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文革”期間，江青主要住在釣魚臺，有時也回到中南海豐澤園住幾天。在豐澤園住的時候，有位名叫趙鴻安的服務人員（管理毛澤東衣服什麼的），他是山東人，我們是老鄉，年齡跟我差不多，待人很熱情。有一次我們在一起聊天，他告訴我，毛主席跟在江青身邊工作的人員講：“為江青服務，就是為我服務！”我聽了這話，心裡熱乎乎的，心想：在數億人口中，有幾人能直接為毛澤東服務？“為江青服務，就是為我服務”，毛澤東這熱情親切的話語，對在江青身邊工作的人員該是多麼大的鼓舞！
　　
　　我聽到趙鴻安這樣說，心裡很高興、很感動。但我當時並沒有問他，這話是毛澤東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講的，跟誰講的。後來，經過進一步了解才搞清楚。事情是這樣的：20世紀60年代，有一次江青去杭州，毛主席也在那裡，江青惡狠狠地對服務員張素蘭說：“組織派你來給我服務，你惹我生氣，你給我滾！”張素蘭心裡很委屈、很難過，氣得跑到西湖邊上直哭，周圍同志怕她一時想不開，會有個三長兩短，便把她找回來勸她，安慰她。毛澤東的女兒李敏對這種情況也看不下去，她很同情張素蘭，便把這事報告了毛澤東。說實在話，也只有毛澤東的親人才敢這樣做，其他工作人員是不敢這樣做的。毛澤東知道這個情況後，便帶着一個警衛員到值班室來了，很親切、很和藹地跟張素蘭說：“小張啊，江青有病，脾氣不好，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跟她計較，我給你道歉。服務有直接的，有間接的；你們給她服務，就是為我服務。”看到毛澤東來了，並說了這樣客氣的話，這是小張以及在場的護士許春華誰也沒想到的，真是又感動，又不安：毛主席處理黨和國家大事，日理萬機，還要為我們的事情分心。她們都是20歲左右的女孩子，激動得眼淚奪眶而出，手足無措，也不知道說什麼好，只是向毛澤東表示：我們一定聽主席的話，好好為江青同志服務。毛澤東說：“謝謝你們了！”並一一與她們握手，微笑着離開了值班室。從此，毛澤東“為江青服務，就是為我服務”這句話，不僅成為江青身邊工作人員的強大工作動力，而且也成了化解為江青服務過程中產生的各種鬱悶和不快的寬心丸。
　　
　　二
　　
　　江青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是窮苦人出身，不是農村貧下中農，就是城市貧民或者工人，比如她的護士許春華還是一個孤兒，對黨、對毛澤東都有深厚感情，都懂得沒有黨和毛澤東就沒有自己的翻身解放。事實上，按照當時的階級路線和階級政策，沒有這個條件，也不可能被選到毛澤東家裡工作。人人都為有這樣的機會而高興、自豪。就工作講，人人都是盡職盡責，全心全意，不能也不會有一絲一毫的懈怠。江青如果說誰不給她好好服務，那完全是昧着良心瞎說。我們工作人員之間，也互相關心和愛護，大家一起齊心協力地做好江青的服務工作。一個人受到江青的批評、斥責，大家心裡都不好受。我們工作人員之間相處得很和諧，有說有笑。給毛澤東做過13年衛士的李家驥說，“我們工作人員之間真是‘互相幫助’”，“有如兄弟姐妹一樣的感情”。此言非虛。在江青身邊工作人員之間也是如此，我們也都有這樣的感覺。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機要秘書》一書中說：“這兒的氣氛和外面機關也完全不同，非常嚴肅、緊張、神秘。上下班，每天看到的，都是那麼幾張臉。可大家互相見面時，又都是彬彬有禮、微微地點點頭，既沒有時間交談，也不敢交談。因為這裡有個規矩，誰也不許打聽別人的事。更不允許在一起說說笑笑，打打鬧鬧。幾乎都是把嘴封得嚴嚴實實的，個人都是默默地做着自己分內的工作。就像按照嚴格的操典，連臉上的表情，也有一定的樣板。”這並不是事實。說這裡“嚴肅、緊張、神秘”，以及各自“都是默默地做着自己分內的工作”，這是事實；說工作人員之間不能交往和交談，並不是這樣。林青山在書中還說，江青囑咐我：“有件事，你要注意一下，凡是聽到你周圍的人，有誰議論我什麼，你都要立刻向我匯報。這也是你的一項‘重要任務’。”這是林青山瞎編的，江青從來沒跟我說過這樣的話，布置過這樣的任務。據說，後來有極個別工作人員好向江青打小報告，其他工作人員對他很反感，直到今天談起他，大家還深惡痛絕。這是同志之間相處很值得注意的一條經驗教訓。

