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巨泄：万折（泽）必东——非毛是党内的一贯历史主题　　

天下第九 　　

30年来中国社会非毛、反毛的努力每每失败，他们制造的一次次大规模进攻最终都从反面教育了人民群众，演变成一波波大规模的毛泽东热。作为革命领袖，以前捍卫毛泽东的主要力量来自共产党内；作为人民领袖，现在捍卫毛泽东的主要力量来自人民群众，反而是党内官僚主义集团贪天之功，控制舆论，成为非毛、反毛的潜后台。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无法接受并正视但又隐隐约约、心知肚明的历史是：非毛一直是共产党内的一贯历史主题，反毛一直是官僚集团的潜规则。　　

自从1927年毛泽东道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起。毛泽东的敌人就一刻也不停止地反对他、攻击他、诽谤他是、污蔑他。尚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意识到党内早就有了一位雄才大略、囊锥露颖的天纵英才。党内的同志一路怀疑、非议、指责、打击毛泽东。毛泽东服从组织纪律，百折不屈，愈挫愈奋，总是在最危难的时刻为中共指明了前进道路。毛泽东使中共克服了海归派将中共俄化的倾向，形成了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毛泽东思想。从湘南特委特派员周鲁到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从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再到中共中央博古，最后到共产国际特派员王明，当发现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正确，中央不得不一次次向毛泽东逐渐靠扰。百川入海，万折（泽）必东。毛泽东指引的方向逐渐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建党建军建政的思想渐渐成了共产党的思想。从中共的历史看，中共本身并不具有先进性，只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先进性才有了中共的先进性。毛泽东思想是中共的灵魂，而其执政思想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不似现在官僚主义的“被人民服务”。没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共犹如美国军队没有了武装。而这正是他的敌人苦心孤诣想实现的。中国人一向有自毁长城的优良传统。　　

革命时期党内非毛总是记录党内领导在探索革命时所犯的错。建设时期党内非毛总是党内领导将自己所犯的错误修正为毛泽东的错误。凡是毛泽东的都是错误的，凡是错误都是毛泽东的。正如他们将某事件设为话题禁忌不许讨论研究一样，他们将大刮五风、文革作为话题禁忌封杀不合官方定调的异论不是因为要为毛泽东掩饰，而是要为自己当年所犯的罪行掩饰。　　

人中间有三岁小孩子，三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理国家的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说话往往好听，做事往往幼稚，事与愿违，不是目的错，而是策略错。这类人一旦掌握权力，必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亲痛仇快，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只有最无耻的人，明明是自己犯的错，弄到山穷水尽、天怒人怨的地步，还会天天造谣，说毛泽东如何不堪。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高度是世人根本无法企及的。因为毛泽东前瞻性的目光，雄视千古，他做的事往往不为人所理解。直到后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其英明正确，仍然有人不愿服气，宁愿自欺欺人编造谎言圆谎，一条道走到黑也不愿向真理低头。　　

孟子和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虽然《非儒》里揭露了很多孔子跟乱臣贼子混在一起的事迹，而司马迁的《史记》也根据自己好恶夹藏了许多私货。但有孔子、司马迁这样基本上秉笔写春秋的史官作史，后世的乱臣贼子难免有所顾忌。如今败类为官，乱臣贼子作春秋而天下英雄惧。炎黄春秋，历史悠悠，功过却由一群乱臣贼子、蝇蝇苟苟者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信口雌黄，天下英雄豪杰谁还敢为国为民挺身而出、抛洒热血。党内一帮非毛者为既得利益集团文过饰非、为某些尊者讳，仍然继承党内非毛的传统，将所有的错误都描述成毛泽东的错误，欺世盗名。毛泽东说“人民创造历史。”官僚主义集团回应：“还好现在历史不是人民书写的。”历史是春秋，但春秋并不等于历史。　　

　 　

雄伟的井冈山  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吗？　　

　 　

1927年秋收起义攻占大城市长沙的任务受挫后，主要来自安源煤矿工人和平浏农民自卫军的5000人的起义大军只剩下一千余人，还损失了总指挥卢德铭，毛泽东及时调整中央命令他攻占长沙的决策，率余部踏上了前往井冈山的道路，把井冈山构筑成起色的起点。在井冈山初期,师长余洒度问老泽东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吗?同一个问题后来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归来的海归派刘安恭也问过。面对余洒度的非议，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因为当时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不久他就用事实和理论证明了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和为什么能出马列主义。　　

而余洒度只相信城市中心论的教条，无法忍受山沟里的艰苦生活，脱离队伍，向中央告状去了，后来信仰丧失，成了可耻的叛徒，因为走私贩毒分赃不均被揭发，被蒋介石下令处决。　　

如同孙中山为推翻满清从海外策动了几十次武装起义皆以失败告终一样。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将中国共产党满门抄斩、斩草除根。避在武汉、上海的中共中央先后策动了200余次起义，皆以失败告终。广州起义甚至仅存在三天，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在三河坝分兵，主力部队南下潮汕结果全军覆灭，总副指挥叶挺贺龙及周恩来刘伯承等夺船出海得以保全。南昌起义的高级指挥官皆星散隐蔽后，留守三河坝的第九军副军长朱德自然成了留守部队的最高军事长官，朱德、王尔琢、陈毅浴血奋战，率2000残部突出重围，转战到赣南五岭山中。反而为革命保留了火种，如无陈毅辅佐朱德加强政治教育，则三河坝分兵后朱德部必与主力一样覆没。后来这部分南昌起义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成了共产党革命的一面旗帜，中共中央终于看清了井冈山的道路的意义。　　

　 　

左倾盲动，三月失败、八月失败　　

　 　

1928年3月，毛泽东已经在方圆五百里的井冈山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大小五井和九陇山两个军事根据地日益壮大，建立了工农兵政权，控制了宁冈、遂川、永新、莲花、茶陵、酃县的大部或部分，正当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向前发展时，湘南特委周鲁来到井冈山。　　

