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爱国“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解放后一直背着个沉重的“反苏”包袱。1957年被“钦定”为大右派，历经磨难；“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折磨再次升级，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终被惨死于鬼魅之手。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造时被彻底平反，其“反苏”真相才昭然于天下。

王造时是江西安福县人，出身于平民之家，1930年 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拒绝从政，在上海光华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王造时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去，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作斗争，是我国抗日救亡的先驱者之一。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王造时不惧于威，不诱于誉，两次遭到逮捕，两次坐牢，一次暗 杀，多次失业，但他为真理而战，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一

建国后，声名中外的“七君子”，除邹韬奋于1944年病故和李公朴于1946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外，其余5位“君子”有4位陆续调去北京高就。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沙千里任商业部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部长。惟独学位最高，年纪又轻，功劳更是不含糊的王造时却被冷落，无人过问，一直在上海“待业”。直到1951年，下半年，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闻讯，才聘请他去任政治系教授，算是找到个安身吃饭的地方。

这是为什么？朋友们一直在议论着。其实，就连王造时本人也觉察不到是什么原因。后来他听史良透霹说：据说中央某领导可能对你执笔给斯大林写信的问题有看法。其实这是个很容易说清楚的问题，有机会你得主动找有关领导说明一下，消除误会。1956年初，张孟闻从北京开会回沪后也对他说，中央某领导说是一个什么条约问题，对你有误会，有看法，还点了你的名。就是这些误会和看法，使王造时白璧成冤。

那是1941年4月1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与日本天皇陛下，为巩固苏日两国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缔结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共4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之间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第二条 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

第三条 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五年。在期满前一年，倘缔约国双方均未宣告废弃本约，则有效期限即自动再行延长五年。

第四条 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批准证件当从速在东京交换。

更为使人不能容忍的是，这个条约还附了一份《共同宣言》：

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缔结的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日本誓为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二

“条约”和“宣言”公布后，中国人民震惊，世界舆论哗然。

众所周知，1941年是中国抗战最困难、最危险的时期。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半壁江山，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国内又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共两党关系再度紧张。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世界上反法西斯大国苏联，突然出现这样的举动，实在令人震惊。“条约”的签订，就意味着日寇侵华，苏联将不顾国际准则，不分是非地保持“中立”。任何一个有着正义感的国家和人民都是难以理解的，特别是在“宣言”中还居然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真是荒谬至极。

所谓“满洲国”，乃我国东北地区三省的神圣领土，那是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略强行占领后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坚持斗争。除日本及其几个法西斯盟国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正义的国家承认过，而苏联怎能“尊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神圣领土还要承认“满洲国”呢？理所当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

苏联的这一举动，给法西斯分子及其日伪汉奸以极大的鼓舞。南京汪伪政权的报纸在刊发这一消息时，以大字套红出版，还配以斯大林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并立握手的大照片。他们无耻地声称“日苏条约的成功，是以证明和平运动的正确，将使渝方抗战之日益失其根据。”德国原驻苏大使舒伦堡也得意地说：“这一条约对于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是加于中国政府的一项极大的压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国屈膝求和”。事实表明，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使亲者痛、仇者快。

而为抗日救国战斗不息的“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同仁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惊，反响强烈。当时在重庆的“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人相约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请大家对此事谈谈看法。这些人中，不少就是政治法律、国际外交方面的专家，他们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分析，苏联当局如此举动，问题是非同小可的。

早在两年前，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为了“祸水”西引，使自己置于所谓帝国主义战争之外。一时间，它不仅没有受到战争的威胁，反而成了战争的受益者。不过，苏联与德国这种“蜜月”关系只维持了一年多。1940年冬，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德期间，根据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的建议，苏联应当完全站在德、意、日三国同盟之一边，4国订立一个为期10年的合作协定。只要订立这个协定，德国便完全承认并尊重属于苏联现在所有的领土范围。苏联当时也很想签订这个协定，但又有很大的风险。这是因为，美国尚未参战，战争的胜负还没有真正地显露出来。一旦战争的最终胜利在英、美一方，与3个法西斯国家签订同盟，不仅使自己完全丧失其“中立”的立场，而且还将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苏联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向德国提出了“协定”的4个 附加条件：一、德国军队立即从苏联的势力范围芬兰撤出；二、苏联同保加利亚缔结互助条约，并长期租借达达尼尔海峡的陆海军基地；三、确认巴统及巴库以南至 波斯湾地区为苏联领土所希望的中心；四、日本放弃在库页岛开采石油的权利。苏联的上述扩张要求，对于一心想统治全世界的希特勒来说，不仅不会接受，而且极 为愤怒。1940年12月，德国一举作出了对苏联作战的决定。

