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莘夫事件”- 苏军从东北撤军的导火线

摘自：“董文琦：亡友张莘夫四十周年祭”，载于“传记文学”总第296号(1987年)

张莘夫（1898年—1946年1月16日），原名张春恩，中国地质学家、矿业工程师，1946年在东北被杀害，曾引发中国全国性反苏运动。
沈阳北陵公园主干道西侧有一座纪念碑。碑体是水泥的，高约5米，表面采用水磨石工艺，正面镌刻着“张莘夫先生纪念碑”八个大字，上款为“中国矿业工程师”，下款为“吉林省九台县六台村人　一八九八年－－一九四六年”。想看一看他的生平业绩，转到背面，却没有看到碑文！


董文琦：亡友张莘夫四十周年祭(节录)


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进入第八年，太平洋美军已逼近日本本土，中国各战场亦纷传捷报，日本军阀已成强弩之末，抗战胜利指日可待。为战后重建国家，政府各部门均遵照蒋委员长着“中国之命运”所订实行实业计划最初十年需要完成之目标，积极研订细部计划。此时，莘夫亦来重庆与资源委员会研商东北工矿建设事宜。资委会计划将东北工矿按照九一八以前旧有行政区域辽宁、古林、黑龙江三省划分为南、东、北等三个地区，每一地区设一工矿局，内定孙越崎为南区工矿局长，张莘夫为东区工矿局长。莘夫在重庆这段期间，我们两人几乎每天见面，研商回东北后如何展开工作，并相约他开发地下矿资源，我开发地上水资源。我这时为嘉陵江水利工程处长，全国水利委员会已决定俟东北水利接收后，成立东北水利总局，内定我为东北水利总局长。抗战胜利后，政府为处理东北特殊情势，特设立东北行营，以熊式辉为主任。行营之下设有政治委员会由熊兼主任委员；经济委员会由张嘉璈（公权）为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部由杜聿明任长官；外交特派员公署由蒋经国任特派员。行政院各主要部会为配合东北行营之特殊组织与职权，亦均派有特派员：经济部为孙越崎、财政部为陈公亮、交通部为陈延炯、军政部为郜子举、教育部为臧启芳、全国水利委员会为董文琦，张莘夫为东北工矿接收委员。并将东北三省划分为九省，三个工矿局的辖区则维持原状，各省主席亦经派定。十月间，中央各部甚高兴回乡之后，能依自己所学，贡献于桑梓。

然而，雅尔达密约之协定，使我国八年抗战所流的血液形同白流，难以估计的损失，亦形同虚掷。苏俄在日本投降前夕，几乎兵不血刃的涌进了富甲亚洲的中国东北，苏军于八月九日分三路进军东北，在日军轻微抵抗下，长驱直入，至二十日占领沈阳，控制了整个东北。苏俄进军东北后，不但立即将日本储存在东北的物资搬运一空，并将东北民间财富抢掠殆尽，在中苏友好条约墨迹未干之际，另行背盟支持共党部队进入东北。复将缴日军七十余万枪支交给共党。同时，苏俄又藉口大连为自由港，拒绝国军在大连登陆，又以营口、葫芦岛因地方不靖为藉囗不准国军上岸。种种迹象显示，苏俄不但公然违背条约，且又掩护中共侵入东北，企图树立伪政权，以与政府相抗。

政府鉴于苏俄不守信义违反条约，乃于十一月十五日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其他接收人员撤至北平待命。此时，张嘉璈以长春铁路理事长身分，董彦平以军事代表团团长身分仍留长春，继续与苏方联络交涉。我到北平后，与张莘夫同住北宁路招待所，朝夕相棸，共同研究东北局势的发展。有时我们同游北平名胜，有时共赴朋友家中餐叙，同时各做一套中山装，他为藏青色，我为咖啡色，在平一月甚感轻松愉快。他一言一行均是至公至诚，大忠大义，这样一位爱国志士，谁料一个月后，竟惨遭共军杀害。回首前尘，曷胜惆怅。

