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雲和月(正面抗戰那些事)（七）

作者: 關河五十州

　　現在不僅雜牌軍說何成浚好，連西北軍那邊提起這個人，也是直翹大拇指。
　　於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西線無戰事，有的只是友誼和歡樂。
　　隴海線上卻已經打得火星直冒了。
　　在這個雙方都很看重的主戰場上，中央軍開始面對的對手是晉綏軍。
　　本來說好了隴海這方面是馮閻兩家一道上的。但老閻以反蔣總司令的身份，讓老馮去管西線，隴海線由他晉綏軍包打。
　　算盤撥得那是真精：通過這條線，可以長驅南下，搶先占領南京！
　　晉綏軍有一個特點，叫做善守（傅作義是其中的集大成者）。反過來說，就是不會攻。
　　說是要打到南京去，晉綏軍卻把大部分力氣都花在了修工事上面。不為別的，就為這個他們在行。
　　工事修得確實不錯，頗有專業水準，中央軍愣是攻不過來。但老蔣這個“保定系”與半個“士官系”（未讀完）的雙料畢業生可不是白給的，見正面攻不進，他就命令部隊從右翼圈子繞過來。
　　這樣一來，再好的工事也只能白搭。晉綏軍立刻陷入了被動。
　　關鍵時刻，閻錫山再也顧不得打自己的那點小九九了，連忙向馮玉祥求援。
　　不是猛龍不過江。西北軍一上陣，攻擊力果然了得。隴海戰場的局面立刻為之改觀。
　　令人發怵的是，西北軍還有一招更絕的，那就是騎兵部隊。
　　騎兵的特點就是速度快。
　　他們曾經一夜急馳八十里，深入敵後，把中央軍的飛機場都給端了。飛機燒了不說，機械師和地勤人員也抓走了不少。
　　這支騎兵部隊唯一疏忽的一點就是，他們沒有乘勝去參觀一下附近的車站。
　　因為此時，老蔣就在車站裡。
　　老大都差點被活逮，可想而知情況有多麼嚴重。
　　被逼急了的老蔣抓耳撓腮，忽然想起了久違了的平漢線。
　　一了解，平漢那邊還很有種。何成浚帶着一幫人，竟然把窮凶極惡的西北軍都給硬生生地頂住了。
　　沒想到啊。
　　老蔣大為驚訝。驚訝之餘，他忘了那是一群雜牌，昨天還被他棄之如蔽履。
　　他命令何成浚，立刻率部發動進攻，以緩解隴海戰場正面壓力。
　　接到電令，何成浚傻了。
　　在他看來，平漢戰場能維持現在這種樣子，已經算超額完成任務了。你中央軍那邊都打得稀里嘩啦，難道還讓我雜牌上去幫大家建功立業？
　　有想法歸有想法。意見保留，命令還得執行。
　　何成浚只好把雜牌軍頭們都一個個找來商量。反正也沒什麼領導不領導，大家平時玩都玩在一塊，早就不分彼此了。
　　等何大人把他的苦衷一攤牌，眾人都明白了。
　　那就打吧，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您老在我們身上破費了這麼多銀兩，不拿點成績出來怎麼也說不過去。
　　何成浚聽了很感動。
　　實踐證明，如果你平時一直為大家着想，難的時候，大家也一定會為你着想。
　　須知，雜牌，那也是有自尊的。
　　（83）

　　何成浚下達總攻擊令。雜牌部隊傾巢而出，並且一鳴驚人，把西北軍逼到許昌城裡，還圍困了起來。
　　由於前線連戰連捷，何成浚索性把自己的指揮部前移，從駐馬店搬到了漯河。
　　半個月後，西北軍平漢線前敵指揮官戰死，所部驚慌失措，陣腳大亂。
　　正是西線的不利局面，使隴海線上督陣的馮玉祥再也坐不住了。他當即抽調精兵回援平漢戰場，自己也親自來到許昌進行指揮。
　　後人在評論中原大戰時，大多認為這是馮玉祥當時所犯的一個足以致命的錯誤。
　　當時隴海線的中央軍由於損失巨大，已逐漸失去了攻擊能力。如果馮玉祥能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棄平漢線於不顧，與晉綏軍合力一擊，則中央軍主力將被一舉擊潰。
