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评: 道德和法制的历史阶段性
谈这个话题，当然是靠船下篙，从“实例”出发为宜。 从毛泽东的稿费谈起
最近，一些报刊上不断谈到毛泽东的稿费问题。祖丁远先生的文章，几处刊登。接着邵燕祥同志又据以发表议论。这些文章进而收入《2005中国杂文选》（鄢烈山选编，花城出版社出版）中。
这件事是中国社会中的“特例”，本是丰泽园（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的宫廷秘闻。在毛泽东去世30年后的今天，能够公开，能够解密，能够见诸报端议论，无疑是社会大有了进步。
为了用事实讲话，这儿对稿费问题的实际情况，只有抄录一些材料。
“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稿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这方面的内情才露端倪。”
“截至2001年5月底，毛泽东的稿费已达一亿三千一百二十一万（人民币），至今又已六年过去，当又增加不少。”
“1967年12月，‘文革’初期，毛泽东曾自己查问过稿费情况。当时是五百七十多万。他曾在‘五百’两字上画了圈。批曰：缴党费。结果没有执行。”
“稿费主要来自‘文革’期间，因为那时他的书印得多，十亿人口，差不多人人一套《毛泽东选集》。”我在农村8年，见当时不识字的农民，都把上边发的“宝书”供在“宝像”前。
“1959年4月至1961年10月。他先后提取二十二万给党外知名人士，其中给章士钊十万，说是‘还旧情’。”
“1966年初提取十万，给程思远。”
“1965年至1976年2月，先后九次提出三十八万元和两万美金给江青。”江青住钓鱼台。因为长期分居，韶山滴水洞别墅所以只好盖同样的两套。
“从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五次提取十五万给张玉凤。还送给护士吴某二万五千元。曾先后给汪东兴四万元，其中一万五是给汪东兴家属修房子用的。”
“中央曾有意见：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稿费不是留给家属的。江青先后五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泽东的遗产，要求提取五千万给两个女儿和家属。要求遭到拒绝。李纳、李敏申请过，中办先后给他们两人两百万购房和留作家用。”
“毛泽东著作中，有些文章并不是毛写的，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生前多次说是他的作品。田家英等起草的也不少。稿酬不应全是毛泽东的。”
“关于毛泽东的稿费，过去是鲜为人知的绝密材料。据汪东兴说，毛泽东的稿酬是多少，以什么名义存放？当年只有周恩来、汪东兴、张玉凤三人知道。”
“关于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国务院对请示的答复是三点批示：一、作特殊处理，以不纳税为准；二、作为党的资产；三、如毛泽东的亲属要领取，原则上按照以前的政策办理。”（以上材料摘自《杂文月刊》2005年2月号祖丁远先生的文章，他是据《党史文苑》和《党史博采》披露的材料。他关心此事，近日来信称：2005年夏，李纳、李敏又从毛泽东稿酬中领取2000万元人民币，每人1000万元。）
丁远先生，主要指出两点：一是“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张春桥向毛泽东请示后决定，“取消稿酬制度，一律不发稿费”了。二是国务院指示，对毛泽东的稿费收入特许不纳税。认为这两点都是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的。他对稿费今天应如何使用提出了意见。
邵燕祥同志认为当时破例给一人巨额稿酬，性质属非法收入。他提出了“应作为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中，不幸遭迫害致死未获赔偿者的抚恤金，以解决对所谓‘走资派’平反进行了经济补偿，而对其他冤假错案平反没有补偿的‘双重标准’问题”。宋庆龄曾要发动国际援助来解决这个问题，受阻不果。邵燕祥的文章，发表在《社会观察》2005年的第5期，《西湖月刊》2005年第10期。 道德评说的认识价值
对毛泽东同志的稿费问题，可以进行道德评说吗？可能认为“没有意思”。可能认为“不应如此”！也可能有人认为是“大逆不道”！说明政治文化的差异和社会转折时期观念的多元化，也折射出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性。
“不发稿费”是当年最高当局决定的政策，又有革命理论的阐述作为根据。张春桥有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大作，毛泽东审定发布全国学习。“农民种田为革命”，“工人做工为革命”，知识分子不应拿稿酬，何况当时对“脑力劳动”不认为是劳动。体力劳动是改造知识分子的手段。
全国只对毛泽东一个人发稿酬，这是他个人的问题吗？恐怕不是。是媚上不便不发。发到五百多万时，毛泽东才觉得不大好，说缴党费吧，但没有人敢执行。也可能觉得他不是“拒收在先”。果然不执行也就算了。从这稿费问题难免叫人看到毛、周、汪的政治关系，毛和江青、张玉凤之间的关系的异同。
按理，只给毛泽东个人发稿酬，别人都没有，他何以面对国人？这是以常人的角度进行分析。错了，错了。毛泽东不是常人。而是已被神化的伟大领袖，已称之为“大救星”，甚至称“万岁”的。何况是高度保密的隐私，不存在面对世人的问题。至于说到“慎独”，这要求怕是太高了。
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在领导人身上体现出的道德现象，组织认可，社会承认，即居于社会的主流地位，是社会本质属性的反映。封建社会培养塑造的“等级观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注入民族的血液中。
认为“把稿费只发一个人，并无不可”。证明当时的道德底线！“几十年间，毛泽东居于君和师的地位”（冯友兰《中国近代哲学史》中语）。所谓‘君和师’是封建社会国人顶礼膜拜的‘天地君亲师’中的‘君和师’。毛泽东并不讳言。郭沫若有《十批判书》中对暴君秦始皇有微词。毛说：“《十批》不是好文章。”郭立即作自我批评。毛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既如此，抓住一桩稿费小事作评说，是否已属多余？假如一位史学家，以当代的婚姻道德标准，评论过去的“君王”的婚事，不是可笑的吗？
问题在于我们标榜什么。我们标榜马克思主义，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还致力于“社会主义”。以此对照“言”“行”，天壤有别，这就是问题了。伦理学家说这是“道德虚无主义”！散文家、杂文家会说：“我已无话可说。”而林彪先生是早有话等在那里。他的“小节无害”论，人说是针对彭老总的天真、耿直的。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社会非常特殊的时期。稿费问题虽小，是对历史阶段性—个典型性的注脚。对我们了解那个时代，具有“认识论”的价值，特别事涉对全国知识分子脑力劳动的否定。我们现在已经把“保护知识产权”作为国策。所以这个怪异的小事，并不小，还是值得注意和反思的原则问题和历史现象。 法治水平的历史见证
