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儒非说：现在总有人在说什么毛是“下层民众利益的代表”，这真是中国人难以抹掉的奴才心态在作怪。毛为了他的权力，或者说是为了他的“理想”，是从来不惜以千百万普通民众的生命为代价的。他在夺取政权之前，把反专制争民主的口号喊得震破了天，但从他夺得政权之后，他没有一天想到过要实行民主


（续前篇）李乾致何儒非——2005年9月7日
 
儒非：你好。

　　再接着前面的信写。我之所以说是“接着”写是因为你的信让我想到一些事。
　　文稿中（指《迷失与探索》书稿，注1）有两节我写的时候心里疼，多次停笔不能写。一节是《“12.5”事件》，另一节是《在南湖的时光》。《“12.5” 事件》中写到在傅强家里，写到他母亲那一撕心裂肺的喊声时，我心里在流血。写《在南湖的时光》时，我面对的是被毁灭的青春，被毁灭的不只是我一个人的青春，可能是一代人的青春，尽管写得非常痛苦，我还是尽力写好，写完整。让后人知道在我们一代人心中那怕只是青春刚开始萌动，也是那样的圣洁和刻骨铭心（几十年后同学聚会时大家坦露当年的内心，几乎所有的人心中都有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或白雪公主，只是没有我那样张扬）。……
　　我以我一生的悲凉写这部文稿，这是一段对人对已都是泣血的经历，在写的过程中我感到那段坎坷没有白过，感到能为后人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也不枉此生。稿中对死亡的一些感悟，也是我此时的真实想法，只要此书能给世人留下一点价值，只要后人在研究文革时能常常提到这本书，我愿付出任何的代价。
　　李乾


李乾致何儒非——2005年9月8日

儒非：你好！

　　今天接着昨天的信写。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太大了。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十万战俘回国后无一例外地被打入另册，美国的战俘不少回国后由尉官而校官，由校官而将军。在日本的投降仪式上，麦克阿瑟特地把两个刚从集中营救出的将军安排在自己的身后站着，并把在受降书上签字的钢笔送给其中一位。
　　《罪与罚》从区域的划分来说，它可能东方的色彩便浓一些，它对人心灵的震撼和在文学上的价值是不容质疑的，不过它只是一朝失足，终身悔过的东方文化的一个反映。霍桑的《红字》却让耻辱标志的红字有了全新的含义，它反映的是超越和升华。这可能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之一。文化不能简单地分优劣，它们是以往历史的反映，这并不意味着它所反映的一切都是完全合理的，包括罗思陀也夫斯基的《罪与罚》在内。犯了什么，就接受相应的惩罚，罪相抵后，他就是一个新人，完全可以重新开始，社会不应该歧视，我以为这才是更合乎人性。
　　为什么“12.5”事件会发生在最负盛名的实验中学？这个问题恐怕困惑了相当一部分人。昨天的信只说了结论，但没有说明结论是怎么来的。我以前对这个问题只是有点感觉，但没有条理，在你反复提出这个问题后，我好像突然找到了一根线把散落在文稿中一些认识串联起来了，使问题的答案变得有点清晰，现在试着来说出我的认识。

