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千古绝唱《蝶恋花》

（一）

对毛泽东的一曲《蝶恋花》，半个世纪间，我都认为是“千古绝唱”。记得1957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时，报纸并没有作特殊的处理，而是放在第八版副刊的一角，连字体也没放大一点，占着一小块地方。说明那时个人崇拜的民族狂热还没有形成……
虽然如此，我和同学们——当时在人民大学新闻系，立即引起高度重视。从这几句词得到鼓舞，大家非常兴奋。认为这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之作，很难找到如此反映了高洁人格和高尚情操的作品。它的美感给人以强烈的感染。
很快，一些作曲家谱写了曲子，瞿希贤的最流行，评弹的音乐语言更丰富，长期流行，受到人们的喜爱。这更使《蝶恋花》不胫而走。
20年前，听到“流言蜚语”，有党史研究者，说什么毛泽东在井冈山宣布和贺子珍结婚时，杨开慧还在苦难中，已经被捕还没牺牲呢！这叫人将信将疑。有“泪飞顿作倾盆雨”，当不致如此吧！
对这样的“流言”，一般人只愿信其无，不愿信其有，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毛已过世，但幽灵仍在，余悸犹存。千百年间，臣服于君权、神权脚下的中国人民，“唯上”是所谓“思想定势”，对这样的事，起码是不去管它。
我依然如故，对《蝶恋花》情有独钟。一年春节前夕，数友相聚，大家自娱自乐。我唱了一曲《蝶恋花》。不料，数日之后，一些同志告知，听到我在广播里的歌声。原来是一位广播电台的同志，录了音，拿去播出了。我自己也没听到，不知唱成什么样子。
我从未去了解“骄杨”其人，无暇关心她的命运。偶然在影视中看到她，说她是一位英雄，这是当然；说她是一位坚贞不屈的战士，这是当然——她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时间长了，有的史册中涉及她的身影，当然是注意一下，积以时日，形成一个概念，“流言”还是有根有据的。特别是张戎女士和乔·哈利戴（ Jon Ha l l i day ）辛苦12年探访所有“知情人”，查阅许多国家的档案，条分缕析，语言平实，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了。
奈何，历史问题总要展现出它真的面目。

（二）

历史的纱幕渐渐揭开，这使我们看到具体的情况。
杨开慧生在长沙城外一个村子里，时在1901年。父亲杨昌济，留学日本、英国、德国，一去十年。母亲把她养大。父亲回国后，1918年在北大任教。毛泽东是通过他的介绍到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那儿当助理管理员的。他一时暂住杨家的门房中。昌济先生非常赏识毛，曾跟章士钊说，他可以成大事。杨开慧美丽、贤淑，落落大方。1920年，爱上了毛。她曾这样写着：“……自从我了解了他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除了为母亲而生，就是为他而生。如果一天他死去了，我一定跟着他去死！”
当时的新青年，反封建，甚至反对旧的结婚礼仪。以自发同居为时尚。1920年，开慧开始和毛公开同居结婚了。开慧不是旧式妇女，她有雄纠纠的文章，说：“男人是一个人，女人也是一个人。我们不能容许别人把我当作附属品看。”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婚后不久，发现毛和女友陶斯詠(杨开慧的表妹)一同外出旅游，俨如夫妻。开慧不快。写道：“忽然一颗炸弹跌在我的头上……”毛作了解释，她原谅了他。后来，又有发现，文雅而有教养的开慧，甚至动手打了自己的表妹……
1921年,毛去上海参加共产党的“一大”。会后，他领到50大洋的回家川资。这时，毛去与迁居南京的陶重叙旧情。陶1931年病逝。
后来，毛和开慧仍住长沙家中。不久他投入武装斗争的烈火，到了井冈山。那里杀人是很随意的。毛一次杀四个人，为了权力之争。不是一般的处决，而是集中军民都到场，以形成威慑的氛围。毛泽覃曾追求贺子珍，对她说了“我有嫂子呀!”但毛泽东还是不久当众宣布：“我和贺子珍结婚了。”时在1928年初，毛离开杨开慧和孩子还不到4个月。
从毛离开杨开慧，三年中，她的意外感受，引起情感的波澜和思想的变化。她写了八篇文章，用蜡纸包妥，藏在老屋里。到1982年、继而在1990年先后被发现。文章反映了复杂的心情。有被遗弃的痛苦；有对他不顾孩子的怨恨，也有怀念之情，爱的宽容……总之，杨开慧沉浸在毛走后的日子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断续写着，句子不连贯，有些是悲痛欲绝的哀号——
“几天睡不着觉，
无论如何……我简直要疯了。
孩子也跟着难过，母亲也跟着难过，
他丢弃了我，以前的事，一幕幕地在脑中翻腾。
他很幸运，得到我的爱……
我真要哭了，
我真爱他呀，天哪……
可怜的孩子又把我拖住……”
值得注意的是她作为共产党员抛弃了“主义”，丢了信念，变了。她写道：
“那时候，我是同情畜牲类。
现在我的倾向，又介入了一个新时期。也许有一天要叫着，我从前的观念是错了！
唉！杀，杀，杀，耳边只听到这声音，人为什么这样狞恶，为什么这样残忍！为什么啊！
我要一个信仰，来一个信仰吧！
我想在学问里头，得到滋润物，把我已枯的生命，灌溉活将起来，我或有一个新的发现。”
她还是作为毛的妻子，被反动派捉去杀害了。她死的很惨……
新中国成立后，有当年行刑人的口供，具体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冬天，寒风凛冽，她没穿外套，两个行刑人员，又把她的长旗袍剥了下来，算作他们额外的收入，外衣袋里一个手绢包着两块一角钱。年仅29岁的开慧，被绑着押过长街。路上，一个军官命令给她叫了一辆人力车，士兵在两边小跑，刑场在城门外，四下是一片荒坟。行刑人开枪之后，把她的鞋脱下，扔得远远的，怕死者的魂魄追他们索命。行刑人回去吃午饭，饭后，听说开慧没被打死，他们中的七八人又回去补枪。看她脸朝上躺着，手指深深戳进了冻硬的土地。
这正如魏明伦先生所说：“不是‘我失骄杨’，而是‘骄杨失我’。”

