東開創的方針策略為“狹隘經驗論”、“農民的落後思想”、“富農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會議撤消了毛澤東在中央局的代理書記職務，轉由項英接任，另成立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的設置，紅軍統一歸中革軍委指揮。這就是毛開始失去領導職務的開端，首先漸漸失去對紅一方面軍的指揮權。　　

　 　

　　1931年12月，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正式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圍繞是否打贛州和吉安問題發生激烈爭論，毛澤東堅決反對此時攻擊敵人堅固設防的中心城市，要求先奪取敵人薄弱地區，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僅朱德支持。有人揚言拿下贛州再與老毛算帳。中海中央仍堅持“城市中心論”。不點名指責毛澤東。在與毛澤東接觸後，周本已改變了原來主張進攻中心城市的主張，但上海中央指示使蘇區中央局作出決定，周動搖，以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以紅三軍團為主力，出擊贛州，毛澤東則被安排到瑞金東20里的東華山上一座古廟休養，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力幾乎被完全剝奪。　　

　 　

彭德懷五十多天攻贛州不克，周恩來派項英請毛澤東下山授計，毛冒雨日夜兼程直奔前線指揮部，指揮部隊放棄攻打贛州，揮師東征，連下龍巖、漳州，籌資百萬，影響巨大，戰績輝煌，還繳獲兩架飛機，化腐朽為神奇。但中央卻對毛澤東的不滿更加嚴厲起來，張聞天發表《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長文，系統批判毛澤東對國民黨統治的過分估計，與對於革命力量的估計不足的“右傾”機會主義。勝利而被受罰，咄咄怪事。毛被閒置，僅能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隨軍行動。1932年10月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小源召開 “寧都會議”。寧都會議上，就前線作戰方針毛澤東與“蘇區中央局”正面交鋒。周恩來、項英、任弼時、王稼祥、鄧發、顧作霖、朱德一致批評了毛澤東，多個委員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消極怠工”，把他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指責為“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 毫無根據地批判積極防禦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聲言積極進攻，堅決打出去。毛澤東孤立無援，被迫俯首認錯。會議決定將毛澤東召回後方，專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由周恩來負戰爭領導的總責。但周、朱、王認為“毛澤東同志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未來的戰爭有較在的幫助。”同時多數委員又擔心“毛澤東同志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如果讓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上容易發生錯誤。”毛澤東服從組織安排，被完全剝奪軍權，提出了“前方軍事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離開了紅軍之後，毛澤東到福建長汀的福音醫院進行休養，稍後回後方領導政府工作。當時，中央蘇區的肅反運動不斷擴大化、頻繁化。寧都會議後，毛澤東處處謹慎行事，嚴防惹禍上身，兩三年一個鬼也不上門，他也不主動與他人交往。躲過了這一時期頻繁的肅反，腦袋沒有被砍掉。即使這樣，當時還說他搞宗派主義，羅明、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等受牽連。後來毛回憶說：“因為說我搞宗派主義，什麼鄧、毛、謝、古。其實我連鄧小平同志的面也沒有見過。後來說在武漢見過，但是，我一點印象也沒有，可能見過沒有談話吧！”1933年1月，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全部遷來蘇區，一來即掀起“羅明路線”，其直接原因是博古剛進蘇區時在上杭見到福建省委書記羅明，羅明左一句“毛澤東主席”右一句“毛主席指示”、“我們最好的領袖毛主席”。蘇區中央局傷及自身的鐵血肅反使許多優秀的革命者冤死在自己人手裡。使毛澤東在日後的歷次運動中堅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略，即使處理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嚴重事件也是如此。  毛澤東這個菩薩，本來很靈，但被扔到茅坑裡去，搞得很臭。直到後來遵義會議，這個臭的菩薩，才開始香了起來。　　

用毛的軍事天才，而不能用毛的政治天才，更不能用他的領導天才。　　

寧都會議後，毛澤東發表意見的自由受到了嚴格限制。周任代總政委，紅一方面軍發布命令時，他總是先署上“總政委毛澤東”，自己以“代總政委周恩來”的簽署放在之後。在朱德、周恩來的指揮下，紅一方面軍抵制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進攻戰略，依毛澤東舊計繼續實行誘敵深入方針，首創大兵團伏擊戰的先例。並打破敵人的第四次“圍剿”。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迎來鼎盛時期。　　

　 　

1934年1月間，中共臨時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具有戲劇性的是，沒有讓毛澤東參加，並且在會上把毛澤東作為批判的對象，搞缺席審判，不許上訴。然而，時過幾天，中央又要毛澤東主持召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提議的由張聞天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這樣，毛澤東最後一個實際領導職務也被排除掉了。博古稱老毛現在成了中國的加里寧（加里寧:俄國革命家，從十月革命到去世，一直是名義上的蘇聯國家元首）了。除了在中央政府的通告上印着毛澤東的名字外，什麼實質性的權力都沒有了。但並不因此而罷休，還要繼續地“無情打擊”、“殘酷鬥爭”。　　　

贛南會議、寧都會議、蘇維埃二大會議，這三次會議，毛澤東相繼被解除在黨、紅軍、和政府中的實際領導職務，東被迫離開紅軍領導崗位，直至1935年1月遵義會議的復職。左傾錯誤領導完全控制了中央蘇區的黨權、軍權和政權，給蘇區帶來嚴重失敗。教條主義真害死人！　　

1931年6月，由於中央特科負責顧順章的叛變、中共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周恩來罵中共總書記向忠發節操不如妓女，向被捕後立即變節供出中共秘密機關，連蔣介石也看不起這位堂堂中共總書記，向被捕三天后即被槍斃。白區工作損失百分之百，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不得已先後跑到了中央蘇區。這事本身就具有諷刺意味，一面批判否定毛澤東的思想主張，一面不得不投靠毛澤東創建的革命根據地來立足存身。到1933年1月後，臨時中央機關博古、張聞天、陳雲等全部從上海遷到中央蘇區，中央機關的駕到，也帶來了那些‘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還帶來了被稱為“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的李德。中央蘇區在這些海歸派的控制下完成了與國際接軌。1933年9月，蔣介石發動了對蘇區的第五次圍剿。博古、李德、周恩來成立最高“三人團”。李德完全將歐洲戰場正規戰的那一套照搬到中國，震驚於一城一地之得失，全然不知道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為打破第五次“圍剿”， 六路分兵、全線抵禦、處處設防、節節抗擊、禦敵於國門之外、短促突擊。歷時一年，沒能打破敵人的圍剿，由於錯誤地否認小游擊和小流動，結果被迫來了一個大游擊、大流動（長征）。能征善戰的彭德懷、林彪在蠢豬式指揮下也只能大打敗仗。紅軍被迫放棄經營了六年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實行轉移。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換來百分之百的蘇區損失　　

　 　

