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三国演义》对曹操和诸葛亮分别作了褒贬分明的丑化和美化，但从他们本人留下的诗文当中，后人还是可以看出彼此之间在气质和秉赋上的真实面目。毕竟文如其人，诗也如其人。 www.

从诸葛亮的两份出师表上，人们读出来的并不是一个神机妙算的领袖人物，而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儒相。尤其是“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之类的言辞，全然一个儒家教义熏陶而成的贤臣形象。假如是面对一个李世民般的帝王，诸葛亮如此上奏，会让人觉得温柔敦厚，谦恭有加；可是，一想到事实上他如此诚惶诚恐地俯伏朝拜的不过是一个扶不起的小毛孩子刘阿斗，尊敬其为人为臣之余，难免令人莞尔。被《三国演义》所神化了的诸葛孔明，在为相治国上的成就是可信的，但在军事上的超人智慧却是演义小说的加油添醋。且不说别的，仅以他六出祁山无所建树、最后死于征途为例，就足见他出师的失当和在军事天份上的欠缺。至于其政治眼光和历史视野，也并非如同演义所杜撰的“隆中对策”那么神奇，不过是“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见《后出师表》) 言词之间，无奈极了。更有意思的是讲到其敌手曹操，他毫不讳言地承认：“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怫孙、吴”。这种赞语后来在《三国演义》里是被作者用来形容他诸葛亮的，而诸葛亮本人却在其《出师表》里老老实实地承认，真正用兵如神的乃是曹操。由此可见，假如诸葛亮当年不是被刘备请出隆中，而是被曹操收到帐下，那么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故事就有了典型的历史先例。 www.

被演义一再奸雄化了的曹操，在历史上其实是一个十分罕见的领袖人物。且不说其雄才大略和政治业绩，仅是读其诗歌，就可以看出一种领袖群伦的心胸和视野。曹操在诗歌里所体现的气派和风度，是以后的李白、乃至再后来的毛泽东都难以企及的。无论是“步出夏门行”组诗里对生命对宇宙的感悟，还是“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路下之八邦”那样在想象世界里的遨游，或是“度关山”、“薤露行”、“蒿里行”一类诗歌里的悲凉感怀，其意境之深远，其视野之开阔，鲜有比肩者。尤其是在那两首著名的“短歌行”里，其“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气度，领袖风范，赫然在目。人说曹操的诗歌颇具古风，更确切地说，其实是极其富有生命的底气和文化的元气。中国诗歌里最具这种底气和元气的当然首推《诗经》，而曹操的诗歌尤其是其四言诗，恰好在意境和风格上最为接近《诗经》。曹诗高远的气度，连毛泽东都不无倾倒，感叹道，“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其实魏武岂止挥鞭？且不说曹操后来的经世大业，仅以他年轻时几次三番要为汉末党锢领袖陈蕃李膺们翻案一事上，就足以使后来的毛泽东相形见拙。一个是要为被枉杀的士林精英翻案昭雪，一个是效法秦始皇“焚书坑儒”，把千百万知识分子打入地狱。当然，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对曹操不说自许、至少也是心仪的。要不然，见风使舵的郭沫若就不会写那篇不伦不类的替曹操翻案的文章了。顺便说一句，郭沫若何曾真正懂得曹操，不过拍马溜须而已。 www.

比较了曹操和诸葛亮，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成为帝王般的领袖人物，就可大致了然。周恩来并不是不想做领袖，事实上他也当过领袖。当他带着共产国际首脑季米特洛夫的亲笔介绍信回国之后，马上平步青云，年纪轻轻的便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教导主任。在蒋介石的清党分共之后，周恩来更是一跃而成为当年中共最为核心的领袖人物。但他与诸葛亮一样，有相国之才而无领袖之能。与诸葛亮六出祁山的败绩相仿，周恩来在上海和南昌先后二度指挥城市暴动，屡战屡败。然而，与诸葛亮被刘备的托孤一举弄得不得不为刘家天下鞠躬尽瘁有所不同的是，周恩来最后意识到了，他骨子里并不是叱咤风云最后一统天下的那种人物，从而在遵义会议上心甘情愿地让贤，开始了他长达几十年的向毛泽东俯首称臣的政治生涯。可以说，周恩来的称臣，对于毛泽东的逐步“称王”、“称帝”乃是关键性的历史转折。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周恩来，在党内军内握有过半实力，他的转向对于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乃是至关重要的。 www.

