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　人民網和新華網兩大官網先後刊登吳文泰同志文章《毛澤東會自己添加“毛主席萬歲”口號嗎？》一文，以事實公開批判李銳對毛主席的造謠行為。在確鑿的證據面前，李銳至今無法回應，其信用已經破產，這表明這個長期瘋狂反毛反共的政治小丑終於走到了末路。以下簡單介紹一下李銳的相關情況，僅供參考。　　

一、李銳的早年經歷　　

李銳1917年生於一個大地主大官僚家庭，父親李積芳是前清湖北仕學館學員，1905年被選送日本做官費留學生，辛亥革命後成為眾議院議員兼大資本家。但是1922年，李銳5歲時李積芳病死，隨即家道中落（仍比一般人強得多）。　　

很多關於李銳的介紹中說他是“'129運動'武漢地區的領導人”。（見 http://bbs.eduol.cn/post_40_60869_1.html） 李銳的簡歷中介紹他是“1936年春參加革命工作”。可見，所謂李銳是“'129運動'武漢地區的領導人”純屬為抬高身價的編造。　　

李銳自己常說自己在延安整風中受到為特務嫌疑被關在保安處，據他自己說是因為“工農幹部認為：你大官僚家裡不缺吃，不缺穿，你來延安幹什麼？肯定別有用心，肯定有問題。他們不理解知識分子能為了信仰，拋棄個人享受，自覺自愿地受苦受罪。”其實，出身於大地主大官僚家庭的共產黨人也不是一個兩個，難道在延安整風中都被打成了特務了嗎？或許還有什麼李銳難以啟齒的問題吧？不過從此人後來的表現看，說他是特務恐怕不是全無依據，說他“為了共產主義信仰拋棄個人享受”才是純屬胡扯。　　

李銳建國後很快由宣傳工作轉為水利工作，1952起歷任燃料工業部水電建設總局局長、電力工業部部長助理兼水電建設總局局長、水利電力部副部長等職務。由於李銳對水利一竅不通，又不虛心聽取他人的意見，做出了很多讓人哭笑不得的決策。其他人都是着眼於長江流域整體規劃，而李銳卻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例如，李銳竟胡說“堤防是我國自古以來也是世界各國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因此水利工程可以不注重防洪，只注重發電就可以了，還提出了一個在長江上游修建水電站的“宏偉規劃”。　　

後來王任重批評李銳說：“他認為長江防洪問題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決。事實上，1954年荊江地區都淹了（被迫分洪所致）”。錢正英批評李銳：“仍有些過份的地方：干支流關係，李銳同志提出先支流後幹流，我認為干支流應當結合，交叉進行，流域規劃要點提出干支流結合的基本精神是正確的；關於防洪問題，堤防固然也有它的作用，但不能過份地誇大。”　　

儘管當時李銳的錯誤主張受到了抵制，但是70年代末復出後李銳大力推行自己的錯誤主張，到今天，李銳的思想得到了部分實施，由於只關注如何最大效能利用水能發電，忽視了水利循環、灌溉、涵養生態等功能，長江上游的水電站嚴重的無序、過度開發的問題不時被暴光。相關負責人經常抬出李銳辯護，導致問題遲遲無法解決。　　

李銳總是自稱毛主席的什麼“私人秘書”，其實李銳根本不是毛主席的什麼“私人秘書”，只是毛主席臨時指定的“通訊秘書”。何謂“通訊秘書”？就是通過寫信等方式向毛主席反映情況的人，又叫“通訊員”。即毛主席說的：“我要找幾位通訊員，叫做秘書，三部二委，然後再找幾個部，你們可以找通訊員，為什麼我不可以找一點通訊員？”當時為了解基層情況，毛主席找了多名“通訊員”，中央其他領導人也都各自指定了多名“通訊員”。但是“通訊秘書”名聲雖好聽，其實只是“編外”人員，隨時都可打發掉的，也根本不能經常見到中央領導人。拿李銳本人來說，在給毛主席當“通訊員”的一年多時間裡，僅僅給毛主席寫過三封信匯報工作而已。因此，其他的多名“通訊員”沒有一個把這個“通訊秘書”當回事，更沒有人四處宣傳“我是某位中央領導人的秘書”。只有李銳，不僅把這個“通訊秘書”很當回事，還把“通訊秘書”篡改為“私人秘書”，一方面藉助毛主席抬高自己的身價，另一方面讓讀者誤認為他是毛主席身邊的人，妖魔化毛主席的謠言都是真的。這種兩面派的做法可謂卑鄙之極、無恥之尤。　　