因为边界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领导的，毛部属湖南省委领导，所以毛泽东一直向湖南省委报告并请斡旋。 党中央发出的指令，多有省委来周转。再加上湖南省委多次遭破坏，所以对井冈山的领导责任就落在湘南特委机关。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央把湘东赣西两个特委合并到赣南特委里边。周鲁是湘南特委的军事部长，又是省军委特派员。他的到来，等于拿了一个“尚方宝剑”。年青血性的周鲁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一到井冈山，青红皂白不管。贯彻中央盲动策，批评毛泽东在井冈山不搞烧杀，人民不贫不造反。只有把小资也逼成无产他们才会跟我们一起造反。湘南朱德的暴动已经贯彻中央和省委的精神搞得轰轰烈烈，而井冈山却冷冷清清。宣布中央因为毛泽东秋收起义不打长沙开除毛党籍。因为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在部队中的绝对权威，所以没有一撸到底，将毛泽东降为师长，前委改组成军委，不管地方只管军事。以何挺颖为书记，毛泽东因被开除党籍无权参加党的会议，毛泽东受此打击毫不动摇，戏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以自嘲处境和抒发愤懑，但他只要能革命，师长也照样干。周鲁命令开部队开赴湘南，配合湘南暴动去冒险。主力外出井冈山一片空虚，井冈山大部分被国军占领一个多月。无辜百姓遭祸灾，功败垂成难以挽回。挫折毕竟是暂时的，大雾散去天空必又是一片湛蓝。部队在驻酃县（今湖南炎陵）中村时，看到了中央文件的原件。原来“开除毛泽东党籍”是误传，实际是撤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朱德陈毅部队因执行湘南特委左倾盲动的烧杀政策而致郴州反水，夏明震等无谓牺牲。衡阳许克祥、韶关乐昌范石生南北强敌压境，湘南暴动最终失败。井冈山根据地失去大部、湘南全失，史称“三月失败”。 毛泽东闻湘南失败即率井冈山部队接应，阻击敌军，掩护朱德部向井冈山退却。1928年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农军8000余人，湘南农民组成，基本是梭镖长矛，拖家带口，后因思念家乡、井冈山生活艰苦和湘南特委强调“守土有责”，坚持固守湘南，认为“逃到井冈山是可耻行为”，重返湘南打游击，旋即覆没。）退到宁冈，两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四军，辖28(王尔琢)、29（胡少海）、31（张子清）、32（袁文才）四个主力团，重新恢复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恢复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敌人虽然数倍于我，亦不能阴止井冈山根据地的日益扩大。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的时候,1928年8月，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来到井冈山后，挟省委指示信要四军向湘南发展,并说这是“绝对正确”,必须“毫不犹豫”执行;要毛泽东担任赴湘南作战的“前敌委员会”书记,随军出发;边界特委书记则由湖南省委另派杨开明担任。前次湘南烧杀已使红军无法在湘南立足，再执行上级指示明显是错误的，但不执行呢?又为党的纪律所不允许。毛泽东力陈不能去湘南的六大理由,指出杜修经主观盲动瞎指挥有断送井冈山的危险。杜不听劝谏，坚决要执行省委指示，在湘赣两省“会剿”之时，趁毛泽东率31团远在永新，利用29团的乡土情绪，鼓动朱德、陈毅率领的28、29团开往湘南执行省委向湘南发展的命令。以胡少海为团长的29团是以宜章农军为主，离开家乡半年多了,思乡情绪越来越重,井冈山的生活又十分艰苦，现在听说湖南省委要求向湘南发展,更是一拍即合,“打回老家去,回家割稻子”，在省委特派员的杜修经的鼓动下，29团士兵思乡心切归心似箭，难以遏止，29团团长胡少海及朱德、陈毅临时动摇，只好执行命令，率军开赴湘南。湘南之行，因毛泽东不去湘南，毛前委书记被取消，推选陈毅为前委书记。要回湘南了，29团跑在前头,行如飞奔，28团有时追都追不上。攻下郴州后,29团除萧克所指挥的一个连外其余全部解散自由行动，理发的理发，吃喝的吃喝，一个个枪杆上腰带间挂满了回家的礼物。28团也跟着发了一笔小财，团长林彪搞到了一百几十银元。下午敌人反扑,29团朝宜章家乡方向四散溃逃，29团就这样覆没了，28团也受损。29团千余人马只有胡少海团长带领的团部和萧克的一个连共100多人跟上了军部和28团,撤出郴州,退到了资兴。此次湘南之行还牺牲了红军优秀的指挥员28团团长王尔琢（林彪继任）。郴州兵败，毛泽东率31团在永新迎战赣敌11个团的“进剿”,望眼欲穿,却盼不到事先谋划的28、29团的回师增援。毛泽东只好巧布疑兵阵。虚张声势，以红军l个团兵力围困敌军11个团在永新县城附近30华里之内达25天之久，直到敌人才得知红军大部队不在边界,于是大举进攻， 31团只好退守永新的西南角九陇山区。这样,永新、宁冈、莲花皆被占领敌人疯狂地烧、杀报复,湘赣边界弥漫着白色恐怖,史称 “八月失败”。　　

前次湘南特委周鲁来，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硬拉部队去湘南，招致三月失败；此次湖南省委杜修经来，不听毛泽东的正确分析，再拉部队去湘南，又致八月失败。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又来，给红四军带来了波及全军的争论，冒进东江和闽西失败；后来中共中央迁来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党政军权被剥夺殆尽，招致苏区和红军的全面失败，于是又有了长征。长征后，当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共的实际领导人时，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又回来了。　　

　 　

朱毛之争  朱德刘安恭为代表的单纯军事观点、分散游击、流寇思想  陈毅主义  红四军七大  中央九月来信　　

红四军内部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与朱德谈论过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对革命的危害。双方当时各保留自己的观点，让实践和时间来检验。到赣南后，随着革命的扩大，问题越来越突出。南昌起义部队主力在潮汕全军覆没后，刘安恭与刘伯承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中共六大后，受中央派遣，1929年5月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携中共六大文件和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2月27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二月来信”，潜入苏区指导红四军工作。刘安恭与朱德陈毅是同乡及旧识，由朱德提议出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成为上仅居毛泽东、朱德、陈毅之后排名第四位的领导人。刘安恭以军委书记名义决定前委只能讨论红军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其他事。上任几天，刘安恭对毛泽东抵制中央分散部队流动游击和让朱毛离开部队一事，简单地用“执行”与 “非执行”来判断是非，他称：“军队现在有两派人，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二月来信”引发了波及全军的争论，朱德和毛泽东自然便成了两派的代表人物。围绕中央“二月来信”，红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毛泽东与军长朱德对执行中央“二月来信”产生了意见分歧，刘安恭和朱德与毛泽东就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的任务、红军要不要分散等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问题，不是一个人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时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的，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主义之争，毛泽东从来认为争论是好事，真理从来都是不辩不明，在原则问题上，一时不清楚，一时不统一，只有实践摸索，只有互相争辨，才能水落石出。毛泽东毫不退让。性命攸关，毛泽东也决不能让。为解决争论，红四军召开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围绕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代理前委书记陈毅怕两人争论伤了和气，影响团结，为调和朱毛之争，对朱毛各打五十大板，批朱有“旧军官”思想，不重思想工作，批毛有个人英雄主义、家长制，批评了“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错误”，“给予毛泽东同志严重警告，给予朱德同志书面警告”。 毛泽东又坚决反对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会议改组前委，陈毅担任前委，这是一次近乎夺权的会议，以前都是上级撤消毛的职务，现在是由下而上夺权。这也是唯一的一次。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任前委书记，两次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后来陈毅说：“我挂帅，失败了，挂帅是不容易的。”“七大”没有解决一些争论问题，七大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去闽西上杭县蛟洋指导闽西地方工作同时养病，毛泽东在闽西山沟调查研究，思考、完善着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工农红军建党建军的根本原则，在闽西成就了他光辉人生的又一个里程碑。后敌人发动“三省会剿”，叫嚣一星期解决闽西根据地，朱陈去毛泽东住地问计，毛授之“牛篦政策”，陈毅又请毛回来任前委，毛称七大的做法不能同意，不能随便回去。由于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本由中共中央指定，四军党代会轻易改变中央决议，显然有违组织原则，随后陈毅去上海找中央汇报，向中央递交了《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等汇报材料，并请示中央解决七大争议。留下朱德与刘安恭指挥军队，红四军内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日益暴露。朱刘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刘安恭牺牲，部队损失惨重。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红四军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朱德为解决问题统一思想，召开红四军八大，想以此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但八大只是在无组织状态下又吵了三天，毫无结果。问题日益严重，军队涣散，此时朱德与一些同志终于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的可贵，认识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的领导，会议期间，与一些党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毛泽东此时病重，情绪不佳，负气不回，复信称不打倒“陈毅主义”不回来，后又觉得用词不太恰当，于重病中让人抬来参加八大，没有赶到已经结束了。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讨论朱毛主义之争问题。不上高山，难见平地，在周恩来、李立三的分析下，陈毅从大城市、从全国的高度一看，感觉毛泽东总是抓住了关键抓住了纲！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仅是政治上正确，而是在政治路线上战略策略上很有远见卓识，而且意志如钢，能在各种强压下“岿然不动”。毛两三年来坚持的，绝大部分都非常正确，不仅正确，而且别开生面，是中国革命的开路先锋，为中国革命闯出了新路。陈毅决定回去与毛泽东一起打倒“陈毅主义”。中央“九月来信”（《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由陈毅亲自起草，撤掉了“二月来信”、“四月来信”关于将红军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界各乡村分散游击，要毛、朱离队、隐蔽大目标等不正确意见，要求红四军前委纠正错误，并指示毛与朱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任前委书记。1929年10月，陈毅挟“九月来信”回苏区主持前委会议，要请回毛泽东，朱德同意。陈毅连写三信用快马送达毛泽东，汇报“九月来信”精神及周恩来口头指示，并自我检讨“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 毛连接三信，即刻回到红四军。在汀州，红四军将士看到阔别三个月的党代表回来了，纷纷拥上街头，夹道相迎，欢笑流泪，一直簇拥把毛送到军部。朱毛陈三兄弟再次团圆，自然一团欢喜。朱德坦诚军队极端民主化和单纯军事观点问题，表示过去说过的话收回，早就盼你回来。毛说八大时身体不好，情绪不佳，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现在撤销这封信。陈说“陈毅主义”必须打倒，陈毅同志绝对不能打倒，要跟毛泽东继续干革命。这些磊落坦荡的革命家，令人肃然起敬！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古田会议）在闽西上杭县古田召开，陈毅主持，传达了“九月来信”，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其中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决议案的核心部分。认真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解决了内部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人民军队的原则。决议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阶级性质、宗旨、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规定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划清了无产阶级军队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如日东升。毛泽东与错误思想作不调和斗争的决议已经全体通过，打倒“陈毅主义”的任务完成。“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标志着毛泽东的建党、建军、建政思想已经形成了。毛泽东重新当选红四军前委书记。九大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重新焕发了战斗活力，风卷红旗过大关，横扫千军如卷席，连续击退国民党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和第一、二、三次“围剿”，开辟中央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如朱德所说：“九大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大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历史。” 　　

