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當年胡適和陳獨秀的“問題和主義”之爭 齊楠木 五四運動期間，胡適和陳獨秀等有過著名的“問題和主義”之爭，背景稍有些複雜。 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理念，為陳獨秀、胡適等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宣傳新文化、新思潮、新觀念提供了契機。 基於對文化革新的思考，陳獨秀和胡適志同道合開始倡導白話文。1915年9月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而在這之前，胡適就已開始思考並為白話文造輿論了。1915年8月他在《如何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一文中說：“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當以活文字之法教之。”又說：“活文字者，日常語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我國之白話是也。” 1917年9月，在陳獨秀的竭力推薦下，剛從美國回來兩個月的胡適來到北京大學擔任了教授。 在文化革新方面兩個人的觀點是一致的，但在社會政治層面的思考方面，陳獨秀和胡適有了分歧。 1918年12月，由陳獨秀主編的《每周評論》創刊。胡適說：“在某種意識上說，這張小報的發行原是尊重我只談文化不談政治的主張。”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發表反北洋軍閥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適接辦了以談政治為主的《每周評論》，胡適不想談政治，於是他提出：不要空談主義，而要研究問題。 胡適的這些觀點遭到了李大釗等反駁。 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說： 我覺得“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十分分離的關係。因為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着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那麼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應該設法使他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要想使一個社會問題，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應該使這社會上可以共同解決這個那個社會問題的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尺度(即是一種工具)。那共同感覺生活上不滿意的事實，才能一個一個的成了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不然，你儘管研究你的社會問題，社會上多數人，卻一點不生關係。那個社會問題，是仍然永沒有解決的希望；那個社會問題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響於實際。所以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為用的，這是並行不悖的。不過談主義的人，高談卻沒有甚麼不可，也須求一個實驗。 經胡適等人的營救出獄後，陳獨秀來到了上海。於是李大釗主編了1919年六卷五號的《新青年》，出了一期“馬克思主義專號”。《新青年》從此開始轉向宣傳馬克思主義。 胡適是不滿意的。他寫信勸告陳獨秀：辦《新青年》仍舊應以哲學文學、思想文化為主，不要搞得政治色彩太濃。胡適要陳獨秀、李大釗同己一道奉行“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理念，當然不被他們所接受。 陳獨秀在《新青年》專門發表《談政治》一文，明確批評“《新青年》同人中多數向來絕口不談政治”的錯誤。他說：“在現實社會中，談政治也罷，不談也罷，誰都逃離不了政治，除非躲在深山人跡絕對不到的地方，政治總會尋着你的。” 邵建在《炎黃春秋》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的回憶：1925年的11月，胡適和陳獨秀的意見更見分歧。 一天下午，仲翁（陳獨秀）來了，和適之兄大談。 談着，談着，仲翁道：“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 適之兄生氣了，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拿起司的克來，在地板上連連的篤了幾下，說：“仲甫，你坐罷，我要出去有事哩。”一面只管下樓出去了。 對當年發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有人說他們“是投身民眾運動抑或繼續堅持思想啟蒙之爭”，這個觀點值得商榷。 柞里子認為：“主義”就是對與錯的成見，就事論事，就是研究問題，胡不過是把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演繹成白話而已。這樣的說法未免過於牽強。 在我看來，問題和主義之爭反映了兩種社會改造的分歧，胡適主張文化和社會改良，陳獨秀等主張政治革命。 2008-7-13 附1，胡適原文：多談些問題 少談些主義 “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麼？” ( http://www.tecn.cn ) “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　 ( http://www.tecn.cn ) 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並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的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為。但是我看了這種消息，發生-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麼教訓呢？這可分三層說： ( http://www.tecn.cn )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 http://www.tecn.cn )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主義來欺人。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鄉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 http://www.tecn.cn )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觀察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裡。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裡面。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 http://www.tecn.cn ) 我再舉現在人人嘴裡掛着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恨痛罵“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嘆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個是過激黨胡適嗎？”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 http://www.tecn.cn ) 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有奉勸新輿論界的同志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 ( http://www.tecn.cn ) 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 http://www.tecn.cn )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那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 ( http://www.tecn.cn )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 http://www.tecn.cn ) 為什麼談主義的那麼多，為什麼研究問題的人那麼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決，這都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徵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種解決的意見。又沒有成例可援，又沒有黃梨洲、柏拉圖的話可引，又沒有《大英百科全書》可查，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社《自由錄》，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 ( http://www.tecn.cn )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甚麼樣的結過，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不算輿論家，只可算是鈔書手。 ( http://www.tecn.cn ) 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料，見了具體的問題，方才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 http://www.tecn.cn )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着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着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子了。民國八年七月。 ( http://www.tecn.cn ) 注釋： * 王揖唐（1878---1948）名賡、志祥，字什公、一堂、逸堂、慎吾。安徽合肥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早年曾在皖系軍閥段祺瑞手下任職。“七七”事變後，叛國投敵。 ( http://www.tecn.cn ) ── 原載 1919年7月20日《每周評論》第三十一號，後收入《胡適文存》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