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適應國情，用游擊戰和運動戰打下井岡山、開闢贛南、閩西，後來建立了中央蘇區。全國的共產黨人都學習毛澤東的建黨建軍和作戰原則，與之接軌，結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閩浙贛的方志敏，鄂豫皖的許繼慎、賀龍的湘鄂西、陝甘的劉志丹、湘贛、東江、瓊崖、左右江等一大批革命根據地建立起來了。而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一些重要人物相繼回國，在上海的中央機關相繼退到中央蘇區，中央蘇區的革命鬥爭開始全面與共產國際接軌了，毛澤東已經過時了，只好臥龍高臥於東華山和福音醫院。中央蘇區和鄂豫皖蘇區與國際接軌最徹底，在對敵鬥爭以國家對國家的戰爭形式，以正規戰對正規戰，以陣地戰對陣地戰，以堡壘戰對堡壘戰，以短促突擊對短促突擊。完全不切實際，乞丐與龍王比寶。其直接後果就是各蘇區相繼不支，張國燾棄鄂豫皖奔川陝，繼之博古、李德棄中央蘇區長征。幸而大難有轉旋之望，出征前，經過周恩來的工作，博古、李德終於同意毛澤東參加戰略轉移，而留下項英、陳毅堅持游擊鬥爭。
        

註： 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一般認為是王明、博古（秦邦憲）、張聞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澤民、陳昌浩、張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凱豐）、楊尚昆、夏曦、孟慶樹（緒）、王保（寶）禮、王盛榮、王雲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純）、孫濟民（際明）、杜作祥、宋潘（盤）民、陳原（源）道、李竹聲、李元傑、汪盛荻、 肖特甫、殷鑑、袁家鏞、徐以（一）新。　　

　 　

　 　

張國燾 南下北上  西進東進  由領袖到叛徒　　

1927年，北伐大功垂成，蔣介石、汪精衛先後退出革命，鳥盡弓藏，將中共滿門抄斬。大革命失敗後，張國燾遠赴蘇聯，毛澤東選擇留在國內。1931年初張國燾被中共中央派回國內，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派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來到鄂豫皖蘇區赴鄂豫皖根據地，代表中央領導鄂豫皖蘇區工作。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毛澤東當選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張國燾為副主席。這幾個中央大員的到來，徹底改變了鄂豫皖蘇區的命運。他在鄂豫皖積極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方針，並主持開展錯誤的“肅反”。與中央大員到中央蘇區後反毛、肅反一樣。張國燾到來不久，就對鄂豫皖特委和紅軍進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爾什維克的改造”、“加緊肅反”等旗號。將蘇區原領導人能排擠的盡力排擠。他先是改組了紅4軍（與朱毛紅4軍一樣，也稱紅4軍），將軍長曠繼勛拿下，換上資歷較淺的徐向前。然後他又撤掉了善戰的曾中生，由陳昌浩任紅4軍政委。接着，張國燾在鄂豫皖根據地開始了錯誤“肅反”和 “打AB團”。殃及整個紅4軍和根據地地方政權。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許繼慎及周維炯、熊受暄、姜鏡堂、王培吾、陳翰香、吳荊赤、肖方、關叔衣、龐永俊、程紹山、柯柏元、魏孟賢、潘皈佛、徐朋人、戴克敏、曹學楷、陳定侯、王秀松、舒傳賢、徐百川、王效亭、方英、廖業琪、羅炳剛、查子清、李奚石、江子英、黃剛、王長先、任難等根據地創始人、紅四軍高級將領及一大批營、連級幹部慘遭殺害。除曾中生、曠繼勛、徐向前等少數人外，創建鄂豫皖蘇區的元勛幾乎被殺光。而曾中生、曠繼勛沒有被殺是因為中央點了名要保，徐向前倖免於難則是因為高級軍事 指揮員已極度缺乏，只好留下他。而徐向前的妻子程訓宣卻在審查中被殺掉，徐向前一直不敢問原因，直到多年後去了延安才知道真相。1933年夏，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中再次進行“肅反”，余篤三、曠繼勛、舒玉章等先後被殺，後來還有曾中生。　　

張國燾不同於博古、夏曦，他是黨的創始人之人，威信高、口才好，有組織能力，既殺人又會用人。依靠曾中生和徐向前在鄂豫皖根據地無法堅持時，突圍到川陝邊界又開闢了川陝革命根據地，經過猛烈擴紅，紅四方面軍人數壯大到8萬人。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退出川陝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 而此時，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經過兩萬里長征，到達川西北時已由10萬下降到2萬多人。　　

1935年6月中旬，毛澤東率中央紅軍翻過終年積雪、人煙罕至的夾金山，與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此時，集結於這一地區的紅軍兵力達10萬多人。毛澤東和張國燾同為中共一大代表、中共的創始人之一，是紅軍中資歷最老的黨員。此時兩人又別為兩支主力紅軍的領導人。　　

在紅軍發展戰略方針上，毛澤東意志如鋼，主張紅軍繼續北上，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以領導和推進全國抗日民主運動，只有領導抗日才能壯大紅軍，擴大革命。張國燾認為全國蘇維埃運動已遭到重大挫折，旗子不宜再繼續打下去，應該找一塊能養兵的地方先站住腳，形成地方割據，再觀全國形勢。他並沒有明確的戰略目的地，向南、向北、向東、向西的方向都提出過，視胡宗南軍、薛岳軍、楊虎城軍和劉湘川軍的強弱變化而定，主張紅軍南下川康或西進青海、新疆，反對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兩河口召開會議，重申了北上方針，否定了張國燾的遠離革命中心的退卻主張。陳昌浩、徐向前支持中央的意見，張國燾只好勉強同意北上方針，會合後卻藉口“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有待解決，故意延宕紅四方面軍的行動。張國燾憑藉雄厚實力，手握重兵，向中央要權，要求改組中央和軍委，這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由下級黨要求改組中央黨並成功的特例。周恩來說，這是自中國共產黨創建以來，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權。為了一、四方面軍的團結，中央開會討論給張國燾一個合適的職位。張聞天要讓總書記職，毛澤東深謀遠慮，不贊同，提議將周恩來紅軍總政委一職相讓。後來張國燾另立中央，人們才明白毛澤東真是遠慮如神。如果張聞天將總書記讓給了張國燾，那中央繼續北上就真坐實了“分裂紅軍”、“逃跑主義”之罪名，被批判的就不是張國燾了。蘆花會議，解決了組織問題，朱德仍任總司令，張國燾任總政委，軍委的總負責者。軍委下設常委，增加陳昌浩。周恩來調至中央工作。8月3日，紅軍總部制定進軍甘肅南部的《夏洮戰役計劃》，沙窩會議，重申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組成左右兩路軍共同北上。右路軍由紅一方面軍的紅一軍團（林彪）改編的第1軍、三軍團（彭德懷）改編的第3軍及紅四方面軍部隊是第4軍和第30 軍組成，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指揮右路軍北上，黨中央隨右路軍行動。　 左路軍由紅四方面軍的第9軍、第31軍和紅一方面軍的5軍團（董振堂）改編的第5軍、9軍團（羅炳輝）改編的第32軍組成，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張國燾，總參謀長劉伯承，隨左路軍行動並指揮左路軍。根據中央的規定，左路軍的行動方向，是經阿壩到班佑集結，向右路軍靠攏。左右路軍分別從卓克基、毛兒蓋等地出發，經過艱苦跋涉的，跨過荒無人煙、氣候惡劣、布滿泥潭的草地，8月下旬，分別抵達阿壩和班佑。此時，北方胡宗南尚未完成集結布署，張國燾卻不想北上了，仍堅持南下的方針，藉口噶曲河水上漲，拒絕向右路軍靠攏，並密電陳昌浩、徐向前率右路軍也南下。幸葉劍英提前看到此電，向中央報告。矛看不可調和了，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緊爭磋商，決定連夜率紅一、三軍和中央先行北上，越過胡宗南的包圍線，直入陝甘，翻過六盤山，三軍過後盡開顏，革命前途豁然開朗。陳昌浩率右路軍原紅四方面軍指戰員克服飢餓和疲勞，再次通過渺無人煙的草地，回渡南下，紅軍分裂了。　　