朱毛之争，以冲突开始，以团结告终，使红军在政治、组织、思想上大进一步，堪称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典范。党的绝对领导与无产阶级政治建军突出了，非如此不能前进。从此朱毛不再分开，即使后来在张国焘军中仍坚定支持毛泽东。正是朱毛之争，从这里开始，毛泽东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逐步为党内同志所认识乃至后来达到一致认同，从而成为一位集中国革命之大成的伟大领袖。他在对敌斗争和党内论争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且脚踏实地，牢牢把握“党指挥枪”这个重中之重，把一支近乎乌合之众的队伍整合成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完善了建军思想、路线和制度。但红四军七大、八大后，毛泽东撂挑子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是令人痛惜的，设若毛泽东当时如不负气撂挑子，而委曲求全与朱德一起负起指挥之责，可以减少闽中和东江两次出击的重大损失和负面影响。后来与博古、李德等在党内争论中，毛泽东学会了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相忍为国，学会了“前方需要，随叫随到”。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占主导地位，中央苏区就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遭受排斥，中央苏区就衰。　　

就像党中央机关逐步从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那样，党中央的战略思想也在整体上逐渐向毛泽东的战略靠近，而在毛泽东和党中央沿着同一个大方向前进的过程中，毛在每一步，每一刻都起到了先进的作用。　　

　 　

海归派 与国际接轨 王明 博古 张闻天 周恩来 项英 任弼时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城市中心”的路线  肃反 谁在逼供信？　　

　 　

1929年夏天后，海归派、“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陆续回到国内。1931年1月7日，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补进了中央政治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7岁青年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令下成了中共实际掌舵人（挂名总书记还是向忠发）。王明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些人派往各苏区当“钦差大臣”，赋予他们推行其极左路线、生杀予夺的极大权力：王稼祥、杨尚昆和王盛荣，被派到中央苏区，陈昌浩、沈泽民等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夏曦等派到湘鄂根据地……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党中央险被一网打尽，从此共产党对叛徒深恶痛绝，绝不手软，为了肃清内部的反革命及其苗头甚至伤及自身。上海无法立足，王明重新赴苏联前 “任命”博古为接班人，总管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派特派员、中央代表、“二十八个半”控制了从中央到各根据地的大权。他们推行的对敌斗争的路线策略错得一塌糊涂；他们对自己的同志“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肃反让人闻之胆寒。　　

　 　

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肃清“AB团”，是在1930年5月，由赣西南特委领导。李文林赴上海中央，全盘接受“立三路线”。随之，肃反运动由白区而苏区、由党外而党内、由地方而军队迅速展开，到6月下旬，在中央苏区已相当普遍，9月进入高潮。由于迷信中央错误路线赣西南特委和湘赣边特委领导人在肃反运动中贯彻李立三路线，萧克、李韶九的在军内使用肉刑、搞“逼供信”，乱捕滥杀，把肃反简单化、扩大化，李韶九甚至曾怀疑毛泽东是“AB团”。 他们对毛泽东关于红军军事战略、政治斗争等路线、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批评。毛泽东所信任的领导骨干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均为湘赣边特委(后为西路行委)所错杀。大搞“逼供信”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李韶九等根据供词，认为赣西南特委等实际也为“AB团”控制。当肃反肃到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发动了富田事变。段良弼、谢汉昌、刘敌等拉部队倒戈到河西后，在永阳非法成立“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下令通缉曾山、陈正人等同志，还以假行省、行委、省苏的名义，通过各地方党部及苏维埃机关，对红军实行封锁，并派遣专人到处滥造谣言，蛊惑民众，企图使红军同民众隔绝，使我第一次反“围剿”归于失败。尤其卑劣的是，使用各种无耻方法，捏造假信，妄图挑拨毛朱彭黄的关系。段良弼等不但致信朱、彭、黄、滕等挑拨他们和毛泽东的关系。他们以毛泽东的名义伪造假信给古柏，要古柏逼AB团分子招供出朱彭黄滕是“AB团主犯”，“以便早日捕杀”。以此挑拨一、三军团关系，被彭德怀当众揭穿。又以同样的方式用毛泽东同志名义写了封信，偷偷地放在朱总司令那里。信的内容是说朱总司令怎么不好，落款是用英文签名。这下就露了马脚。朱总司令一看，就说毛泽东同志写信从来不用英文签名，这是个阴谋。于是把这封信公开了。 在“富田事件”解决后，1930年12月中旬的黄陂会议，毛泽东纠正了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做法，重申九大时废止一切肉刑的条例，提出了反对逼供信和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还亲自找了几个被打成AB团的人问话。问他们： ‘你们的出身都好好的，为什么参加AB团？’他们说：‘我们的AB团是打出来的’。毛泽东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不准逼供信”，“要重调查研究”，就是这时提出来的。到了延安整风，就不准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了。毛泽东在纠正肃反后，根据李文林的口供，认定不是AB团，很快释放了李文林、曾炳春、王怀、段起凤等。然而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仍然全面贯彻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在肃反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在所谓纪念“五卅”大会时，分别将李文林、曾炳春、王怀等押送各县处决。这与毛泽东没有丝毫关系！自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篡改的！　　

