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卞仲耘之死（宋彬彬等）——師大女附中文革資料之三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8月05日15:34:1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正如卡瑪所說：“指控一個人打人、甚至打死人，是很嚴重的事情。”應該進行周密的調查，也應該讓被指控者進行充分的答辯。在我們關注的卞仲耘被打死這件事上，應該聽取被斥責的宋彬彬這一方的意見。 　　宋彬彬到美國來留學獲得博士學位，後來在馬薩諸塞州環保部工作，應該說她並不缺乏為自己辯白的機會，但她長期以來沒有行使這一權利。直到今年春天，才第一次公開就她認為的不實之詞做了澄清。 　　以下這篇長篇訪談，原載網刊《記憶》今年4月28日出版的第7期（總第47期）“師大女附中文革專輯”。 　　我看到的資料畢竟有限。歡迎更多朋友追尋歷史真相。 也談卞仲耘之死 馮敬蘭／劉進／宋彬彬／於羚／葉維麗 主持人／執筆： 馮敬蘭　原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屆/初三3班學生 受訪者： 劉　進　原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屆/高三3班學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組駐校期間任學生代表會主席 宋彬彬　 原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屆/高三3班學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組駐校期間為學生代表會副主席之一 於　羚　 原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屆/中五2班（五年制實驗班）學生 葉維麗　 原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屆/初三3班學生 主持人開場白 兩年前，我去拜訪一位著名科學家。談話間，老人提起一件事：“我聽說有個附中，文革初期紅衛兵打死了女校長，那個頭頭後來上了天安門，受到毛的接見，他父親後來還升了官。聽說這個事情後我非常氣憤。”我問：“您說的是不是師大女附中？”老人連說對對，就是這個學校。我說我正是這個學校的學生，據我了解，事情不是這麼簡單。隨後，我講了自己知道的一些情況。老人說：“你為什麼不寫出來？大家都不說，文革的歷史會更混亂。” 或許正是這位老人的話，促成了我要做的這次訪談。 師大女附中建校於1917年，曾為平津、華北地區的一所著名女中。1949年5月9日，國立北平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與解放區來的華北育才中學（女生部）合併，同年6月28日接管私立文華女中，9月27日正名為“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六十年來，該校因擁有優質的教育資源，成為社會上層家庭的女孩首選的中學之一。在歷屆學生中，黨政軍高級幹部、高級統戰人士、高級知識分子及社會名流的女兒占較大的比例。不過，普通家庭出身的學生也不在少數。我出身不好，幼年喪父（在運動中自殺），由寡母艱難帶大，沒有任何背景，完全是憑分數考進這所學校的。我們班45個學生，幹部之女不及三分之一。 文革初期，紅衛兵運動發起在海淀區的清華附中、北大附中，高潮時期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四、六、八中這樣的男校。為什麼波瀾不驚的師大女附中反而成為四十年間文革話題的一個中心呢？因為當年學校發生了兩個事件，一個是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長在學生批鬥中死於非命，一個是8月18日高三學生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了紅衛兵袖章，她又恰恰來自高幹家庭（其父宋任窮，時任東北局第一書記）。這兩個被認為具有標誌性的事件，頻頻出現在文革研究者和公共知識分子言說之中。 卞校長遇難已經44年，當年親歷那個慘痛事件的在校生，年紀最小的也年近花甲，高年級學生已六十開外。我相信，經歷過那一天的師生們，沒有誰會忘記當時的狂熱、混亂、恐怖、震驚和慘痛。卞校長的遺屬王晶垚先生，多年來執著地堅守着控訴的權利，胡杰製作的電影《我雖死去》集中展示了王先生苦心收集的物證和資料，當我看到幾個孩子跪在母親遺體旁的照片時，禁不住淚流滿面。 近年來，師大女附中畢業生就“八五事件”寫的文章中，最有份量的是兩篇同名的《卞仲耘之死》。作者之一是1968屆高中生，高一3班學生王友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博士，現為美國芝加哥大學中文高級講師）。她在《文革受難者》（2004年出版）一書中，將《卞仲耘之死》置於首篇。該文以很長的篇幅描寫了卞校長遇難的前前後後，文章強烈的批判色彩、明確的指控對象給人印象至深。我注意到，目前海內外研究文革的專家、學者主要採信的是此文提供的資料和觀點。另一篇同名文章的作者是1966屆初中生、初三3班學生葉維麗（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美國馬薩諸塞州州立大學終身教授）。她於2006年7月在美國發表了英文版的學術性文章《卞仲耘之死》，中文版未有機會在國內公開發表，僅在博客網站“二閒堂”上貼出。此文有100多個注釋，中文沒有譯出。上述兩個版本的《卞仲耘之死》，從各自披露的細節到最後結論，均有重大的不同和分歧。 葉維麗從2002年開始調查。幾年來，她每年兩次回北京進行調研，以期尋找更多的目擊者與親歷者，包括當年工作組進校後的學生代表會主席劉進和多年來一直被有關輿論窮追猛打的宋彬彬。 實際上，劉進也在2002年開始了她的調查，2007年退休後更是全力以赴。作為第一張大字報的發起人、工作組期間的學生代表會主席、“八五事件”後部分學生自發組織的文革“籌委會”的負責人，她獨自或與宋彬彬（2003年回國）一道，走訪了當年在校的老師、同學共110人，其中包括“八五事件”的暴力受害者、至今健在的校領導。她做了大量的筆錄和筆記，並將一份詳盡的回憶與調查，交給學校存檔。 於羚曾經幫助王晶垚先生整理過大量資料，可以說是間接的知情者。我於1996年發表散文《記憶的瘡疤》，反思與追問“八五事件”，從2007年秋天開始介入調查工作。我們五個人從2008年1月24日第一次會面至今，已就同一話題多次聚談，不斷地理清脈絡、提出質疑、矯正記憶、交換觀點。 作為女附中的學生，卞校長之死是我們心中永遠的痛。理清歷史事件，讓親歷者反思，讓後人知曉，讓歷史銘記，是我們的責任。下面，圍繞“八五事件”我對四位校友做的訪談中，將向社會披露我們多年來的調查結果，向學界坦陳我們對“八五事件”的初步思考。同時，宋彬彬、劉進也將首次公開講述她們在文革中的經歷。 訪談要點 1、第一張大字報 2、工作組期間（運動的形式、學生反對工作組、批鬥校領導、鄧小平的指示、多數派犯了方向路線錯誤） 3、後工作組時期（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成立、血統論橫行、學生斗學生） 4、八五事件（卞校長遇難、向吳德匯報、成立文革籌委會） 5、紅衛兵和“八一八” 6、關於宋彬彬 1、第一張大字報 主持人：女附中的文革是從1966年6月2日開始的，印象里是教室的小喇叭突然在課間響了，然後就是夏青在播送一個社論，我的感覺好像戰爭發生了，立即心跳加速頭皮發緊。下課後，就在校園裡看見了大字報。大字報前人頭攢動，劉進，是你們寫的大字報，打破了校園平靜的空氣。為什麼你會成為第一個？ 劉進：也許和我個人的成長經歷有關吧。三年困難時期，我父親（劉仰嶠，時任河南省委書記）在河南工作，那裡是重災區。正上初中的我，親身感受了大饑荒，親眼看見了什麼是一窮二白，也開始懂得什麼是責任。1964年春，我隨父母調動（劉仰嶠調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轉學到女附中，插班在高一年級。乍來到北京，又是上了一個女校，我覺得自己和學校的風氣有點格格不入，別人覺得我像農村來的，很土氣，而我覺得學校缺乏勞動教育，很多同學身在福中不知福，有明顯的“驕嬌二氣”，尤其是一些幹部之女，特殊化嚴重。高一時我曾寫過評論幹部子女“驕嬌二氣”的作文，高二、高三還在課堂上和老師辯論過，被老師批評為思想偏激。那時，我一方面反對幹部子女特殊化，另一方面又有捨我其誰的自來紅思想。我崇拜英雄，一心嚮往革命，要為人民服務，要做一顆黨的螺絲釘，有一種渴望戰鬥的強烈要求，這些在我身上表現得非常突出。 主持人：聽說你對自己有一種清教徒式的嚴酷要求，每天早起要做一套啞鈴操，在高教部家屬大院跑三圈，沖冷水澡後，6點多到校，再帶領同學長跑、做60個仰臥起坐、俯臥撐。每年11月入冬前從不穿襪子，下鄉勞動同學們挑50斤，你卻挑100斤等等，這都是直接針對“驕嬌二氣”的吧？ 劉進：是這樣，當時很多學生都以自覺鍛煉、自找苦吃為榮，我也一直堅持這樣做，並於1965年年底入黨。我在黨支部會上也給學校的教育提過意見。 1966年上半年，黨報不斷發表批判文章，號召大家積極參加文化革命，特別是毛主席關於“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的指示，更讓我感到事態的嚴重性，一種不讓“江山變色、國家變修”的責任感和緊迫感得到了強化。我們曾為沒有趕上戰爭年代，不能像父輩那樣投身革命、獻身革命遺憾，後來又為學校不像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均為著名男校）那樣開展“四清”運動而遺憾。當時，我們學生黨支部多次在一起分析形勢，覺得終於有機會革命了。