中央走了，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反誣毛澤東、中共中央“分裂紅軍、逃跑主義”， 攻擊中央紅軍是“無止境的逃跑”、“戰士無冬衣，不拖死也會凍死”，宣布撤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大、博古中央委員，開除黨籍，要求中央改成“北方局”或“西北局”。 紅五軍團、紅九軍團，還有朱德、劉伯承，都被裹挾在張國燾這裡。朱德、劉伯承同張國燾的分裂行為進行了嚴肅的鬥爭，不為其利誘脅迫所動。張認為南面的川軍都是被紅四方面軍打怕的“殘敵”，於是喊出“大舉南下，打到天全蘆山吃大米”的口號。餓虎出山，勢如破竹。但功敗垂成，百丈關一戰，“重返羅網之殘匪”被劉湘一戰擊敗，損兵過半。張國燾不得不率紅四方面軍再次退回川康苦寒之地。更重要的是，南下赤化全川無出路，敵軍圍困萬千重，張後來不得不北上。而此時，毛澤東已率中央紅軍進入陝北，直羅鎮切斷了敵人尾追的“尾巴”，一戰奠基。不久，張浩（即林育英，林彪堂兄）又從共產國際回來，毛澤東讓張浩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做張國燾的工作，電令他北上。1936年6月，賀龍、任弼時率紅二方面軍（原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中央紅軍的紅六軍團和賀龍、關向應率領的湘鄂西紅二軍團組成）進過長征來甘孜與四方面軍會師。通過朱德宣傳真相，朱德、賀龍、任弼時、蕭克、劉伯承、關向應、董振堂、羅炳輝同張國燾分裂黨、反對黨中央的錯誤進行了鬥爭。張國燾被迫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北局。６月１０日，張國燾復電中央，表示同意６月底北上，但準備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動，企圖在青海、甘肅、新疆邊遠地區另創一個局面。中央十分警覺張國燾退入新疆，警告張國燾“紅四方面軍北上，宜出甘肅南部，而不宜向臨、洮地區。”9月，二、四方面軍歷經艱辛，陸續北上，進入甘肅。在岷州西北局會議上，張國燾又主張“西進計劃”，主張紅四方面軍由臨潭西進青海，經循化、樂都翻越祁連山，向河西走廊和新疆前進。打通青海、新疆，取得蘇聯支援。二、四方面軍分兵北進，果不其然，張國燾帶領四方面軍北出甘肅後，屯兵臨夏、臨洮地區，意欲西渡黃河，復電“我們以快進西北為宜”。中央電令四方面軍北進配合一方面軍攻打寧夏“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 並明確指出：“至於占領甘肅西部，候寧夏占領取得國際幫助後，再分兵略取之。”還特別強調，寧夏戰役是“對於中國紅軍之發展與中國抗日戰爭之發動有決定意義的戰略行動”，要求“三個方面軍需用最大的努力與最親密的團結以赴之”。 令張率部占領靜寧、會寧，抵近寧夏南部，與一、二方面軍靠擾，為奪取寧夏創造條件。張國燾卻主張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直取永登、涼州（武威）。把西逃新疆，與中共中央北進寧夏混為一談，辯稱進軍甘肅、新疆，打通國際路線，紅四方面軍占領甘北後，可接應一、二方面軍渡河 ，同時打通新疆、蒙古兩地國際路線。中央連續電令，在朱德等紅軍高級將領的堅持下，最終排除了干擾，迫使張國燾暫時放棄打通新疆計劃，向靜寧、會寧進擊。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在會寧大會師。一年前，毛澤東在率紅一方面和中央獨自北上時對陳昌浩、李特等追來的紅四方面軍將士說的兩句話一一應驗：四川壩子敵人有重兵，你們沖不出去 我們現在向北走，給你們開路，我估計不出一年，你們也會跟着我們北上。　　

三軍會師後，中央開始執行奪取寧夏計劃。中共中央早在1936年8月經與東北軍協商，就提出了奪取寧夏的戰略計劃。其要點：（1）紅軍與東北軍合作，打通與蘇聯的陸上交通，建立西北國防政府，出兵綏遠，以推動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2）9月底前，紅四方面軍儘可能奪取岷縣地區，作為臨時根據地，支援東北軍于學忠部占據蘭州，控制河西走廊涼州（武威）、甘州（張掖）、肅州（九泉）。（3）10月和11月，紅軍三個方面軍在甘肅北部會師，完成奪取寧夏的準備。（4）12月，以一個方面軍保衛陝甘寧根據地，以兩個方面軍乘結冰期度過黃河北上，占領寧夏。（5）占領寧夏後，紅軍和東北軍各出兵一部，組成抗日聯軍先鋒軍，向綏遠出動，將全國的抗日運動推向高潮。　　

據此戰略部署，在戰略方向的選擇上，黨中央軍委，多次致電，反覆強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三支紅軍主力要緊密配合。假如一方面軍獨攻寧夏有“顧此失彼之慮”而失敗；四方面軍獨攻甘西也要失敗。如此有被敵“各個擊破之虞”。“只要集中先占寧夏方免此失”。因此，“奪取寧夏打通蘇聯，不但在紅軍發展上，在全國統一戰線，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戰上，都是決定的一環，在當前一瞬間則拒止胡軍把一、四方面軍隔開，又是決定的一環”。　　