李銳今天拼命攻擊大躍進，但是從他公布的1959年上海會議後的第三封信中,並沒有什麼激烈的內容，還因此被積極糾正冒進錯誤的毛主席批評為“膽小”，“怕鬼”，根本不像他自稱的那樣敢於提尖銳的意見。而且信中一方面宣稱“中外古今沒有過這種大躍進的經驗，一年來計劃安排的上下過程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又宣稱“應當很好研究蘇聯、美、英、德、日等國躍進經驗特別是蘇聯的經驗。”讓人感覺有些自相矛盾不知所云。更重要的是，李銳始終不肯公布大躍進期間寫給毛主席的前兩封信全文，其個中含義耐人尋味。　　

二、所謂“在廬山會議上受到嚴厲批判”　　

李銳總是拿自己“在廬山會議上受到嚴厲批判”來哭訴。然而當時對李銳這一小人物處理的嚴重程度遠遠超過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主謀，李銳被撤銷一切職務，並被開除黨籍。這到底是為什麼？李銳一直對此語焉不詳。一直到去年11月，一封署名《原中顧委委員周惠談李銳與廬山會議》的文章揭露了相關內幕：　　

——李銳仗着主席曾經對他的信任，給主席寫了一封信，說明23日晚上的情況。寫信是可以的，但關鍵是他在這封信里撒了謊，他隱瞞了那天晚上我們說的哪些最敏感的話，同時卻發下了“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屬實，願受黨紀制裁”這樣的重誓。這就埋下了一顆大炸彈。後來黃老在小組會上講出了“斯大林晚年”的問題，這顆炸彈就爆炸了，因為主席已經把李銳的信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了。　　

——8月11日，李銳的立場突然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從極力為自己辯解，到全盤認賬。我記得他發言的題目是“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承認“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承認“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承認寫信是為了蓄意“欺騙主席”，承認自己同黃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關係，承認自己是“軍事懼樂部的一員”。　　

——他曾經夜闖美廬（毛主席在廬山駐地，原為蔣介石、宋美齡別墅），跪在主席床前，檢舉揭發“軍事俱樂部”問題，一個是說彭老總和張聞天確實曾經串聯，彭總寫給毛主席的信，事先給張聞天看過，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話“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是出自張聞天的手筆，而張聞天在7月21日的發言，事先也給彭總看過。當時張聞天有些猶豫，不想發言了，彭總還鼓勵他：“真理在我們手裡，怕什麼？”（1965年，毛澤東接見彭德懷的時候說“也許真理在你那一邊”這句話的出處就在這裡）；再一個就是說確實存在“軍事俱樂部”，7月23號晚上他們也不是單純的去發牢騷，而是去訂立攻守同盟，彭總也不是在他們快離開的時候才進去，而是早就進去的。　　

——彭總頭上有三頂帽子“右傾機會主義”、“裡通外國”、“軍事俱樂部”。第一頂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張聞天的發言引起的；第二頂帽子，主要是隨同彭總出訪蘇聯、東歐的軍事代表團中的一位上將的揭發，再加上幾位元帥的揭發招來的；第三頂帽子，看來很大程度就要歸功於李銳，沒有他的揭發，這頂帽子也戴不上。　　

——主席確曾想放他一馬，但他的撒謊和反覆害了他。李銳曾對我說過一句話“殺降不武”，我當時並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幾年後聽了小舟告訴我的情況，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闖美廬”的檢舉之功，就不應該再受到如此嚴厲的處分（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　　