1966年5月，宋碩（時任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副部長）有個報告，我們認為是壓製革命的，和社論講的精神不一樣。黨支部的老師說，我們應該按照黨的安排去做，要服從黨的組織紀律，所以儘管有意見，我們還是在黨內提出和討論。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6月2日早6點，我在鍛煉時聽到早間的新聞正在廣播聶元梓的大字報，特別激動。現在黨中央發出號召，支持我們了，說明我們的意見是對的。看來在黨支部內提出的問題和意見，也可以用大字報來公開表達。結果我連廣播都沒聽完，就跑去找住在同院的馬德秀，她是高三（6）班的學生黨員。我說：“現在黨號召了，咱們的意見可以說出來了，你願意寫大字報嗎？”她說願意。我倆又跑到學校去找我的同班同學宋彬彬，她是住校生（1966年4月入的黨），她也支持我寫大字報。時間還早，很多學生都沒有到校呢，我們就開始寫大字報了。因為這些意見都爛熟於心，用不着打草稿，你一言我一語，我用毛筆直接寫在報紙上，署名劉進、宋彬彬、馬德秀，然後貼了出去。過了這麼多年，大字報的題目和內容我已經記不清了，印象里是對學校不讓我們參加革命有意見，對宋碩的報告有意見，說學校教育路線上有問題，但沒有針對具體的對象。據一些同學回憶，大字報的題目是：“校領導把我們引向何處？”內容以問話為主，頭一句話就是“外界革命形勢轟轟烈烈，而學校卻是死水一潭，學校一心想引導的是讓我們進行高考複習……”胡志濤校長（女）在《生活教育論》一書的《“八五”祭》裡提到過我們的大字報，她說“矛頭指向還很模糊，有指向北京市委的，有指向北大彭珮雲的。” 本來以為把意見提出來想辦法解決就行了，沒想到大字報貼出後，學校秩序大亂，同學都無心上課了，這和想像中的革命不一樣。我們也慌了，不知道該怎麼辦。黨支部擔心影響擴大，當天就把我們三人隔離到階梯教室，告誡我們這麼做很危險，將要滑到右派學生的泥潭。他們苦口婆心地幫助我們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希望我們認清形勢檢討錯誤。我們對此很不理解，廣播裡都肯定了大字報，說明這就是黨的號召，為什麼我們給學校貼大字報就成反黨行為了？那天在階梯教室內外始終圍着很多老師和學生，可以說是群情激憤，既有指責也有同情。 2、工作組進校期間 主持人：我記得你們受到了“圍攻”，我有深刻印象。接着就是工作組進校，動作很快，應該和鄧榕有關吧，學校出了這麼大的事，她回家一說，立即會引起她父親的關注。 劉進：我想是這樣。6月3日晚飯後，胡啟立（時任團中央候補書記）帶領團中央幹部張世棟、馬嫻華來到學校，被一個同學直接帶到階梯教室。他們當場宣布說我們的行動是革命的，表示了支持，讓我們的心情特別激動。6月4日一早，工作組正式進校，張世棟是工作組組長，馬嫻華是副組長，胡啟立是西城區中學運動的負責人。歡迎大會上，胡啟立、張世棟、胡志濤校長都講了話，胡校長還傳達了前一天李雪峰關於改組北京市委的報告。6月6日，工作組主持成立了革命師生代表會，教師代表二人，數學老師李松文和生物老師陳大文，學生代表五人，我、宋彬彬、馬德秀、耿麗蘭、尹斐，前四人為高三學生，尹斐是高二學生。我是學生代表會主席，其他四人為副主席。當天宣布複課，恢復正常秩序。所謂複課，就是學生每天在教室里讀報紙、學社論，上下課鈴照常響。老師不教課了，組織起來也是學社論。工作組的指導思想是讓運動有序進行，先揭發，再慢慢梳理，找出問題的重點。 由於時間久遠，我也沒有留下文字記錄，對很多事情的具體時間和內容都記不清了。幸運的是，在近年的調查過程中，我得到了許多同學的幫助。特別是高二2班一位同學把她當時的一本筆記借給了我，筆記從1965年一直記到1966年工作組撤走，記的基本是學校的事情，包括校領導和工作組在全校的講話，非常珍貴。後面我要講到的很多具體情況，依據的均是這本筆記。 主持人：工作組進校後，建立了新秩序。各班的團支部、班委會被廢除，班主任靠邊站，取而代之的是班核心小組。不知道核心小組怎樣來的，同學們私下議論，我也說了“應該選舉、不能自封”之類的話，成為後來我在班裡被孤立被鬥爭的罪行之一。工作組——師生代表會——班核心小組，成為學校新的三級組織。 劉進：這種按部就班學習討論的情況沒有維持多久，6月17日，高三4班李黎黎等13個人貼出了大字報，題目是 “工作組把我們引向何方？”認為工作組開展運動的方式和《人民日報》社論的精神不一樣，阻礙了運動。面對學生“為什麼還不召開揭批校領導大會”的質問，工作組組長張世棟老師在當天的廣播中說，“現在轉入重點批判的條件還不成熟……仍要進行廣泛的、普遍的揭發”，同時他檢討了自己有“怕亂”思想，“還不夠放手”，表示歡迎繼續提意見。 大字報貼出後，引起了全校各班的辯論，當晚學生自發聚在大操場宿舍樓的高台前辯論，我班同學梁二同上台支持了13人，說工作組壓制了革命師生的積極性，把學校運動搞得很冷清。工作組希望同學們不要再辯論了，辯論非但沒有停止，又出現了學生斗學生。一是批判圍攻反工作組的少數派學生，二是鬥爭所謂出身不好、有問題的學生。譬如高二2班6月18日貼出一張大字報，點名12個同學，分別給帶上各種“帽子”，羞辱、體罰她們。6月20日全校開會，我代表學生代表會講話，講了三點意見（抄自高二2班那位同學的筆記）：“1、要按照黨的政策辦事，不能過早下結論。2、反對在學生當中開鬥爭會。3、堅決不打、不罵、不圍、不哄，堅決貫徹黨的政策。”張世棟老師做了補充，向全校提出了“邊學、邊議、邊揭、邊批”的要求，說現在不適宜把重點集中在某一個校領導身上，還需要廣泛的揭發、批判和集中材料。6月21日上午，工作組在全校大會上做了進校18天的小結，提出“從今天開始轉入重點揭發批判”，並安排當日下午召開揭發卞仲耘的大會。 6月21日下午兩點半，第一次揭批會在大操場召開。當時卞校長一個人站在台上，副校長胡志濤（女）、劉致平，教導處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樹民四個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組的13個人被單獨安置在學生隊伍後面，有學生持木槍站在她們身後。6月22日揭批會繼續開，兩次大會都有針對校領導的暴力行為發生，卞校長挨打最多。 葉維麗：在6月21日工作組主持召開的批鬥會上，袁淑娥（女，大連工學院俄語教師，師大女附中英語教員丁某前妻）的表現引人注目。在這個會上卞校長被打得很厲害，這應該和袁淑娥的煽動有直接關係。卞仲耘後來給上級寫信，詳細地講了當天挨打的情況。那時還有地方“伸冤”，信息的傳遞也是暢通的。8月初就不再是這個情況了。卞寫的信鄧小平看到了，在7月初接見工作組的時候還提到這封信。 文化革命以前，卞主管黨的工作，日常教學工作由胡志濤副校長主持，普通學生對卞不是很了解。袁淑娥起的作用就是把學生的注意力集中在卞身上，特別是集中到“生活作風”上，使大家在情緒上對她反感。 劉進：其實文革開始後不久，袁淑娥就經常來學校活動了。批鬥會前她曾找過工作組要求參加大會，工作組不同意，可她還是帶着兒子和母親來沖了會場。她手裡還拿着一張照片，粗看是卞校長和她前夫的一張合影，實際上是卞校長夫婦和袁淑娥夫婦四個人的合影，剪去兩邊的人，就成了卞、丁的合影。她拿這個當證據，說卞校長生活作風有問題，破壞了她的家庭，在台上哭訴，學生立即群情激憤，喊起了口號，場面一度失控。會場安排出身貧下中農家庭的學生拿着練體操的木槍押着校領導。袁一哭訴，這些學生就你一槍、我一槍把卞校長捅倒了，卞校長當時就發生了嘔吐。袁的發言大概前後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其間一直有對校領導的過激行為。還有一位管過人事的老師發言也很有震撼力，之前她曾在校園貼過一張小字報，揭發卞校長是劉仁介紹入黨的假黨員。一個說卞有生活作風問題，一個說卞是假黨員，好像兩顆重磅炸彈，在學生中激起的憤怒可想而知。 面對突發的暴力行為，工作組進行了勸阻，指出“今後注意不用打她，因為揭發就可以打倒她”。高二2同學的筆記上，記着在會議快結束時，工作組宣布：“我們請示了上級，決定從現在起停她（卞仲耘）的職”。揭批會後，卞校長又回北京飯店開會，並向上級反映過有關情況。7月3日，她又分別給鄧小平、李雪峰等領導寫信，附文是關於袁淑娥破壞女附中文革的情況，希望上級派人調查、處理。袁淑娥此後一直在學生中間活動，包括學生去卞校長家貼大字報，都是她領的路，“八五”那天有人見到她也在場。 主持人：袁淑娥為什麼這樣恨卞校長，她們的關係很複雜嗎？於羚，你曾幫助王晶垚先生整理過大量資料，也見過袁寫的“萬言書”，請給我們講講。 於羚：袁淑娥是大連工學院的俄語老師，1959年與卞校長同住一所醫院時相識。1963年女附中缺英語教師，袁的丈夫丁某當時在北京空軍，也有轉業到女附中的意願，經卞校長介紹，學校領導討論通過，丁某調入女附中教英語。這期間，袁、丁夫婦經常爭吵，卞校長從中做過一些調解，袁、丁最終離了婚。袁多次向女附中領導提出要求，希望扣丁的工資補貼她的家用，卞校長認為應該按照法院判決書執行，沒有答應她。於是，她開始向有關方面控告。1966年5月，她將上萬言的揭發信，複寫多份，給毛主席、團中央、北京師範大學黨委等寄去。揭發信捏造事實、斷章取義，把個人的所有怨恨都上綱上線到政治高度。 文革開始後，袁淑娥的控告信轉到工作組手上。工作組原本對卞校長的態度比較溫和，認為批鬥卞的材料還不夠充分。後來，在6月21日、22日的批鬥會上，工作組的態度有了轉變，沒有阻止袁上台哭訴、煽動學生的行為。胡志濤校長對袁淑娥參加學校的批鬥會十分不滿，為此還質問過工作組。她曾表示，卞仲耘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生活作風上沒有問題。 1979年，袁淑娥被西城分局以挾嫌報復罪逮捕，後西城區檢查院認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實、誹謗他人，已構成誹謗罪，但已過追訴時效，決定不予起訴。王晶垚先生不服，多方奔走申訴，同時也獲得很多支持，但始終沒有結果。 