寧夏戰役給了張國燾一次最好的實現西進計劃的機會。他企圖利用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的機會，將四方面軍全部渡過黃河西進，不去寧夏，而到甘肅河西走廊地區，遠離中國主體，遠離抗日前線，打通新疆國際路線，獲取蘇聯支持。由於張國燾違抗中央命令，令第五軍（原中央紅軍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渡過黃河後，擅自撤走擔任鉗制、阻擊毛炳文任務的第四、第三十一軍，從而敞開了海打戰役的左翼戰線，使毛炳文、胡宗南兩部得以合擾，戰機已失，海（源）打（拉池）戰役被迫終止，寧夏戰役計劃落空；張國燾於是趁機向中央提出，放棄現陣地，集中全部五軍、九軍、三十軍西進。發動平（番）、大（靖）、古（浪）、涼（洲）戰役。至此，張國燾終於可以實現西進甘西計劃了，向涼州、向河西走廊西進——打通新疆國際路線。奪取寧夏的戰略計劃徹底失敗。事實告訴人們，中共中央命令四方軍西渡黃河，是為了北取寧夏，而河西部隊所實行的則是張國燾的西進逃跑路線。正如毛澤東所預言的，不能集中先占寧夏，終被各個擊破。一方面軍獨攻寧夏 “顧此失彼”而失敗；四方面軍獨攻甘西後來致使西路軍全軍覆滅。然而，這一切，包括陳昌浩在內的西路軍廣大指戰員是不清楚的，或者說是不了解張國燾的包藏禍心的。當然，作為前線主要指揮員的陳昌浩軍事指揮失當，也是一個重要原因。11月6日，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領導人陳昌浩、徐向前電告中央，準備實施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並請示部隊名稱、指揮機關。陳、徐決意執行張國燾路線，事已至此，8日，中共中央電復陳、徐：河西部隊稱“西路軍”，黨的領導機構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11月12日，毛澤東，同恩來怕西路軍張國燾錯誤路線的指導下在河西被敵人隔斷各個擊破，先後致電西路軍，婉言稱：“有單獨前進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難重返河東可能否。”他們自認為有能力在河西建立根據地並打通西進新疆的路線，下決心西進，中央就同意了他們的要求。 14日，張國燾再次以紅軍總政委的名義指令西路軍領導人：必須獨立完成打通遠方任務。西路軍領導人陳昌浩等，不執行中共中央命令，卻聽命於張國燾。如此，便只有失敗一途！在漫漫西征、東返路上，與馬家軍一路血戰，到1937年2月，西路軍被馬家軍悉數殲滅，全軍覆沒，兵敗祁涼。徐向前、陳昌浩、李先念等少數領導人和打散人員存活下來，分散行動，後陸續回到延安。抗戰全面爆發，中央利用統戰關係與馬家軍多次交涉，竭盡全力營救被俘人員和收容失散人員，使數千名西路軍幹部、戰士先後回到陝甘寧邊區。而隨毛澤東、朱德一路長征過來的原中央紅軍董振堂率領的紅五軍團沒能跟着毛澤東走到延安，也隨西路軍飲恨河西。幸而羅炳輝率領的紅九軍團在朱德的堅持下，編入了紅二方面軍，保存了下來。1949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在彭德懷司令員兼政委的指揮下，王震第一兵團、許光達第二兵團、周士弟第十八兵團、楊的志第十九兵團向盤踞在陝 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地區的國民黨反動派軍隊胡宗南部及馬步芳、馬鴻逵部發起追殲。橫掃河西，縱黃河西數十年的馬家匪幫徹底覆滅。終於為西路軍將士報了血海深仇。　　

毛澤東指出：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宣布了張國燾路線的徹底破產。西路軍的失敗，對於廣大西路軍指戰員來說是沒有責任的。當時，西路軍廣大指揮員並不知道張國燾另有企圖，還以為這是黨中央的部署，鬥志昂揚地踏上了征途。他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後繼，英勇奮鬥，同優勢的敵人血戰到底，表現了中國工農紅軍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氣概，黨和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有那麼一些對毛澤東懷有敵意的人們，處心積慮地尋找毛澤東的“錯誤”。毛澤東對西路軍的評述他們也要進行攻擊。說什麼四方面軍部隊西渡黃河是中共中央的命令；河西部隊稱“西路軍”是毛澤東定名的；西路軍始終保持着與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聯繫；因此，西路軍失敗，責任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甚至還有人不明白路線有對錯，說：東北軍要打道蘇聯，西北軍要打通蘇聯，張國燾要打通蘇聯，毛澤東也要打通蘇聯，為什麼張國燾是錯誤的，而毛澤東是正確的呢？張國燾後來還算得上“好漢做事好漢當”，在回憶錄里沒有推卸西路軍失敗責任，也承認陳昌浩的指揮失誤，並認為自己也隨軍過河就不會失敗。鄧小平上台後，有人把西路軍失敗說成是毛的陰謀，這本身才是真正的陰謀。　　

　 　

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1937年張國燾到陝北與中央會合。1937年2月，西路軍失敗的消息傳來，全軍悲痛，紛紛指責張的分裂主義和軍閥主義錯誤，張國燾也失聲痛哭。黨中央對張國燾的錯誤路線進行了批判。張仍為中共中央領導人，並任陝甘寧邊區副主席、代主席。中央希望他認真改正錯誤，繼續為黨工作。可是張國燾拒絕中央的幫助，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投入國民黨的懷抱。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陝甘寧邊區，投靠國民黨。4月18日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毛澤東對張國燾這樣的人仍然一再爭取，並把家屬送去團聚。1955年，因張國燾請求，毛澤東特批其子入廣州中山大學學醫，其學成後赴美行醫。　　

張國燾最後叛逃時，連一個警衛員都沒能帶走。不久，加入軍統，一位領袖淪為叛徒，成了蔣介石的鷹犬，張企圖對以紅四方面軍為班底的129師進行策反，原紅四方面軍戰士早已看清了張國燾的面目。對於中共叛徒，連蔣介石也看不起他，見他已失去作用，隨即棄如敝履。　　

　 　

　 　

王明：教條主義  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教條主義必須休息”　　

1935年10月後，毛澤東率紅軍到達陝北，勝利結束長征，陝北成為中國革命的第二個落腳點。此時國內形勢已十分嚴峻，倭寇不滿足於東北和華北，準備對中國由蠶食而鯨吞。中國存亡續絕之時，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蔣介石不會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教條。趁紅軍立足未穩、喘息未定，命中央軍胡宗南部，東北軍張學良部，西北軍楊虎城部，西北青甘寧馬家軍部，晉綏閻錫山部、榆林鄧寶珊部，幾十萬大軍團團圍困，步步為營，意欲一舉撲滅紅軍。強鄰環伺，萬里長征剛剛落腳的3萬疲憊紅軍面對強敵，毫無懼色，在毛澤東的指揮下，敲山震虎，幾戰而令各路敵軍貌合神離、逡巡而不敢進，並與張學良、楊虎城、鄧寶珊等幾位愛國將領達成互不進攻協議。 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會議中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隨後又放棄了“反蔣”口號。1936年12月，黨按照“逼蔣抗日”的方針，正確處理了“西安事變”及後來的“盧溝橋事變”，共產黨以智慧促成了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形成。1937年八月，洛川會議上通過了毛澤東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把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　　

　 　

1937年11月，共產國際派以王明為共產國際代表，回國指導工作。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委員王明等人乘飛機到達延安。又一次迎接“欽差大臣”，毛澤東等人非常高興，認為是“崑崙山下來的神仙”、“喜從天降”。王明回國是共產國際的決定，是來“幫助黨”的。回國前，斯大林與他們談話，特別強調了統一戰線的作用，明確主張，中共不要害怕會被淹沒在民族解放鬥爭的汪洋大海里。季米特洛夫也對他們談到，可參照西班牙、法國的經驗，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口號，爭取國共兩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共同發展。王明不僅帶着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而且回國前還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見。當時中國共產黨仍然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一時間，毛澤東、張聞天、王明，人們已分不清誰是中共的最高領袖了。　　