　　問題是馮玉祥能舍平漢於不顧嗎？
　　不能。
　　不僅僅因為平漢一旦有失，西北軍將失去西歸之路，還因為對面的敵人說穿了就是一些臨時組合的雜牌，大家都不想要的部隊。
　　怎麼也丟不起這個人啊。
　　打仗說到底還是要靠點真本事的。老馮一押上老本，雜牌部隊就是再賣力也無濟於事了。
　　雜牌軍的天才領導何成浚被打回原形，不得不重又退回漯河。
　　當是時，西北軍將領多主張乘勝追擊，直取武漢。但老馮不同意。
　　你打一群雜牌都費這麼大勁，尤不放心，還要跟着窮追不捨，那不得讓人笑掉大牙。
　　小兒輩實在不足多慮，要緊的還是隴海主戰場。
　　這大概算是馮玉祥在中原大戰中所犯的另一個重大錯誤。窮寇莫追，那你也得分是誰，什麼時候。
　　後來他連西北老家都沒能回得去，倒霉就倒霉在這群他十分看不起的雜牌手上。
　　馮玉祥移兵平漢，老蔣壓力頓減，趁機穩住了陣腳，這為他堅持跟馮閻打持久戰贏得了時間。
　　比之於後援堅強、糧彈充足的中央軍，西北軍和晉綏軍各有自己克服不了的缺陷。
　　西北軍猛則猛矣，但沒有後方，物質大部分需要山西方面援助，屬於有精神無物質。
　　晉綏軍倒是日子好過的多，但在進攻能力特別是敢拼命這一點上，又差着好大一截，屬於有物質無精神。
　　如果光是短期作戰，西北軍能把中央軍打得只有防守的份。但是時間一長就不行了。
　　很多部隊都是靠一雙光腳板，從陝甘寧這些窮得冒泡的地方跑過來的，糧食彈藥全靠士兵隨身攜帶，幾次消耗就底朝天了。
　　起初老閻還算夠意思，隔三差五就送點糧草彈藥過來。但是時間一長，久病無孝子，山西那邊送東西的次數越來越少，且缺斤短兩。
　　到後期，由於軍費困難，西北軍生活極為艱苦，有時甚至連鹹菜都吃不上，
　　但作戰不利的晉綏軍卻後備充足，以致聯合作戰的西北軍士兵常常能撿到前者扔下的空空如也的食品罐頭。
　　如果說這還不影響士氣，那就純粹是騙人了。
　　晉綏軍不能打，西北軍撐不住，老蔣就討便宜了。
　　（84）

　　首先是在北上的19路軍和韓復榘部的聯合進攻下，晉綏軍抵擋不住，率先丟失濟南，撤往黃河以西。
　　東線完了。
　　接着，西北軍發起的八月攻勢受挫，兩軍在隴海線上會師徐州的計劃破產。中線隨即面臨癱瘓。
　　現在只剩下了西線。
　　老蔣抓住機會，將原來布置在津浦線上的精銳部隊抽調出來，分別充實到平漢、隴海兩線，並且調整了進攻重點——從隴海轉移到平漢。
　　目的很明顯，那就是要準備在西線關門了。平漢線一斷，西北軍連回老家的後路都沒了。
　　西線戰場，這個大家都曾經忽略的地方，如今成了左右戰局的要害。
　　打到這時候，攻守雙方終於調了個個。
　　蔣介石變成了攻，馮玉祥變成了守。
　　老馮不得不縮短平漢、隴海兩路防線，以便集結兵力做最後的抵抗。
　　但是，一個人的意外出現，終結了老馮的“最後”。
　　這正是最要命的時候，馮閻都已經精疲力竭，只需要從背後輕輕一推就可能摔倒在地。
　　何況這個人可不是輕輕一推，他用的是腦後狠狠一板磚。
　　這個人，叫張學良。
　　他一直在觀望，並且給自己確定了一個心理基準線。
　　就好象炒股一樣，如果大盤在基準線以下，他會把手中股票緊緊捂着；而如果大盤已經漲到基準線以上，就可以把籌碼全部拋掉。
　　股票，他最後看好的是老蔣的那一支。
　　所謂心理基準線，特指濟南的得失與否。
　　晉綏軍丟失濟南後應該是獲利的最佳時機，但他仍不急於拋售。
　　在此之前，張學良已把他的心理基準線告知了南京的來使。所以，老蔣在拿下濟南後，馬上派人送來了上千萬銀元的入關開拔費，並許諾在張出手相助後，將把華北地盤交給東北軍掌控。
　　是時候了。
　　1930年9月18日，張學良發表擁蔣通電，聲稱要派兵進行武裝調停。