主持人：當時，全社會都處於喪失理智的瘋狂中，任何人想挾私報復他人，只要他有“資格”，譬如紅五類出身或符合別的什麼流行要素，他就能得逞。 劉進：幾年前我在胡杰的電影裡看見了貼在卞家的大字報，語言粗暴惡毒，畫的不堪入目。我找同學了解情況，證實是袁領着學生去卞家干的。 兩天鬥爭會後學校恢復常態，繼續維持着原來的運動節奏，寫大字報揭批。6月27日，以我班同學梁二同為首的18人貼出了第二張反工作組的大字報，題目是“把無產階級大革命進行到底”，內容涉及雖多，卻不再具有轟動效應。她們多數時間不到學校，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形勢，或去海淀區的中學活動。梁的父親在空軍任職，支持她們的行動，因而她們更加堅定，不怕被孤立，覺得很光榮。18人全部是高中學生，有我班四、五個同學。7月初，她們成立了女附中最早的學生組織“紅旗”。清華附中卜大華記得，在7月19日軍訓前，女附中“紅旗”去過他們學校多次。 6?27大字報貼出後，工作組分別找參與的同學談心，如果是幹部之女或者軍隊幹部之女，就通過組織找家長，讓家長做女兒的工作。6月底，兩個高一學生上交了蒯大富給她們的信，信里分析了形勢，反覆說如果工作組是不革命的、拖後腿的，革命左派就可以奪他們的權，把他們趕走。 主持人：海淀區以清華附中、北大附中為代表，反校領導的學生，後來又反工作組，一路造反下去，並有“理論建樹”，一論再論三論什麼的，思路很清晰，方向很明確。你們反了校領導卻成為工作組的依靠對象，而工作組對校領導的態度起初是曖昧的，後來是猶豫不決的。你們回歸“主流”，成為反工作組同學的對立面及多數派的代表，這種異常是否與鄧小平的支持有關？請你們談談去鄧家匯報的情況。 劉進：7月5日上午，工作組胡啟立、張世棟帶我和宋彬彬去中南海向鄧小平匯報學校的運動情況，是在鄧小平家裡，在場的只有鄧和夫人卓琳，主要由張世棟匯報，胡啟立補充。 主持人：為什麼要帶你們兩個學生而不是別人去鄧家匯報？ 劉進：是鄧點的名。由於工作關係，他和我們的父母很熟。那天鄧一看見我，就對我說：“劉仰嶠是個好同志。”6月初高教部部長蔣南翔停職後，由我父親主持工作，一周后的6月15日，父親也成為黑幫被停職了。因此，鄧的這句話讓我特別激動，胡啟立、張世棟他們怎樣開始匯報的，我都沒有聽進去。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鄧的兩次插話，一次是張匯報6月21日揭批會袁淑娥沖會場的情況，鄧小平問這是什麼人，張說是外校的一個老師，沒通知她，她自己來的，鄧說這是個壞人。另一次是張匯報到17日、27日兩次反工作組的情況時，鄧說應該組織辯論。我和宋彬彬很不解，說同學們對這個已經不感興趣了，反正那些同學也不常來學校，呆在學校的都是擁護工作組的學生。鄧說辯論是有意義的，可以讓大家懂得道理，受到教育，缺席辯論也可以。鄧還講了在學生中間是分左、中、右的，運動後期都要排隊。 最後，鄧小平講了三條，第一條是不允許在學生中成立黨團以外的組織。那會兒海淀區中學已經有了紅衛兵這種學生組織，處於地下狀態。鄧強調一定要由黨、團組織來取代類似紅衛兵這樣的非法學生組織，要把學校里學習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組織能力強的學生，吸引到團委或學生會裡面，讓他們（非法學生組織）沒有領頭人，沒有市場，他們就鬧不起來。第二條是要儘快恢復黨組織的正常工作，要依靠學校的黨組織，不能離開黨組織。第三條講的是女附中的教師情況，說老師是有真本事的，要儘快解放他們，讓他們出來工作。還說到王明夏、張玉壽（均為該校特級數學教員）這些老師非常優秀。 宋彬彬：鄧小平還說了一條，對於學校的走資派批一兩個就可以了，不要牽扯的面太廣。他說要不然欠下的債太多，我們還不起。由於張世棟他們匯報了卞仲耘、胡志濤等有些什麼問題，所以他就說一、兩個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後來他又說到老師們都是好的，說哪裡有那麼多修正主義呀？若有那麼多，我們十七年的人才是如何培養出來的？！毛主席的女兒不也是女附中培養的嘛！難道都是壞老師教的？ 原來聽說文化大革命半年就要結束，聽了鄧的講話覺得他想儘快結束。 葉維麗：實際上，師大女附中是鄧小平的一個點，師大一附中是劉少奇的一個點，他們通過兩所中學了解運動情況。劉鄧領導文革的方式可以說是四清加反右，整幹部用給幹部分類的四清的辦法，卞仲耘就給定成“四類幹部”；整“反動學生”用反右的辦法，那些“反工作組”的學生就面臨可能成為“右派學生”的下場。 劉進：7月5日下午，張世棟召開全校大會，動員和部署大辯論，主題是“運動要不要工作組的領導”，7月6日準備，7月7日、8日、9日三個半天開辯論會，可以“缺席辯論”。辯論對象主要是李黎黎、梁二同、王南芬等人。梁二同不到學校，沒有參加辯論。 主持人：記得當時上升到了“反奪權”的高度。我原本在班裡很不起眼，也沒有反工作組，可是7月15日那天突然被揪出來揭發批判。我的主要問題是，想奪權（說了核心小組是自封的）、仇視幹部子弟（背後議論說過壞話）、仇視黨的階級路線。運動積極分子還可“火線入團”。看樣子都是工作組執行鄧小平指示的具體行動。 劉進：連續三次辯論會後，學校開始部署下一個任務：老師集訓和學生軍訓。把大多數學生集中起來赴邢臺軍訓，把全體老師集中起來在“馬神廟小學”集訓，同時還把不符合軍訓條件的少數“有問題”的學生送到郊區勞動。然後就準備複課了。胡校長在《“八五”祭》中寫了集訓的情況：“7月20日左右，工作組把校領導和全體教職員弄到白堆子馬神廟小學集中學習，不許回家。由學生代表主持會議，讓每人準備‘洗澡、下樓’，實際是人人過關。”7月28日集訓結束，7月29日集訓人員返回學校。 葉維麗：當時是“兵分三路”：少數骨幹學生參與在馬神廟對教師的集訓，少數“有問題”的學生去郊區勞動，大部分學生去邢臺軍訓。軍訓是突然結束的，為慶祝八一建軍節開的聯歡會臨時改成了歡送會。軍訓期間受的是“正面教育”，班長關心學生，沒有人因為出身問題受歧視。突然結束軍訓，說走就走，同學們都很驚訝，有的人還哭了。 劉進：帶隊軍訓的工作組副組長王潤芝老師也很驚訝，她說是7月31日突然通知回北京的，連她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學生代表會副主席尹斐也去軍訓了，在回北京的火車上，她想不出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心裡惴惴不安。軍訓的大隊伍8月1日回到北京，王潤芝老師領着學生從火車站走回學校，一看校門口、校園裡，到處亂七八糟貼着對聯，王老師完全懵了，不知道怎麼回事。 葉維麗：我們是從永定門火車站走回學校的，當年這麼走路很平常。到了學校一看，我們離開還不到十天，整個校園面目皆非了。大字報主要是鼓吹對聯的，“老子英雄兒好漢”，對聯給人的衝擊太大了。和工作組有關的大字報似乎並不多。從火車站一回到學校，就有人向我們宣布工作組撤消的消息，我記憶中有工作組王老師滿臉錯愕的表情。對聯加上撤工作組的消息真把人給震懵了。 主持人：我們“壞學生”下鄉勞動比軍訓的大隊人馬回來得早。學校的氣氛已經有些恐怖和驚悚了，這是我的感覺，因為心虛。當時宿舍樓大門口貼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 橫批：歷來如此）特別醒目，看一眼就心跳半天。大字報也是“自來紅們站起來”之類，宿舍樓還貼了一長溜譚力夫的講話，通篇是講解那個對聯，我一直以為對聯是他發明的，後來看印紅標的書，才知道最早出於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 葉維麗：從毛澤東的部署來看，對聯的出現大概給他攪了局，我想他的本意是想將火力集中在上層劉鄧等人的路線上。但對聯在學生群體中，特別是中學生中產生的影響怎麼估計也不過分。它不但動員了出身“紅五類”（即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貧下中農）家庭的人，讓他們覺得自己是當仁不讓的革命後代，“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導致了一些人在後來的肆無忌憚、為所欲為，並且嚴重地分化了學生群體，讓大多數非“紅五類”的人噤口，而出身“黑五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家庭的同學更是人人自危。這樣一種狀況對理解“八五”當天不同“身份”學生的表現至為重要。 劉進：在軍訓同學回來之前，開了兩個大會。7月29日在人大會堂召開撤工作組的大會，毛主席一出來，掌聲雷動。劉鄧說老革命遇見新問題就是那一次。究竟發生了什麼？誰都弄不清楚。毛主席說工作組是消防隊，壓制群眾起來革命，派工作組是方向路線的錯誤。7月30日下午，工作組召開校會，把7月29日的領導講話錄音放了一遍，隨後就宣布工作組撤出師大女附中，讓學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來革命。 主持人：學校三級組織的最高一級——工作組因方向路線錯誤被撤消了，師生代表會因此也失去了繼續存在的合法性。看來學校再次產生了“權力真空”，這是最危險的時期。 3、後工作組時期 主持人：從工作組撤走到“八五”之前這個禮拜，對聯出現，讓血統論登峰造極，成為最矚目的事。學生分成了“紅五類”和“黑五類”，處於兩者之間的，也沒什麼光彩。還有什麼事發生？ 劉進： 7月31日，學校貼出來一張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大字報，前身是“紅旗”。因為她們堅決反對工作組，成為學生中的革命左派。 當時校園裡除了對聯還有批判工作組的大字報。工作組撤走才兩三天，就有學生跑到團中央去揪斗工作組的張世棟、馬嫻華，把他們押回學校關了十幾天，要求他們揭發問題。據王潤芝老師回憶，8月5日當天，還有學生對張世棟和馬嫻華說：“不老實交待，卞仲耘就是你們的下場！”也有現場目擊的同學證實，揪斗校領導的過程中，張世棟也被勒令旁觀，說你不老實交待，也是這個下場。 