王明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左”傾冒險主義曾在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的黨中央占統治影響。以王明為首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 推行不切實際的“城市中心論”、“進攻路線”、“武裝保衛蘇聯”，對抵制懷疑他們錯誤的同志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給各大蘇區造成毀滅性損失，中央蘇區損失百分之百，白區損失幾乎百分之百。王明的錯誤政策集中表現在他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中。 “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王明回國，以中共唯一理論家自居，又有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支持，獨霸了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他引經據典，“言必稱希臘，死不談中國”，馬列主義教條隨口而出，人稱“駁不倒”，代表國際“宣達聖旨”，攻擊毛澤東制定的中央路線。我黨真懂馬列主義的並不多，一下被唬住了，中央許多領導深以為然，一大批政治局委員重新聚合在王明周圍，結果中斷了遵義會議以後的中央路線。幾處倒退到遵義會議以前。毛澤東又開始被孤立，其它可以相忍以讓，但對持久戰、游擊戰為主，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毛澤東始終堅持到底。毛澤東決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馬列主義來批叛王明的教條主義、洋八股，開始如饑似渴地深研馬列主義書籍。　　

毛澤東在延安繼續研究他自己的理論，準備駁倒王明。從王明1937年11月歸來起，直到1938年10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才在基本上克服了這種右的偏向。  　　

為什麼毛澤東會感到孤立呢？為什麼在經歷了反對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在國民革命和土地革命過程中的錯誤路線之後，這一次又出現了多數領導人對王明的支持呢？根源還是在於教條主義的深刻影響。中央領導里仍然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成員為主。雖然經歷過這麼多血的教訓，許多人已經轉變過來，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但黨內教條主義這一土壤不清除，錯誤路線就還會不斷地滋生出來。　　

　 　

王明和劉少奇等抽空具體歷史時空條件和環境，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只講聯合不講鬥爭；反對放手發動群眾，擴大抗日民族武裝，反對地方不服從中央，八路軍也要接受蔣介石的指揮，建立真正統一的軍隊，即統一指揮、編制、武裝、紀律、待遇、作戰計劃和作戰行動。沒有統一的國防軍和正規軍是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放棄獨立自主的原則，合二為一；游擊戰爭不能戰勝日本。信任國民黨超過信任人民群眾，正中蔣介石分共、溶共的下懷，實質上等同於不要搞革命，不要搞鬥爭，不要無產階級領導權，自廢武功，依附於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這明顯是投降主義而王明卻不自知。　　

王明也是主張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的，但不是認真研究黨在此之前所作出的決策是否符合實際，不是把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與中國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而是將共產國際的指示當做批評黨的決策的尚方寶劍。批評中共中央洛川會議以來在統一戰線工作中犯了錯誤，如對國民黨態度有錯誤；強調獨立自主，妨害了統一戰線；宣傳工作中還有黨八股，如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的宣傳等。　　

王明去抗戰臨時首都武漢負責長江局工作。因有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他藐視中央，凌駕於中共中央之上，多次冒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文章和演講，有正確的，更多是不正確的。事前不請示，事後還對抗，嚴重破壞了黨的紀律。由於王明的干擾和影響，一些地方的黨組織如新四軍沒有集中力量在敵後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埋下了皖南事變的伏筆；在城市，他只注意上層的統戰工作，並要地下黨公開活動，結果暴露了黨組織，使黨的工作處於被動狀態。　　

  鑑於王明的言行造成的嚴重分歧和混亂，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建議王明不能再到武漢去。但由於大部分中央同志反對，毛澤東的提議竟沒有獲得通過。中央決定派任弼時赴莫斯科（王稼祥因治傷先期到達蘇聯, 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離開莫斯科時，王稼祥剛剛手術後身體才復原，就被命令接替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的工作。王勉強同意並要求中央派另外的人去接替他。任弼時到莫斯科後替換王稼祥，成為中共駐國際的新代表），向共產國際說明中國的情況，以加強相互間的了解。王明依然在武漢滔滔不絕地宣讀共產國際的主張，與此同時，毛澤東則是在認真思考和深入研究中國革命和抗日戰爭的實際問題，並提出對策。在系統總結土地革命時期形成的軍事理論基礎上，毛澤東發表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 任弼時到莫斯科後，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報告。王稼祥也作了發言。毛澤東同志的威信已使共產國際的最高領導人信服了，共產國際完全同意毛澤東的政治路線，明確支持和聲援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會後決定任弼時留在共產國際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回國。1938年7月，季米特洛夫在王稼祥回國前夕，約請他和任弼時談話，認為中央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及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明確肯定和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共領導人，認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競爭當領導人了，毛澤東同志是中國人民的領袖。  在30年代的早期，王和任都是“王明路線的追隨者”，但30年代末他們都支持毛澤東。王稼祥回國後，傳達了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　　

直到30年代中期，在黨內還存在着一個壞的習例，無論什麼時候黨內意見不同及發生激烈爭論，就要請示共產國際裁決，這種事情持續到1938年王稼祥回來後情況才發生變化，因為共產國際已經承認毛澤東應該為中共領導人了。同時正因為毛澤東成為了中共領導人，堅持獨立自主原則，才成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政黨。1943年6月，共產國際解散。　　

　 　

莫斯科的歸來和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是六中全會召開的主要原因。中央發電通知王明參加六屆六中全會，王明自視甚高，開始不服從，反而要毛澤東、黨中央到他所在的國民黨統治地區武漢或西安召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如此私心自用，幾乎等於給蔣介石將中共中央一網打盡的天賜良機。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這也是自1928年六大以來規模最大和時間最長的全會。在55位代表中，有12位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明、張聞天、項英、秦邦憲、康生、王稼祥、彭德懷、劉少奇和陳雲，另外其他5位中央委員關向應、張浩、楊尚昆、李富春、李維漢和30多位軍政和中央部屬代表參加。在中央最高級領導人之中只有三位缺席：任弼時(在莫斯科)、鄧發(在新疆)和何克全(凱豐)。其他人，如周恩來、朱德、王明等沒有全部參加全會的各次會議。　　

六中全會是中共歷史上最重要的會議之一，它甚至可能比遵義會議還重要。遵義會議只是清算了王明的幾個支持者的錯誤思想，而六中全會則徹底戰勝了王明本人的錯誤思想。毛澤東在會上用王明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詞語，重申了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批評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和“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方針，分條析理地指出王明等人離開中國特點、抽空條件和環境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脫離實際，是教條主義。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為了克服教條主義，毛澤東號召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列主義。提出了擴大黨內民主和加強紀律。更有意思的是，毛澤東用王明等人自己的論據將王明等人的理論謬誤批得原形畢露。如毛澤東在批評“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時針對王明提到的法國經驗指出：“聽說法國共產黨曾經提出過這個口號，那是因為法國有了各黨的共同委員會，而對於共同決定的綱領，社會黨方面不願照做，依然干他們自己的，故共產黨有提此口號以限制社會黨之必要，並不是提此口號以束縛自己。中國的情形是國民黨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企圖指揮各黨聽它一黨的命令。”“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的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　　