　　我談幾件反映我們工作人員之間友好關係的事情。

　　江青的廚師程汝明師傅，是工作人員中年齡最大的。山東萊州人，1926年生，中等身材，國字形面龐。年輕時起開始學習烹調，後在鐵道部專列上任廚師，技藝精湛，毛澤東乘專列外出時，給毛澤東做過飯。1956年，毛澤東在《水調歌頭·游泳》一詞中說：“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這“武昌魚”就是程師傅做的。程師傅是1961年借調到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他做的飯，江青很愛吃，很合江青口味。從1961年起，專任江青廚師，一直到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共16年。程師傅除了兢兢業業給江青做飯外，對我們工作人員也很關心、很愛護，大家也都對他很尊敬。江青愛吃雞，但吃法和別人不同，一斤左右的雛雞肉她吃，並很愛吃；老母雞她只喝煮的湯，雞肉不吃。程師傅就把雞肉放點鹽和佐料，讓工作人員吃。我多次吃過這種肉，這在生活水平不高的六七十年代是很不錯的享受。

　　程師傅作為老大哥，我們心裡有什麼話也願意和他說。有一次江青正在準備午睡的時候，我收到一份急件（內容記不起了），就馬上送給她看，希望她能在午睡前看一下，以便急速下傳。當我走進她臥室，看到護士正幫她脫衣準備睡覺，我說：“江青同志，有份急件請您看看。”她不接文件，卻說：“我正要睡覺，你進來幹什麼？”我不敢辯解，也不敢立即退出來，過了一會兒，她又惡狠狠地說：“你放下吧！”我放下文件馬上走開，心裡覺得很委屈。後來，我把這件事告訴了程師傅，程師傅覺得好笑。他跟我說：“老太婆了，別管她！”1967年，江青52歲，比我生母的年齡還大。所以，程師傅聽我講這件事，他覺得江青的說法和做法有些好笑。讀者可以看到，像這樣的心裡話，我們都能互相傾訴，這表明我們互相是很信任的。如果不是這樣，不論他還是我，把這件事反映到江青那裡，那就會“吃不了兜着走”。事實上，我們誰都不會去這樣做。順便說一下，程師傅在江青身邊的工作人員中是唯一善始善終的一個，從總體上說，江青沒找過他的茬，也沒欺侮過他。我看，這也反映了江青的實用主義，大概她覺得，不論秘書、護士，都可以換，唯獨做飯適合她口味的廚師，不好找到合適的人替換。

　　1967年夏天，我愛人因身體不好，來北京看病，住在釣魚臺北門外警衛連的家屬宿舍。我們一起工作的同志，都很關心她，結伴去看她。三位警衛戰士劉真、王振榮、李仁慶，除了替我陪她到醫院看病，還不斷地給她送些蔬菜，什麼豆角啦、西紅柿啦等，這些菜都是他們幾位在江青所住的十一號樓門前的一小塊地方種的。就是因為這樣，我愛人1967年來北京看病時，從幾位十分友好、十分可愛的警衛戰士那裡，得到不少益處。現在他們雖然都還在崗位上，但也都是60多歲的人了。特別可貴的是，現在我們之間仍然保持着深厚的友誼。
　　
　　三
　　
　　特別值得提出和感謝的是江青的護士許春華，她給了我很大的幫助。許春華是一個孤兒，衛生學校畢業。人既長得漂亮，又精明，也很得江青喜歡。因為她隨侍在江青身邊，和江青接觸時間最多，因而對江青的脾氣和性格了解得也比較透。她不止一次地悄悄跟我說：“你注意點，江青疑心很大！”這是何等可貴的提醒啊！雖然她講得並不很具體，但也足足夠我用的了。我後來之所以被江青誣陷、關押，其重要原因之一，恐怕就和對她的“提醒”體會不深，注意不夠有關。後來，許春華還跟我說了江青對我的看法。她說：“江青說你是書呆子，有時呆得好笑，有時呆得可愛。”江青具體指什麼，她沒說，我也不好問。說實在話，當時我對江青是很敬重的，對她沒有絲毫的“設防”。就是許春華提醒我“江青疑心很大”，實際上也沒有引起我多大的注意。

　　對江青的歷史，開始我一點也不了解，受陳伯達、戚本禹等人吹捧江青的影響，以及江青本人也跟我談過她做地下工作的情況，當時我把江青也是看作革命前輩的。為了更好地為江青服務，我努力了解她的歷史，我從圖書館借來了《中國電影發展史》，看了她在20世紀30年代演電影的情況，看到她飾演《王老五》中女主人公的劇照，我還推薦其他同志看——不知道這是否犯忌。我曾向江青建議不要稱她為“旗手”，她也欣然同意。而在江青看來，這是否屬於“書呆子”之見？我承認我自己是“書呆子”，但江青所指是什麼，並說“有時呆得可笑，有時呆得可愛”，我始終未能理解。現在，我問許春華，她說：說你是“書呆子”有印象，但具體指什麼也說不清楚了。

　　許春華為江青服務六七年，我被隔離、關押後，她受我牽連，也被江青趕出來了。好在得到汪東興和毛澤東的保護，她未被關押，而被安排去支左。後來，她又上大學讀書去了。現在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了，還經常在一起聚會。（編輯：鍾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