　　不知你注意到我在文稿的开头部分回答一个人的提问时说的一句话： “你们来和这伙人比邻而居看看，等你们有了和我们一样的遭遇和感受，你们只会比我们更出格。”这里的“比邻而居”四个字是关键。别说在武汉市，就是在全国也找不出第二个例子：一所最好的中学和一所最末流的学校只是一墙之隔地紧靠在一起。之所以在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类似的“12.5”事件来，我想这是根本的原因。两所学校成员的认识、境界、追求，行为方式完全不一样。对方唯一的行为方式是武力，唯一的武器就是暴力，你说从文革开始直到“12.5”事件，他们除了暴力还有过什么？不要说“7.20”之前了，就是“7.20”之后，你从22中门口过是不是总是战战兢兢的？这点文稿中在《红十月》编辑部的议论中有反映（“说起来造反派胜利了，怎么路过22中总是提心吊胆的？）。我想如果当时在听说他们离开22中后没人提出来到他们家里去打，或者说有人提出来但被坚决否定了，这件事是不是就过去了？我的看法是没有过去。没有“12.5”事件，会不会有“12.7”、“12.8”事件？是可能会有还是必然会有？我的结论是必然会有。可能会没这严重，可能不会伤及无辜，但也不一定。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两群完全不同的人之间必然会发生的冲突，以我们当时对社会的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的能力，不可能找到一个能安全释放这种冲突的渠道。
　　其它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为什么“12.5”事件是文革中武汉市唯一的一件经过充分讨论，有细致周到的准备，在现场有冷静指挥的运动案子？为什么对校内的三字兵（指保守派的“红卫兵”——高注）我们没有一点暴力？为什么一群最有思想的中学生做出了一件事后看是最没有思想的事？为什么只有我们能理直气壮地喊出“还我革命小将”？我们没有带一点个人恩怨来参与这件事，我们从心眼里是把他们看作是对文化革命的一种反动，是缺乏处理这类问题能力的我们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对我们的威胁，想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这个纠缠了我们大半年的头疼问题，我们不是把这个事看作文化革命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的潜意识中是想把这问题解决了好去干我们的正事。
　　截然不同的两个层次的人群，仅一墙之隔，在文革这个没有了任何束缚的环境，发生剧烈的对撞你说是不是一种必然？把华师一附中或者是当时的东湖中学调换过来肯定会是同样的演绎，形式不会完全一样，但结果肯定是大同小异。换一个三流学校来则发生的概率会趋近于零，他们之间不太可能产生这样剧烈的冲突。在“7.20”之前，是他们草菅我们的可能性大，在“7.20”之后，是我们草菅他们的可能性大。区别在于不是他们先打过来，我们决不会主动去找他们的事，而他们则是把暴力当作目的本身。区别还在于我们草菅他们的过程中及之后灵魂会受到极大的震憾，会有深刻的反思和对自身的超越。他们则几乎不可能。
　　对于我来说，如果没有“北航红旗打死李井泉的儿子没事”的信息，大概不会有“12.5”事件，但不能改变后面的“12.7”、“12.8”（当时我不可能去主动和孔威等接触，把他们变为朋友，我没有这种意识）。这是一场仅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无法避免的冲突。

　　我甚至这样想过：这是不是老天爷的太残酷的安排，以数条人命（包括跳楼自杀的老师等）和数个家庭为代价，让一批有思想、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在最残酷的精神和物质环境里去体验，去感受，去反思，去升华和超越。不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你说红十月的人怎么样么会犯下这样一个致命的错误？不犯下这们样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们那会有这样一段太曲折的经历？没有这样一段太曲折的经历，那会有我们那样多的深刻反思，没有那些反思，那会有现在这样一个从未停止过的讨论，没有这样一个讨论，那会有这样一部书稿和书稿不断的充实？
　　今天写到这里，想起什么来再接着写。

　　李乾


李乾致何儒非——2005年11月10日

儒非：

　　来信收到。
　　我知道你、我、柳英发对文革看法是不一样的，但我一直未能清晰地说出自己的看法，现在有一篇文章的让我感到正是我想说的。我用自己的语言组织了下面一段，用到了文稿里：

　　只不过这时我还不可能认识到：文化革命只是晚年的毛泽东作为一个国家体制的设计者和最高领袖的同时，又希望作为受该体制压制的下层民众利益的代表，向该体制发出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宣战，这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悖论。下层民众的应声而起是因为毛泽东的这一宣战契合了他们的民主愿望和诉求。这里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文革，毛泽东发出的宣战一定会被他自己取消，这是事情的内在逻辑决定的；而应声而起的民众不论他们的下场多么悲惨，他们中肯定会有一部分人不可改变地把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作为自己终生的目标。