主持人：我班也有同學證實，在“八五”現場張世棟、馬嫻華受到威嚇。 “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成立宣言，我親眼看到，紅紙黑字，很顯眼，貼在大食堂旁邊的板報欄上，題目就叫“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成立宣言”，不僅綱領明確，還有幾條組織原則，強調堅持黨的“有成分論、但不唯成分，重在階級表現”的路線，非紅五類家庭出身只要表現好，也可以申請加入。在對聯的氣勢壓倒一切時，我對這個印象特別深，心裡有瞬間一熱的感覺。當時校園裡比較冷清，大批去軍訓的同學還沒回來。 劉進：工作組撤走後，多數學生還是習慣性地每天來學校，看大字報、寫大字報、抄大字報，主要內容是批判工作組的錯誤和辯論對聯。各班在辯論對聯的過程中，出身不好的同學已經失去了話語權。也有不少同學想來就來，不來就到別的學校去串聯。 主持人：失去話語權的不僅僅是出身不好的同學，而是除了“紅五類”以外的大多數。班裡的核心小組——最基層的權力單位並沒散夥，因為她們都是紅五類，對聯讓她們增強了自信心和凝聚力。別的班不了解，我班還保持一定的秩序，8月4號核心小組通知，第二天必須全體到校開班會。我以為又要鬥爭我呢，5號就躲在家裡沒去學校。午後兩個出身“紅五類”的同學到家裡找我，問我為什麼逃學？我假裝頭疼，後來跟着她們去了學校。那天上午我們班在“辯論”對聯的班會上，不少同學因為家庭出身受到了羞辱。 葉維麗：馮敬蘭關於核心小組的提醒很重要。她在這個問題上很敏感，因為作為“有問題”的學生，她直接感到它的權威。班核心小組不像校一級的師生代表會，不是工作組直接建立的。66年7月底工作組突然撤離後，班核心小組沒有受影響，反倒因為“對聯”而鼓了氣；又因為校級師生代表會有些“吃癟”，更在事實上加強了班核心小組的權威。當時許多班級以辯論對聯為名斗出身不好的同學，恐怕都與核心小組有關。8月5號高一3班斗校領導的動議，不知核心小組起了什麼作用？ 劉進：因為我們不在班裡，不了解各班的具體情況。我和宋彬彬每天還在學校，總被一些同學圍着問下一步怎麼辦。到底怎麼辦？我也不知道。我想不通為什麼滿腔熱情地投身革命，卻犯下方向、路線的錯誤，很迷惘。犯了錯誤跌倒了，可以爬起來再干，但是方向在哪裡？具體幹什麼？無所適從。學生代表會的人，當時的態度已不一樣。 胡校長在《“八五”祭》裡寫到8月4日下午學生打老師的行為，當時我一點也沒聽說。她在文章中說，幾個校領導正集中在辦公室學習，突然闖進來七、八個學生，罵罵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帶，狠狠地抽打我們……”晚上，她愛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傷痕說：“你們學校怎麼這樣亂？！”她說：“工作組走了，沒有人管，有什麼辦法？！”“明天你暫時不去學校。”“我是校長，不去學校怎麼行？”但是，胡校長直到去世也沒有公開說出那七、八個學生的名字。卞校長回家後的情況也有一些文字記載。總之，她們都覺得生命已沒有保障了。 主持人：這幾天學校里發生的主要變化，一是“主義兵”成立，二是血統論造成學生中深刻的分裂，三是無政府狀態下校領導面臨的危險迫近。 4、八五事件 劉進：《“八五”祭》裡，胡校長寫了8月5日上午，她先去北京市委找分管文教口的幹部，說了學校頭天打人的問題，強調基層領導幹部的人身安全已經沒有保障。那位幹部只是勸說她先回學校，並無任何對策。後來胡又找到西城區委，也沒有得到明確的答覆。5日下午1點半左右，她走進校門，覺得學校“異樣地寂靜”，預感不祥，就拿起掃帚裝着打掃女廁所，以便觀察動靜。教導處副主任梅樹民老師認為當天的鬥爭會是事前準備好的，據他回憶上午就有學生通知讓他們下午兩點鐘集合。關於“八五”的文字，除了胡校長寫過文章，初一的唐伏生、初三的馮敬蘭、葉維麗、高一的王友琴、高三的劉沂倫等也都有文字記述。最近我聽劉沂倫（1966屆高中生/高三1班學生）說到一個新情況，她印象中校領導是從禮堂押出來，圍着大操場游斗的。 主持人：當時你在哪裡，什麼時候知道外面正在游斗校領導？ 劉進：當時我和一些同學在東樓史地政教研室里，就是原來工作組的辦公室。前面說過，我們每天都聚在一塊兒議論，尋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談。那天下午兩點多，幾個初中同學急急忙忙跑進來，說大操場上打人了。其中初三的一個同學近年回憶說，8月5日下午，她和幾個同學在東樓原來總務處的辦公室睡覺，石油附中一男生來找她，一進屋就說：“你們女校的學生怎麼比男生還厲害，正在操場打人呢！”她聽後趕快跑去找我們。聽她一說，我和宋彬彬等人急忙下樓，跑到大操場上，看見校領導正在遊街，都拿着簸箕，有的老師頭上扣着紙簍，胡校長身上特別髒。現場以高一學生為主，也有其他年級的同學圍觀。我們讓她們停止打人，她們說這是斗黑幫，我們說斗黑幫也不能打人啊，有大方向還有黨的政策呢。她們理直氣壯地說工作組在時不讓斗，現在可以鬥了。我們說你們該鬥鬥，該游游，但不能打人。那些同學沒有再表示異議，我們讓大家都散開，看到許多圍觀的同學陸續離開後，我們也走了。 過了一段時間，又有低年級的同學跑來說，後操場正在打人。我們趕緊又跑到那裡，現場已聚了不少學生，各年級都有。校領導正在抬土，有的同學手裡拿着木棍子在旁邊監督。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教導主任汪玉冰老師，她有些癱軟了，還哭了，只要同學沖她一嚷嚷，她就嚇得不行。筐挺大，她們確實抬不動。我們說了一些“勞動可以，不要打人”的話，呆了一會兒，看到沒有人再打人才離開。 直到黃昏，有個同學來說卞校長快不行了，人在後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學急忙跑下樓去。在後操場，我看到卞校長躺在一個手推車上，臉色特別難看，嘴裡吐着白沫，身上也有異味，一看就不行了。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場面，感覺天塌了一樣，第一反應就是趕快送醫院搶救。當時那裡沒幾個人，後來人多了，場面變得很亂。學校的後門平時上鎖，我讓身邊的同學去找工友拿鑰匙，工友王永海來開了後門。還叫人給卞校長家打電話（事後知道是黨辦趙桂英老師通知家屬的）。高三1班劉沂倫證實說，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學等幾人去醫院找的大夫。朱同學事後告訴劉沂倫，醫生一聽說是“黑幫”就不願來，宋彬彬和他當場吵了起來，說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俘虜還得優待呢。當時來了一個年輕的男大夫，一個年長的女護士，給卞校長打了強心針。不過，這些具體細節我和宋彬彬都不記得了，當時我們完全懵了。 我推着車，好幾個同學在旁邊幫着推，把卞校長送到了郵電醫院。記憶中不少同學、老師都跟着往醫院跑。大夫不敢救，我們之間發生了爭吵。在場的數學老師李松文，是工作組期間教師代表會兩成員之一，也是臨時黨支部的負責人，他老實本分、不善言談，這時也急了，讓醫院趕快救人。經過一番爭論才開始搶救，大約9點左右，卞校長就去世了。隨後，卞校長的丈夫王先生來了，他情緒激動，當時哭得很厲害。 主持人：離開醫院你們去了哪裡？ 劉進：卞校長去世後，我們覺得情況嚴重，應該儘快向上級匯報。當時知道中央在北京飯店開會，到那兒一定能找到領導。我們幾個從學校一路走到北京飯店時，已經半夜了。起初我們想見新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李不見，只好找第二書記吳德。吳德秘書出來勸我們回去，說有事明天再來，現在首長已經休息了。我們說不行，事關重大，我們必須見到領導。看我們不走，他最後終於同意讓我們見了。我記不清是幾個人進去的，但我和宋彬彬肯定進去了。吳德聽完我們的匯報，半天沒有說話，後來才慢慢說：這麼大的運動，難免發生這樣那樣的問題，人死不能復生，死了就死了。還說：你們不要擔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擴大影響等等。 走回學校，我們一直坐到天亮，誰都沒有合眼。校長死了，學校出了這麼大的事，我們認為應該讓全校同學們知道。由誰來說？有同學說你當過學生代表會主席，還得由你來說。其實我也猶豫，覺得很難開口，但自己不說讓誰說呀？是我們把卞校長送醫院的，是我們向市委書記匯報的。我作為黨員應該出面向同學們說。於是，8月6日早上，我在廣播裡通報了校長去世的消息和向吳德匯報的情況。 主持人：我讀過現居海外的作家胡平寫的一篇文章，全文抄錄了那天早晨的廣播稿，大約百十來字，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文本，覺得很新鮮，但不知來歷。你們事先寫過稿子嗎？ 劉進：沒有啊，我也是第一次聽說。事隔多年，我已不記得自己的原話了，但確實沒有寫過稿子。很多同學和老師都有不同的記憶，同一個班的學生因為處境不同，記憶也大不相同。2006年拜訪梅樹民老師，他回憶說，當時他們在校辦工廠勞改，他和劉致平副校長在一起聽廣播，廣播中說再不許打人了，他們心裡才有了安全感。有人記得，我說卞仲耘昨天被斗死了，這是違犯黨的政策的，以後不許再打人了。有人記得，我說過要注意保密，不要擴大影響。一些同學就記住了一句：“死了就死了”。 我們覺得不能再這樣亂下去了。8月8日，我和一些同學商量（多數是保工作組的，也有高三4班反工作組的），說這樣下去不行，咱們成立一個組織吧。因為上邊沒有領導，這個自發成立的組織就叫“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簡稱“籌委會”），我當了主任，有十幾個副主任，各班還有聯絡員。我認為這是8月5日事件直接導致的結果。 主持人：可以這樣認為嗎？是高一3班部分學生發起、組織了游斗校領導，事先並沒有人向你們透露消息。 劉進：是的。除了受害人、目擊者指認，我也找過高一3班的老師、同學核實。