……　　

隨後黨史專家金春銘對此做了考證：“我同我的一位資深同事（曾一度參與過黨史資料徵集工作）談起過這個看法，他驚訝地反問：‘你居然懷疑這份材料的真實性？’他十分信任自己的記憶和經驗。”“李銳同志自己的專著《廬山會議實錄》的相關記載。李銳在書中承認他8月11日‘180度的大轉彎’，當時就令周小舟‘極其不滿’，認為他‘言不由衷，推卸責任’，由此可以推斷：周惠在談話中說周小舟‘氣的臉色發白，回到房間後大罵李銳是婊子養的’並非空穴來風。此外，李銳同志在書中對自己每天的活動都有詳細記載，但偏偏對8月9日、10日的活動一筆帶過，似有難言之處。”　　

李銳隨後在辯解中儘管大罵張杰“誹謗”，但是也不得不承認了部分事實：我在給毛的這封信里，確實隱瞞了我們在黃老處談話中的某些敏感內容，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護黃克誠、周小舟等人，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實際上，當時我們的一些議論已被主席有所察覺，因此主席幾次找我們談話。在這種情況下，我不能不如實地談到一些情況，後來也不能不來個“180度的大轉彎”，作出深刻檢討。我在《實錄》中寫道：在檢討中，“我把帽子戴得大大的，‘一勞永逸’，免得再受‘避重就輕’‘不徹底’等類指責”。　　

李銳一直要求和張杰“對質”，乃至“起訴”張杰，其實這是沒有任何道理的。張杰是一個黨史研究人員，並不是親歷者，有什麼可對質的呢？只要把相關檔案材料、採訪記錄公開不就真相大白了了嗎？李銳為什麼不敢要求把相關檔案材料、採訪記錄公開，卻要“起訴”張杰，並發出威脅“即使是在網絡世界，要查你，你也是跑不掉的”呢？　　

三、復出後瘋狂反毛反共　　

李銳在廬山會議受到批判後妻子范元甄受到牽連，並被發配到熱處理車間當爐前工，接受改造。1979年李銳復出後迅速走紅，曾經一度認真地考慮過跟范元甄復婚，後來，因為感覺范元甄擁護毛主席的立場不符合當時反毛的潮流，害怕牽連自己，結果不但沒有復婚，連看都沒去看她。最終李銳找了一個同樣瘋狂反毛的張玉珍，和這個以李銳學生自居的人結婚。李銳不止一次由衷地向朋友誇讚：“像她那樣的出身經歷，能反‘左’，也真不容易！”這實際上也默認了像張玉珍那樣出身於工人農民的人瘋狂反毛的僅僅是極個別的。更加離譜的是，給李銳“平反”後補發給了他7千元子女的生活費，他卻一分錢沒有給子女。范元甄要求給子女生活費，而李銳一直堅持不給，最後水利部不得已又補發了一筆同樣數額的生活費，范元甄因不好意思一筆錢補發兩次而沒有接受。這件事充分顯示了李銳的冷漠無情和自私自利，在當時影響很壞，最後李銳也因為“生活費事件”被迫辭職。　　

李銳被迫辭職以後，絲毫不反思自己，卻更加瘋狂造謠的反毛：　　

首先，李銳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污衊毛主席。例如李銳污衊毛主席是空想社會主義者：“在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將《張魯傳》親自作注，印發與會者。他對漢末張魯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義舍’（免費住宅），‘置義米肉’（吃飯不要錢），‘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等等作法，也是欣賞的。看來，除了歐洲的空想社會主義之外，近世歐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國歷史上農民平均主義理想社會的思想，都給了晚年毛澤東或多或少的影響。”　　

事實上毛主席散發五斗米道的材料恰恰是為反對空想社會主義和冒進：“毛澤東說：現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給制，不是按勞分配，而是平均主義，中國農民很早就有平均主義思想，東漢末年張魯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農民交五半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飽飯。這恐怕是中國最早的農民空想社會主義。我們現在有些同志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這非常危險。北戴河會議規定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哪一條也不能少，缺一條也不能向共產主義過渡。反正我不準備急急忙忙過渡。毛主席強調過渡要有物質條件、精神條件，還要有國際條件，不具備條件宣布過渡也沒有用。要劃兩條線：一條線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一條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不要輕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更不要輕易宣布向共產主義過渡。毛主席還說：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不僅把杜勒斯嚇了一跳，也把赫魯曉夫嚇了一跳。不過看來赫魯曉夫還比較謹慎，他現在只講十二年內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並沒有說到時就要過渡。我們有些同志（指劉少奇等人——筆者注）頭腦發熱，想搶在蘇聯前頭過渡，這很不好。蘇聯同志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四十一年，我們才搞九年，就想當先鋒，這不是頭腦發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量度，有相對的規律性，從量變到質變更有一個過程，不能隨便說過渡就過渡。”（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11-112頁）　　