就在苏区中央局做出这个决议的同时，上海中央依然向各个根据地发出严厉的肃反指示，连小片的根据地也不放过。“肃反中心论”充斥于各个苏区。项英等中央代表来中央苏区后，又恢复肉刑，乱打乱杀没能制止。 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就是说，十个红军中有一个被杀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干部。 事实上，红一方面军在1930年11月到12月的肃反，杀了几十个；1931年中央代表“三人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来后，杀了三千。尤其是博古张闻天到来后，这个时期，杀了七万多！　　

“黄陂会议”被故意湮没的原因，是为了“证实”“项英、周恩来纠正了毛泽东”这个历史谎言。事实上，正是上海中央一干人促发了“富田叛乱”：支持颁布肉刑，普遍使用肉刑，而当肉刑轮到自己头上时，就军事叛乱！临时中央一干人，不但促发了“富田叛乱”，还再次废除毛泽东多次明令“废止一切肉刑”的政策、推行和支持肉刑，促发了“坑口事变”等多次武装叛乱。而且，还严厉打击毛泽东在肃反上的“右倾”。　　

后来周恩来披露内幕：苏区时期，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中心关键在反毛”这个主题进行的。而当代被一些人炒做的“AB团”、“富田事件”，何尝不是“中心关键在反毛”？！　　

　 　

鄂豫皖苏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陈昌浩、沈泽民从理论和行动上支持张国焘“肃反”密令，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很快，鄂豫皖苏区创始人许继慎及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高级将领被杀害。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肃反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鄂豫皖根据地地方政府领导人被害者更是触目惊心。后在转战中又杀害了很多的高级将领，如邝继勋、胡底、曾中生等。而曾中生是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英勇善战。　　

　 　

1932年4月，湘鄂西根据地，“钦差大臣”夏曦推行“王明路线”，开始以“肃反”为名实施第一次大清洗，捕杀红军、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贺龙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和骨干。在洪湖地区屠杀基层干部和群众达一万多人。当年8月，夏指挥第二次“肃反”又杀掉一大批人。1933年3月，夏曦结合根据地内“清党”又开始第三次“肃反”，这次杀掉红军数千名干部战士，连洪湖红军杰出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段德昌，毛泽东诗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即柳直荀，也被杀了。当年6月，第三次“肃反”未结束，又开始第四次，杀了三千多人，其中有同属“二十八个半”但不赞成“肃反扩大化”的宋盘铭。经过四次“肃反”，曾经有两万多人的红三军，下降到三千余人。　　

　 　

　 　

1929年底，毛泽东在红四军九大上重新成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完全成熟，被各根据地红军贯彻执行，红军重新焕发了虎虎之威。从1930年至1931年底，毛泽东指挥各路红军漫卷红旗过大关，势如破竹，先后打破了敌人的“三省会剿”和一、二、三次全面围剿，开辟巩固了中央苏区。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1931年11月7日，中共各根据地代表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开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被推选为主席。在毛泽东开创并坚持的军事战略、土地政策等原则问题上，尽管毛泽东率部取得了空前的军事胜利，王明左右下的中共中央还是对毛泽东产生了严重的不满。中央否定毛泽东事实坚持的“乡村为中心”的革命主张，要求进行城市战、街垒战的演习，把战争引向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在上海中央的直接指示下，1932年11月初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赣南会议（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代表“三人团”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严厉指责毛泽东开创的方针策略为“狭隘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思想”、“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会议撤消了毛泽东在中央局的代理书记职务，转由项英接任，另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设置，红军统一归中革军委指挥。这就是毛开始失去领导职务的开端，首先渐渐失去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正式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围绕是否打赣州和吉安问题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坚决反对此时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中心城市，要求先夺取敌人薄弱地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仅朱德支持。有人扬言拿下赣州再与老毛算帐。中海中央仍坚持“城市中心论”。不点名指责毛泽东。在与毛泽东接触后，周本已改变了原来主张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但上海中央指示使苏区中央局作出决定，周动摇，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以红三军团为主力，出击赣州，毛泽东则被安排到瑞金东20里的东华山上一座古庙休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力几乎被完全剥夺。　　

　 　

彭德怀五十多天攻赣州不克，周恩来派项英请毛泽东下山授计，毛冒雨日夜兼程直奔前线指挥部，指挥部队放弃攻打赣州，挥师东征，连下龙岩、漳州，筹资百万，影响巨大，战绩辉煌，还缴获两架飞机，化腐朽为神奇。但中央却对毛泽东的不满更加严厉起来，张闻天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文，系统批判毛泽东对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胜利而被受罚，咄咄怪事。毛被闲置，仅能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 “宁都会议”。宁都会议上，就前线作战方针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正面交锋。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邓发、顾作霖、朱德一致批评了毛泽东，多个委员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毫无根据地批判积极防御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声言积极进攻，坚决打出去。毛泽东孤立无援，被迫俯首认错。会议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但周、朱、王认为“毛泽东同志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未来的战争有较在的帮助。”同时多数委员又担心“毛泽东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果让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服从组织安排，被完全剥夺军权，提出了“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离开了红军之后，毛泽东到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进行休养，稍后回后方领导政府工作。当时，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不断扩大化、频繁化。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处处谨慎行事，严防惹祸上身，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他也不主动与他人交往。躲过了这一时期频繁的肃反，脑袋没有被砍掉。即使这样，当时还说他搞宗派主义，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受牵连。后来毛回忆说：“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话吧！”1933年1月，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全部迁来苏区，一来即掀起“罗明路线”，其直接原因是博古刚进苏区时在上杭见到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罗明左一句“毛泽东主席”右一句“毛主席指示”、“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苏区中央局伤及自身的铁血肃反使许多优秀的革命者冤死在自己人手里。使毛泽东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坚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略，即使处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严重事件也是如此。  毛泽东这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直到后来遵义会议，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　　

用毛的军事天才，而不能用毛的政治天才，更不能用他的领导天才。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发表意见的自由受到了严格限制。周任代总政委，红一方面军发布命令时，他总是先署上“总政委毛泽东”，自己以“代总政委周恩来”的签署放在之后。在朱德、周恩来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攻战略，依毛泽东旧计继续实行诱敌深入方针，首创大兵团伏击战的先例。并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迎来鼎盛时期。　　

　 　

1934年1月间，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具有戏剧性的是，没有让毛泽东参加，并且在会上把毛泽东作为批判的对象，搞缺席审判，不许上诉。然而，时过几天，中央又要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提议的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这样，毛泽东最后一个实际领导职务也被排除掉了。博古称老毛现在成了中国的加里宁（加里宁:俄国革命家，从十月革命到去世，一直是名义上的苏联国家元首）了。除了在中央政府的通告上印着毛泽东的名字外，什么实质性的权力都没有了。但并不因此而罢休，还要继续地“无情打击”、“残酷斗争”。　　　