一個同學（為敘述方便，以下稱A同學）對我講了當時班裡少數同學發起揪斗校領導的過程。A同學說帶頭的是幾個住在西邊大院（即三軍總部大院）的同學。她們在班裡說，現在“主義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經發出號召，我們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幫。她們讓人把校領導集中起來，拉到操場去游斗。當時全班同學都坐在教室里，出身不好的，家裡有問題的學生都集中坐在一邊，領頭的同學讓大家必須都出去看。A同學說，她初中就在女附中，很關心胡校長，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全班學生跟出去以後，有不少同學都打人了，包括出身不好的一個同學，她打的是胡校長，就是想表現革命。胡校長一直很強硬，挨打挨得最多。A同學還特別說到該班某同學（很多目擊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厲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優秀學生，只要動了手肯定別人會記得很清楚。打人厲害的幾個，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學對老師有感情，下手不如她們那麼厲害，也不是沒打，下手可能輕一些。A同學還說，打老師的行為，讓人不能容忍，但我們只能看着。卞校長死後，誰都不說話了。 在游斗過程中對校領導施加暴力行為的，不僅僅是高一3班的學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的少數學生。那天下午是連續的幾個過程，最初是圍着大操場集中對校領導遊斗，接着在小操場強迫他們抬土勞動，最後是強迫他們分頭打掃各處的廁所，繼續羞辱、折磨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其他年級也有學生參與游斗和看押，但多數學生是圍觀，聚聚散散，人數時多時少，這些人成為暴力行為的目擊者。 主持人：你們勸阻了兩次，卻沒有使她們停止游斗活動。難道因為她們以革命的名義，占據了“道德制高點”，才讓你們的勸說蒼白無力嗎？ 劉進：當時斗黑幫是革命行動，我們不能理直氣壯地站在對立面上制止她們游斗校領導，何況自己又是犯了錯誤的人，只能說些不要打人、注意政策的話，事態的發展證明我們說話完全沒用。 從近年的調查中得知，8月5日下午，不少老師和高年級同學都對打人者進行過勸阻。在游斗中，胡校長爭辯說“我不是黑幫”，一個高個子學生說“我現在就讓你變黑”，拿着一瓶墨汁就潑在胡校長身上。圍觀的一個中五年級（五年制實驗班）同學立即上前阻止，說“斗黑幫也不能這麼斗啊！”有個同學勸阻不要體罰打人，立即被回擊說，好久沒有斗黑幫了，今天斗黑幫有什麼不對？工作組在校的時候不讓斗黑幫，現在工作組撤了，黑幫都可神氣了，我們鬥鬥黑幫有什麼不可以？高三4班反過工作組的王亞力、李樂群等同學也勸阻過兩次，一次在廁所附近，一次在校園裡，看到圍觀的低年級同學都散了，她們就走了。她們也沒想到，老師們會被換個地方接着遭受折磨。有的老師勸學生，說他們（校領導）年齡都大了，身體不好，不能幹這麼重的活了。這麼熱的天，他們肯定受不了，會出事兒的。有的學生也這麼勸。這些勸說立即遭到激烈反駁，說你是保工作組的吧？你有什麼資格說這種話？我班有同學看到，梅樹民老師挨了一棍子，血立即從襯衫裡面流了下來。梅老師自己也回憶說，當天他穿了一件新襯衫，學生用帶釘子的桌子腿打在他背上，釘子扎進肉里，拔出後都是血，染紅了襯衫。8月6日那天，王南芬（文革前女附中學生會主席，反工作組成員之一）到校比較晚，8月5日她沒來，聽說卞校長被打死了，她感到非常震驚和氣憤，當天就開始着手調查事情的經過。2006年我曾問過她，她說調查後基本落實到一些人身上，以高一和初二的學生為主。很多人是在表現自己，誰打得凶，誰的階級感情就深，覺悟就高。她還說，我調查了，你們這些學生領袖那天下午在東二樓呆着，沒有人參與這件事情。 在調查中我還了解到，有兩個高二的同學8月6日一早去看胡校長，胡校長當時躺在床上，傷勢很重，見到她們非常高興。同年，她們和四中的幾個同學一起調查了西城區36所中學的打人情況，還寫了調查報告。調查時，胡校長給了很大的幫助。 關於王先生出示的那個名單，我是從胡杰電影裡第一次看到的。名單是豎着寫的，右上是師大女附中，靠下並排寫着李松文　徐岩春　李小琦　馬恬　王滿華　劉進　宋彬彬。後來，2008年在一個博客里再次看到，指控說兇手就在裡面。有同學看見那個名單後，告訴我說是李松文老師寫的字，他教過她們班幾何，很熟悉他的字體。於是我去找李老師，希望得到他的幫助。我把那個複印的名單拿給他，請他回憶一下當時的情況。過了幾天，李老師打電話約我見面，詳細講了名單產生的前因後果。他說，8月5日出事那天他帶孩子看病去了，回到學校已經快6點了，聽說出了事他就跑到後院，有幾個學生堵着不讓他過去，當時他找趙桂英老師又找校醫劉大夫等等，心裡很急。到了醫院，醫生不管救治，在場師生和醫護人員發生了爭執，大夫說要有學校證明才能搶救。當時已經很晚了，到哪裡去開證明、蓋公章？李老師問大夫簽名做證行不行？醫生說，不能讓學生寫條子，學生一畢業就沒法找人了，要寫也是老師寫。於是，李松文老師在一張紙上豎着寫了校名師大女附中，然後寫下自己的名字，當時在場的還有其他老師和很多學生。簽名是要承擔責任的，他就問幾個高年級的學生，我把你們的名字寫上行不行？我們都說行，他就把幾個認得的學生名字寫上了。他當時正在教高二，所以有三個高二學生，李小琦、馬恬、王滿華，我、宋彬彬和徐岩春是高三的。 李松文老師說，這是搶救以前我給大夫寫的名單，不知道怎麼到了王先生手裡，大概是醫院交給他的吧。還說：“那天你把名單給我看的時候，一看是我的字體，我都愣了。回家後仔細回憶，記得是這個過程。卞去世以後，大約9、10點鐘，大多數人都各自回家了，我沒有去北京飯店。” 主持人：那天打人的學生，許多目擊者還能叫出她們的名字。我班有同學看到，劉致平副校長因為謝頂，頭上被貼了一張墨汁塗黑的紙，高一某學生命令他跪着，做舉手投降狀，給他拍了照片。梅主任三十幾歲，算是年輕力壯的人，讓他挑土圍小操場走一圈，再把土倒回原處。胡校長打掃操場附近的廁所，不少同學記得，她的白襯衫被墨汁染成黑色，黑裙子被撕到胯部，露出了粉色的內褲。沒有任何工具，她只好用指甲摳廁所蓋子上的污物。卞校長被押到宿舍樓打掃衛生，我班同學看見卞校長時，她已經晃晃悠悠站立不穩了，被一個初二學生使勁按下頭，逼她喝池子裡的髒水。那個女生皮膚黝黑、身材高大，1967年有一次讓校領導圍着操場遊街，她對胡校長又推又搡，使勁按她的腦袋，胡校長就是不低頭，我清楚記得她的模樣和胡校長當時憤怒的表情。她們毆打和羞辱校領導的手段簡直令人髮指。 葉維麗：可是，卞校長死後至今沒有人站出來承認打過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腦子裡老有兩個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個大胖臉，一個瘦高個兒。這兩個人做的一件事讓我記住了她們。文革開始後有一次工作組組織學生去教工宿舍參觀，看老師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經過教我們語文的王老師家，她不在，保姆正抱着她的小孩在外面，當時我們班走在高一那個班的後面，我看見那兩個人竟然啐那個小孩兒。我當時特別反感，心想即使小孩的媽媽十惡不赦，小孩又有什麼罪？卞校長死後，有人告訴我打人的學生中就有那兩個人，我一下子覺得特別可能。今天回過頭想，正是眾人的沉默助長了她們後來的惡行。 劉進：8月5日的暴力行為使卞校長死於非命，其他校領導身心也受到嚴重傷害，我沒有預想到會發生那樣慘重的後果。出事後我真是後悔死了，沒有果斷地拼全力去制止暴力行為，我感到非常對不起卞校長、胡校長等老師。幾十年過去了，這種悔恨和負疚感絲毫沒有減弱。這也是我和宋彬彬為什麼要在60歲以後克服許多困難、堅持調查學校文革事件的動因。 我曾在文革40周年時，帶着鮮花和葉維麗、於羚去看望王先生。我也幾次登門看望過梅老師。有一次他問我：“我們挨斗時你們在哪裡？為什麼不來救我？”當時這話對我的震動非常大，我鄭重地給梅老師寫了一封道歉信。經多次溝通，他終於敞開心扉和我談起了8月5日的遭遇。他說：“為什麼你們不能一直呆在那兒，為什麼要走開？如果是你們的父親，你們能走嗎？”我說自己追悔莫及，是我的父親我肯定不會走。他說你們都是學生黨員，是我們最信任的學生，在最關鍵的時候你們在哪裡？我覺得梅老師對我提出的質問，也是大多數老師的質問。我非常感謝梅老師對我的批評，感謝他能告訴我當天的情況和他的感受。 葉維麗：你、我、宋彬彬和於羚咱們四個人一起去看過一次梅老師。我們進門時，我感到梅老師似乎不那麼歡迎我們，老師一般看到學生來都很高興，而他不是。當時我走在後面，宋彬彬說了一句話，“我們當時真的很對不起老師們。”聲音不高，我聽見了。還有一句印象深的話是梅老師說的，他問你（劉進）和宋彬彬，“你們當時在哪兒？”他反覆地問，老圍着這句話說，給我的印象非常深。你們曾是他精心培養的學生，在那天沒有“搭救”他和其他領導讓他心裡受到很深的傷害。我很高興劉進這些年能和梅老師多次溝通，反覆交換意見，傾聽梅老師的心聲。 宋彬彬：那天去看梅老師，一進門看見他滿頭白髮的樣子，我心裡充滿愧疚，就說了對不起老師的話，這是發自內心的、一直想說的話。雖然8月5日事發當天，我們也去勸說、阻止過，但是並沒有預想到事態的極端後果。想到卞校長被學生暴力毆打死於非命，其他校領導老師們身心遭受重創，40多年來我一直非常痛心、愧疚和懊悔。利用這個機會，我想再次表示對他們的歉意和追悔。 葉維麗：在該怎麼看劉進、宋彬彬她們這些師生代表會主要骨幹在“八五”當天表現的問題上，我反覆想過。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放到當時的大背景中去看，不應該不顧歷史的制約去苛求，同時也不能大而化之，而應該很仔細地去考察。這不是非黑即白的事，更何況在8月初極端混亂的狀態下。 