　　第二天，10萬東北軍入關，並迅速占領天津、北平和河北，使閻馮聯軍處於腹背受敵的困境，形勢立刻急轉直下。
　　9月18日。
　　這是一個很具諷剌意味的日子。
　　一年後，同樣的“九一八”將使入關的東北軍徹底失去自己的家園。
　　張學良的通電，對閻馮聯軍來說不啻一場精神大地震。
　　首先是閻錫山再也支持不住了，率先做了縮頭烏龜，密令隴海線上的晉軍全部撤往黃河以北。
　　接着，石友三宣布反水。
　　這位一向以金錢多少為轉移的仁兄，其實早就對他參加“反蔣聯盟”的價碼不滿了，80萬突然變成30萬到現在還牢牢記得。
　　眼看30萬就快花光了，是找一個新買家的時候了，於是他也如法炮製，發了個通電，表示擁護張學良，讓手下套上東北軍的服裝，“改衣換幟”，又換了一個新主人。
　　最無退路的是馮玉祥。出來時他可是把全部家底都掏出來了。眼下也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撒開丫子往回跑。
　　但是西北，回不去了。
　　（85）

　　截斷西歸之路的正是西北軍的舊將，如今何成浚的當家雜牌——楊虎城。
　　其實他不截，也沒多少人真想回去。到東邊來逛了一圈，覺得怎麼過都比西邊強。尤其西北軍的大本營之一陝西省剛剛鬧過旱災，餓死了很多人。現在灰頭土臉地跑回去，難道再等着挨餓受苦不成。
　　大難臨頭，西北軍固疾重演，開始盛行倒戈熱。
　　大家都知道老馮最恨部下倒戈，所以都預先編了各種各樣的理由來騙他。
　　其中，數吉鴻昌的理由最具創意。
　　當有傳言說“十一口”（吉鴻昌的吉是十一口筆畫）可能有變時，老馮還不相信，親自打電話過來詢問。
　　吉鴻昌吃過這老頭子的苦頭，害怕他再讓自己跪下來接電話，趕緊分辨說傳言有誤。
　　據他說，真實情況應該是這樣的：我，吉鴻昌，這次打定主意，一定要扮一回三國時的東吳大將黃蓋，用苦肉計為掩護（沒有說清楚是什麼苦肉計），準備跑進曹營（指老蔣那裡），反過來賺它一把。
　　老馮聽後，不能說信，也不能說不信，只能說吉鴻昌“腦筋複雜，想入非非”。
　　未幾，吉鴻昌果然向蔣介石接洽投誠。
　　眾叛親離之下，馮玉祥慘澹經營二十餘年的西北軍終於宣告關門歇業，清資破產。
　　西北軍殘部除被老蔣收編外，另有一部退入山西境內，被已執掌華北大權的張學良改編為第二十九軍，雖然仍稱西北軍，但已與原來的西北軍概念沒有多大關係了。
　　馮玉祥和閻錫山隨即聯名發表通電，聲明“即日釋權歸田”。
　　曾經叱咤風雲的馮玉祥從此再未能真正執掌過類似西北軍的軍事集團。
　　中原大戰，所有人中，數老馮輸得最慘，可以說把所有能輸的一傢伙全都輸掉了，可謂清潔溜溜，乾淨徹底。
　　他的老搭檔閻錫山雖然也下野了，但他還有重新登台的機會。
　　這個任何時候都會給自己預留後路的人，在最後時刻沒有像馮玉祥那樣選擇一條道走到黑（馮曾勸他在河南共同作垂死抵抗）。
　　他保留了實力。山西軍政各界仍然布滿他的親信，只要遙控得當，遲早還有再次亮相的一天。
　　沒有槍桿子的汪精衛同樣只能通電下野，並宣布解散改組派。那個成立三個月還不到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自然也壽終正寢。
　　最大的勝利者無疑是蔣介石。
　　得勝還朝時，由於興奮過度，老蔣一改往日的不苟言笑，居然一個人哼上了小曲。
　　但卡拉OK這東西你平時不練，臨時抱佛腳就難免會露出破綻。
　　老蔣一路上唱歌走調，而且走得快連家都不認識了。這使他的隨從參謀們表情非常難做，想笑吧不敢，不笑吧又實在堅持不住。
　　中原大戰之後，中國又由分走向合。
　　從此，再沒有一個像馮閻李這樣的大軍事集團敢向南京中央政府叫板，也再沒有發生過具有如此劇烈規模的軍閥內戰。
　　大家都快醒醒吧。