德苏谈判破裂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为了日本既定的战略目标，紧步德国后尘，以调整日苏邦交为由，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日两国为了各自利益的需要，背着中国达成了《苏日中立条约》，使中国成为这两个国家互相妥协的最直接的受害者。

三

参 加座谈会的各位先生认为，苏联是我们的友好邻邦，在援华抗日方面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过帮助。但是，当其在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之际，而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作为 选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实在令人遗憾。它不仅妨碍了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而且对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抗日救国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确有对他们发表意见的 必要。

对此，国民党政府也很快作出了反应。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说：“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会上，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推举王造时执笔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王造时挑灯夜战，急就信稿，交给张申府斧正。第二天大家在史良家里再次开会，集体讨论修改定稿，签上名字。公开信全文如下：

“苏联大使潘友新先生并请转贵国领袖斯大林先生勋鉴：

我们以中国公民的立场，谨以最恳切的热诚，致书于阁下。贵国援助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及积极援助我中国抗战的事实，使我国民众对于贵国具有至高的景仰，与无限的希望。今贵国于四月十三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互相尊重所谓“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而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我们很殷切的希望，阁下对于该项协定，能就下列三点，在相当的时机，用相当的方式，作一补充的说明，以祛除我国国民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疑虑。(一)尊重所谓“满洲国”是否事实上包含承认满洲伪国？(二)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与一九二四年中满协定内“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规定发生抵触？(三)对于我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积极援助是否有所影响？

中 国抗战自始即抱定自力更生的原则，认定日本帝国主义为唯一敌人。对于友邦的援助固然极端欢迎与感谢，但对于友邦一时的苦衷所造成不利于我的表现，除表示否 认外，亦莫不寄以极端忍耐的期待。我们深信，我们的抗战，不仅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抑且有裨益于世界永久的和平，而且深信我们必然全国团结一致，经过长期 奋斗，获得最后胜利，恢复我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

我们为主张抗战之人。我们亦为景仰贵国主人。对于中苏两大民族携手向人类解放途上迈进，尤其无限的期望。故谨以致诚，略献数语，以供阁下考虑。此信虽系我们数人签名，但我们相信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民众意见。

专此，并致革命敬礼!

中华民国三十年四月十七日签字”。

四

此信签名之后，由沙千里誊写了两份，并由沙送至苏联驻华大使馆潘友新大使转交斯大林，一份由王造时送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第二天王造时便离开了重庆，回到江西吉安继续办他的《前方日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到信件后，转由中新社发表。大陆和香港不少报纸、杂志、电台不仅作了报道，还进行了评述。肯定了他们写信的动机是一种爱国的表现。

苏联和日本签订的这个“条约”和发表的“宣言”，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助长了敌人的侵略气焰，打击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忱与决心，任何时候看都是错误的。然而，王造时执笔写的这封信，他既站在中国人民和爱国的立场上，对苏日条约及其宣言中关系到我国领土主权问题表明了态度，感到“莫大的遗憾”；但又考虑到苏联是我国的友好邻邦，支持了中国的抗战，这次与日本签约也许有战略上“一时的苦衷”，因而在信件的内容上十分克制，摆事实，讲道理，语言和措词都很客气友好，心平气和地表明自己的正义立场，任何时候看都是没有什么错误的。

公 开信见报之后，正在重庆的中共某领导找沈钧儒、章乃器等谈看法时说，救国会的朋友们写这封信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又考虑到与斯大林的关系问题，而且也 容易被那些反苏反共分子所利用。沈钧儒当时表示说，我们考虑问题不全面，有些欠妥。而章乃器则坚持说，为了维护国家的神圣主权，此信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后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也提及此事。他答复斯诺说：“如果这样一个条约会妨碍苏联支援中国，那它就不会签订。然而，如果不妨碍这种支援，那就可以签订而不致产生有害的后果。”(见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240页)以后发生的上述这些事情，因王造时早已回江西了，他一直不曾知道。

解放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建交，两国友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与加强，使这封公开信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中央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按照苏联《真理报》所定的调子解释说，苏日条约的签订，这是斯大林的“策略”，其目的是让日本侵略者的矛头向南不向北，免得苏联腹背受敌，让苏联集中力量在西线对付德国侵略者。也就是说，要以牺牲中国主权的代价来牵制日本，保护苏联。按照这个逻辑，“公开信”自然成了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了。

当时的所谓“反苏”，实质上就意味着“反共”。 有关方面负责人听到风就是雨，不作认真细微的调查研究，对王造时抓住不放。一位说，这封信是给斯大林的抗议信；另一位说，这是一个攻击斯大林的声明。甚至 还有更离奇的说法：这封信是王造时事先起草好了的，是他强迫救国会负责人签字的。这些说法虽然绝对与事实不符，但却没有及时地负责任地澄清，使这位执笔人 成了“反苏”的罪魁祸首。王造时感到极大的冤屈，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五