我覺得劉進、宋彬彬她們那天參與將卞校長送進醫院，堅持要醫院搶救，並和李松文老師等一道留下姓名做擔保，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十分不容易的，值得充分肯定。她們在卞仲耘去世後連夜向上級匯報，也是負責任的態度。在問題方面，我覺得可以總結為八個字：勸阻無力，反應遲緩。“勸阻無力”是指在游斗校領導的過程中她們曾幾次出面干預，但在客觀效果上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在當時的大背景下，她們是不可能質疑鬥爭校領導的“革命行動”的，只能說說“鬥爭是可以的，不要打人”之類的話。吳德在他的口述回憶中說，有一位市委大學部的幹部遭到學生圍攻毆打，去解圍的人對學生說，要打死他先打死我，這樣才把人救下來。這種用抗命的方式來阻止打人的做法，在絕大多數鬥爭會上是沒有出現的，沒在女附中發生毫不奇怪。遇到當天那種場面，不要說是中學生，就是成年人，沒有相當的政治經驗和擔當精神，也是不可能力挽狂瀾的。 我說的“反應遲緩”，指的是對卞仲耘的搶救行動遲緩。當然，根據卞倒下時的情形，就算及時送醫院也很可能是回天無力了，但這是另外的問題。我的估計是，卞大約在4點多鐘倒下，大約7點左右把她送到近在咫尺的郵電醫院，這中間有至少兩個小時左右的耽擱。為什麼會有這麼長時間的耽擱？我在署名“白芳”的文章中也問了這個問題。工作組倒台後，師生代表會是個“妾身不明”的機構，在阻止打人的問題上，特別是在當時瘋狂革命的氛圍中，她們說話“理不直，氣不壯”，勸阻無力完全可以理解。但一旦事發，在救人的問題上，恐怕只有她們能出面了，你不管沒人管了。耽擱了兩個小時左右才送醫院，不能不說是“反應遲緩”。 我傾向相信劉進說的，你們在聽到人（卞）躺在垃圾車裡奄奄一息的消息時，馬上就行動了。但卞校長在後院躺了兩個小時之久，為什麼你們那麼遲才接到消息？這個問題一直在我腦子裡。長時間的耽擱至少反映了人們的恐懼、退縮和對生命的漠視，因為當時很多人都看見了卞仲耘的慘狀。八五事件是女附中的奇恥大辱，不僅因為校長被少數人折磨致死——我相信參與打人的畢竟是少數，也因為大多數人的表現也會受到今人的指摘和譴責。就算你沒打人，你圍觀了，就是做了看客。 對生命的漠視是一代人的問題，我是這代人的一員，說這些話絕不僅僅是站在外面或高處去指責別人，它還包含着深深的自責。看胡杰的電影時我感到無地自容。第一次見到王晶垚先生時，我給他寫了一句話：“做為女附中的學生，我感到有罪。”這是心裡話。 5、紅衛兵的成立和8·18 主持人：王友琴在書裡寫過：“1966年7月31日，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成立。工作組離開學校，紅衛兵掌管學校。”前面已說過，7月31日成立的是“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前身是工作組在校期間的“紅旗”。工作組撤走後，主義兵成為學校的革命左派，但她們與“八五”事件毫無關係。“主義兵”作為一個組織，存在了很長時間。我在1967年6月15日的日記里還有主義兵的記述，那時學校里有三大派，一是四四派“東方紅公社”，二是四三派“紅色造反團”，三是主義兵，人數不多，還是那些同學，成為“老兵”的代表。 “紅衛兵”什麼時候出現，又什麼時候消散，與我沒有關係因而沒有任何印象，也不記得校園裡有過大批戴着紅袖章的人出沒。在我印象里，紅衛兵就是幹部子女的別名。劉進，你和宋彬彬發起成立過紅衛兵這個組織嗎？如果發起，是在什麼時候？ 劉進：我和宋彬彬沒有發起、成立過叫“紅衛兵”的組織。我倆7月5日親耳聽到鄧小平關於制止紅衛兵等非法學生組織成立的談話，工作組撤走後，我們一直為自己的錯誤而苦悶、迷茫，不可能搖身一變，就去帶頭組織“紅衛兵”。 關於“紅衛兵”是什麼時候成立的？葉維麗問過我多次，我始終說不上來。近幾年就這個問題，我幾乎是見誰問誰，至今無一人能說出紅衛兵成立的準確時間，但大多記得8月5日那天女附中還沒有紅衛兵。一些老師的記憶也證明了這一點。2006年，張靜芬老師（卞校長遇難後秘密給王先生寫信的人）曾對我說，當時她看到圍着校領導打人的是不足一個班的學生，在大操場和後院大約都是二三十人，沒有戴紅袖章，那時還沒有成立紅衛兵。 主持人：我在前面說過，我班8月5日上午開班會辯論對聯，我裝病沒來，8月6日下午給我“補課”。當時出身“紅五類”的同學坐在講台前面排列成長方形的課桌上，其他同學坐在椅子上，她們居高臨下的氣勢非常壓人。我記得其中最激進的同學以及父親在軍界具有高職位的同學，並沒有人戴袖章、穿軍裝，最顯眼的裝束是把褲腿挽到膝蓋上，根本不穿鞋，當時校園裡行為最張揚的學生幾乎都這樣。如果當時有了紅衛兵這個組織，有些學生會特別炫耀，因而給人留下印象。 劉進：關於紅衛兵成立的時間，根據調查我可以這樣判斷，是8月8日“籌委會”成立之後到8月18日之前的幾天裡，一哄而起的。在對聯製造的氛圍下誰可以當誰不可以當，每個人心裡很清楚。當時中央正在開會，毛主席寫信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消息透露出來以後，大家才覺得紅衛兵不是非法組織了，毛主席都支持了，我們思想上才會接受紅衛兵。 宋彬彬：我記得女附中紅衛兵是818前一哄而起的，調查的結果也證明這種說法最接近事實。女附中的紅衛兵很鬆散，沒有加入不加入這一說，你說自己是，只要沒有人反對，你就是了。 葉維麗：紅衛兵的出現，在海淀、東城、西城是有時間差的。海淀區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紅衛兵起來後是否有軍方的背景，是個可以探討的問題。在西城區譬如四中和女附中，幹部子弟多為中央機關、國務院的背景，和劉、鄧的關係近。如果毛不表態支持紅衛兵，他們一般不會像清華附中、北大附中那樣自己起來組織。毛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是8月1日寫的，傳到清華附中是8月2、3日，卜大華他們有回憶。當時的情況，每天的信息傳播是很快的，毛支持紅衛兵的消息，我覺得如果8月5日還沒有傳開，8月7日、8日應該已經傳開了。紅衛兵在清華附中成立的時候是有邊際的，因為它是一個地下的、青少年自發的組織，有成立的時間和人員組成。後來紅衛兵得到了毛的支持，我在自己的書裡（《動盪的青春》）說過，紅衛兵在城區實際上是一哄而起，特點是沒有準確的時間和組織邊際。女附中紅衛兵成立的具體時間，至今沒人能具體說清，當然也沒有開過成立大會，沒有什麼宣言。 主持人：再說一說8?18那天的情況吧。是籌委會接到開會通知的嗎？ 劉進：是，我記得籌委會是8月16日接到的通知，說要在天安門廣場召開“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大會”。我們決定以班為單位組織參加，沒有提具體條件。因對聯的出現使血統論的思想盛行，各班掌握情況很不一樣。 當天即開始投入緊張的準備工作。主要是製作袖章和標語牌。那時很少有人戴袖章，為了集會，大家以各種方式趕製。8月17日，籌委會組織了各年級的一批積極分子集中在學校大禮堂，把紅色橫幅、紅綢布撕開，再裁成窄條。兩位初中同學找來了毛體的“紅衛兵”三個字，其中“衛”是繁體字，高二一個同學用三合板刻了模子，刷上墨汁印製，但洇得很厲害，出了不少廢品，所以那天印到很晚才做成40多條。大多數紅布條來不及印字，就分發給各班了。 宋彬彬：因為時間緊，我們做的紅衛兵袖章很粗糙，我給毛主席戴的袖章是毛邊、黑字，並不是社會上後來流行的那種黃字袖章。做木版模子的那個高二同學，她父親當時已經被停職了。做了一夜袖章後，第二天她問小艾（初二學生）：“我能不能算紅衛兵？”小艾說：“你當然可以算了。”於是她覺得自己也是紅衛兵。 劉進：我們班的袖章是一個寫字特別好的同學在紅布上直接寫的，她還畫了一個葵花向陽的展板，表示“心向共產黨，心向毛主席”，準備818那天舉着去天安門廣場，結果因為出身問題，班裡不讓她去，對她的打擊很大。 宋彬彬：這是2006年班裡同學聚會時我們才知道的，聽說這件事我很不好受。那個同學為大家忙了半天，自己卻不能去，受了很深的傷害。 劉進：818那天凌晨3點多，由籌委會組織集合，從學校出發去天安門廣場。大部分同學（包括出身不好的）都去了，也不分什麼派別。隊伍到天安門廣場大概是5點多鐘，大約7點多，聽到廣播通知，讓各校按名額去天安門前集合，女附中的名額是40個。作為學校的領隊，我對宋彬彬說：“你當過學生會文體部長，認識的人多，你從各班挑40人帶隊過去吧。”挑人肯定要出身好的，其他還有什麼標準記不清了。調查中有人講是要穿軍裝的、戴袖章的、出身好的，有人講是要個子高的。各班怎麼挑選人，怎麼上的天安門，宋彬彬怎麼給毛戴的紅袖章，讓她自己說吧。 宋彬彬：先說是怎麼選人的。高三4班王亞力說，是我告訴她由她在班裡挑人，選的都是個頭兒比較高的。因為高中的學生都比較高嘛，最後上去的主要是高中生。應該選40個人，臨出發時點名，多出來一個，第 41個就沒讓上去，當時她就哭了。 對為什麼讓學生上天安門的說法很多，2006年《炎黃春秋》裡有篇文章談到過一種說法，說是警衛局領導看到劉少奇、鄧小平、陳毅等領導的臉色都很陰沉，氣氛不大好，才臨時決定讓一幫中學生到城樓上去。從當時的照片上，能看出有的領導臉色陰沉。但學生什麼也不知道，高興得蹦啊跳的，氣氛非常熱烈。膽子大的學生就開始給那些領導人戴紅袖章。我本來戴的是沒有字的紅箍兒，臨上天安門時，有個同學說她的袖章有字，比我的好看，就把她的給了我。看到別人都上去獻了袖章，我身後一個男生（空軍大院子弟、師院附中初三學生）推了我一下，說：“你這袖章挺好的，為什麼不去給毛主席獻呢？”當時，我旁邊站着公安部長謝富治，他原來跟我父親在一起工作過。我問謝富治，我能不能去給毛主席獻袖章，小艾也說她要去獻紅領巾，謝問她是誰，我說了她父親的名字，他就讓我倆過去了。那時，能見到毛主席大家都激動得不得了，我也覺得很榮幸。毛主席並不認識我，也不知道我們是哪個學校的。當時他問我：“你叫什麼名字啊？”我說叫宋彬彬。“是文質彬彬的彬嗎？”我說是。毛又說：“要武嘛。”就是這麼簡單的兩句話。平常我也聽說過，毛主席愛開玩笑，很會拿名字開玩笑，所以我認為這只是一句玩笑話，並沒覺得有什麼特殊含義。 