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当年胡适和陈独秀的“问题和主义”之争 齐楠木 五四运动期间，胡适和陈独秀等有过著名的“问题和主义”之争，背景稍有些复杂。 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为陈独秀、胡适等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宣传新文化、新思潮、新观念提供了契机。 基于对文化革新的思考，陈独秀和胡适志同道合开始倡导白话文。1915年9月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而在这之前，胡适就已开始思考并为白话文造舆论了。1915年8月他在《如何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一文中说：“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活文字之法教之。”又说：“活文字者，日常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我国之白话是也。” 1917年9月，在陈独秀的竭力推荐下，刚从美国回来两个月的胡适来到北京大学担任了教授。 在文化革新方面两个人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在社会政治层面的思考方面，陈独秀和胡适有了分歧。 1918年12月，由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创刊。胡适说：“在某种意识上说，这张小报的发行原是尊重我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发表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胡适不想谈政治，于是他提出：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胡适的这些观点遭到了李大钊等反驳。 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说： 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甚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 经胡适等人的营救出狱后，陈独秀来到了上海。于是李大钊主编了1919年六卷五号的《新青年》，出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新青年》从此开始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 胡适是不满意的。他写信劝告陈独秀：办《新青年》仍旧应以哲学文学、思想文化为主，不要搞得政治色彩太浓。胡适要陈独秀、李大钊同己一道奉行“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理念，当然不被他们所接受。 陈独秀在《新青年》专门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批评“《新青年》同人中多数向来绝口不谈政治”的错误。他说：“在现实社会中，谈政治也罢，不谈也罢，谁都逃离不了政治，除非躲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 邵建在《炎黄春秋》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的回忆：1925年的11月，胡适和陈独秀的意见更见分歧。 一天下午，仲翁（陈独秀）来了，和适之兄大谈。 谈着，谈着，仲翁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 适之兄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司的克来，在地板上连连的笃了几下，说：“仲甫，你坐罢，我要出去有事哩。”一面只管下楼出去了。 对当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人说他们“是投身民众运动抑或继续坚持思想启蒙之争”，这个观点值得商榷。 柞里子认为：“主义”就是对与错的成见，就事论事，就是研究问题，胡不过是把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演绎成白话而已。这样的说法未免过于牵强。 在我看来，问题和主义之争反映了两种社会改造的分歧，胡适主张文化和社会改良，陈独秀等主张政治革命。 2008-7-13 附1，胡适原文：多谈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 http://www.tecn.cn )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 http://www.tecn.cn )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 http://www.tecn.cn )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 http://www.tecn.cn )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乡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 http://www.tecn.cn )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 http://www.tecn.cn )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个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 http://www.tecn.cn )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有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 http://www.tecn.cn )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 http://www.tecn.cn )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 http://www.tecn.cn )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 http://www.tecn.cn ) 为什么谈主义的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 http://www.tecn.cn )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甚么样的结过，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钞书手。 ( http://www.tecn.cn )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 http://www.tecn.cn )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民国八年七月。 ( http://www.tecn.cn ) 注释： * 王揖唐（1878---1948）名赓、志祥，字什公、一堂、逸堂、慎吾。安徽合肥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早年曾在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下任职。“七七”事变后，叛国投敌。 ( http://www.tecn.cn ) ── 原载 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