1957年2月，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王造时特邀列席了这次会议。借此机会，他向有关方面提出了关于写“公开信”的问题，要求澄清事实，分清责任。组织上对此事很为重视，上海市统战部长刘述周会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详细听取了王造时关于写“公开信”的经过，29日又找到在京的当事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人回顾了这件事的全过程。他们说当时写那封信，是我们召开座谈会后共同商量决定的，信的内容也是大家共同修改定稿的，即使写那封信是错误的，也应该由我们9个人共同负责，不应该由王造时先生一个人担当。

周恩来总理是中国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知音。他总是设身处地想到他人，关心他人的冷热痛痒。他对王造时的“包袱”早有所闻，但对整个过程又不完全清楚。他在日理万机之中，决定抽时间单独找王造时谈谈心。

3月27日 下午，周恩来派秘书前往政协招待所接王造时进中南海，并与之一起进晚餐。周恩来一边与王造时碰杯喝酒，一边回顾着早年两人在重庆的小饭馆里吃阳春面、抗战 时期在江西吉安夜晚约见的不少往事。周恩来谈笑自如，气氛融洽轻松。晚饭过后，周继续与王促膝长谈，仔细地倾听王陈述这不白之冤。周恩来一面问明某些过 程，一面向王作些解释。周对这场误会表示完全理解，说历史问题大家说清楚了就好了，归咎了先生一个人负责那是不公平的。周恩来风趣地说：潘大逵先生说你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我看你并不憔悴，还长得很胖呢。希望从此放下思想包袱，大胆地工作，眼睛要朝前看。

交谈结束后，周恩来把王造时送到门口，他紧紧地握着王造时的手说，对于王先生为革命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其学识才华，应当妥善地安排工作。如果王先生愿意的话，待会议结束后，将考虑调到北京来。

对周总理的知遇之恩，使王造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觉得共产党了解他、信任他，非常高兴，从此卸下了背了多年的思想包袱，感到一身轻松，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要为国家和人民竭尽绵薄之力。

王造时一回到上海就给总理写信说：“是 非问题，相与澄清，多年来私衷，的闷惑，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的是你在万机待理之中还邀我作一恳谈。你那冲旷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 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你提出我来北京工作等问题，我定当从祖国的需要上慎重地加以考虑。”

不料王造时返回上海只有两个多月，一场政治运动如急风暴雨劈袭而来，王造时被点名打成了大右派。自然，那封《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定为“历史上的反苏反共罪行”，成了他的灭顶之灾。6月22日，王造时再次给周总理写信，表明自己爱国爱党的心迹。也是求助的最后一线希望。然而，这封信不管周恩来收到没收到，在那种情势下，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文化大革命”中，当时的中苏关系已成敌对状态，可当权者为了整人的需要，再次抛出这颗“重磅炸弹”对王造时进行狂轰滥炸，并于1966年11月2日由上海市公检法以“反革命”罪将其逮捕入狱。王造时百口莫辩，有冤难申，只好背着那个沉重的“十安架”而含冤于九泉。

附一：王造时简介

 王 造时（1903年9月2日－1971年9月）（1903年9月2日－1971年9月），祖籍江西省安福县，原名雄生，1903年9月2日出生于一个经营竹 木生意的商贾。1917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中等科，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后任清华学生会评议会主席。1925年8月，自清华大 学毕业后，转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就读政治学，1929年6月获政治学博士学位，8月到英国任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师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拉斯基。
 
        王造时1930年经苏联回国。同年受聘担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后又创办 《自由论坛》杂志。同时王造时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积极支持十九路军和淞沪抗战。接着又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 同盟，担任同盟的宣传委员、执行委员，参加援救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里的革命者和进步学生的活动。1933年11月，他参加了“福建事变”，发表《为闽变忠 告当局》宣言，公开了他的反蒋抗日主张。1935年底，与马相伯、沈钧儒等共同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担任执行委员。1936年王造时出任上海文化界救国 联合会中担任宣传部长，主持《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国情报》，主张停止内外，一致对外。1936年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执行委 员，常务委员。同年11月被国民党逮捕，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员。1938年3月，王造时担任江西省政治讲习院教育主任兼教授，负责训练抗战时期江西省 干部。9月，在江西吉安创办《前方日报》，并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创办自由出版社，同时兼任私人法律顾问。

上 海解放后，王造时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是著名的爱国人士。1951年起，王造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57年王造时被划为右派分 子，1960年9月，摘掉右派帽子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王造时又受到冲击。“文革”中，王造时的两个儿子和女儿海若均患了精神分裂症，女儿海容因为拒绝 参加复旦大学对其父亲的批斗，也被打成“反革命”备受折磨而死。1971年9月王造时因病逝世，享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