就是這麼簡單的過程。 劉進：我再講一下事後的情況。“八一八”當天下午回到學校，梁二同就找我和宋彬彬談話，說你們保工作組，是犯了錯誤的人，怎麼能給毛主席戴袖章呢？這是對主席最大的侮辱！梁二同一邊說一邊哭起來。當時我倆覺得又做錯了，很慚愧，我說要不然把你們的袖章給我，去換一下。後來我把她們的袖章送到王任重（時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那兒，希望他轉交給毛主席。我反覆檢討自己，為什麼錯誤一犯再犯，越想越覺得不能這樣下去了。1966年8月19日那天，我寫了大字報，列舉了自己的錯誤，宣布退出“籌委會”，宋彬彬也簽字退出。至此，我倆就退出了學校初期的文革運動。 從6月2日寫第一張大字報到宣布退出運動，前後80天的時間，影響了一輩子。1985年整黨時，我對貼大字報和最初參加文革運動寫了這樣的認識：“自己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被捲入這場災難，是因為在思想上受以階級鬥爭為綱思想的影響。文革前，對於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就很熟悉，並常學習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接班人的五個條件，在當時反修防修的教育中，聽到有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睡在主席身旁，真恨不得趕快把這個壞蛋揪出來，保衛毛主席。在長期的正統教育中，自己的思想帶着片面僵化的痕跡，帶有明顯的個人迷信的色彩，另外對女附中當時的教育方法也有一定看法，所以運動一來，則不可避免地被卷進去了。” 我家與學校僅一路之隔，那麼近也從不回去。每晚就在教室前面的木講台上，合衣倒頭就睡，第二天爬起來又不知道去幹什麼了，天天這麼過着。直到8月19日退出，自己也沒搞清什麼是革命、怎麼才是革命。 我還想說的是，我一直覺得很對不起宋彬彬。她信任我，視我為最好的朋友，從貼第一張大字報到退出運動，彬彬一直支持我，和我在一起。如果818 是我帶隊上天安門而不是讓她去，也許不會發生戴袖章的事，也不會讓她在40多年中承受巨大的壓力和指責，完全被妖魔化。現在我作為主要當事人把這些事實講出來，對母校和老師，對宋彬彬和同學們，包括我自己都是一個交待。 6、關於宋彬彬 主持人：上網查找“宋彬彬”，內容雖然五花八門，但是指向基本一致，就是欠了七八條人命。千家駒《自撰年譜》稱：“宋彬彬和人比賽，哪一個紅衛兵打死了六個人，她為了勝過那個人，就打死了八個人”。我相信，當年在校的老三屆1600多名學生，不論對她有什麼看法，絕大多數人看了這一條都會發笑。所以，在這個訪談的最後，要請宋彬彬講講關於她自己的事。請先說說“宋要武”的來歷。 宋彬彬： 我班同學記得，818下午回到學校後很多人過來跟我握手，還有人開玩笑：“彬彬，你以後就改名叫要武吧！”我說那是毛主席說的，我不配。 當天下午，《光明日報》一位男記者到學校來採訪我，他問毛接見我的情況，我就把那兩句話講了，再多也沒有了。他讓我寫下來，我不寫，說就這麼兩句話有什麼好寫的。後來我還和幾個同學說起記者約稿的事，她們也說就這兩句話有啥可寫的？不寫。 可是沒想到，8月20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當時我看到那篇文章非常生氣，對班裡同學說，別說宋要武，現在連宋彬彬這個名字我也不想要了。毛主席和我的簡單對話，我班同學沒有人認為那是毛要我改名，40多年來同學們沒有一個人喊過我宋要武。 後來我一直想找到那個記者，希望他能站出來，說句公道話。先後找過相關的人，都說那個時候不實行實名制，不知道誰寫的。 主持人：我看過有人寫的文章，說師大女附中也改名“紅色要武中學”了，很可笑。當時我看見紅紙黑字“紅色要武中學”貼在校牌上，16歲的我心裡一直在冷笑。當年在校的老師學生誰能接受這個名字？它比師大女附中好聽嗎？沒過幾天紅紙就被扯乾淨了。 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光明日報》那篇文章，立刻就在全國傳開了，我是百口難辯，再說什麼都沒人信了。後來經常有外邊的人來學校看我，看到我都很失望：“你怎麼是這樣啊？一點兒不是我們想像中的樣子。” 8月19日我和劉進宣布退出“籌委會”以後，基本上就退出了學校的運動，成了逍遙派。我們班保工作組的人都成了逍遙派，我們成立了一個小組叫“中流擊水”，有人說我們是“中午擊水”，因為每天中午我們都到八一湖去游泳。當時名字的問題給我很大煩惱，我說，我不叫宋要武，也不能叫宋彬彬了，我們小組的同學說這麼辦吧，咱們翻字典，翻到哪兒算哪兒。一個同學拿來一本字典，隨便翻了一頁，手指“岩”字，我覺得可以，就在那個時候改名叫“宋岩”，以後插隊、工作都是叫“宋岩”。 於羚：當時我們學校來的信都在門房（傳達室）里，有個大紙盒子，學生都去那兒找信。我是住校生，父母都調外地工作了，我的家信比較多，總跑去看信。給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八一八”過後，傳達室大紙盒子裡的信驟增，鋪天蓋地的都是“宋要武收”。當時我就認為這個名字是強加給宋彬彬的，我不認為宋彬彬願意改這個名字，那時我並不認識她。現在看來，所謂改名的始作俑者，就是《光明日報》記者，他的那篇文章將“宋要武”凝固成一個符號，但“宋要武”從來就不是宋彬彬。 主持人：高三1班劉沂倫也說拆看過不少信，多得根本看不完，也沒多大意思。信的內容基本上是兩類，一類是向“宋要武”表示致敬、學習，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一類是向“宋要武”匯報他們那裡文化大革命如何遇到挫折了，走資派或保皇派如何壓製造反派了，希望“宋要武”能去支持他們。有一封信是從武漢一個學校寄來的，信中說，“宋要武”在武漢發表言論支持保皇派，保湖北省委，“我們革命造反派感到非常失望和憤怒”，希望她懸崖勒馬。由此劉沂倫知道宋彬彬到武漢去了一趟，在武漢做了“保皇派”。 宋彬彬，除了818上天安門戴袖章的事，很多人對你的武漢之行有深刻記憶，網上也有各種傳說，下面請你談談為什麼去武漢，在那裡做了什麼？ ……（此問題與這裡我們關注的話題關係不太大，略） 主持人：我看這事一說就清楚了，湖北省委扛不住了，想利用北京來的學生，特別是“宋要武”這三個字，震懾一下造反的本地學生。從8月19日聲明退出“籌委會”以後到文革結束，除了武漢事件以外，還有與你有關的事嗎？ 宋彬彬：沒有。關於我在文革初期參與的活動，基本上就是這些。請允許我利用這個機會，在此鄭重聲明：我從來沒有參加或組織過任何打人、抄家、斗同學等暴力或過激行動；除了武漢這件事以外，我也沒有參與過外地紅衛兵、保守派或造反派的任何活動。 葉維麗：去年《南方周末》有一篇紀念汶川地震一周年的文章， 題目叫《不要讓地震成為一個傳說》，我讀後就想，我們也不能讓文革成為一個傳說。關於宋彬彬的事情，今天確實成了傳說。 主持人：前年我看到王容芬女士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了原師大女附中老師林莽（又名陳洪濤）講的一件事：文革中宋彬彬穿着綢襯衫、花裙子，身旁站着高大的男生，提審他和一位歷史老師。他遭到了那個大個男生和幾個女紅衛兵的毒打。那天夜裡他決定和母親一起觸電自殺，但沒死成。林莽的這一說法完全是張冠李戴。那位歷史老師證實，林莽講的事情發生在1968年下半年工宣隊進校後“清理階級隊伍”時期。當時66屆學生基本離校，部分就業，大部下鄉插隊。學校恢復招生，就近入學，才有了男生。事實上，該歷史老師也並沒有和林莽一起被提審過，林先生更不可能見過宋彬彬——那時候，宋彬彬已被“四人幫”的親信軟禁在瀋陽。可見，王容芬的文章中所寫的宋彬彬也是關於她的傳說之一。 宋彬彬：我接着把自己的事大概講一下。1967年初，鄧小平被打倒後，江青把我父親打為東北最大的走資派。她在一次會上大罵我父親保劉鄧，反毛主席，還說宋任窮的鬼女兒跑到武漢去保湖北省委如何如何。1968年4月初，我和母親被“四人幫”的親信押送到瀋陽，媽媽被關押在東北局替爸爸挨批鬥，不許回家，後來又被押到幹校勞改。而我被軟禁起來，不允許和外界有任何聯繫。 1969年初冬的一個夜裡，我在弟弟妹妹的幫助下，女扮男裝從家裡偷跑出來，到內蒙牧區投奔同學。我人還沒到謠言就先到了，說宋要武殺人放火、強姦婦女、無惡不作，許多老鄉都很害怕，不敢要我。因為我是逃到那兒的，落不了戶口，就沒有安置費，沒有口糧，幹活也沒有工分。青年點的北京知青把他們的衣物、口糧勻給我，後來我也得到牧民們的幫助和保護，終於落下了戶口。 1972年大學開始招工農兵學員。當時我父母被關押在遼寧盤錦的軍隊農場，因為父親的問題和關於我的謠言，我這個女附中的高三畢業生，根本不敢奢望能上大學。出乎意料的是，我這樣境遇的人，在知青、牧民老鄉們和招生老師的幫助下，竟然成為“工農兵學員”！盟招生辦的蒙古族金老師的話使我終生難忘：“在這種境況下你還能得到這麼多人的信任與真心相助，你絕不該放棄理想與希望，要堅信：謠言只能是謠言，永遠成不了事實。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歷史一定會還你一個清白！”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敢對我講出這樣的話來，我的心靈受到了震撼，感動難以言表。從入學到畢業，長春地質學院的領導與師生們，用真誠的友愛支持着我，他們頂住了“四人幫”在東北的親信（毛遠新）不斷施加的高壓，保護了我這個東北最大走資派的女兒，他們的善良、正直和敢於擔當，讓我銘記終生，感恩終生。 文革中的經歷讓我只想遠離喧囂，認認真真地工作，清清白白地做人。我不經商不從政，不想出名不想升遷。我只和岩石、空氣、數據打交道，對身邊的人，我一律坦誠相待。但樹欲靜而風不止，無論我走到哪兒，謠言和謾罵都永遠相伴。一方面我很迷茫、很苦惱，很無望，另一方面，我也感受到了周圍人的理解與支持，是他們給了我溫暖和生活的信心，使我能走過這四十多年的溝溝坎坎。 