　　李乾


何儒非致李乾——2005年11月14日

李乾：你好！

　　本来我不想参与到文革讨论中的。我知道对如何看待文革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发表看法，其中不乏当年的参与者。这是好事。也有朋友专门从北京给我打电话，要我动手“写东西”，就是要我写文革。我自己也不是没有兴趣参与其中。只是我手头有些现在更需要做的题目，一时无法顾及其他。但现在你既然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了，我简单跟你谈一点自己目前的认识也没什么不可以。
　　你给我摘编的那段文字，我知道，是很有代表性的。因为它很能反映当年一些文革参与者，特别是当年的造反派们的心情。确实，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群体（即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群体），造反派的下场是最为悲惨的。因为他们是在受到彻底愚弄之后又被彻底抛弃了的。统治集团不仅在文革尚未结束时就已经把他们剥夺得一无所有了，文革结束后还要来剥夺他们的尊严。他们自己不出来承担发动这场民族浩劫的罪责，而把一大批受骗上当者送上了审判台。他们自己继续在“伟大”“光荣”“正确”的虚假光环下享受着人们的顶礼膜拜，却把沉重的十字架无情地砸在一大批无辜群众头上，使这些人直到今天还生活在耻辱之中。这种羞辱感和委屈确实是让人无法容忍的。
　　但是，摆脱这种羞辱和委屈的办法是不是应该竭力到那个极其肮脏、野蛮和黑暗的文革中再去找出一点“光明”来聊以自慰呢？我个人不赞成这样。我个人的态度是坚决地、不留余地地彻底否定文革，批判和控诉文革的发动者，即毛本人和他所代表的整个统治集团。
　　要详细说明我的态度恐怕不是这封信能完成的事情。不过我可以简单说一下为什么我不赞成所谓“民间文革”或者“两个文革”的说法。

　　第一，判断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性质，其依据主要不应是发动者和参与者的主观动机，而应当是它产生的客观效果。即使要适当考虑主观动机，也不是下层参与者的动机，而应当是发动和左右着这一事件的那些人物和社会集团的动机。如果不这样看，而以参与者的动机来评价，那从希特勒发动的法西斯战争中我们都可以找出“民间战争”或者“两个战争”来。显然，这是荒唐的。

　　第二，对于基层民众参与文革的动机我认为也不应高估。说实在的，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和自由渴望从来都十分有限。这是千百年来的专制统治下民族性格被奴化的结果。这并不是说广大民众在压迫下没有反抗，造反派中也有些人是因为在旧体制中受到压制才起来造反的，但这种对所谓“走资派”和“资反路线”的反抗（或者就算是对官僚集团的反抗吧），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相距还十分遥远。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反抗并不鲜见。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到义和团，甚至包括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抗，有哪一个反出了民主自由的？而且我今天敢说一句：在文革前后，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头脑中的民主自由意识甚至不及我们上一代那些从民主革命时期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们今天作一个假设：文革中的造反派造反成功了——“走资派”下台，造反派上台——你相信会出现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吗？打死我也不信！“12.5”事件本身就是对造反派素质与理念的一个很好的注释。
　　至于后来，造反派中是不是“肯定有一部分人不可改变地把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作为自己终生的目标”，可以说这是一句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大白话。造反派有那么多人，这样“肯定”的结论不用费什么力气谁都能做出来。但它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造反派当时就有民主自由的理念吗？
　　总之，即使造反派当时就有某种反抗的意识和举动的话，把这种反抗认定为与争取民主自由一脉相承，恐怕还是不妥。

　　第三，我觉得提出所谓“民间文革” 或者“两个文革”的一些朋友们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当他们为了减少今天的羞辱感而总想去撇清自己的昨天时，实际上也是在帮毛和他的统治集团减轻罪责。现在总有人在说什么毛是“下层民众利益的代表”，我说得不客气一点，这真是中国人难以抹掉的奴才心态在作怪。毛发动文革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说实在的，我不想去凭空猜测。但有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毛为了他的权力，或者说是为了他的所谓“理想”，是从来不惜以千百万普通民众的生命为代价的。他在夺取政权之前，把反专制争民主的口号喊得震破了天，但从他夺得政权之后，可以说，他没有一天想到过要实行民主。甚至他始终都是把民主当成自己主要敌人的。这样一个集中国历代专制主义之大成者，说他是什么“下层民众利益的代表”，你不觉得很可笑吗？从今天披露的大量历史档案来看，我都怀疑毛对于蒋的胜利，究竟是中国历史的前进还是倒退。

　　我跟我一些造反派朋友的不同可能就在于：我情愿承受羞辱，也不愿为了撇清自己而去开脱那些真正的罪人！
　　这些就是我今天对文革的认识和态度。当然，我前面说了，这是“目前的”认识和态度，至于以后真正认真开始研究了会不会有改变，那就以后再说了。

　　儒非

　　注1：李乾所写的《迷失与求索》，由美国柯捷出版社（http://cozygraphics.com/）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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