其次，李銳還抓住每一個細節反對毛主席。例如，李銳說：“對科學技術方面的無知鬧出的亂子，夏衍談了‘除四害’的問題。1958年把蒼蠅、蚊子、老鼠、麻雀列為四害，我們奉命大打麻雀，當時上海生物學朱冼就提出，麻雀害少利多。上個世紀歐洲打麻雀，就造成大規模的森林蟲害，不要打。可是科學家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的意見當然未被重視。後來，上海的科學家們解剖了幾十萬隻麻雀，證明麻雀一年中有三個季度吃的是害蟲，只有秋冬之交吃一點剩餘的糧食。1962年，周恩來把這個科學實驗的經過告訴毛，結果呢，不聲不響地把四害中的麻雀改成了臭蟲。這件事似乎沒有科學家研究過……連這一類小問題，也是他一個人決定的。”　　

事實上，麻雀被當成“四害”之一併非一時的頭腦發熱，而是麻雀糟蹋糧食是事實。中國農民自古以來就有在糧食成熟時轟麻雀的傳統，包括扎稻草人，要婦女兒童幫忙“護秋”等。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地都聯成一片成一家了，再象以前那樣自顧自轟麻雀就沒意義了——不管麻雀吃這塊地還是吃那塊地，吃的都是一家子的糧食。在這種情況下要轟麻雀只有大家一起轟、哪塊地的糧食都不讓受損失才有意義。所以組織“全民轟麻雀”是很自然、很順理成章的事。而且，當時科學界除了“反對意見”之外，也不乏贊同意見，諸如，1957年1月18日，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生物學家周建人在《北京日報》發表題為《雀是害鳥無須懷疑》的文章，就肯定：“麻雀是害鳥，害鳥應當撲滅，不必猶豫”。“科學家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意見不受重視更是不值一駁。1959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綜合生物學界的意見，寫了一份“關於麻雀問題向主席的報告”。隨即在1960年3月16日，毛主席在為中央起草的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改變了消滅麻雀的決定，提出麻雀不打了，代之臭蟲，4月19日，這一包含修正後“除四害”的《農業發展綱》四十條，正式提請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屆全國人民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討論通過，向全國公布。從“承受不起麻雀造成的糧食損失而轟麻雀”到“全面權衡利弊、寧可遭受糧食損失也要容忍麻雀” ，連多少年延續下來的“護秋”轟麻雀的傳統都因此而犧牲了。這些事實恰恰證明毛主席時代尊重科學，重視專家意見。　　

更有甚者，李銳瘋狂的造謠反毛，到了完全不顧常識的地步。例如李銳胡說：“科學技術上的發展，核時代、電子時代，以及宇航方面的發展，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大生產的發展，毛澤東既沒看過，甚至不准別人研究。”說毛主席不讓別人搞科研，莫非李銳連“兩彈一星”等中國“核時代、電子時代，以及宇航方面”的代表成就都忘了嗎？　　

由於李銳造謠造的太多，甚至出現了自相矛盾的情況。例如，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有這樣一段“實錄”：“關於萬斤畝，上海會議時，我問過主席為何輕信。他說，錢學森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說太陽能利用了百分之點幾，就可能畝產萬斤，因此就相信了。” 李銳認為，“大躍進”時期刮的“五風”，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還在毛主席”。 到了90年代，這個健忘的李銳又改口說，他是1958年12月在武昌會議期間“特意”向毛澤東發過這一番問話的。他說：關於“糧食放衛星的問題，我特意問他（指毛澤東），你是農村長大的，長期在農村生活過，怎麼能相信一畝地能打上萬斤、幾萬斤糧？他說看了一位科學家寫的文章，相信科學家的話。原來1958年農業放高產衛星時，這位科學家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說太陽能如果利用了多少，一畝地可打幾萬斤糧。”　　