我到美國讀書後也遇到了同樣的困擾。剛一下飛機，華人辦的《世界日報》等，就掀起了許多謠言。還有國內的訪問學者向中國大使館告我，說我到美國上學拿的是CIA的錢，大使館曾上報中央，有關部門也對我進行過調查。那時為了掙學費，我除了在學校做助教（一周工作20個小時），還在猶太人家中做了四年多的幫傭，做飯打掃遛狗帶孩子，什麼都幹過。中國大使館曾去我就讀的美國學校BC（Boston College，波士頓學院）調查，學校作證，說我做助教是校方出的獎學金。當時我的系主任非常生氣，說向大使館告我屬於特務行為，他一定要我講出是誰告的我，學校要開除這種人。我堅持不說，不想給別人找麻煩。我去MIT（麻省理工學院）上學後，跟周圍訪問學者的關係都很好。當地華人期刊或報紙刊登關於我的謠言時，他們都非常憤怒，有人還要寫文章替我澄清。我不想再攪得沸沸揚揚，成為焦點，只想安靜地做自己的事。 在美國多年中，BBC等許多新聞機構的記者都曾想採訪我，被我拒絕了。網上怎麼罵我、侮辱我、評論我，我也都不理睬。2002年，我的一些美國朋友告訴我，在美國許多大學圖書館看到了一本美國出版的關於性學的研討文集，這本書是西方許多大學的參考書。書中有一篇美國學者Emily Honing的文章，內容以女附中8月5日事件為例研究女性暴力。Honing從沒到北京和師大女附中做過調查，她的主要依據是一篇女附中原高一3班學生寫的文章。美國朋友們認為她對我的指控很能吸引西方人的眼球，以致西方學者讀此文後都確信宋彬彬就是八五暴力事件的組織者。因此，不單是Honing，連為此書作序的一位世界著名的性學權威，也在序言中專門挑出Honing的文章，以我和我父親為例來討論問題。當時許多在美國的中國學者都很氣憤，說以前你可以不說話，因為那些都是小道消息或是謠言，現在野史變成了正史，而且是在西方正式出版，西方大學都用它來當參考書，你要再不出來說話就不行了。原來我是拒絕接受一切採訪的，但這次我覺得應該為自己做辯護。 朋友們都認為Honing的文章和此書的序言是嚴重失實的，影響廣泛而惡劣。許多人建議我以失職、誣告及名譽誹謗罪起訴作者、序作者和出版社，有人幫我聯繫好了律師。後經一位美國朋友居中溝通，使我了解到，Honing是錯在沒有去北京和女附中實地調查，偏信了別人的文章；而出版社和序作者又都相信了Honing和前面那篇文章，他們都承認犯了學者不該犯的錯誤。由於美國朋友的調停，我最終沒有走法律程序，同意了由作者、序作者和出版社在一家著名學術刊物《亞洲研究通訊》（Asian Studies Newsletter）上向我公開道歉（譯文和原文附後）。 主持人：最後一個問題，我的朋友對你在卡瑪電影裡的表現不理解，既然你在多年裡一直被妖魔化，為什麼不利用那次機會為自己辯誣？ 宋彬彬：卡瑪拍《八九點鐘的太陽》之初曾想採訪我，我拒絕了。後來，卡瑪的片子已基本製作完成，又臨時加進對我的採訪，帶到柏林電影節去剪輯的。在卡瑪片子裡，我沒有露面，只大致做了一些聲明以澄清謠言，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有所顧慮：當時我兒子在美國上學，我在州環保部工作。“911”之後我所工作的小單位任務非常繁重，我們是一個人干兩三個人的活，就連周末、節假日或是大暴風雪都要輪流工作，常常累得不行。卡瑪的電影要在美國公共電視台播出，我若一露面，我們單位將會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那工作還怎麼幹？我不想在美國再次成為公眾人物，再次陷入輿論的漩渦和媒體的注視中，不想傷害我的家人和孩子，也絕不想因我而擾亂單位及同事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所以我不能在卡瑪片子裡露面，這就是當時的考慮，沒想到卻引發了更大一輪的誤解和攻擊。 葉維麗：馮敬蘭在訪談開場時講到關於卞仲耘之死兩個版本。我也想在這裡簡單講講為什麼在王友琴已經寫出了文章後，我仍然想做這個題目。我做這件事，實際上是我梳理自己和我們這代人成長過程的一個延伸。卞的死讓我受到太深刺激，深到很多年後還做噩夢。既然是梳理成長史，就繞不過這個重大事件。我是學歷史的，很想把這個事件放到當年的歷史情境中去看。雖然王友琴已經寫了文章，但我想，關於文革的研究，做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多一些人來研究同一件事，可以加深我們對問題的理解。 在做調查的過程中，我直接感受到了文革在當今社會的被漠視和被遺忘。我曾到女附中校史室找卞校長的照片，校史辦工作人員聽說過卞校長是文革中被打致死的，但她又說：“是大學生來打的吧？”這位工作人員的父親是當年的校醫，姨母是8月5號被打的校領導之一，她的工作是管理校史，尚且無知到這種地步。這種情況令人震驚，也更加促使我一定要做這個題目。我想在反抗遺忘這一點上，我和王友琴應該有不少共同的想法。 最近，有人提出來追查卞案中“兇手”的問題。我想說，我們面臨的問題遠比揪出幾個“兇手”更為複雜。這些年我一直在問，為什麼一所優秀女校的學生會成為施暴者？是什麼樣的教育導致我們中的一些人做出那樣傷天害理的事？我的小書《動盪的青春》在一定意義上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在調查了解卞校長之死的過程中，我發現這也是很多校友們共同的問題，我們都在追問。我覺得追問這些問題更有意義。 2002年開始做調查後，我得到過很多人的幫助。馮敬蘭幫我聯繫了我們班十來位同學，聽她們講述當年目擊的情形。於羚也介紹我採訪了一些高中的同學。 2002年夏天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碰到劉進。我“八五”那天不在校，沒看見卞校長躺在垃圾車上慘不忍睹的形狀，給我刺激最深的是劉進第二天在廣播裡講的一句話，“死了就死了。”那天見到劉進，我問了心中存了很久的問題：你那天說沒說過“死了就死了”？對我這個陌生人突如其來的提問，劉進回答，“說了”，毫無閃爍其辭。她同時告訴我這句話的來歷。劉進坦誠的態度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後劉進對我的調查一直非常支持，包括幫我聯繫訪問宋彬彬。 我也感謝卞校長丈夫王晶垚先生對我的信任和對我調查工作的幫助。作為卞校長的遺屬，他在難以想象的危難條件下，為他的親人、也為所有的文革受難者留下了血證。看着他在胡杰的影片中一件一件拿出卞校長當天的衣物時，我既感動，又敬佩。就憑這一條，老爺子做出了歷史貢獻。我願意在這裡感謝所有幫助我的人，大家都在拒絕遺忘，正視歷史。 主持人：八五事件已經成為一段歷史，它不僅提供了一個文革暴力的典型，也在政治、歷史、文化、教育、心理、性別等諸多方面的研究上提供了特殊的樣本。不僅僅是卞校長的不幸讓我們深思，那些加害於她的學生，從另一方面也展現了典型的意義。我想起一個參與毆打老師的同學，不少人記住了她的名字。她長得很漂亮，像電影《苦菜花》裡的女英雄趙星梅。她後來是全校最出名的“反動學生”，我在1968年3月28日的日記里記着她的主要“反動言論”：二十年後看高低；中央文革正確與否幾十年後才能證明；由種種理論推斷，中國必然要出修正主義。我在4月2日的日記里再次寫到她當天在階梯教室被鬥爭的情形，她的胳膊被同學架起成“噴氣式”，她憤怒地仰起掙得通紅的臉大聲分辯：“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對不對，就是二十年後才能看！”後來我們陸續上山下鄉了。幾年後，聽說她瘋了。因文革而精神錯亂的同學，還有前面提到的高三4班反工作組的李黎黎，後來她又患上紅斑狼瘡，在下鄉到北大荒的第二年，因服藥過量辭世，年僅22歲。初三4班同學聞佳，因“反革命罪”險遭槍決，文革結束雖然平反釋放，但精神錯亂而致終生不幸。今天想到她們，我仍會心痛。卞校長遇難的第三年——1968年我下鄉北大荒後，陸續聽到了母校在“清隊”中不斷有老師被迫自殺的消息，記得是四位，其中語文特級教師周學敏（女）創立過“周學敏教學法”，最年輕的胡秀正（女）老師才三十出頭。這就是萬劫不復的文革。 今天，我們五個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成長經歷的校友走到一起，共同完成了一個久蓄於胸的宿願——把真實的記憶留下來。我們深知，道德激情不等於歷史真相，群體義憤不能代替理性思考。沒有哪個人可以壟斷歷史的解釋權，也沒有哪個人可以完全、永久地真理在握。正是基於這一認識，我們謹懷殷切誠摯之心，期待着校友、知情者和方家學者的批評指正。 附一：《亞洲研究通訊》致宋彬彬的道歉函中譯： （原載《亞洲研究通訊》2003年春季刊（總第48卷第2期）第38頁） 作為2002年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女性與中國男性》一書的投稿人和編輯，我們向宋彬彬女士及其家人公開致歉。該書第一版述及宋彬彬女士應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暴行負責，實為嚴重的判斷性錯誤。而且，長弓集團出品的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通過採訪表明，真實情況與宋女士參與了暴行的說法是矛盾的。本書的編輯為對宋女士及其家人造成冒犯和侵害深感遺憾。加州大學出版社同樣表示歉意，並以夾頁形式置於該書第一版剩餘圖書中。該書再版時，將對第Ｉ頁和第259頁的相關文字作刪改。以下署名的編輯和作者希望通過本聲明對他們給宋女士及其家人帶來的任何冒犯和侵害表示歉意，並希望看到本道歉文字的讀者亦請對該書上述錯誤內容不予採信。 蘇珊·布魯奈爾、艾米莉·漢寧、托馬斯·拉奎爾、傑弗里·瓦瑟斯道姆 附二：《亞洲研究通訊》致宋彬彬的道歉函英文原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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