　　讓我們把眼光從中原移向東北。
　　那裡，強敵正在一步步逼近，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即將接受最嚴峻的考驗。
　　除了蔣介石，中原大戰還有一個勝利者，當然是暫時的。
　　（86）

　　這就是張學良和他的東北軍。
　　伴隨着入關，權位、金錢、榮譽撲面而來。
　　參加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張學良受到各界隆重歡迎。黨政軍界，報紙輿論，無不認為張少帥學良為結束內戰立下了汗馬功勞。
　　一個月後，南京國民政府明令褒獎張學良，並在北平為其設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
　　五個月後，張學良將他的大本營由瀋陽移至北平。此時，除東北四省區（除三省外，還包括東省特別區）外，東北、華北共九省區軍事均由其一體節制。
　　在從父親手中接掌權柄後，東北少帥張學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到達了成功的巔峰。
　　1931年春天，南京政府召開國民會議。張學良出席。隨後就因“患傷寒”而住進北平協和醫院。
　　從此他再也沒有回過東北。
　　與此同時，外交部長王正廷決心繼續推進他的革命外交政策。目標便是東北。
　　自從田中內閣倒台後，跟中國打交道的是濱口內閣。
　　在日本所有內閣之中，濱口內閣應該算是一個苦命的內閣。因為在他們上台後，十年一輪的經濟大風暴已經捲土重來並影響到東瀛列島，這就是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
　　在這種嚴峻情況下，濱口還需要為他的前任田中買兩個大單，其一就是財政失控（錢都流到了軍部），出現了金融危機，其二就是由於實行對華強硬政策，在外交上陷入了更大因境。
　　此前由於日本出兵濟南和炸死張作霖，兩國外交基本停頓。在中國國內，反日示威、抵制日貨運動此起彼伏，更使日本在對華輸出貿易上不進反退。
　　政府跟軍人畢竟不一樣。不當家不知柴米貴，當了家才知道光靠打打殺殺，既換不來柴也弄不來米。
　　在經濟危機的衝擊下，日本國內經濟困頓，且長時間看不到復甦的跡象。有些地方也出現了和鄰國中國一樣的情景：餓死人是常有的事，買賣兒女成了朝陽產業。
　　這就是歷史上的“昭和恐慌”。
　　濱口決心把日本帶出災難的汪洋大海。
　　他採取了兩個政策，一個是財政緊縮，一個是協調外交（又稱幣原外交），即對內壓縮戰爭開支，對外改善關係。
　　最後的結果是，兩個政策都很失敗。
　　因為濱口內閣要想真正地實行這兩個政策，就必須與軍部相對抗，而早在田中內閣時期，軍部就用他們的鐵腕證明了，政府要想與軍隊博奕，那是絕對要輸得一塌糊塗的。
　　起初，濱口內閣推出的幣原外交還算是讓中國政府耳目一新。派出的外交特使幾次來到南京，不管真心還是假意，雙方在會談中都還流露出一定的善意。
　　日方表示，希望通過締結關稅條約來帶動和改善對華關係。
　　如果真像他們所說的那樣，在中國問題上就此罷手，不貪念叢生，那樣說不定還真的能和鄰國“共存共榮”呢。歷史也許就要重新改寫了。
　　然而此時日本國內的輿論已容不得任何稍微清醒一點的頭腦。
　　民間各式各樣的憤青團體如同過江之鯽，數也數不清。最多時，包括黑龍會、愛國社等團體總計有六百多個。
　　這幫人自然不是什麼好鳥，逮到機會就要整治一下在他們眼裡腐敗軟弱的官僚組織——濱口內閣。
　　有“溫和派”之稱的駐華大使佐分利貞男剛剛回國，就意外地遭遇了“被自殺”。
　　（87）

　　顯然，日本國內那些一個比一個更瘋狂的激進組織“功不可沒”。