事實上，毛主席多次表示不相信畝產上萬斤、幾萬斤。例如，1958年8月13日，毛主席去天津新立村參觀時，對有的領導幹部匯報畝產10萬斤，搖頭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說：“不可能的事。”“你沒有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這是放大炮。”有的幹部為了證明畝產10萬斤，讓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搖頭說：“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說：“吹牛，靠不住。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麼！”某省委第一書記講，有一塊實驗田畝產上萬斤。毛主席搖頭說：“我不信。” 省委第一書記說，這是農村工作部長親自來驗收的。毛主席還是搖頭說：“靠不住，誰驗收也靠不住。除非派軍隊站崗放哨，單收單打，看住人不往裡攙假才能算數。”外國朋友問毛主席，畝產萬斤糧和菜的奇蹟是怎麼創造出來的？他置之一笑說：“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倒是李銳自己，一會說上海會議，一會說武昌會議，這種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行為真堪稱一奇。　　

除了瘋狂反毛，李銳對其他一些擁護社會主義的老同志也盡起造謠污衊之能事。例如關於周總理，李銳說：“我到組織部，鄧穎超提出清理文件，燒毀了一批。有一次我經手處理，看到待燒的文件中有‘兩案'（指劉少奇和林彪——筆者注）的一個檔案，周恩來管‘兩案'，他的批語可比江青的嚴厲多了。這個賬，怎麼算？冤冤相報何時了！”好麼，“周恩來管‘兩案'，他的批語可比江青的嚴厲多了”，這將致周總理於何地？鄧穎超同志已經去世，李銳還特別強調文件已被燒毀，真可謂死無對證。再如關於陳雲，李銳一方面在《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等書中猛烈攻擊陳雲保守僵化、阻礙政治體制改革，同時把自己的“革命有功，執政有錯，‘文革’有罪”反毛言論扣到陳雲頭上，說的陳雲里外不是人。要知道，陳雲還曾經保護過李銳。李銳好友胡績偉說：“ls以後，還搞了兩次大的政治運動，一是清查運動，二是黨員重新登記（即清黨運動）。當時有四個人，于光遠、李銳、杜潤生、李昌，胡喬木不讓他們保留原來的黨籍。最後陳雲表示不同意，這才把這四個人保了下來。”李銳對保護過自己的陳雲尚且如此，其為人可想而知。　　

李銳除了反對毛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還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例如李銳在2004年《隨筆》第三期發表的文章說：“我們一直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其實，馬克思的理論體系的基本觀點是有錯誤的，包括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論這兩大馬克思主義的基石，以及從而得出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等。……斯大林、毛澤東，以及第三國際的政黨執行的都是列寧主義，即暴力革命，取得政權乃不受法律約束的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成為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成了無產階級獨裁的手段。” 再如在07年《炎黃春秋》第7期笑蜀對李銳的專訪中又公然誣衊：“經典作家的理論，從經濟、政治到意識形態，也有問題。比如，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私有制等等主張，已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有問題，並不科學。”　　

李銳所推崇的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大力推行全盤西化、殖民地化的領導人。李銳寫的《向胡耀邦學習》一文。說胡耀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中“最得人心的一位”，是“扭轉乾坤，推動歷史前進的一個人物”，從理論到實踐“有過人的膽識”。（關於胡耀邦其人，可以參考筆者的《評<胡德平憶父親胡耀邦：改革目的是“藏富於民”>》《胡耀邦，你是一個奇蹟》《對於<胡耀邦，你是一個奇蹟>中的問題答諸位網友》等文章。）李銳也很欣賞趙ziyang：“趙ziyang去世一周年了，他沒有完成的遺志：推動中國走上民主和法治即現代化的軌道，還有待大家努力完成。二十多年來的事實說明，國有經濟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同步，老是跛足前行，不僅腐敗叢生，種種危機將繼續發展，國家前途仍令人擔憂。趙ziyang曾為我們做出榜樣，堅持和平對話，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礎上，解決當年學潮問題。為此，他不惜丟棄權位，且失去自由，受漫長的軟禁。這種高尚的品德和行為，改寫了中共黨內政治生活的歷史。”（《懷念同趙ziyang的交往》）甚至為趙ziyang的所謂談話作序。（http://www.vsedu.com.cn/yfch/271.html）　　