赣南会议、宁都会议、苏维埃二大会议，这三次会议，毛泽东相继被解除在党、红军、和政府中的实际领导职务，东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复职。左倾错误领导完全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权、军权和政权，给苏区带来严重失败。教条主义真害死人！　　

1931年6月，由于中央特科负责顾顺章的叛变、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周恩来骂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节操不如妓女，向被捕后立即变节供出中共秘密机关，连蒋介石也看不起这位堂堂中共总书记，向被捕三天后即被枪毙。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不得已先后跑到了中央苏区。这事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一面批判否定毛泽东的思想主张，一面不得不投靠毛泽东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来立足存身。到1933年1月后，临时中央机关博古、张闻天、陈云等全部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中央机关的驾到，也带来了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还带来了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李德。中央苏区在这些海归派的控制下完成了与国际接轨。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博古、李德、周恩来成立最高“三人团”。李德完全将欧洲战场正规战的那一套照搬到中国，震惊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全然不知道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为打破第五次“围剿”， 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处处设防、节节抗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历时一年，没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结果被迫来了一个大游击、大流动（长征）。能征善战的彭德怀、林彪在蠢猪式指挥下也只能大打败仗。红军被迫放弃经营了六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转移。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换来百分之百的苏区损失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适应国情，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打下井冈山、开辟赣南、闽西，后来建立了中央苏区。全国的共产党人都学习毛泽东的建党建军和作战原则，与之接轨，结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闽浙赣的方志敏，鄂豫皖的许继慎、贺龙的湘鄂西、陕甘的刘志丹、湘赣、东江、琼崖、左右江等一大批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了。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些重要人物相继回国，在上海的中央机关相继退到中央苏区，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开始全面与共产国际接轨了，毛泽东已经过时了，只好卧龙高卧于东华山和福音医院。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与国际接轨最彻底，在对敌斗争以国家对国家的战争形式，以正规战对正规战，以阵地战对阵地战，以堡垒战对堡垒战，以短促突击对短促突击。完全不切实际，乞丐与龙王比宝。其直接后果就是各苏区相继不支，张国焘弃鄂豫皖奔川陕，继之博古、李德弃中央苏区长征。幸而大难有转旋之望，出征前，经过周恩来的工作，博古、李德终于同意毛泽东参加战略转移，而留下项英、陈毅坚持游击斗争。
        

注：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一般认为是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 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张国焘 南下北上  西进东进  由领袖到叛徒　　

1927年，北伐大功垂成，蒋介石、汪精卫先后退出革命，鸟尽弓藏，将中共满门抄斩。大革命失败后，张国焘远赴苏联，毛泽东选择留在国内。1931年初张国焘被中共中央派回国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来到鄂豫皖苏区赴鄂豫皖根据地，代表中央领导鄂豫皖苏区工作。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这几个中央大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鄂豫皖苏区的命运。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开展错误的“肃反”。与中央大员到中央苏区后反毛、肃反一样。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将苏区原领导人能排挤的尽力排挤。他先是改组了红4军（与朱毛红4军一样，也称红4军），将军长旷继勋拿下，换上资历较浅的徐向前。然后他又撤掉了善战的曾中生，由陈昌浩任红4军政委。接着，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开始了错误“肃反”和 “打AB团”。殃及整个红4军和根据地地方政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许继慎及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舒传贤、徐百川、王效亭、方英、廖业琪、罗炳刚、查子清、李奚石、江子英、黄刚、王长先、任难等根据地创始人、红四军高级将领及一大批营、连级干部惨遭杀害。除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等少数人外，创建鄂豫皖苏区的元勋几乎被杀光。而曾中生、旷继勋没有被杀是因为中央点了名要保，徐向前幸免于难则是因为高级军事 指挥员已极度缺乏，只好留下他。而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却在审查中被杀掉，徐向前一直不敢问原因，直到多年后去了延安才知道真相。1933年夏，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再次进行“肃反”，余笃三、旷继勋、舒玉章等先后被杀，后来还有曾中生。　　

张国焘不同于博古、夏曦，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人，威信高、口才好，有组织能力，既杀人又会用人。依靠曾中生和徐向前在鄂豫皖根据地无法坚持时，突围到川陕边界又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经过猛烈扩红，红四方面军人数壮大到8万人。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而此时，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万里长征，到达川西北时已由10万下降到2万多人。　　

1935年6月中旬，毛泽东率中央红军翻过终年积雪、人烟罕至的夹金山，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此时，集结于这一地区的红军兵力达10万多人。毛泽东和张国焘同为中共一大代表、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是红军中资历最老的党员。此时两人又别为两支主力红军的领导人。　　

在红军发展战略方针上，毛泽东意志如钢，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只有领导抗日才能壮大红军，扩大革命。张国焘认为全国苏维埃运动已遭到重大挫折，旗子不宜再继续打下去，应该找一块能养兵的地方先站住脚，形成地方割据，再观全国形势。他并没有明确的战略目的地，向南、向北、向东、向西的方向都提出过，视胡宗南军、薛岳军、杨虎城军和刘湘川军的强弱变化而定，主张红军南下川康或西进青海、新疆，反对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重申了北上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远离革命中心的退却主张。陈昌浩、徐向前支持中央的意见，张国焘只好勉强同意北上方针，会合后却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张国焘凭借雄厚实力，手握重兵，向中央要权，要求改组中央和军委，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由下级党要求改组中央党并成功的特例。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为了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中央开会讨论给张国焘一个合适的职位。张闻天要让总书记职，毛泽东深谋远虑，不赞同，提议将周恩来红军总政委一职相让。后来张国焘另立中央，人们才明白毛泽东真是远虑如神。如果张闻天将总书记让给了张国焘，那中央继续北上就真坐实了“分裂红军”、“逃跑主义”之罪名，被批判的就不是张国焘了。芦花会议，解决了组织问题，朱德仍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常委，增加陈昌浩。周恩来调至中央工作。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洮战役计划》，沙窝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林彪）改编的第1军、三军团（彭德怀）改编的第3军及红四方面军部队是第4军和第30 军组成，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右路军北上，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9军、第31军和红一方面军的5军团（董振堂）改编的第5军、9军团（罗炳辉）改编的第32军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并指挥左路军。根据中央的规定，左路军的行动方向，是经阿坝到班佑集结，向右路军靠拢。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经过艰苦跋涉的，跨过荒无人烟、气候恶劣、布满泥潭的草地，8月下旬，分别抵达阿坝和班佑。此时，北方胡宗南尚未完成集结布署，张国焘却不想北上了，仍坚持南下的方针，借口噶曲河水上涨，拒绝向右路军靠拢，并密电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也南下。幸叶剑英提前看到此电，向中央报告。矛看不可调和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紧争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三军和中央先行北上，越过胡宗南的包围线，直入陕甘，翻过六盘山，三军过后尽开颜，革命前途豁然开朗。陈昌浩率右路军原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克服饥饿和疲劳，再次通过渺无人烟的草地，回渡南下，红军分裂了。　　