由于行营及接收人员撤离长春后，国际舆论一致谴责苏俄违约背信，尤以英、美为甚。因而苏俄态度大为转变，希望我们重回东北接收。熊式辉乃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七日自重庆飞返北平；八日，召集中央各部会东北特派员及各省?首长在北大三院开会。他先报告与苏俄交涉之经过情形，并宜布于本年内先行接收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等四市，其余各省则于三十五年初开始接收。时沈阳市长尚未派定，政府认为沈阳为一工业都市，乃选派我兼任市长。十一日，熊主任又邀集大连市长沈怡（浙江人，曾任交通部次长）、哈尔滨市长杨绰安（福建人，曾任江西省建设厅长）、长春市长赵君迈（湖南人，曾任衡阳市长）及我四人，商讨有关接收程序及日期，决定赵于二十日飞长春，我与杨于二十三日飞长春。十六日，蒋委员长来北平巡视并在怀仁堂召见东北特派员及各省市首长，训勉我们要抱着大无畏精神，善尽职责，完成历史任务。张嘉璈亦自长春来平谒见委员长，报告在长春交涉情形。因我这时尚兼任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秘书之职，张先生自长春来北平，我去看他，商量经委会在平各项事宜，他告诉我苏军已答应抚顺煤矿亦可由我方派人接管，嘱我找东北工矿特派员孙越崎来。因抚顺煤矿属南区矿务局，孙越崎内定为南区矿务局长。孙来_向张说他在重庆有事，不能去抚顺，并推荐张莘夫去接。我当时将此意告莘夫，他说在重庆时大家争取到东北来，今到冒险犯难的时候，他们就退缩不前，孙害怕不敢去，我们身为东北人不能不去。次日，我偕莘夫往见张先生，商谈甚洽，张叮瞩莘夫从速准备，先去长春待命。二十三日上午，我偕秘书蔡家声与杨绰庵等同机再度飞赴长春。莘夫原拟与我们同机，后以机位所限，他次日赶到长春。

我到长春，先与张嘉璈及军事代表团长董彦平商谈赴沈接收事宜后，于二十四日下午十时，偕同军事代表团团员张培哲、中央银行专员韩立如、俄文翻译马子元（中国小姐第一名马维君之父）及秘书蔡家声等，由苏俄联络官二人陪同搭乘长春铁路专车，于二十五日上午七时，抵沈阳车站，见苏军沈阳城防司令阔夫东率军官十余人在站迎接。我与他们寒暄后，由司令陪同乘车进住前日本大和旅馆。二十七日上午十时至市政府由苏军手中正式接收沦陷十四年之沈阳市。将青天白日国旗悬挂于市府大楼上，见市府前广场民众，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令人无限感动。

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七日，莘夫奉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之命，率随员牛俊章（翻译）、张立德（翻译）、徐毓吉、王锡寿、孙育英、许铮、高旭征等人，由中国长春铁路理事会助理理事俄人马利陪同，自长春乘火车抵达沈阳。他下车后来向我说：“马利认为现在抚顺治安情况不佳，须他先去与苏军联络后，再通知我前往，请我在沈阳稍候数日。”我很高兴莘夫能在沈阳住几天，许多问题可以相互研商。我严令俄文秘书车启亮与苏军交涉，在大和旅馆让给他一个房间。因为这时大和旅馆由苏军管理，仅我一人住在一号房间。其余均为苏俄军官占住。莘夫在沈阳等候期间，除了搜集薋料，对抚顺煤矿作进一步了解，以便确定接收后的增产管理方针外，每晨必到我房间与我讨论各项问题。有一天莘夫向我说他带来七人中王锡畴虽系学矿冶，但年已六十多岁，恕不易担负冒险犯难之重任，希望他留在沈阳，而将市府工务局科长刘元春带赴抚顺，因刘在日本学建筑，并年轻有为，抚顺煤矿很需一建筑人才，我当即答应，我们两人这一决定，不料数日后，刘替王死，两人生死互易，可见人之生死自有定数。