　　最後經過共同努力，中日還是締結了新關稅條約，但兩國關係的全面好轉似乎已難以指望。
　　濱口內閣本來還能再撐兩天，無奈憤青們已經等不及了，他們來了個“斬首行動”。
　　事緣於倫敦海軍裁軍條約的通過。
　　經濟危機來了，西方國家一個都沒逃得掉。為了抱團取暖，便有人提議開一個會議，大家都砍掉一點海軍軍費。
　　對於濱口內閣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壓縮軍費開支的好機會，便代表日本政府予以批准。
　　在批准之前，內閣與海軍最高指揮機構軍令部已做過溝通。沒想到，人家事後不認帳了，一口咬定內閣此舉是擅自行動，侵犯了天皇的統帥權。
　　作為反對黨的政友會跟個二愣子似的，絲毫沒拎清楚這其實關繫到政黨政治與軍閥勢力的鬥爭，關繫到今後政府還能否獨立行使內政外交權的問題。
　　他們竟然也站到軍部一邊，跟着在下面瞎起鬨，為了能夠達到順利倒閣的目的，對當政的濱口內閣不遺餘力地進行攻擊。
　　一個月後，愛國社的愛國憤青便幫軍人政客們解決了全部問題，他們在東京火車站剌殺濱口，並導致後者重傷身死。
　　兇手抓獲後開始被判死刑。為此，全國各地竟一下子遞來了 7 萬多份請願書。所有請願書都一個意思：剌殺是愛國行為，政府當局必須予以減刑。
　　順應“民意”，該兇手被一再減刑，十一年後假釋出獄。
　　濱口被剌事件是一個危險的信號，預示着日本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昭和動盪”已經開始。
　　正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當年提出軍主政從（即“巴登巴登密約”）的二葉會已不算什麼了，現在陸軍里最猛的叫櫻會，海軍里的叫王師會。
　　這兩個會都不把政府當官的放在眼裡，他們的旗號是要搞“昭和維新”。櫻會更是準備在濱口被剌後再接再厲，着力推進所謂的“國家改造運動”。
　　按照這個運動的最初設想，是要先內後外，即先對內進行政治改造，建立軍人政府，具備打大規模整體戰的條件後，再對外發動戰爭，以此解決“滿蒙問題”。
　　1931年初，他們策劃了一個“三月事件”，計劃對議會發動突然襲擊，強迫內閣總辭職，然後由天皇下詔重新建立軍人內閣。
　　但最後因內部分歧，這一計劃未能成功，“事變”也就成了“事件”。
　　在各領風騷三五月後，曾經壯志凌雲的濱口內閣終於轟然倒下。繼之而起的是若櫬內閣。
　　在若櫬內閣成立的當天，王正廷約見日本駐華代理公使重光葵。
　　大喜的日子，王部長沒忘給公使先生準備一份賀禮，還很重。
　　長長一串禮單報下來，重光葵越聽越吃驚，從收回海關關稅自主權，到收回租界，再到收回鐵路航運，等於中國這塊地方，就沒他小日本什麼事了。
　　革命外交果然力道十足。
　　（88）

　　臨走時，似乎還覺得不夠份量，王正廷又加了一句：所謂“滿蒙權益”，也即旅大地區和南滿鐵路，中國也是決意要予以收回的。
　　從外交部出來，重光葵擦了一把冷汗，趕緊啟程回國報告情況。
　　消息傳到日本島內，猶如給早已氣勢洶洶的輿論加了一束薪，添了一把火。無論民間還是軍方，都認為是由於政府過於軟弱，才在外交上一再陷入被動局面。
　　很多人回過頭去看，又重新找到了那個尚名不見經傳的關東軍小軍官石原中佐的“價值所在”。
　　至此，“滿蒙生命線”理論到達了它被賣力鼓吹的最頂點。軍部由於“三月事件”的失敗，也由先內後外，逐步傾向於先外後內。
　　此時，離石原這位天才當初設定的兩年期限，還剩一年不到。
　　那麼到現在為止，這個被日本人稱為“百年不遇的軍事天才”到底在忙些什麼呢？
　　日本人在微觀事務方面的精益求精，是連西方人都為之嘆服的。