   　　

六中全會還結束了自1937年11月王明到延安後就開始的、黨內領導者之間的十二個月的爭論。但是王明依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他仍為黨的統戰領域的領導人，與中共代表團一起留在重慶有一段時間，並繼續發表他的文章。在黨的七大和八大上，他依然是中央委員。中國革命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地受到來自教條主義的干擾，直到延安整風運動，徹底結束了教條主義的影響，徹底轉換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開始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洋八股廢止了，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毛澤東思想橫空出世。　　

建國後，王明主持制定了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1956年王明請假去蘇聯，從此一去不返。八大時，秉承“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一貫原則，毛澤東仍親自提議讓他繼續擔任中央委員。王明對毛澤東至死不服，到蘇聯後得到赫魯曉夫的支持，專門攻擊中共。王明本打算寫一本批毛澤東思想的書，為自己的錯誤路線翻案，未完即亡。王明的錯誤，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始終站在別人的立場來看中國，為別人考慮的太多，為我們自己考慮的太少了。以別國利益為中心利益，以別國目標為中心目標，以別國指示為最高指示，所以他不會銘記於中國人民的心中。　　

　 　

　 　

劉少奇 鄧小平  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大食堂 誰在刮五風，誰在糾五風？　　

[話題禁忌，存目]
中國剛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功，大躍進運動穩步前進。劉少奇卻頭腦發熱，爭於求成，左傾冒進，拿着《大同書》，想一步登天進入共產主義。　　

