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林彪案为何至今难翻：丁凯文答问之二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9月15日15:38:38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邓小平说过：“林彪不死，天理难容。”别的案子都能翻，却坚决不许翻林彪的案。丁凯文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要追到毛泽东对接班人的安排上。毛泽东除了安排明面上的接班人，还会安排一两个“备胎”，让其互相制衡。在他发现刘少奇不一条心时，就扶植掌军权的副主席林彪和掌党权的总书记邓小平 ◆丁凯文／高伐林 （续前篇）搞政变会先“预演”吗？ 　　高：林彪死在温都尔汗之后，当权者给之定的罪名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你认为林彪被官方如此定性，原因何在？ 　　丁：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当毛泽东知悉林的座机坠落，机毁人亡时，说了一句话：“这是最好的结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毛泽东在南巡的过程中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林彪，声称这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凡是知道前“九次路线斗争”是怎么回事的人，都明白这一说法实际上已将林彪摆到了敌对面的地位，林彪的结局很可能就是彭德怀、刘少奇的下场。“倒林”原是毛的本意。这次林彪自己跑了死了，省了毛的许多力气，免去了那些类似于斗倒刘少奇的党内斗争之举，乃至毛泽东额首称庆。此外，林彪一死，毛本人干的很多坏事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推到林彪的头上，像整罗瑞卿、贺龙、反“二月逆流”以及“杨余傅事件”等等。毛何乐而不为呢！ 　　高：你认为，官方的结论，像“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篡党夺权”、“谋害毛泽东”、“叛党叛国”等等，疑点何在？ 　　丁：疑点就在于，这些“罪名”都是根据当权者的政治需要来制造的，而不是根据事实来判定的。只要当局要打倒某人时，就千方百计找出所谓“证据”定罪，而这些一面之辞都是经过精心策划、被反复宣传，将任何相反的声音都予以“消音”，或者相反的声音即使有也过於弱小，以致根本无法被世人知悉。举例来说，原本林彪在1969年10月为防止苏联突然袭击而发布的紧急命令，到他死后当局就上纲上线，生拉硬扯为是林彪要搞“反革命政变的预演”，相当多老干部被临时疏散到外地，本来是顾及他们的安全，与林彪这个命令毫无关系，也硬被说成是林彪为了政变而清除障碍。这一不实之词在后来不仅未被澄清，反而还不断被广泛引用。只要去书店、图书馆翻翻那些党史书籍和老革命们的回忆录，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了。官方的定论是多么荒谬，可多少人对这些说辞不仅没有任何怀疑，甚至还津津乐道！试问：这个世界上可有人在搞政变前要先来个“预演”，提前告诉大家他要搞“政变”了？ 　　其它例子实在太多，书里面有详尽的叙述，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海外从事林彪事件研究者寥寥无几 　　高：“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人们就私下流传关于林彪出事的各种说法，对官方灌输的统一口径暗中存疑。这么多年来，官方、民间和国内外学界对于林彪罪案疑点，调查有什么进展，研究有什么成果呢？ 　　丁：我们可以分为国外和国内两部分来讨论。先说一下海外的研究。 　　真正在海外从事林彪事件研究的人寥寥无几，就我目力所及，在美国大概只有弗吉尼亚州的Old Dominion University 历史系的金秋教授…… 　　高：你说的是吴法宪的女儿？ 　　丁：是的。金秋教授在1999年出版了《权力的文化：文化革命中的林彪事件》（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英文著作，是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较为系统地研究林彪事件的专著。金秋教授由於她个人的独特经历，拥有别人所难以掌握的资料，她的书，是迄今为止研究林彪事件最权威的著作之一（在我向丁凯文采访之后不久，吴法宪去世，他与妻子陈绥圻一道完成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出版于2007年——高注）。另外，还有澳洲Monash大学亚洲研究系孙万国教授，他与泰伟斯教授（Frederick C. Teiwes）合著了一本《林彪的悲剧：文革中骑虎难下》（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以上这两本是本人读到的对林彪事件的研究专著。