文化心理上的这种下意识现象，通常经由许多表面的细节仿佛十分偶然地形成。人们尽可以对周毛之间的最高权力转让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当时周恩来为情势所迫，或者那是毛泽东在私下里做了许多小动作的结果。就好比人们解释当年希特勒上台时，也可以找出许多偶然的历史细节，证明希特勒的成功不过是侥幸罢了，而不是德国民众在集体无意识层面上的选择所致。当然，更干脆更简单的做法是将历史现象归结为命运。谁也无法否认命运，一如谁也无法说清楚命运究竟是怎么回事。事实上，就好比一个人的性格与其命运有着对称性，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通常与该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相关。或者说，从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上，可以找出其历史命运的种种迹象。 www.

也许周恩来当时的让位确实有着种种具体的原因，也许他当时确实没有十分清晰地意识到毛泽东和他之间的那种君臣定位；但从他后来与毛泽东几十年的相处来看，那种君臣定位不是越来越模糊，而是越来越清晰。假如周恩来稍微有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话，比如马克思在《论普鲁士书报检令》中有关精神自由论述中的那种自由意识，他是绝对不会接受甚至忍受他和毛泽东之间的这种定位的。周恩来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接受和忍受了那样的定位，在其潜意识里，只有一个解释，乃是其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起了作用。这不仅是解读毛泽东和周恩来关系的秘密所在，也是解读整个中国共产党和相应的这段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 www.

所谓的马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件令人也令他们自己眼花缭乱的意识形态外衣。在其集体无意识里，真正左右毛泽东、左右周恩来、乃至左右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恰好就是他们在意识层面上反对和批判的传统文化和因袭心理。意识和无意识的关系，就好比岛屿和大海的关系；在岛屿上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再强大，也敌不过集体无意识的汪洋大海。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无意识里，马克思的学说跟洪秀全当年的拜上帝教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异同，都不过是用来打江山的一种符号性的说法罢了。即便是抢银行，也得有个说法，更何况夺江山？而毛泽东的最大成功，就是在于他用现代白话汉语将马列主义学说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换成了一套现代“三国”话语和现代“水浒”话语。毛泽东用他的这套话语先征服了他的中国共产党，然后率领着他的党征服了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熏陶得浑浑噩噩的中国民众。这个民众的愚昧在于，明明是被人强奸了，竟然反过来说是人家救了她。其实毛泽东救的不是中国老百姓，而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中共的所有领袖们，尤其是周恩来那样的核心人物，全都心知肚明。否则周恩来怎么可能对毛泽东如同诸葛亮对刘阿斗那样的忠诚不腻呢？假如《三国演义》能够按照《出师表》来如实地塑造诸葛亮的话，那么周恩来可能是与诸葛亮最为相像的历史人物。按照儒教三纲五常的伦理标准，臣子必须对主君尽忠，不管主君是如同刘阿斗那样的混账孩子，还是像毛泽东那样的乱世枭雄。只是比之于诸葛亮式的愚忠，周恩来的忠诚倒是忠得明明白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 www.

毛泽东确实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当然，要弄清楚毛泽东的挽救中国共产党，先得弄清楚中国共产党是怎么会落入困境的。 www.