　　對日本文化做過細緻入微研究的小泉八雲曾經說過，這個世上沒有比日本人更好的外科醫生了。
　　聽名字，你可能會以為這是個本地產的日本通，其實不是，這位先生是個純正的英國老外。當然，他原先不叫這個日本名，是後來到東瀛定居，娶了個日本老婆，才夫隨婦姓，改姓小泉，名八雲。
　　這個經歷應該跟加拿大留學生、會說相聲的那個大山差不多。
　　小泉八雲對日本文化非常推崇，認為日本人的天性，自然而然適合於準備和實施各種複雜的行動計劃，哪怕這些東西在外人看來是多麼的瑣碎和煩雜。
　　有戰略家之稱的石原可稱得上是這方面的優秀代表。一個“關東軍占領滿蒙行動計劃”，僅僅方案的完備，他就用了一年多時間。
　　在這一年多里，由他和板垣帶隊，組成了“參謀旅行團”，在東北境內跑了一圈。
　　第一站是長春。範圍是吉林省。在這裡，石原等人進行了軍事地形偵察和渡江作戰研究，從而揭開了“滿洲事變前史的第一頁”。
　　第二站是錦州。範圍是遼寧省。這次主要是具體研究如何向瀋陽城攻擊、向錦州追擊、進攻錦州和山海關西部的作戰方案。
　　第三站是北滿。範圍是黑龍江省。此次實地考察了北滿（黑龍江）的全部地形。
　　三站跑下來，石原已經為關東軍占領滿蒙安裝了全副的GPS導航。
　　接下來，他需要等待的只是一個在他看來最為合適的出手機會。
　　張少帥不回東北，並不代表東北可以無事。實際上，這一年東北的事情特別多。
　　在中央政府宣布要收回東北主權後，中日民間和軍方衝突都開始變得異常頻繁起來。
　　早在張作霖做“東北王”的時候，日本就已經開始往東北大批移民。當時的移民主要是日本農民（也包括朝鮮農民）。
　　沒辦法，東瀛島國就那麼巴掌大一塊地方，本身也沒多少地方可以開墾，明治維新搞資本主義後，又是開廠，又是修路，哪有那麼多地方可供農民再去耕種。
　　糧食很重要，機器再好也不能當飯吃。這是很樸素也很唯物的道理。要養活這麼多人口，如果不想實行計劃生育，就只能忽悠農民們“闖關東”，到東北去找良田了。
　　但是關東，並不是那麼好闖的。
　　（89）

　　來了以後，先是發現沒人肯租給他們房子住。
　　這也就算了，實在不行，自己尋找材料，臨時搭一個也行。反正東北有的是蓋房子的木料。
　　但是他們很快發現，事情並沒有想像的那麼簡單。
　　住是住下來了，但是沒有良田。
　　日本政府有一點沒說錯，東北土地的確很多，漫山遍野到處都是。
　　問題是好土地早就有了主人。
　　除了原住民，那些從中原內地來“闖關東”的漢人早就提前一步，成了剩餘良田的主人。
　　誰也不是傻瓜蛋，難道千里迢迢趕來分田分地，為的就是這些連豬都不願啃的破地爛地？
　　日本農民（或者朝鮮農民）對此相當氣憤。可是人微言輕，又沒法找忽悠他們的政府算帳，兩手空空地回去也不甘心，只能把一股無名之火統統撒在和他們一樣勤懇勞作卻一貧如洗的東北農民身上。
　　矛盾就這樣產生了，並逐漸發展為民間衝突。
　　衝突一起，處於尷尬之中的日本政府反而為之精神一振。
　　他們意識到，轉移視線和卸罪於人的機會到了。
　　在這些大大小小的衝突事件中，最讓人觸目驚心的是“萬寶山事件”。
　　說起來，萬寶山並不靠近滿洲鐵路，跟日本人的管轄範圍橫豎不搭界。這裡屬于吉林省長春縣境內，完全由中國政府自主管轄。
　　事情從長春縣的縣長郝永德開始。
　　縣長，也就是古之縣令，常被稱做七品芝麻官。其實權限大得很，在他那一畝三分地里，就是當之無愧的土皇帝。
　　有意思的是，這位郝縣長還兼着農稻田公司經理一職，屬於典型的官商。
　　估計這位縣令平日裡油水撈得比較足，因此財大氣粗，這一年在萬寶山地區一氣租了三千畝荒地。
　　既然是荒地，就是需要從頭僱人開墾的。郝永德身為一縣之長，自然懶得管理這種破事，便把荒地的使用權又轉租給了在周圍居住的朝鮮農民。