非毛者總是將自己的錯誤歸為毛澤東的錯誤　　

　引一段資料不犯禁吧　　

時間地點	毛澤東				劉xx等
1958年1-3月	批評1957年的“反冒進”，提出大躍進、總路線
3月成都會議	就吳芝圃提出河南今年能搞個豐產年，增產幾百億斤糧食不成問題，河南糧食很快就過關了。毛澤東不信，給他頂了回去。毛澤東說：試試看，這種人表面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
3月成都會議	對人民日報總編兼社長吳冷西說：河南提出苦戰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遼寧要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自給）。我懷疑是錯誤的，河南提出今年辦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要卡住。否則這個省登，那個省登，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一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長一點比較好。我就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餘地……現在報紙報導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餘地。
4月中旬武昌會議	對吳冷西做5點指示：　　 1、近來報紙的宣傳反映實際不夠，但也有不實之處。如指標、計劃講得過頭了。現在要調整一下，要壓縮空氣。鼓幹勁的話要講，但不要華而不實。　　 2、報紙在宣傳的時候要慎重，比如說綠化，不能說種一些樹就是綠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飛機上看到湘南、粵北那樣鬱鬱蔥蔥才算綠化。又如水利化，有說一年實現的，有說三年實現的，其實都不能叫“化”，只是改變一些面貌。又如說‘四無’，應當相信可以實現，但也不是一兩年或三五年可以實現的。一個‘化’，一個‘無’不要隨便宣傳已經實現了。即使訂規劃、提口號，也要留有餘地，在時間和空間上說得活一點。否則，說一年或兩年完成，那不是以後沒事幹了嗎？要留給後代子孫一些事做。現在說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面貌，其實只是初步改變面貌，能否做到還得看一年。　　 3、報紙的宣傳要搞深入、踏實、細緻。我們講多快好省的方針，報紙上不能只講多快，不講好省。我們是講好大喜功的；大而無功，其實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實就是無功。報紙對一些問題，要由小見大，要把許多雜亂無章的事情加以概括，從理論上把事情說清楚。報紙的評論，應帶理論色彩，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質，抓住了規律。這樣把綱提起來，才能使幹部和群眾方面明確。意識形態上和上層建築的重要性就在這裡。　　 4、現在全國出現高潮，出現許多新鮮事物，但也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記者、編輯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對眼前彩色繽紛的現象做出政治判斷，有遠見卓識，這不容易，但應努力做到。　　 5、報紙的問題帶有普遍性，不僅人民日報存在，省報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開全國報紙的總編輯會議，討論新聞宣傳如何改進。此事要告訴陸定一同志，並報中央書記處。			事後吳冷西把毛澤東意見回報有關領導和書記處。陸定一說：夏天太忙秋後再說。
5月八屆二次會議				確定總路線大躍進政策，提出15年超過英國
5月下旬	通過毛澤東親自製定的綱要，即4、5、8畝產綱要
6月14日　全國婦聯黨組會				提出大食堂設想，而且還會吃得飽些、好些，還節省糧食。預言15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15年等於三、四個美國。再有40年、50年中國可進入共產主義。
6月30日　談話				要開始共產主義基層組織試驗，工農兵學商。提出三、四十年可進入共產主義。
7月5日　石景山				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而是兩、三年。超過美國也就是七、八年。報紙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趕英，七、八年超美，是為了麻痹敵人
7月中旬山東、江蘇				壽張縣匯報社幹部：玉米、穀子，畝產3萬斤至5萬斤，地瓜30萬斤，籽棉畝產1．5萬斤。說：這是“壓倒了科學”，“是一個革命”。 常熟一個鄉的黨委書記數實現稻穀畝產1萬斤。反問道，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消息見報後。全國各地的實驗田紛紛地把原來幾千斤的牌子，換上了幾萬斤。大田畝產幾千斤的報導，也跟着改變了腔調，變成了畝產數萬斤。
7月19日　天津				並為一鄉一社，政社合一。工農兵學商，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是共產主義公社。
8月-9月	視察七里營，講“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一大二公，工農商學兵，構成社會基層單位，集體經濟。				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帶着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徐水書記立即宣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成立公社，樹木歸集體，房屋也由公社統一分配，社員實行工資制，計劃一畝山藥產120萬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000斤。並在　9月1日　上人民日報。　9月13日　李先念視察，徐水已經是政社合一，一縣一社，統收統支，全部供給制。
8月13日　天津	視察稻田，有人說畝產可達10萬斤。說：不可能的事。指着一位領導說，你沒有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是“放大炮”。 ”。對着《人民日報》五位小女娃站在稻秧上的照片說：娃娃，下來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麼！　　 找吳冷西和胡喬木談話，指出：《人民日報》、新華社、廣播電台是輿論機關，“不要講過頭的話”
8月30日　北戴河會以結束	人民公社6條。一鄉一社，政社合一。對於萬人以上社不反對不提倡。並社不強迫，先試點逐步推廣。現為集體所有制，條件好3、4年過渡到全民所有，一般5、6年或更長一點時間。還是按勞分配。
8月北戴河	農林口上報的各地匯總的糧產指標超過1萬億斤。毛澤東說：搞不了這麼多。
9月10日				視察徐水，當地說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即說：“那麼做真有效果嗎？哈哈！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消息見報。
9月13日				審定人民日報《高舉人民公社旗幟前進》，強調婦女全部參加生產，全部自留地、自留牲畜和大型工具公有。未請示毛澤東，刪去6條中“或者更長一些時間”一段話。
9月 24　日人民日報				在河南發表過渡到共產主義5個條件。基本為人人參加體力勞動，勞動分工更細，搞好技術革命和教育，中心是全民所有制。沒有6條中社會產品極大豐富，道德和教育提高，消除三大差別，內部階級矛盾消失等。推廣“家庭革命”設青壯年男子班、青壯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別各自到各自的營房住宿，每周團聚一次。
10月	毛澤東派田家英、吳冷西到新鄉調查，下去前說：“現在的問題在於：什麼是共產主義社會？現在並不是人人認識一致，甚至在高級幹部中也各說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說。”要求帶《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和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匯報後毛澤東說：　　 一縣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損害富社積極性，還是搞“按勞分配”；有利於生產發展的就干，不利於生產發展的就不干。供給制只能搞食堂，但也要粗細、忙閒、干稀搭配，放開肚皮肯定維持不下去。縣經濟只能搞集體經濟，不能搞全民。夫妻分開住，是幫國民黨忙。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怎麼得了？這次鄭州會議要叫大家冷靜下來。				視察江蘇，講“如何建設美好的共產主義生活及培養人民共產主義精神”依然是那5個條件。在南京說：：“農民吃飯不要錢，搞供給制，鄉社幹部勢必跟着走，鄉幹部一改，縣幹部、省幹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軍隊也得改。”
11月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　　 2-10日	毛澤東指出：今年的糧食產量9000億斤，有假，最多7400億斤，把7400億斤當底數，其餘1600億斤當作謊報。人民是騙不了的，敵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別人的豬說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麥子報成400斤。畝產萬斤這股風是《人民日報》刮起來的。他提醒人民日報說：要冷靜，這次會議之後，畝產廣告要逐漸減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絕跡。否則，《人民日報》就會變成中央日報。　　 現在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大線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小線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這兩條線一定要劃清，不能混淆。他還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質，目前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不少人嚮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商品的差別，沒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現在還是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價值法則來做為一種有用的工具。我們國家是個商品生產不發達的國家，現在又很快的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還要發展，這是肯定的，有積極作用的。……有些同志讀馬列主義書時是馬克思主義，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範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說慌，人民是騙不了的					21日，人民日報照樣以顯著標題報道：廣東又一個實現糧食平均畝產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畝產糧食1600斤，30多萬畝晚稻特大豐收，比去年畝產增加2．2倍。
11月21日　召開武昌會議	毛澤東：“現在就是吃窮飯，什麼公共食堂，現在就是太快，要犯冒進主義錯誤。”　　 毛澤東：“按照劉少奇、彭真的意見，是趁窮之勢來過渡，趁窮過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難過渡……”　　 毛澤東此後反覆地指出：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必須有生產的極大發展，物質條件極大的豐富，還有一個人民覺悟的極大提高。“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窮過渡”，不是馬列主義。　　 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有一塊實驗田，水稻畝產上萬斤。毛澤東說：我不相信。外國朋友問毛澤東，畝產萬斤糧的奇蹟是怎樣創造出來的，他一笑置之，說：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				劉少奇插話：“農村（人均）達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費水平就可以轉—批（指集體所有制轉為全民所有制）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　　 彭真插話：“我們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比工人收入多時，就不好轉了。把三化（機械化、電氣化、園林化）的標準壓低，早轉比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
11月21日　武昌會議	現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沒有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現在一吹，吹得那麼厲害，想當先鋒，這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對的規律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說過渡就過渡。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不但要具備有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而且還要有國際條件，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　　 人民公社還是要議一下，總得有那麼個決議，或者搞個指示。杜勒斯、蔣介石他們都說，我們不搞人民公社還不會亡，一搞這個東西，就一定會亡。你不要說他沒有道理。總有兩個可能性，要麼亡，要麼不亡。我腦子裡頭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人民公社究竟怎麼辦才好？經過這次討論，如果是多數人，比如十個人裡頭有六、七個人，都說那個辦法比較好。　　 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餘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右傾機會主義了。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500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萬人。死5000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麼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明年3000萬噸鋼（北戴河會議決定1959年鋼產量為2700—3000萬噸——筆者注）。究竟要不要定這麼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險　　 恐怕明年2700到3000萬噸難於辦到，我們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說我才能服。你們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要做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鬥，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裡反冒進，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　　 在武昌會議決議中加入以下話：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我們既然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
11月	找吳冷西談話：　　 做新聞宣傳工作的記者和編輯，看問題要全面，要看到下面，又要看到側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績，又要看到缺點。這叫做辯證法，兩點論。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不讓講缺點，不讓講壞話，不讓講怪話。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壞的一面；反之壞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壞，也有好的一面，只不過主次不同罷了。聽到人家說好，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壞處也沒有？聽到人家說壞，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好處也沒有？大躍進是好事，但浮誇風就不好。　　 做新聞工作無淪記者或編輯都要頭腦冷靜，要實事求是。下去採訪，不要人家說什麼你就報道什麼，要自己動腦子想想是否真實，是否有道理。　　“毛主席說到，‘據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報》在大躍進中搞各省進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進度表），放‘衛星’（糧食和鋼鐵的高產“衛星”）等報道方法，對各地壓力很大。結果你追我趕，大搞浮誇，這要引以為戒。　　 歸納為三個意見。說：　　 第一，要實事求是，報道時要弄清事實真象，不是新聞必須真實嗎？一定要查清虛與實，是虛誇、作假，還是真實、確實。新聞報道不是做詩寫小說，不能憑想象虛構，不能搞浪漫主義。　　 第二，現在要下明礬，把混亂的思想加以澄清。聽說《人民日報》有一篇社論講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時把時間縮短了，說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決議上寫的‘或者更長一些時間’那半句話了。那半句話是我加上的。當時的想法是謹慎一點好。現在看來還是太急了。你們刪去那半句話就更急了，不知是聽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員的意見。　　 第三，我在成都會議上就曾說過，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就有這個危險。杜勒斯天天罵我們，說明他恐慌，害怕我們很快強大起來，美國人會想到是不是對中國發動預防性戰爭。這對我們不利。何必那樣引人槍打出頭鳥呢？何況我們的成就中還有虛誇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麼的成績，也否要大吹大擂，還是謙虛一點好　　 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記者和編輯頭腦都要清醒多開動自己的腦筋，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隨聲附和。要調查，追根到底。要比較，同周圍比較，同前後左右比較，同古今中外比較。唐朝有位太守，他審理案件，先不問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圍的人和環境，調查好了才去審問原告和被告，這叫做勾攤法，也就是比較法。記者和編輯要學會這種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實這也是思想方法，是實事求是的方法。記者，特別是記者頭子’——這時毛主席指我說，‘像你這樣的人，頭腦要清醒，要實事求是。　　 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如果不轉，《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						對於毛澤東說宣傳上要轉，不轉就變成國民黨《中央日報》的意見。劉少奇說：‘不能馬上轉，不能全面轉，而是要逐步轉。’
1959年3月第二次鄭州會以	從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後，颳起了一股“共產風”，主要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公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這樣一來，“共產風”刮遍全國。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採用贖買政策，怎麼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麼？這樣下去，一定垮台！　　 我代表1000萬隊長幹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按：當時如果誰反對劉少奇推行的“共產風”就被他們批判為右傾，所以毛澤東這樣說——筆者注），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裡告狀！
4月29日　上海會議	發布了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例如，去年畝產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年青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植，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人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供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閒時少吃，閒時半乾半稀，雜以蕃薯、青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少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進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這三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裡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高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1959年6月	58年講話後，《人民日報》和新華社並沒有很好的貫徹執行， 1959年6月，毛澤東責成主管宣傳口日常工作的中央書記鄧小平和彭真，要他們立即研究宣傳工作如何轉向的問題。	6月14日　，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彭真同志召集書記處會議（鄧小平同志摔傷了腿，住院治療），討論宣傳工作怎樣轉向問題。經過討論，最後決定由胡喬木、周揚和我準備一個文件，書記處再研究決定。我們起草了一個關於宣傳上如何轉向的問題通報（草案），17日彭真同志再次召開書記會議，討論這個通報（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後，準備以中央名義下發。彭真同志將修改後的通報送給劉少奇同志審批，劉少奇同志認為通報本身沒有什麼問題。但此事關係重大，需要毛主席召來政治局會議時通過。
6月20日　政治局會	批評浮誇風和高指標之後，轉而談到宣傳問題時，指出：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新華社也有變成中央社的危險…公開的宣傳，不論新華社或《人民日報》或廣播電台都要來一個轉變，不能像目前這樣不顧左右而言他。