中央走了，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反诬毛泽东、中共中央“分裂红军、逃跑主义”， 攻击中央红军是“无止境的逃跑”、“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大、博古中央委员，开除党籍，要求中央改成“北方局”或“西北局”。 红五军团、红九军团，还有朱德、刘伯承，都被裹挟在张国焘这里。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不为其利诱胁迫所动。张认为南面的川军都是被红四方面军打怕的“残敌”，于是喊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饿虎出山，势如破竹。但功败垂成，百丈关一战，“重返罗网之残匪”被刘湘一战击败，损兵过半。张国焘不得不率红四方面军再次退回川康苦寒之地。更重要的是，南下赤化全川无出路，敌军围困万千重，张后来不得不北上。而此时，毛泽东已率中央红军进入陕北，直罗镇切断了敌人尾追的“尾巴”，一战奠基。不久，张浩（即林育英，林彪堂兄）又从共产国际回来，毛泽东让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张国焘的工作，电令他北上。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率红二方面军（原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中央红军的红六军团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湘鄂西红二军团组成）进过长征来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通过朱德宣传真相，朱德、贺龙、任弼时、萧克、刘伯承、关向应、董振堂、罗炳辉同张国焘分裂党、反对党中央的错误进行了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北局。６月１０日，张国焘复电中央，表示同意６月底北上，但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企图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创一个局面。中央十分警觉张国焘退入新疆，警告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北上，宜出甘肃南部，而不宜向临、洮地区。”9月，二、四方面军历经艰辛，陆续北上，进入甘肃。在岷州西北局会议上，张国焘又主张“西进计划”，主张红四方面军由临潭西进青海，经循化、乐都翻越祁连山，向河西走廊和新疆前进。打通青海、新疆，取得苏联支援。二、四方面军分兵北进，果不其然，张国焘带领四方面军北出甘肃后，屯兵临夏、临洮地区，意欲西渡黄河，复电“我们以快进西北为宜”。中央电令四方面军北进配合一方面军攻打宁夏“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 并明确指出：“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还特别强调，宁夏战役是“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要求“三个方面军需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 令张率部占领静宁、会宁，抵近宁夏南部，与一、二方面军靠扰，为夺取宁夏创造条件。张国焘却主张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直取永登、凉州（武威）。把西逃新疆，与中共中央北进宁夏混为一谈，辩称进军甘肃、新疆，打通国际路线，红四方面军占领甘北后，可接应一、二方面军渡河 ，同时打通新疆、蒙古两地国际路线。中央连续电令，在朱德等红军高级将领的坚持下，最终排除了干扰，迫使张国焘暂时放弃打通新疆计划，向静宁、会宁进击。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大会师。一年前，毛泽东在率红一方面和中央独自北上时对陈昌浩、李特等追来的红四方面军将士说的两句话一一应验：四川坝子敌人有重兵，你们冲不出去 我们现在向北走，给你们开路，我估计不出一年，你们也会跟着我们北上。　　

三军会师后，中央开始执行夺取宁夏计划。中共中央早在1936年8月经与东北军协商，就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其要点：（1）红军与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出兵绥远，以推动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2）9月底前，红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县地区，作为临时根据地，支援东北军于学忠部占据兰州，控制河西走廊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九泉）。（3）10月和11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完成夺取宁夏的准备。（4）12月，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根据地，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期度过黄河北上，占领宁夏。（5）占领宁夏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兵一部，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将全国的抗日运动推向高潮。　　

据此战略部署，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党中央军委，多次致电，反复强调，“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三支红军主力要紧密配合。假如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而失败；四方面军独攻甘西也要失败。如此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只要集中先占宁夏方免此失”。因此，“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但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的一环”。　　

宁夏战役给了张国焘一次最好的实现西进计划的机会。他企图利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机会，将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不去宁夏，而到甘肃河西走廊地区，远离中国主体，远离抗日前线，打通新疆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支持。由于张国焘违抗中央命令，令第五军（原中央红军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渡过黄河后，擅自撤走担任钳制、阻击毛炳文任务的第四、第三十一军，从而敞开了海打战役的左翼战线，使毛炳文、胡宗南两部得以合扰，战机已失，海（源）打（拉池）战役被迫终止，宁夏战役计划落空；张国焘于是趁机向中央提出，放弃现阵地，集中全部五军、九军、三十军西进。发动平（番）、大（靖）、古（浪）、凉（洲）战役。至此，张国焘终于可以实现西进甘西计划了，向凉州、向河西走廊西进——打通新疆国际路线。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彻底失败。事实告诉人们，中共中央命令四方军西渡黄河，是为了北取宁夏，而河西部队所实行的则是张国焘的西进逃跑路线。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不能集中先占宁夏，终被各个击破。一方面军独攻宁夏 “顾此失彼”而失败；四方面军独攻甘西后来致使西路军全军覆灭。然而，这一切，包括陈昌浩在内的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是不清楚的，或者说是不了解张国焘的包藏祸心的。当然，作为前线主要指挥员的陈昌浩军事指挥失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1月6日，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电告中央，准备实施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并请示部队名称、指挥机关。陈、徐决意执行张国焘路线，事已至此，8日，中共中央电复陈、徐：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党的领导机构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11月12日，毛泽东，同恩来怕西路军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在河西被敌人隔断各个击破，先后致电西路军，婉言称：“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重返河东可能否。”他们自认为有能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并打通西进新疆的路线，下决心西进，中央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14日，张国焘再次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指令西路军领导人：必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等，不执行中共中央命令，却听命于张国焘。如此，便只有失败一途！在漫漫西征、东返路上，与马家军一路血战，到1937年2月，西路军被马家军悉数歼灭，全军覆没，兵败祁凉。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等少数领导人和打散人员存活下来，分散行动，后陆续回到延安。抗战全面爆发，中央利用统战关系与马家军多次交涉，竭尽全力营救被俘人员和收容失散人员，使数千名西路军干部、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边区。而随毛泽东、朱德一路长征过来的原中央红军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没能跟着毛泽东走到延安，也随西路军饮恨河西。幸而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在朱德的坚持下，编入了红二方面军，保存了下来。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的指挥下，王震第一兵团、许光达第二兵团、周士弟第十八兵团、杨的志第十九兵团向盘踞在陕 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胡宗南部及马步芳、马鸿逵部发起追歼。横扫河西，纵黄河西数十年的马家匪帮彻底覆灭。终于为西路军将士报了血海深仇。　　

毛泽东指出：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宣布了张国焘路线的彻底破产。西路军的失败，对于广大西路军指战员来说是没有责任的。当时，西路军广大指挥员并不知道张国焘另有企图，还以为这是党中央的部署，斗志昂扬地踏上了征途。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同优势的敌人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有那么一些对毛泽东怀有敌意的人们，处心积虑地寻找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对西路军的评述他们也要进行攻击。说什么四方面军部队西渡黄河是中共中央的命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是毛泽东定名的；西路军始终保持着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联系；因此，西路军失败，责任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甚至还有人不明白路线有对错，说：东北军要打道苏联，西北军要打通苏联，张国焘要打通苏联，毛泽东也要打通苏联，为什么张国焘是错误的，而毛泽东是正确的呢？张国焘后来还算得上“好汉做事好汉当”，在回忆录里没有推卸西路军失败责任，也承认陈昌浩的指挥失误，并认为自己也随军过河就不会失败。邓小平上台后，有人把西路军失败说成是毛的阴谋，这本身才是真正的阴谋。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1937年张国焘到陕北与中央会合。1937年2月，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来，全军悲痛，纷纷指责张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张国焘也失声痛哭。党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批判。张仍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代主席。中央希望他认真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工作。可是张国焘拒绝中央的帮助，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投入国民党的怀抱。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毛泽东对张国焘这样的人仍然一再争取，并把家属送去团聚。1955年，因张国焘请求，毛泽东特批其子入广州中山大学学医，其学成后赴美行医。　　