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四日早上八时许，莘夫正在我房间，突接张嘉璈自长春来电话谓：“马利来电，说莘夫在沈阳，不敢去抚顺，请转告他去接。”莘夫在傍听到我们谈论他去抚顺之事，将电话接过去，向张先生报告在沈阳下车之景象，并气愤的说：“我今天就去抚顺。”我看他情绪很激动，当即劝他应心平气和对付这般奸诈诡谲之恶徒，并建议他必须找到马利陪去抚顺，绝不可单独前往。九时许，我们互道珍重，各自分途办事。至下午一时许，他由东站来电话谓一切准备妥当，先行出发，并请我于次日派人送国旗去抚顺；我再度提醒莘夫到抚顺如无苏军来接，绝不可下车，必须由他们保护进城，岂知这便是我与莘夫最后一次永别之通话。

张莘夫在沈阳车站，曾与马利会面，马利告诉他已与俄军驻抚顺司令部联络好了，将由抚顺派来二十名俄车保护接收人员前往，请他在车站稍候。然而等候多时，不见抚顺方面的俄车前来，莘夫乃派随员牛俊章至马利处询问，马利说抚顺方面二十人可能不来了，正谈话间有两名俄国军官至车站。马利与其小声细语一番后，告牛俊章，二十名军官已决定不来，你们不用等了，由他们两位随同前往，到了抚顺将有二十名俄军至车站迎护。马利又嘱咐云：“路上可能不会太平安，如有情况千万不要停车。”马利未随车前往；车将要开行时，两位俄国军官一转眼就溜走不见了。随后，莘夫就不顾安危，迳行偕同随员牛俊章、张立德、徐毓吉、刘元春、程希儒五名、以及中长路派的警备队长舒世清、警备队总务科长庄公谋、护路队巡官张树人、白永刚、刘文奇。毛成禄与警长杨清和、曹国范、警士苏士舒等，总共十五人启程前往抚顺。车行至沈阳以东四十里的深井子站时，有共军部队挥动红旗，并大声喊叫“停车！停车！”这时牛俊章因曾得马利暗示，乃告莘夫应命专车加速行驶勿停，共军乃先行开枪射击；张莘夫这时告随行警卫人员不要还击，大家乃俯伏车中，幸未有人受伤，嗣后检查车厢共中子弹一百五十余发。

下午三时正，莘夫一行抵达抚顺车站，六名俄军在车站迎接。此时，共党所派抚顺伪公安局副局长张矗率数人赶到，立即上前大声询问，并拟逮捕张莘夫等人，被俄军一把推开，张莘夫等乃在俄军护卫下，分乘大小汽车各一，驶抵抚顺煤矿招待所。这时，俄军司令官态度忽然大变，故意表示不知我方来接收抚顺煤矿这回事，其不怀好意，可在这里看出征兆。

十五日十时左右，两名俄国军官，率领数名穿制服伪公安局人员来到招待所，其中一人自称姓孙，为“抚顺公安局长”，声称此地为“解放区”，无论何人均不许侵入，并要求解除七名路警武装，并限莘夫一行立即离开抚顺。莘夫乃告以他们系奉中央政府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张嘉璈主任委员之命令，来抚顺接收煤矿，你们无权干涉。这时张莘夫与孙某你一句我一句，双方争执的很厉害。牛俊章等见情势紧张，深恐弄僵酿成意外，乃请莘夫外出，告以处境危险，请与孙某谈话时，不妨表示缓和些。张莘夫乃告孙某同意解除七名警卫武装，但须至明天才能将枪枝缴出，孙某乃点头认可，始离去。张莘夫当即要求俄军司令官派兵保护；并由俄军司令部，打长途电话至沈阳，告诉马利其在抚顺处境之危极，并请求设法。马利答以他明天早晨就赴抚顺。一切见面后再谈。但马利始终未再去抚顺。