　　　　　

　 　

文化大革命　　

[話題禁忌，存目]
不能多言，以給官僚主義畫像來敷衍　　

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　　

正如他們將某事件設為話題禁忌不許討論研究一樣，他們將大刮五風、文革作為話題禁忌封殺不合官方定調的異論不是因為要為毛澤東掩飾，而是要為自己當年所犯的罪行掩飾。　　

　 　

毛主席說：修正主義上台，就是資本主義上台，而且是最壞的資本主義，是法西斯主義; 如果這樣的共產黨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掛着羊頭賣狗肉，那麼人民就要自發組織起來，以武裝的革命堅決打倒假共產黨！推翻其在中國的罪惡統治！並全部、乾淨、徹底地消滅一切附着在這個奸偽集團上的官僚買辦漢奸勢力。　　

毛澤東洞察古往今來，是中國革命的開路先鋒，他在中國革命的大方向上，每一步都起到了先進的作用。正如當年中央逐步轉移到中央蘇區一樣：他走的道路，後來逐步成了黨中央走的道路。他的戰略思想，後來成了黨中央逐漸靠近的戰略。毛澤東已經為未來中國的革命探索出了一條溫和革命道路：文化大革命。隨着信息時代的來臨，它的條件已經越來越成熟。毛澤東開闢的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將逐漸成為未來人民革命的道路。更是以下官僚主義的剋星：“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做官當老爺、不深入基層和群眾，不了解實際情況，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成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不關心群眾疾苦，飽食終日，無所作為，遇事不負責任，獨斷專行，不按客觀規律辦事，主觀主義、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教條主義、命令主義、形式主義、文牘主義、事務主義”　　

官僚主義的二十種表現（給官僚主義畫像）　　

毛 澤 東　　

第一種，高高在上，孤陋寡聞，不了解下情，不調查研究，不抓具體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一旦發號施令，必將誤國誤民。這是脫離領導、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　　

第二種，狂妄自大，驕傲自滿；主觀片面，粗枝大葉；不抓業務，空談政治；不聽人言，蠻橫專斷；不顧實際，胡亂指揮。這是強迫命令式的官僚主義。　　

第三種，從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頭，辛辛苦苦；對事情沒有調查，對人員沒有考察；發言無準備，工作無計劃；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眾，盲目單幹，不辨方向。這是無頭腦的、迷失方向的、事務主義的官僚主義。　　

第四種，官氣熏天，不可嚮邇；唯我獨尊，使人望而生畏；頤指氣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風粗暴，動輒破口罵人。這是老爺式的官僚主義。　　

第五種，不學無術，恥於下問；浮誇謊報，瞞哄中央；弄虛作假，文過飾非；功則歸己，過則歸人。這是不老實的官僚主義。　　

第六種，遇事推諉，怕負責任；承擔任務，討價還價；辦事拖拉，長期不決；麻木不仁，失掉警惕。這是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　　

第七種，遇事敷衍，與人無爭；老於世故，巧於應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圓。這是做官混飯吃的官僚主義。　　

第八種，學政治不成，鑽業務不進；語言無味，領導無方；尸位素餐，濫竽充數。這是顢頇無能的官僚主義。　　

第九種，糊糊塗塗，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過且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一問三不知，一曝十日寒。這是糊塗無用的官僚主義。　　

第十種，文件要人代讀，邊聽邊睡，不看就批，錯了怪人；對事情心中無數，又不願跟人商量，推來推去，不了了之；對上則支支吾吾，唯唯諾諾，對下則不懂裝懂，指手劃腳，對同級則貌合神離，同床異夢。這是懶漢式的官僚主義。　　

第十一種，機構龐雜，人浮於事，重床疊屋，團團轉轉，人多事亂，不務正業，浪費資財，破壞制度。這是機關式的官僚主義。　　

第十二種，指示多，不看；報告多，不批；表報多，不用；會議多，不傳；來往多，不談。這是文牘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官僚主義。　　

第十三種，圖享受，怕艱苦；好伸手，走後門；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請客送禮，置裝添私；苦樂不均，內外不一。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義。　　

第十四種，“官”越做越大，脾氣越來越壞，生活要求越來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裝飾越貴越好，供應越多越好；領導幹部這樣，必定引起周圍的人鋪張浪費，左右的人上下其手。這是擺官架子的官僚主義。　　

第十五種，假公濟私，移私作公；監守自盜，執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還。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義。　　

第十六種，伸手向黨要名譽，要地位，不給還不滿意；對工作挑肥揀瘦，對待遇斤斤計較；對同事拉拉扯扯，對群眾漠不關心。這是爭名奪利的官僚主義。　　

第十七種，多頭領導，互不團結；政出多門，工作散亂；互相排擠，上下隔閡；既不集中，也無民主。這是鬧不團結的官僚主義。　　

第十八種，目無組織，任用私人，結黨營私，互相包庇；封建關係，派別利益；個人超越一切，小公損害大公。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義。　　

第十九種，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蛻化；靠老資格，擺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惡勞，遊山玩水，走馬觀花；既不用腦，也不動手；不注意國家利益，不關心群眾生活。這是蛻化變質的官僚主義。　　

第二十種，助長歪風邪氣，縱容壞人壞事；打擊報復，違法亂紀，壓制民主，欺凌群眾；直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作奸犯科，害黨害國。這是走上非常危險道路的官僚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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