以马列主义为教义的中国共产党，其实并不脱胎于马列主义，而是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的学说经由苏联的十月革命传入中国，早已成了阿凡提那只兔子的汤的汤。当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列宁主义时，马克思早年那种自由主义精神已经被列宁的政党理论和专政理论完全挥发掉了。因此苏联人教给中国人的那个主义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列宁主义。而且，被苏联人最早教会搞列宁主义的中国人，还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而是那个江湖帮会出身的造反者孙中山。孙中山对列宁主义的服膺，体现在他后来对三民主义作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解释里，也落实在他遵循苏联方式的一统天下的种种努力上，尤其是那场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历史后果的北伐战争。按说，孙中山心目中的榜样应该是洪秀全，只是由于使用拜上帝会那样的法子太过时，不再具有任何号召力，他才到处求助，最后找到了苏联人的怀抱里，受到了列宁的热烈称赞。就其革命背后有无文化底气而言，孙中山不要说无法与有文化头脑的毛泽东相比，甚至连落弟秀才洪秀全都不如。孙中山从来没有弄懂中国是怎么回事，中国人是怎么回事，中国文化是怎么回事。毛泽东可以就一部《红楼梦》说出他的一套想法，孙中山要是面对那部小说，可能唯有张口结舌。与毛泽东后来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相反，孙中山除了一心要圆他的大总统梦，其实也就是皇帝梦，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此公的革命逻辑是，有奶便是娘。当年为了让日本人支持他而不支持袁世凯，他向日本人断然许诺东三省。后来投靠了苏联人之后，孙中山全然唯苏联顾问是从，人家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从建党到建军校，一切都照搬苏联的列宁主义模式。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后来毛泽东的共产党，说穿了乃是难兄难弟，在许多地方彼此彼此。但也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称孙中山为革命的先行者。换句话说，毛泽东称赞孙中山在依靠苏联人打江山上，比他先走了一步。毛泽东的共产党与陈独秀时代的共产党只是表面上有承继性，实质上却相去不止以道里计
中国共产党在起步的时候，在以陈独秀为领袖的时候，不仅不是后来毛泽东的共产党，而且跟孙中山那种江湖帮会式的革命党也并非同类。陈独秀的共产党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结果。与来自广东乡村和海外唐人街的孙中山毫无文化底蕴不同，以《新青年》为阵地以北大为背景的陈独秀，乃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灵魂人物。陈独秀缔造的早期中国共产党，脱胎于一场划时代的文化启蒙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既不同于孙氏国民党、又不同于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的最大特点。这与共产主义的教义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中国文化历史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结果。正因如此，信奉共产主义学说的陈独秀，并不全然认同苏联人的种种主张，尤其不认同列宁主义的革命方式。因为在陈独秀背后站立着的历史身影既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列宁更不是斯大林，而是从汉末党锢到明末东林党人再到戊戍变法诸君再到清末明初的革命志士最后到包括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不管陈独秀在倡言白话文时如何激进如何偏激，但他对于草莽气十足的暴力革命，却始终持有保留态度。陈独秀是个既独立不羁但内心深处又只认书生文化传统而不喜流氓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激进起来颇有当年陈蕃李膺式的大刀阔斧，但温和起来却在骨子里依然还是个中国式的绅士，很容易认同伯恩斯坦那样的理论主张，倾向于把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议会党，以合法的议会方式，而不是以暴力革命方式，作为党的宗旨。 www.

陈独秀的这种文化立场，与苏联顾问尤其共产国际的首脑们显然是相当不协调的。苏联人需要的是像孙中山那样没有自己的文化立场、但有着切实的利益需求的江湖合作者，而不是像陈独秀这类文化领袖出身的政治伙伴。换句话说，苏联人只要求中国共产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并不需要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有自己的头脑和自己的思想。但陈独秀恰好是这么一个有自己头脑有自己思想的领袖人物，并且其思想与苏共的列宁主义原则尤其是斯大林的专制人格又是那么的不相容，因此，他被苏联人想方设法的排挤和清洗，乃是势在必然。 www.

陈独秀的出局，使中国共产党完全被共产国际所控制。几乎是共产国际叫做什么，他们就乖乖地做什么。比如叫他们搞城市暴动，哪怕条件不成熟，他们也得照办。而这期间最忠实的执行者，就是周恩来。 www.

周恩来虽然从没身居总书记的要职，但他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实际上的核心人物。中共的党史编造者们把后来历次的所谓路线错误纷纷归咎于瞿秋白、李立三诸君，殊不知，其真正的执行者却是周恩来。与陈独秀相比，周恩来除了执行来自苏联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没有任何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主张。可以说，在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的领袖转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个没有灵魂，没有头脑的政党。无数的革命青年，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说是死得其所，但也实在是死得太稀里糊涂了一些。这其中的辛酸，周恩来应该最为清楚。假如没有后来的种种转折，没有后来毛泽东的入主，中国共产党被苏联人和共产国际葬送掉，是完全可能的。蒋介石的屠杀非但没有使中国共产党削弱，反而使之获得了道义上的优势，使他们为之奋斗的那个梦想经由血的祭奠而显得更加真实，更加动人，更加有魅力。可是苏联人和共产国际出于自身利益需要的瞎指挥，却把中国共产党一步一步地送入了有类于当年太平天国造反领袖石达开那样的绝境。 www.