据说台湾和日本也有学者研究林彪事件，但因为本人未曾读过他们的著作，这里不愿妄加评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一位史学研究者冯治军先生，冯先生著有《林彪与毛泽东》，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毛、林从井冈山时期到林彪最后倒台的关系，该书是一本相当不错的著作，值得一读。 　　此外，谈及林彪事件的研究，我们不应忽视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一书，林彪事件虽然不属该书重点讨论的范围，但高在许多问题上的确有相当深入的考证与分析，特别是谈及毛林冲突的起源及后来的发展，都有独到见解，许多史料也极有价值，虽说在个别问题上，我们之间还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高的著作仍然是海内外研究者作学术研究时经常引用的著作。 　　总的讲，海外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资料匮乏，海外学者不具备高文谦曾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这样的特殊背景，研究很难深入。 　　高：但是，同样是信息封锁，海外对中共其它一些重大问题不是仍有不少研究者、也出了不少成果么？ 　　丁：林彪事件与中共其他问题很大不同点在於重要的真相资料太少。当局全面封锁，人们能看到的基本是官方一家之言，而且被大量反复渲染，造成人云亦云，真假莫辨。其中有一小部分确有其事，但大部分是人为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比较一下毛刘周，就很不一样：他们是正面人物，官方披露很多东西，其子女、亲友、部下以及各界人士也都不遗余力地回忆挖掘，所以这些人物的资料大大多于林彪。关于林彪，除了供批判用的反面材料外，几乎没有什么相反的资料问世。国内知情人士不敢说，海外想说也说不到点子上，这就造成了海外研究的极大困难，自然就研究者寡。 国内官方研究“以毛划线” 　　高：那么中国国内的研究呢？ 　　丁：大陆的林彪研究，可以分成两个层次。刚才也说到了第一个层次，就是官方的研究，诸如中央党校的于南教授，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金冲及教授，另外还有一些文人作家如萧思科等，他们的研究著作多是在当局划定的圈子内，不断重复当局原有的关于林彪事件的各种结论，为当局的论断作注脚。再有，就是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教科书，无论是中共党史研究室编撰的党史“文革”史，还是其他学校或个人撰写的党史“文革”史，在林彪事件上的说法一如既往，没有什么突破。199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林彪的这一生》，作者少华、游胡，此书算是较为系统地写了林彪的一生，但不过是集官方说辞之大成，东拼西凑，毫无独立见解，此书也竟然一版再版，大行其道——由此倒也看出林彪这一话题之长盛不衰。 　　除了这些官方研究者之外，不可忽视的是一大批党内元老及其子女所撰写的回忆录，比如汪东兴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张耀祠的《张耀祠回忆毛泽东》，这些回忆录有一些价值，毕竟多多少少还透露了一些内容。但这些回忆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毛划线”，全力维护毛的形象，维护当局钦定的历史…… 　　高：请你举一例。 　　丁：张耀祠的回忆谈及毛泽东整倒罗瑞卿时，只是强调当时叶群（叶的后面自然是林彪）向毛告罗瑞卿的状，似乎是叶群一告一个准，毛听信了叶群的汇报而决定整倒罗瑞卿。可他身为当事人，为何不说当时向毛告罗状的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人物，如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等？这些军内高干在“倒罗”一事上实际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还有其他老帅如叶剑英等在“倒罗”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有所取舍的回忆录，只不过是迎合了当局的既有定论，试图抹去那些曾经干过不太光彩之事的人的记录。另外一些高干及其子女的回忆录，在林彪问题上也基本是重复当局的结论，有些根本就是一部简明中共党史加上自己家里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由於他们打的旗号是“回忆录”，所以在很多问题上误导视听，不仅未能澄清历史事实，反而混淆了是非，颠倒了黑白。邓榕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就是典型一例。 国内民间研究难以畅所欲言 　　高：民间独立学者的研究情况是不是能有新的成果？ 　　丁：对，民间的研究是第二个层次。民间学者以何蜀、余汝信和陈晓宁为代表，他们在大量收集资料基础上，对林彪事件详加分析，在许多问题上有突破性进展，如关于所谓的“设国家主席”，“林彪政变杀毛”等，对推动深入研究林彪事件起了极大作用。 　　我们要特别提及大陆的史学专家王年一教授，早在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讨论会上，王教授首次就林彪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文革”史学界应该重新研究林彪事件，客观公正地评论这一历史事件。