　　轉租可是要付租金的。朝鮮農民為了儘快使荒地變成良田，在最短的時間內把老本賺回來，他們決定開河挖渠，引伊通河水對田地進行澆灌。
　　說干就干，近兩百名朝鮮農民挑燈夜戰，開始了大生產運動。
　　一旁的中國農民可急了。因為他們要挖的這條水渠，長約20里，深度和寬度達到3丈有餘，簡直就是一條小支流，而中國農民耕種的幾萬畝熟田（指耕種多年的良田），地勢較低，隨時可能被渠里的河水淹沒。
　　不管哪一國的農民，土地對他們來說，就是命根子。
　　跟朝鮮農民交涉，對方不理。
　　流我們的汗，挖我們的渠，澆我們的田，於你們有何相干。
　　中國農民無奈，只好集體上訪。
　　農民申訴，政府不能不受理，估計就是按照這個辦事邏輯和程序，縣裡派人下去干涉，勸阻朝鮮農民停工。
　　這時，日本駐長春領事館開始插手此事。他們也派人到達現場——不過這些人不是普通工作人員，而是帶着機槍上陣的日本警察。
　　事情弄到這個地步，郝永德和他的縣政府竟然來了個裝聾作啞，既不向上報告，也不採取措施，甚至下面連個中國警察都沒加派。
　　郝永德，實在是既不“好”（郝），也沒有什麼“德”。
　　（90）

　　他大概認為這種情形下，自己兩不吃虧：水渠建成了，反正土地的所有權在我，租約到期了還可以收回良田，只有好處；渠建不成，該向朝鮮人收的租金也一分不會少。我怕個鳥啊。
　　有了武裝保護，朝鮮農民更加有恃無恐，日以繼夜地挖渠築壩，工程進度大大加快。
　　眼看水渠就要完工，而自家縣衙的態度又如此曖昧，中國農民忍無可忍，被迫自動集合起來上前填渠。
　　一個要填渠，一個要開渠，雙方都不肯相讓，立刻發生了大規模衝突。
　　日本警察隨即介入衝突，並公然開槍，造成中國農民傷亡。
　　東北政府的反應非常窩囊，一邊像中蘇戰後處理那樣，我行我素，由地方政府出面，與日本進行毫無結果的談判，一邊仍然對萬寶山民間衝突糾紛採取坐視迴避態度，結果聽任朝鮮農民在武裝保護下將壩修成通水。
　　坐鎮北京的張學良最先想到的不是要替治下的小老百姓們伸張正義，幫他們解決實際問題，而是害怕因此觸怒日本人（“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宜亟力避衝突。”）。
　　保護治下百姓，本為統治者之神聖職責，任何地方任何政府都是如此。你怎麼知道這樣就會引起“衝突”，乃至“日本開戰”，還“必敗”了呢？
　　為了所謂的“力避衝突”，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最可憐的還是那些眼巴巴看着稻田被淹而無可奈何的百姓。他們的利益就這樣被中日雙方共同“犧牲”了。
　　至於他們來年還有無能力繼續承擔苛捐雜稅，則根本不是各級官吏們所關心的。
　　老百姓出錢養活的政府，卻不肯花半點力氣幫老百姓說話辦事，這也算是中國獨有的一種奇觀。
　　日本方面則表現得非常囂張跋扈。
　　萬寶山事件本來是日方占盡便宜，但最後叫得最凶，哭得最響的卻是日本人。
　　在日本人的宣傳和煽動下，“中國排斥朝鮮人”的輿論遍及朝鮮。
　　朝鮮人民族意識極強，在被迫淪為日本殖民地後，反日活動從未有一天停止過。日本這次有意識的禍水東移，使朝鮮把對日本人的的仇恨轉移到華人身上，因而引發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排華運動。
　　一周之內，襲擊在朝華僑的暴行不勝枚舉，華僑死傷無數。房屋被燒十之有九，就連國民政府駐漢城領事館也被暴亂分子搗毀了。
　　在日本國內，主張對中國強硬的論調幾乎形成了一邊倒的趨勢。
　　僅僅三年前，日本在野黨政友會還因為田中內閣“支持”暗殺張作霖而大吵大鬧，三年後，他們已經改弦更張，與時俱進地跟上了潮流，轉而猛批若櫬內閣對中國執行的是“軟弱外交”政策。