张国焘最后叛逃时，连一个警卫员都没能带走。不久，加入军统，一位领袖沦为叛徒，成了蒋介石的鹰犬，张企图对以红四方面军为班底的129师进行策反，原红四方面军战士早已看清了张国焘的面目。对于中共叛徒，连蒋介石也看不起他，见他已失去作用，随即弃如敝履。　　

　 　

　 　

王明：教条主义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1935年10月后，毛泽东率红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第二个落脚点。此时国内形势已十分严峻，倭寇不满足于东北和华北，准备对中国由蚕食而鲸吞。中国存亡续绝之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不会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教条。趁红军立足未稳、喘息未定，命中央军胡宗南部，东北军张学良部，西北军杨虎城部，西北青甘宁马家军部，晋绥阎锡山部、榆林邓宝珊部，几十万大军团团围困，步步为营，意欲一举扑灭红军。强邻环伺，万里长征刚刚落脚的3万疲惫红军面对强敌，毫无惧色，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敲山震虎，几战而令各路敌军貌合神离、逡巡而不敢进，并与张学良、杨虎城、邓宝珊等几位爱国将领达成互不进攻协议。 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中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随后又放弃了“反蒋”口号。1936年12月，党按照“逼蒋抗日”的方针，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及后来的“卢沟桥事变”，共产党以智慧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1937年八月，洛川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把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1937年11月，共产国际派以王明为共产国际代表，回国指导工作。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王明等人乘飞机到达延安。又一次迎接“钦差大臣”，毛泽东等人非常高兴，认为是“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喜从天降”。王明回国是共产国际的决定，是来“帮助党”的。回国前，斯大林与他们谈话，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的作用，明确主张，中共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季米特洛夫也对他们谈到，可参照西班牙、法国的经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争取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王明不仅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而且回国前还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当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时间，毛泽东、张闻天、王明，人们已分不清谁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了。　　

王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曾在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的党中央占统治影响。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推行不切实际的“城市中心论”、“进攻路线”、“武装保卫苏联”，对抵制怀疑他们错误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各大苏区造成毁灭性损失，中央苏区损失百分之百，白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王明的错误政策集中表现在他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中。 “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回国，以中共唯一理论家自居，又有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支持，独霸了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他引经据典，“言必称希腊，死不谈中国”，马列主义教条随口而出，人称“驳不倒”，代表国际“宣达圣旨”，攻击毛泽东制定的中央路线。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并不多，一下被唬住了，中央许多领导深以为然，一大批政治局委员重新聚合在王明周围，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几处倒退到遵义会议以前。毛泽东又开始被孤立，其它可以相忍以让，但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始终坚持到底。毛泽东决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马列主义来批叛王明的教条主义、洋八股，开始如饥似渴地深研马列主义书籍。　　

毛泽东在延安继续研究他自己的理论，准备驳倒王明。从王明1937年11月归来起，直到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才在基本上克服了这种右的偏向。  　　

为什么毛泽东会感到孤立呢？为什么在经历了反对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在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过程中的错误路线之后，这一次又出现了多数领导人对王明的支持呢？根源还是在于教条主义的深刻影响。中央领导里仍然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成员为主。虽然经历过这么多血的教训，许多人已经转变过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党内教条主义这一土壤不清除，错误路线就还会不断地滋生出来。　　

　 　

王明和刘少奇等抽空具体历史时空条件和环境，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反对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民族武装，反对地方不服从中央，八路军也要接受蒋介石的指挥，建立真正统一的军队，即统一指挥、编制、武装、纪律、待遇、作战计划和作战行动。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合二为一；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正中蒋介石分共、溶共的下怀，实质上等同于不要搞革命，不要搞斗争，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自废武功，依附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明显是投降主义而王明却不自知。　　

王明也是主张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但不是认真研究党在此之前所作出的决策是否符合实际，不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而是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做批评党的决策的尚方宝剑。批评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以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犯了错误，如对国民党态度有错误；强调独立自主，妨害了统一战线；宣传工作中还有党八股，如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宣传等。　　

王明去抗战临时首都武汉负责长江局工作。因有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他藐视中央，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多次冒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文章和演讲，有正确的，更多是不正确的。事前不请示，事后还对抗，严重破坏了党的纪律。由于王明的干扰和影响，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如新四军没有集中力量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埋下了皖南事变的伏笔；在城市，他只注意上层的统战工作，并要地下党公开活动，结果暴露了党组织，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状态。　　

  鉴于王明的言行造成的严重分歧和混乱，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建议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但由于大部分中央同志反对，毛泽东的提议竟没有获得通过。中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王稼祥因治伤先期到达苏联, 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离开莫斯科时，王稼祥刚刚手术后身体才复原，就被命令接替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王勉强同意并要求中央派另外的人去接替他。任弼时到莫斯科后替换王稼祥，成为中共驻国际的新代表），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情况，以加强相互间的了解。王明依然在武汉滔滔不绝地宣读共产国际的主张，与此同时，毛泽东则是在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实际问题，并提出对策。在系统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形成的军事理论基础上，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 任弼时到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报告。王稼祥也作了发言。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已使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信服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会后决定任弼时留在共产国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1938年7月，季米特洛夫在王稼祥回国前夕，约请他和任弼时谈话，认为中央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明确肯定和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认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领袖。  在30年代的早期，王和任都是“王明路线的追随者”，但30年代末他们都支持毛泽东。王稼祥回国后，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直到30年代中期，在党内还存在着一个坏的习例，无论什么时候党内意见不同及发生激烈争论，就要请示共产国际裁决，这种事情持续到1938年王稼祥回来后情况才发生变化，因为共产国际已经承认毛泽东应该为中共领导人了。同时正因为毛泽东成为了中共领导人，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才成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政党。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　　

　 　

莫斯科的归来和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六中全会召开的主要原因。中央发电通知王明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王明自视甚高，开始不服从，反而要毛泽东、党中央到他所在的国民党统治地区武汉或西安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如此私心自用，几乎等于给蒋介石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的天赐良机。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这也是自1928年六大以来规模最大和时间最长的全会。在55位代表中，有12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秦邦宪、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和陈云，另外其他5位中央委员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和30多位军政和中央部属代表参加。在中央最高级领导人之中只有三位缺席：任弼时(在莫斯科)、邓发(在新疆)和何克全(凯丰)。其他人，如周恩来、朱德、王明等没有全部参加全会的各次会议。　　