自莘夫走后，我时在悬念，因他秉性刚直，勇敢负责，深恐其误中苏俄诡计。次日晨，我令警察局戴局长派便衣至抚顺侦察，据回报，张莘夫住在矿场招待所，尚无危险。不料下午四时许，王锡畴（莘夫留在沈阳之办事人员）来电话说，接到张委员电话告知，苏军对接收人员之保护，仅能负责至十六日午后二时三十分。我得此消息，除以电话向长春紧急报告外，当_赴苏军司令部请求阔夫东司令电告抚顺苏军司令妥为保护张莘夫等人安全；阔夫东甚为帮忙，当_打电话，惜因电话故障，未能接通。阔允_派人前往抚顺告知此意。翌日，我又去见阔，询问派去抚顺之人的消息，他说抚顺苏军司令已同意保护张先生等人安全，我心稍安。不料十七日早晨，阔派人来告，谓张莘夫等已于昨晚乘车由抚顺返回沈肠，我闻之至感惊疑。抚顺距沈阳不过五十七公里，乘火车不需要一小时即可到达，而迄未见萃夫回沈，知事有变，当即以电话询问抚顺车站，据日籍站长答称：张委员一行已于昨天（十六日）下午八时三十分左右乘苏军军用列车返沈。至此我已知莘夫凶多吉少。十七日这天晚上，我胸中波涛起伏，难以入睡，正在焦灼不安之际，突然有人敲门，我迅即自枕下摸出手枪，子弹上膛，我贴立在门旁墙边，打开门闩，喊“进来！”进来的人见我持枪待发，他立刻高举双手说“我是车启亮，报告市长，张莘夫已遇害了！”车启亮是我的俄文秘书，原来该晚他与三个俄国特务打桥牌时，听他们谈论杀死张莘夫是个错误，而此错误必将引起轩然大波。十八日路警白永刚等七人被苏军释放返同沈阳来市府向我报告：“张委员等八人，确已于一月十六日晚被共军公安人员强迫离开临时寓所并押送至抚顺车站，听说张委员等已遭共党杀害。”又报告：“张莘夫等被迫离开抚顺之日，共军曾出示一纸公文：“十五个国民党来抚顺扰乱矿山，已打死八名，捕获七名。”迨到一月二十六日得自抚顺我政府秘密组织暗中调查报告，更证实张莘夫等八人确已被害。其遇害之经过情形如下：

一月十六日午后八时三十分左右，苏军军用列车载张委员及随员徐毓吉、刘元春、张立德、庄公谋、舒士卿等七人（据后日报告，牛俊章在上火车途中即被共军杀害。共军将张莘夫等十五人，区分为两种，一种系着便衣之政府接收人员，决定予以杀害；另一种为警卫人员，最初亦拟杀害，嗣以彼等原系中长路警备人员，经考虑后未予执行。）有苏军军官一人随行，另有抚顺共军公安局长等多人同车，向沈阳出发。上车后即由苏军军官将车门锁闭；午后九时许，东抵抚顺以西第一个站李二石寨车站，突有数十名身着制服自称公安部队者强行登车，将张委员等拉至该处南山乱葬岗上以刺刀刺死。当时张莘夫以悲愤心情言道：“余自九一八事变脱身入关，经过十四年挣扎苦撑，才得归还故里，不想于归回故里之际，竟得此结果。”另一青年亦慷慨激昂说；“我是无党无派的人，在沦陷区内苦心研究煤矿技术，日日期待奋勉，以备报效祖国之建设，而今东北光复希望已达，所得结果竟如此，我为了祖国、为了民族，为了开发产业，死而无怨。但愿你们做中国人的，为了民族的生存，冷静的想想，中国今后的命运是在谁的身上？所谓友邦待我们是用什么态度？十四年亡国的眼睛不会看不清楚这个吧！你们良心要记住……”言犹未已，就被刺倒地，口中尚呼喊“中国人的良心……”不止。路警庄公谋赤手与公安队搏鬫，且曾抢下一枝枪，但卒被刺倒，当时居民皆闻呼叫之声，惨不忍闻。