去年4月15日，李銳在著名反華媒體《蘋果日報》發表《紀念胡耀邦》，公開表示要批判鄧小平：“後來接班的鄧小平，其實也是半個毛澤東。”“今天，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已不在了，兩個‘左王’的干擾也不存在，這是一種便於與世界同步前進的好形勢。第二個‘歷史決議’對毛澤東晚年錯誤做過總結，對鄧小平也應當照此辦理。”李銳的這個所謂“歷史決議”，當然不是為了糾正改革開放的一些偏差，而是要徹底否定鄧小平同志的四項基本原則，進一步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殖民化的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甚至李銳自己也不加掩飾，在《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刊登的《向周有光老人學習》一文中宣稱：“現在道路只有一條了，本來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蘇聯道路，一條是所謂資本主義道路，現在只剩下這一條了。”“英國的殖民地也是好的，如澳大利亞和香港，美國和加拿大都有英國的底子”。也就是說，李銳不僅希望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甚至為中國沒有成為殖民地而遺憾不已。　　

長期以來，李銳瘋狂反毛反共的造謠污衊一直暢通無阻，得到了一切正直人士的痛恨，也嚴重敗壞了共產黨的形象。人們不禁會發出疑問：為啥像李銳這樣公開反毛反共、惡行累累的政治小丑反而受到追捧呢？我們的黨還是原來那個黨嗎？如何對待李銳，已經成為檢驗中國共產黨性質和宗旨的重要試金石。　　

四、請把反毛反共的小丑李銳開除出黨　　

正如上文所說，改革開放後，李銳一直處心積慮要妖魔化毛主席、妖魔化共產黨，並大力鼓吹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殖民化的改革理論，妄圖使中國走上美國式資本主義道路。89動亂時期，李銳上竄下跳。他的女兒李南央因為涉嫌顛覆政府叛逃美國，由於李銳的關係，李南央得到美國反共勢力格外照顧，迅速拿到美國綠卡，從此李南央成為海外反華反共的民運勢力的骨幹，而李銳則為幕後黑手。李南央為了吹捧李銳，多次撰文批判從毛主席開始的四位最高領導人。從此李銳父女一個在國內一個在國外，明目張胆地和美國勢力勾結當漢奸，妄圖顛覆人民政權。愛國人士、李南央的母親范元甄曾多次罵李南央為“這隻美國狗”，並稱“李南央現在是靠無孔不入的鑽營手法在美國混，不擇手段利用任何可利用的關係達到她各種大小目的。身邊也有個圈子，都是這種人。現在氣候適宜，混得很得意。”（摘自范元甄1999.8.20.給朋友信）　　

從廬山會議可以看出，李銳此人十分狡猾，尤其是善於矇騙、欺騙善良的左派同志。前文已經說了，李銳好友胡績偉說過：“liu si以後，還搞了兩次大的政治運動，一是清查運動，二是黨員重新登記（即清黨運動）。當時有四個人，于光遠、李銳、杜潤生、李昌，胡喬木不讓他們保留原來的黨籍。最後陳雲表示不同意，這才把這四個人保了下來。”當年，善良的陳雲同志當時還沒看清楚李銳這些人的本質。而這些人也一貫善於見風使陀，投機鑽營，比如假如陳雲看到64後吳敬璉批判趙紫陽的上書，可能會認定吳敬璉是左派。陳雲生前跟反共分子趙ziyang等人做了毫不妥協的鬥爭：他不僅反對私有化，還提出要限制市場經濟的範圍，提出計劃經濟是籠子，市場經濟是鳥的理論。如果中國按照陳雲的理論走，也不會像今天陷入私有化、市場化、殖民化，民生凋敝、兩極分化的泥潭。陳雲晚年還提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要高度重視。遺憾的是趙ziyang的這些措施都在97年後被他潛伏下來的手下如李銳等人全部實行了，在吳敬璉、高尚全等漢奸學者的誤導下，中國國企私有化、教育醫療住房產業化、接受WTO苛刻條款、大力引進外資，中國搞起了比美國、歐洲還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晚年李先念曾對陳雲說：“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講黨內有個走資派，犯了大錯誤，但是，從這幾年來看，趙ziyang像不像一個走資派呢？陳雲說：什麼像不像，他就是走資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見，證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　　