“文革”中，罢黜百家，独尊毛著，且只给一个人发稿酬，这样的事，在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会发生吗？在—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发生吗？在人民的“共和国”中应该发生吗？当然是不应该发生的。是不是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过这样的事？有此可能吗？
毛泽东坦然，他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几十年前，我请教一位老师：“和尚打伞”和“无法无天”有什么关系？答复是：“和尚剃了头，没有发了。‘发’与‘法’谐音，打伞是上边遮住天了。”这说明毛泽东的豪气、虎气。并不是没有“法”。一是仍旧“刑不上大夫”居于法之上；二是还有封建性的法，即《公安六条》。其第一条即是“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没有保障人民权益的意思。没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意思，这也是那一个社会发展特殊阶段的一个见证。
“文革”发动于40年前，结束于30年前，重提陈年往事，还有什么意思吗？
需知产生“文革”的土壤并没有清理，而“文革”的流毒仍在。对之没有科学的历史观，是谈不到科学的发展观的。
“文革”那荒唐的年月之后，党终于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只能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处理案件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做到并不容易。因为“文革”时代的衣钵——那些政治理念、政治体制，对有些人是大有益的。始于秦始皇而流传至今的政治框架，从上到下，“封官，建制、牧民”的运作方法，是历史发展的瓶颈。改革阻力很大。但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
思想产生苦难，苦难产生思想。赵紫阳毕竟是当过总书记，1996年10月，他谈到：
“我现在认为，长期政治上集权，经济上放开，不行。现在社会上很多问题，归根到底就在这里……解决这些问题，原来的办法不灵了。不研究新的办法，只好用老办法。整风，整党、教育、培训（丁注：还有‘保先’，因为人的思想是‘社会存在’决定的），所以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现在问题是另外的原因。”他说得明白，不能经济上搞市场经济，政治上搞“计划经济的那一套”。他说：“我们现在搞的是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反封建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一种是在集权体制控制下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搞的是后者……”他尖锐地指出：“要解决现在的问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大的课题，要允许讨论，闭着眼睛不看现实，只搞思想净化运动是不灵的。有人说现在的办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我看连标也治不了。怎么走，要允许讨论，不能还搞舆论一律”。（引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关键还是陈独秀在“五四”时代即提出来的“科学与民主”之路。这位共产党的缔造者，也肯定资本主义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是“平等”，是相互尊重。这有“天赋人权”的理论基础，有“在神的面前，都是兄弟”的教义的支持。实际又是市场经济活动公平买卖实践的要求。充分发育的市场经济，货畅其流。这是对封建性等级关系和专制主义的彻底否定。再谈毛泽东的稿费，当时，他的书，是公家印、公家发、公家给他的稿费，是垄断性的、封建性的运作。如果是公平买卖的书市，大家平等，不可能出现“毛泽东稿费现象”这样空前绝后的事情。 以史为鉴的现实意义
反思毛泽东现象，不是要对他老人家个人说长道短，而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因为那个时代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还在起着作用造成的。民主和法治不够，必然产生腐败现象，因为没有有力的监督，因为人民没有知情权、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这就时有重大决策的失误，如毁林造田，破坏生态环境，如教育产业化，破坏民族的素质，分配上两极分化，形成不安定的因素等，是改革造成的吗？不是。恰是政治改革滞后形成的。
反对政治改革的朋友，反对西化。其实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来的，当年蒋介石他们就说“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一些利用权力率先富起来的人，把子女送到西方去，把钱储存到西方去，在西方建立豪宅和庄园。这样更怕国人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政治文化，危及自己的利益。这仍然是前一时期“言行相悖”政治品格的继承。最怕别人谈“分权”以建立监督机制。这种心态，是合乎生活逻辑的。
我国驻英大使柯华，在那儿长期观察调研。撰文说：“资本主义国家法制观念较强。不能简单的说民主是骗人的。在西方没有政党间的斗争，就没有民主。英国所有公务员，包括撒切尔首相，都要接受监督。”具体监督到他的丈夫是否使用了首相官邸的信笺。“英王室的公主，因没有在指定地点停车，毫无例外地受到罚款，并在报上披露。这种监督机制，保障了民主权利，限制了贪污等丑恶现象的滋生。民主不但不妨碍统治的稳定，反面有表现社会公正的作用。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毛泽东时代那20多年，我国社会处在怎样的阶段呢？从道德和法制水平，不知史学家会研究出怎样的结论来。
(未完待续）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