我根据上述血泪斑斑之被害经过，向长春报告，同时请求阔夫东司令予以协助寻找尸体，运回沈阳。阔说他可以帮忙，惟抚顺苏联驻军非其所属，须得长春苏军总部之命令，我即将此意电告长春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兄，旋于二月十七日接董彦平电话，谓已商得苏军总部同意照办。迄三月一日，忽接苏军司令部来电，谓已运到男尸一具，请来查验。我即偕沈阳?政府外事处长陈士廉前往，待我到后，即由苏军副司令斯列斯基陪同至后院，见一装载棺木之卡车停于院中，棺木周围用黑布包裹，我一跃上车，开棺一看。确是莘夫无疑，他仍穿着与我在北平同时做的藏青色中山装，身体共被刺了十八刀，伤心惨目，曷此为甚！当时我肝肠欲裂，难抑悲痛，不禁抚棺恸哭。接着苏军司令邀我进屋办理移交尸体手续，复就原车将尸体运至小南门外关帝庙，从新装殓，厝于正殿。其他七人尸体，据苏军说，已被匪徒火焚，无从寻找。

张莘夫等人殉难消息传至重庆，果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苏军因未如约撤军，又纵容共军戕杀我接收人员，制造惨案，遂导致重庆学生的反苏示威大游行，全国各大城市相继响应，群情激昂，舆论沸腾，莫可遏止，因而中苏友好又频破裂。苏俄本拟于六月间撤退东北苏军，此时在中外压力下，不得不提前撤军。因此，张莘夫虽惨遭俄军与共党残杀，但换取了俄军锋芒顿敛提前撤军，因而减少我东北同胞许多生命与财物之损害。他死有代价。俄军系于三月十日晚间秘密自沈阳撤退，这时五十二军第二师尚滞留新民，当晚十时，苏军司令离沈后，沈阳周围被苏军事前安排好的共军，即向市区进攻，我当以两月来所收编之临时警察大队万余人与共军激战一夜，十一日上午十时许，五十二军第二师，由师长刘玉章率领始冲入市区；十二日将沈阳郊区共军肃清；十三日沈阳恢复正常秩序。

莘夫灵柩浮厝小南门关帝庙已三月有余，在苏军撤走后，曾由市府举行追悼会，并将他身受十八刀之血衣悬挂庙内，供民众观看，以增强同仇敌忾之情绪。在此期间，中央来沈政要，无论识与不识，多往关帝庙向这位赤胆忠心的爱国志士致祭。今总统将经国先生，时为外交部东北特派员，他来沈时，特别约我陪他至关帝庙张莘夫灵前致祭。蒋先生说他与莘夫是在江西赣州相识，并对莘夫为人处事之热诚及爱国之精神，多所赞扬。悼念之情，溢于言表。莘夫原籍吉林永吉，因共军扰乱地方，无法回乡安葬，且以时局不宁，为使烈士早安窀穸，不宜久厝，经征得其遗霜李芗蘅女士之同意，在沈阳风景优美之北陵公园择地修墓，施工月余方告竣工。爰于三十六年五月一日举行葬礼，该日参加送葬者达万余人，行列长达里计，沿途民众夹道路祭，途为之塞。柩抵墓地时，民众已将墓地包围，万头攒动，令人感动。是日前往北陵祭悼张烈士之市民多达四万余人，与祭之青年学生情绪最为激动，在各人悲愤灼红之脸上，充分表现誓为先烈复仇雪恨之决心。莘夫不死于敌人之手，而死于国人之手；不死于抗战之时，而死于接收之时，壮志未酬，饮恨千古，地下有知，对此情此景，当可瞑目矣。

摘自：“董文琦：亡友张莘夫四十周年祭”，载于“传记文学”总第296号(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