一次次的失败，无数同志的鲜血，使周恩来即便意识不到中国共产党急需一个灵魂人物，也已经发现一味地跟着别人指挥棒瞎转的危险性了。虽然毅然抛弃共产国际特使转而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乃是几位当时的中共核心人物在激烈的争吵之后作出的决定，但周恩来的转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周恩来的最后投向毛泽东使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的历史性转折。撇开周恩来与毛泽东当年在所谓路线斗争中的恩恩怨怨，周恩来的倒向毛泽东，使中国共产党也使后来的中国历史行程，基本定局。当然，周恩来不会意识到，那时候的毛泽东早已不是当年向陈独秀高喊“陈君万岁”的热血青年。也即是说，在毛泽东身后站着的历史身影，已经不是历代士林精英，而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是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 www.

毋庸置疑，就个人的秉赋和才能而言，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无出其右的。与许多中共的领袖、包括周恩来在内、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不同，毛泽东始终保持着一种宏观视野，连同因此而来的战略眼光。在那个中共最没有头脑的年代里，恰好唯独毛泽东的头脑最为清楚。从他当时写下的一系列文章中，人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过人之处。诸如“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红色根据地之所以长期存在的原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等。人们尽可以挑剔说，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也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但重要的是，毛泽东对形势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这就好比一个优秀的棋手，不能保证其每一着都十全十美，但至少他从来不曾丧失过对全局的了然于胸。毛泽东的这种能力不啻在中共党内无以伦比，更是为当年诸如孙中山之类的江湖革命家所无以望其项背的。遵义会议上，中共当时的诸巨头们之所以推举毛泽东，不说他们对毛泽东的这种能力达成共识，至少也因为这是有目共睹的。人们尽可以说，毛泽东的入主是权力斗争的结果，或者说是权力角力的平衡，甚至还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核心人物当中的游说使然，但在权力相逐背后，毛泽东的把握全局能力不可能不是举足重轻的因素。 www.

毛泽东的成功当然还在于他的话语能力(参见拙著《论毛泽东现象》第六章)。毛泽东的白话文章，就连白话文的创始人胡适读了都佩服不已，认定白话文写作，数毛泽东首屈一指。假如毛泽东仅仅具有宏观把握的能力而没有生动形象的话语表达，本事再大，也难以被人所认识，被党内群雄所接受。但他的文章写得实在太生动太形象了，真正可谓为中国民众喜闻乐见；而且那种强词夺理的本事和功夫，也是令人叹为观止。其文章所言，即便不是真理，也很有真理的气势，很有真理的那种煞有介事模样。江湖帮会出身的孙中山，从来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草莽背景，更不敢把江湖原则写成冠冕堂皇的文章。但毛泽东却毫不讳言地公开声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帮会原则经由毛泽东一说，变成了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样的人物不做首领，谁做首领？ www.

然而，毛泽东的这种宏观能力和话语能力，还不是毛泽东走上历史舞台的最为根本的深层原因，而只是其表层的政治文化原因。毛泽东的崛起，更为重要的人文原因在于命运意义上的、经由精英人物的选择、从而在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上所获得的一致认同。由于历史的表层结构总是将其深层原因掩埋得严严实实，从而使人们总是把目光停留在种种偶然性上，忽视了国民文化心理下意识的历史认同。就像当年希特勒的上台，人们喜欢从那个著名的啤酒馆事件，或者兴登堡从中起的作用等等上寻找原因，而忽略了在其登台时的那个火炬游行背后的民族文化心理。如果说政治文化原因是意识层面上的历史选择，那么文化心理原因则是其民族集体无意识层面上的历史效应。像希特勒、毛泽东这样的对历史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着一定的覆盖效应的历史人物，其出现不管具有多少偶然性，背后总也有其所属的民族在集体无意识上的不知不觉的认同悄悄地起了作用的。假如希特勒形象与德国神话《尼伯龙根指环》中的英雄人物齐格飞(尤其是经过瓦格纳的歌剧塑造之后)之间没有一种吻合性，不管他具有多少煽动力，也不会被德国人奉若神明(请参见拙作《二十世纪西方文化风景》第八章)。同样道理，毛泽东的走上神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包括中共大小领袖们在内的内心认同。这种认同与其说是理性的选择，不如说更是下意识的顶礼膜拜。就像当年中共建党时党内一致推举象征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为总书记一样，后来在遵义会议上的中共领袖们，都不知不觉地把希望寄托在了毛泽东身上。在早先的中共一大会议上，不管毛泽东如何能说会道，人们也不会把希望的目光投到他身上；但在遵义会议期间，他们却除了选择毛泽东，绝对不可能再把陈独秀那样的书生找来做领袖。当初推举陈独秀，是因为大家一致认为，他们需要一个文化领袖。而此刻选择毛泽东，乃是他们下意识里强烈地意识到，只有毛泽东才能担当中国共产党这个业已落草为寇的“井冈山党”的山大王。此时此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舞台，经由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搬到黄埔军校、再从黄埔军校扩展到农村里的农民运动和城市里的工人罢工、最后经由一场场的暴动，已经在崇山峻岭里找到了归宿，落草为生。与此相应，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也从汉末党锢的陈蕃李膺或者明末的东林党人，戊戍变法的七君子，清末民初的徐锡麟、秋瑾，甚至从毛泽东早年倾心的曾国藩之辈，变成了陈胜吴广式的草莽，以及这类草莽一旦成事马上就翻脸演变成帝王的朱元璋、洪秀全。很难说这究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悲剧，还是其必然的逻辑结果，但历史，确实这么发生，这么被谱写了。 www.