（三）

看来，毛对杨开慧还是有感情的。因而有《蝶恋花——答李淑一》一首。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词曰：
“我失骄杨，君失柳（柳为李淑一的丈夫、革命烈士柳直洵同志）。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毛亡故于1976年9月，未及看到开慧留下的文字，否则他将作何感想呢？
他离家多年，未曾有一信回家。这是开慧最有意见的。因为井冈山一带，和长沙近在咫尺。多年间，反动派并没有动这个弱女子。有史料称：“守长沙的国民党长官是坚决反共的何键。他没有骚扰开慧，因为开慧没有进行任何共产党活动，甚至彭德怀一打长沙，差点打死何键，何也没在开慧身上泄愤。但毛泽东又来二打长沙，何极为恼怒。在1930年10月24日逮捕了开慧和长子岸英。那天正好是岸英八岁生日。何键给开慧留了一条生路，只要和毛断绝关系。但开慧选择了死亡，以此表示坚贞不屈。传统道德要求，可杀不可辱。这样她告别了人世，当然也告别了丈夫和孩子。后岸英被放了出来。
两次攻打长沙，毛完全应该事先采取行动援救开慧。他疏忽了，不知为什么，这是不可原谅的。该不是因为有了贺子珍吧！
毛泽东，你欠杨开慧的债呀！你写《蝶恋花》，祝愿她升天，到天上能受到吴刚、嫦娥的欢迎，嫦娥泪流如雨了。这是不是也反映了你真的感情呢？

（四）

我国传统文化有“正、诚、修、齐、治、平”之说，即“正心”、“诚意”，而后“修身”、“齐家”，而后才能“治国”、“平天下”。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家成长发展的应有过程。否则，家之不齐，何能治国？即不讲家庭伦理道德，怎么会有良好的政治品格呢？
一个人心不正，意不诚，这对家庭、对国家会做出什么事呢？
毛去世30年之后，国人渐渐多了一些知情权，了解了一些往事。
毛早年对自己的道德观有率真的表达。终其一生，是否一以贯之。起码至“文革”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并在行动上也是如此。
他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益为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世界固然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又说：“吾人唯有对于自己的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这使人想到曹孟德的名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不过这是《三国演义》中文学形象的语言。在生活中是真的吗﹖毛甚至说，身后名，“非我之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他认为只有自己享受到才是有意义的。同一旨趣，所言甚多。不一一列举了。（均见张戎等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当我们真正把毛泽东从神坛上请下来，接触生活中真的历史情况后，难免叫人憬然有所悟，当然，也不妨存疑，再作思考。认识是一个过程，有时是痛苦的过程。
试想，如果毛以一曲《蝶恋花》对杨表示了真诚的忏悔之意，应不会再使贺子珍这位一同经历艰苦长征的战友和伴侣，漫长岁月的“有家无归”。江青在延安登上舞台，党有“约法三章”。他和在苏联治病的贺子珍离婚了吗？说明对党造成的被动。“文革”又纵容江青登上政治舞台，由此对国家危害的严重，史所罕见。她最后又被赶去钓鱼台，多年分居。他的生活由张玉凤料理。“文革”后，我们把“文革”的罪责，全部推给“四人帮”。江青终于在法庭上发出愤怒的吼声：“我不过是毛泽东的一条狗！”
千百年间，早已习惯臣服于君权脚下的中国人，潜意识中对大人物，认为家庭伦理不过是些小事情，林彪就有“小节无害论”的媚上之词。大人物的私德，对我们党，对我们国家，果真是小事吗？
在中国（或在中国共产党内），何时可以有“独立监察官”，可以审查第一把手，如同对克林顿那样，出了问题， 能加以阻止，叫他低头认罪，及时悔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