又經過二十多年的歷史檢驗，我們可以看到，李銳確實是徹頭徹尾的反共分子，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因此，如果說二十年前的“清查清黨運動”由於條件不成熟（假如那時清查、清黨，孔慶東、汪暉、王紹光等今天的愛國左派都會被牽涉其中），沒有充分展開，那麼今天不僅是條件成熟，而且是時不我待了。我們看到，由於89動亂過後，對黨內反共勢力清查十分不徹底，一些投機分子、反共分子如李銳、高尚全、吳敬璉等人潛伏下來，他們控制主流媒體，占據黨內、政府內重要崗位，執行了經濟殺手、政治殺手的作用，誤導破壞改革開放，大搞國企私有化、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同時大搞資本家控制政權的政治改革，使很多官員脫離勞動人民，成為國內外資本家的走狗。總而言之，李銳等人就是要將社會主義改革誤導成資本主義復辟。因此，當前中國急需展開一場清查、清黨運動，將李銳等經濟殺手、政治殺手清除，以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及現實問題，以推動科學發展觀及發展方式轉變的真正實現。　　

我們看到，90年代後期以來，陳雲這些革命元老不在了。山中無老虎，猴子充霸王。李銳這個小丑冒充毛主席秘書，竟然也以老革命自居。隨着陳雲等老同志的過世，知道李銳底細的人越來越少，李銳這個小丑就開始肆無忌憚，他利用炎黃春秋、南方報系及海外反共媒體為平台，大造毛主席的謠言，通過編造、篡改、歪曲、剪裁黨史的方式反共、反毛、反黨。比如，李銳寫《廬山會議實錄》的目的就是力圖妖魔化毛主席，並將不利於自己的歷史史實略去。顯然，如果陳雲、李先念、王震、彭真、薄一波、習仲勛、胡喬木等老革命如果健在並目睹李銳今天的所做作為，必然會堅決要求開除李銳等人的黨籍。　　

 近來，一系列事件又給人民帶來了一線希望：　　

——2009年9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黨內也存在不少不適應新形勢新任務要求、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問題，” “這些問題嚴重削弱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嚴重損害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嚴重影響黨的執政地位鞏固和執政使命實現，必須引起全黨警醒，抓緊加以解決。”　　

——今年7月1日，中央組織部新聞發言人鄧聲明坦言中國存在有人“入黨動機不端正”的情況，也不迴避黨員隊伍中“不乏腐敗分子”的事實，他說，我們一方面要對提出入黨申請的人進行“相當長時間的考驗”，一方面也要在其入黨後“加強教育”，同時還要完善“清理、處置不合格黨員的退出機制”。　　

——7月6日，人民網和新華網兩大官網先後刊登吳文泰同志文章《毛澤東會自己添加“毛主席萬歲”口號嗎？》一文，以事實公開批判李銳毛主席“自己添加‘毛主席萬歲’口號”的謠言。“經查，1950年4月27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的中共中央《慶祝五一勞動節口號》中，並沒有‘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與毛澤東有關的只是最後一個口號：‘偉大的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萬歲！’中宣部在草擬口號稿時，原來是有‘毛主席萬歲’的，送審時，主要負責審閱口號稿的劉少奇給改寫成：‘偉大的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萬歲！’這有歷史檔案可查。中央五一勞動節口號在編入2005年4月出版的《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二冊時，把中宣部原稿用楷體字、劉少奇修改稿用宋體字區別開來”。　　

李銳製造謠言、瘋狂反毛反共的系列罪行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他早已喪失了一個共產黨人最基本的資格。希望中央能夠貫徹四中全會《決定》和完善“清理、處置不合格黨員的退出機制”的方針，將反毛反共的小丑李銳開除出黨。這勢必可以在很大程度恢復人民對黨的信心，成為加強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的重要轉折點。　　

　 　附：

[專題]李銳評析

http://www.wyzxsx.com/Article/Special/lir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