历史的秘密，说穿了就这么简单。由于大家一直说着现代白话文的马列主义，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个历史选择背后的文化心理因素，谁也没有意识到，毛泽东与其说是马克思的信徒，不如说是秦始皇加朱元璋、或者《三国演义》加《水浒传》的现代汉语版。但在下意识里，大家全都心照不宣，尤其是一些草莽气十足的红军将领，更是把这样的选择看作是天经地义。说到底，中共党内尤其是红军将领当中，有几个人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有谁在内心深处真把马克思的学说当回事？就像当年跟着洪秀全起义的太平天国将士，没有人深究过天父天国是怎么回事。从井冈山走向延安的中共及其红军，根本没有功夫细想毛泽东跟马克思之间的关系。要紧的是，毛泽东说的话，通俗明了，生动形象，没人听不懂。相比之下，马克思说的剩余价值之类，跟穿着草鞋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的弟兄们，距离实在是太远太远了。即便是当年的工人运动领袖们，跑到矿上去启蒙或者说煽动造反，也得从“工人”的汉字结构上着手。说什么“工人”两字加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天”字云云。那些工运领袖再笨也不会笨到去跟工人们讲说马克思的《资本论》。 www.

这似乎是一场悲剧，但其实又是一场喜剧，骨子里还是一场闹剧。从“五四”白话文运动中习得话语方式的毛泽东，最后征服他的同志们时，已经悄悄地把白话文变成了毛泽东式的帝王话语。这种帝王话语以行云流水、诡异多变的现代白话汉语，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不动声色地作了《水浒传》那样的翻译。诸如打家劫舍，叫做“打土豪、分田地”；打到京城去夺了皇帝老儿的鸟位，叫做“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如此等等。当然，反过来说，由此也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仅仅在民众并且主要是在知识分子的意识层面上作了一次启蒙，并没有深入到整个民众的集体无意识里。相比于《三国演义》、《水浒传》那类小说对于中国民众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整个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上只是划了一道浅浅的印痕；饶是如此，其科学民主的宗旨，后来还被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堂而皇之地偷换成了所谓的“反帝反封建”，听上去好像是外来的所谓帝国主义而不是苏联的列宁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者们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好像是遥远的古代君王而不是当时做着形形色色的现代皇帝梦的革命领袖们在抢夺江山。 www.

行文至此，人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成了帝王般的领袖，因为毛泽东来自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虽然是其创伤而不是其始源)，而周恩来由于在文化视野上的短浅和话语能力上的贫乏，最后只能扮演类似于诸葛亮在刘阿斗面前扮演过的臣子角色。儒雅的周恩来比起天马行空的毛泽东，显得很没有文化。这与其说是周恩来不懂文化，不如说周恩来没能像毛泽东那样深谙“五四”白话文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文化要义。于是，那个“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落实到周恩来身上，便成了像诸葛亮那样躬身退居于臣子的地位。而从来不以孔子儒教为然的毛泽东，堂而皇之地挟《水浒传》之风，怀《三国演义》之技，以一手诡谲多变、翻云覆雨的白话文，夺得了马列主义的话语权力，从而成功地填补了在“孔家店”被打倒之后的中国文化历史的空白。他那几句兴头上的狂诗，“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并非空话，也不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