六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它甚至可能比遵义会议还重要。遵义会议只是清算了王明的几个支持者的错误思想，而六中全会则彻底战胜了王明本人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在会上用王明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词语，重申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方针，分条析理地指出王明等人离开中国特点、抽空条件和环境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脱离实际，是教条主义。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为了克服教条主义，毛泽东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列主义。提出了扩大党内民主和加强纪律。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用王明等人自己的论据将王明等人的理论谬误批得原形毕露。如毛泽东在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时针对王明提到的法国经验指出：“听说法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过这个口号，那是因为法国有了各党的共同委员会，而对于共同决定的纲领，社会党方面不愿照做，依然干他们自己的，故共产党有提此口号以限制社会党之必要，并不是提此口号以束缚自己。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的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六中全会还结束了自1937年11月王明到延安后就开始的、党内领导者之间的十二个月的争论。但是王明依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仍为党的统战领域的领导人，与中共代表团一起留在重庆有一段时间，并继续发表他的文章。在党的七大和八大上，他依然是中央委员。中国革命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受到来自教条主义的干扰，直到延安整风运动，彻底结束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开始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洋八股废止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毛泽东思想横空出世。　　

建国后，王明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1956年王明请假去苏联，从此一去不返。八大时，秉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原则，毛泽东仍亲自提议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王明对毛泽东至死不服，到苏联后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专门攻击中共。王明本打算写一本批毛泽东思想的书，为自己的错误路线翻案，未完即亡。王明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始终站在别人的立场来看中国，为别人考虑的太多，为我们自己考虑的太少了。以别国利益为中心利益，以别国目标为中心目标，以别国指示为最高指示，所以他不会铭记于中国人民的心中。　　

　 　

　 　

刘少奇 邓小平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大食堂 谁在刮五风，谁在纠五风？　　

[话题禁忌，存目]
中国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大跃进运动稳步前进。刘少奇却头脑发热，争于求成，左倾冒进，拿着《大同书》，想一步登天进入共产主义。　　

非毛者总是将自己的错误归为毛泽东的错误　　

　引一段资料不犯禁吧　　

时间地点	毛泽东				刘xx等
1958年1-3月	批评1957年的“反冒进”，提出大跃进、总路线
3月成都会议	就吴芝圃提出河南今年能搞个丰产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
3月成都会议	对人民日报总编兼社长吴冷西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4月中旬武昌会议	对吴冷西做5点指示：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面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			事后吴冷西把毛泽东意见回报有关领导和书记处。陆定一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
5月八届二次会议				确定总路线大跃进政策，提出15年超过英国
5月下旬	通过毛泽东亲自制定的纲要，即4、5、8亩产纲要
6月14日　全国妇联党组会				提出大食堂设想，而且还会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粮食。预言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进入共产主义。
6月30日　谈话				要开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试验，工农兵学商。提出三、四十年可进入共产主义。
7月5日　石景山				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而是两、三年。超过美国也就是七、八年。报纸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
7月中旬山东、江苏				寿张县汇报社干部：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籽棉亩产1．5万斤。说：这是“压倒了科学”，“是一个革命”。 常熟一个乡的党委书记数实现稻谷亩产1万斤。反问道，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
7月19日　天津				并为一乡一社，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8月-9月	视察七里营，讲“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构成社会基层单位，集体经济。				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徐水书记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并在　9月1日　上人民日报。　9月13日　李先念视察，徐水已经是政社合一，一县一社，统收统支，全部供给制。
8月13日　天津	视察稻田，有人说亩产可达10万斤。说：不可能的事。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 ”。对着《人民日报》五位小女娃站在稻秧上的照片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找吴冷西和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
8月30日　北戴河会以结束	人民公社6条。一乡一社，政社合一。对于万人以上社不反对不提倡。并社不强迫，先试点逐步推广。现为集体所有制，条件好3、4年过渡到全民所有，一般5、6年或更长一点时间。还是按劳分配。
8月北戴河	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
9月10日				视察徐水，当地说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消息见报。
9月13日				审定人民日报《高举人民公社旗帜前进》，强调妇女全部参加生产，全部自留地、自留牲畜和大型工具公有。未请示毛泽东，删去6条中“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一段话。
9月 24　日人民日报				在河南发表过渡到共产主义5个条件。基本为人人参加体力劳动，劳动分工更细，搞好技术革命和教育，中心是全民所有制。没有6条中社会产品极大丰富，道德和教育提高，消除三大差别，内部阶级矛盾消失等。推广“家庭革命”设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每周团聚一次。
10月	毛泽东派田家英、吴冷西到新乡调查，下去前说：“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要求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和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汇报后毛泽东说：　　 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损害富社积极性，还是搞“按劳分配”；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就干，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食堂，但也要粗细、忙闲、干稀搭配，放开肚皮肯定维持不下去。县经济只能搞集体经济，不能搞全民。夫妻分开住，是帮国民党忙。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视察江苏，讲“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依然是那5个条件。在南京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
11月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　　 2-10日	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　　 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还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					21日，人民日报照样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
11月21日　召开武昌会议	毛泽东：“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　　 毛泽东：“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　　 毛泽东此后反复地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　　 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刘少奇插话：“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　　 彭真插话：“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11月21日　武昌会议	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　　 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在武昌会议决议中加入以下话：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
11月	找吴冷西谈话：　　 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下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　　 做新闻工作无沦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子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　　“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　　 归纳为三个意见。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第三，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的成绩，也否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摊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						对于毛泽东说宣传上要转，不转就变成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意见。刘少奇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以	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4月29日　上海会议	发布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1959年6月	58年讲话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 1959年6月，毛泽东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邓小平和彭真，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	6月14日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彭真同志召集书记处会议（邓小平同志摔伤了腿，住院治疗），讨论宣传工作怎样转向问题。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由胡乔木、周扬和我准备一个文件，书记处再研究决定。我们起草了一个关于宣传上如何转向的问题通报（草案），17日彭真同志再次召开书记会议，讨论这个通报（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后，准备以中央名义下发。彭真同志将修改后的通报送给刘少奇同志审批，刘少奇同志认为通报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毛主席召来政治局会议时通过。
6月20日　政治局会	批评浮夸风和高指标之后，转而谈到宣传问题时，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不顾左右而言他。

　　　　　

　 　

文化大革命　　

[话题禁忌，存目]
不能多言，以给官僚主义画像来敷衍　　

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正如他们将某事件设为话题禁忌不许讨论研究一样，他们将大刮五风、文革作为话题禁忌封杀不合官方定调的异论不是因为要为毛泽东掩饰，而是要为自己当年所犯的罪行掩饰。　　

　 　

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 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假共产党！推翻其在中国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附着在这个奸伪集团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　　

毛泽东洞察古往今来，是中国革命的开路先锋，他在中国革命的大方向上，每一步都起到了先进的作用。正如当年中央逐步转移到中央苏区一样：他走的道路，后来逐步成了党中央走的道路。他的战略思想，后来成了党中央逐渐靠近的战略。毛泽东已经为未来中国的革命探索出了一条温和革命道路：文化大革命。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它的条件已经越来越成熟。毛泽东开辟的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将逐渐成为未来人民革命的道路。更是以下官僚主义的克星：“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做官当老爷、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教条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　　

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给官僚主义画像）　　

毛 泽 东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第七种，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第八种，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这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　　

第九种，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曝十日寒。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一种，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二种，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这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三种，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第十四种，“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六种，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七种，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　　

第十九种，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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