　　政友會老大森恪還組了一個代表團，由他親自帶隊，到東北和朝鮮兜了一圈，回來後便在國內大造輿論，擺事實講道理，證明“萬寶山事件”不能就這麼完，一定得把失去的場子給找回來。
　　大家都這麼革命，貴為首相的若櫬想想再不表現一下，又得因為“落後”而被炒魷魚了，於是趕緊也站出來，捋袖子，伸胳膊，秀肌肉，哭着喊着要跟森老大比“強硬”。
　　軍部和關東軍懷着興災樂禍的心情注視着所發生的一切。在他們眼裡，政府不管如何表現，始終都是軟弱無能的。
　　只有他們手中的刀把子，能證明一切。
　　（91）

　　憑心而論，事情發展到現在，不能怪長春縣的縣長郝永德不作為，因為他的上司吉林省主席張作相也不作為。
　　不能怪張作相不作為，因為他的上司東北軍主帥張學良更不作為。
　　堂堂一縣之長，老百姓的父母官，卻做起了縣裡面的第一官商，事前無人過問，事後也無人追查。
　　面對突發事件，對下敷衍塞責，不敢為民作主，對上拒絕中央插手，自己卻又無能力把事情擺平。
　　見一斑而窺全豹。
　　東北吏治，譬如朽木，早已不堪。
　　年輕的少帥似乎已經忘記了身後那個長滿大豆和高梁的地方，那個父輩基業之所在
　　東北危機四伏，他聽不見，也看不到。
　　他此時一門心思要對付的，是帳下的三姓家奴——倒戈界的後起之秀石友三。
　　中原大戰後期，石友三來了一把“識時務者為俊傑”，“及時”投靠了從關外過來的張學良。
　　在小張家大門口沒混多久，老毛病又犯了。
　　因為汪精衛的“廣州國民政府”來招賢了。
　　汪精衛不是通電下野了嗎？
　　沒錯。不過正所謂：此一時彼一時。民國前後的政治氣候就是如此，對於吃政治飯的人們來說，下野快，上台比這還快。
　　而且這一回，老汪打的旗號不是為自己，是為“朋友”申冤來了。
　　朋友者，黨內元老胡漢民是也。
　　事實上，汪精衛和胡漢民雖然同殿稱臣，資歷也相差不多，但並不是什麼“朋友”。豈止不是朋友，關係還很差。
　　想當初老蔣羽翼未豐時，搞“寧漢分立”，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和中央（“偽政府和中央”的始作俑者就是老蔣本人），咬着牙要與武漢汪精衛主持的“正宗老字號”分庭抗禮。
　　招牌是掛起來了，但缺少重量級人物幫着吆喝。
　　在這種情況下，老蔣便請來了這位因涉嫌剌廖案而被迫寓居滬上的胡漢民，讓他做自己的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也投桃報李，關鍵時刻幫了老蔣大忙。
　　說句實在話，那時候要沒這個胡老撐撐門面，南京政府這新起的爐灶還真是要多寒蹭有寒蹭。
　　然而，人總是在不斷變化的。老蔣也是如此。
　　自取得中原大戰的完勝戰績後，這位三軍統帥開始變得飛揚跋扈，黨政軍內儼然唯我獨尊，漸漸地連有貢獻的“老前輩”都不放在眼裡了。
　　兩人自此就有了矛盾。
　　其實，看着老蔣發達，胡老也沒真失趣到想擋他道的程度。以他這種年紀和身份，其實也就好個面子而已，無奈後者屬於人一闊臉就變的主，而且變得委實過快，一來二去，連面子這個起碼的東東也不想丟給可憐的老頭子了。
　　弄到最後，大約老蔣自己也賺煩了，腦子一熱，索性派了兩個憲兵把胡漢民給軟禁了起來。
　　這樣一來，猶如捅了馬蜂窩，各路或潛伏或下野的反蔣精英趁勢鼓譟。
　　此時汪精衛正在港島。隔岸打嘴仗沒有比老汪更在行的了。他立刻發表宣言，痛罵了一通老蔣，把他的行為比做是“強盜綁票”，並稱老蔣是史上最大的“狗官”。那文章寫得真是十二分的酣暢和過癮，若不是後來失了足，未必不能和“不負少年頭”一樣流芳百世，傳之永遠。
　　（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