这在当时环境下可说是一鸣惊人，难能可贵。 　　大陆作家张聂尔女士撰有《风云“九一三”》一书，张女士出身军队元老家庭，曾访问过不少林彪事件当事人，此书叙述“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以及过程有独到之处，值得研究者注意。此外，还有部分原林办的秘书、警卫们的回忆，虽然在大框架内未能突破官方说辞，但在一些具体事例上说出了当时的原委。比如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等，张云生就澄清了所谓“林彪吸食鸦片”的传闻，指出这一传闻毫无事实依据，纯属故意败坏林彪的声誉、糟践林彪的形象，也正符合了当局对林彪的批判。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传记作家舒云女士，在撰写了《百战将星——杨勇》，《大将罗瑞卿》等书之际，舒云女士还下了很大的功夫采访“九一三事件”当事人，试图揭开“九一三事件”之谜。特别是她不仅写了那些上层人物荣辱沉浮，还写出了那些不引人注意的小人物，由於林彪事件而无辜受牵连的悲惨命运，令人扼腕叹息。（我向丁凯文采访之际，舒云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尚未出版，舒云的其它几本关于林彪的书《林彪画传》《林彪日记》更是几年后才问世。——高注） 　　但是我们还应看到国内在林彪事件研究上的不足，这主要还是表现在资料缺乏，林彪事件的许多当事人还无法畅所欲言，再加上当局人为的限制，更使这一课题的研究难于深入。　　像1971年9月8日到9月13日，林彪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身边的宋德金、李文普等人，也说了、写了些东西，但是语焉不详，琐碎含混，吞吞吐吐。 　　高：林立衡不是一直在为她父亲恢复名誉而奔走上书吗？ 　　丁：对，她是一直在致力于为她父亲翻案，她作为当事人、知情人，怎么能同意当局对她父亲的那些明显与事实不符的结论？但是她受到当局很大的约束，在我们这本书中就写了，当局对她“约法三章”，要求她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得写回忆录发表。所以尽管她了解相当多的情况，却从来不向外披露，至少我没有看到哪个报刊刊载林立衡的回忆录和采访记。她只是不停向中央写信报材料、反映情况。 丁凯文编著《百年林彪》，出版于2007年。 邓小平为什么那么恨林彪？ 　　高：“文革”中绝大多数案子都已经翻了过来，你认为林彪的案为什么没有翻？要改变官方给林彪的定性，症结在哪里？ 　　丁：症结在於要破除当局新版的“两个凡是”，即：凡是邓小平及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定下的结论不可更改，凡是“两案审判”特别法庭所判定的结论不可更改。须知任何研究领域都不能人为地设置禁区和障碍。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为了在全党统一思想认识，搞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本来应该热烈讨论的问题人为地划定了框架，给人们念起紧箍咒，谁要是越雷池一步，谁可能就要倒霉。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文革的研究要“宜粗不宜细”，特别是涉及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时，更要小心翼翼地为他们妥为遮掩，将他们的倒行逆施大事化小，为他们开脱为“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等等。 　　高：高举“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旗帜的邓小平，不是还说过：不管案子是谁定的，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吗？为什么不愿意给林彪翻案，要设下新版的“两个凡是”？ 　　丁：是啊，毛要用莫须有的罪名整林彪，还好理解，我们觉得很“正常”；但是邓小平为什么会如此？国内作家萧思科写的那本《特别审判》中，对于当时中国的所谓“特别法庭”的决策过程写得够明白了，邓小平怎么指示，彭真怎么指示，定什么性，诉什么罪，判什么刑，谁该重判，谁过去有功可以轻点……都是他们说了算。你能想象美国的一个什么案子，由总统和副总统在白宫里面先研究该怎么定罪判决吗？ 　　邓小平什么案子都可以翻，即使自己亲自主持的“反右”，虽然留了尾巴，剩几个人坚持不认错，毕竟也大部分平反了。惟独林彪的案子，他坚决不翻。邓小平实际上是将仇毛转化为仇林——他说过：“林彪不死，天理难容。”但是不更应该说“毛泽东不死，天理难容”吗？就算林彪干过坏事，都是毛泽东为首干的啊！ 　　高：那么为什么邓小平要将仇毛转化为仇林？ 　　丁：原因很复杂，我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要追到毛泽东对接班人的安排上。毛泽东安排接班人，从来都不是只安排一人的，除了那个明面上的，他还会安排一两个“备胎”，让其互相制衡，便于他控制。在他发现刘少奇越来越不一条心时，他就扶植掌军权的副主席林彪和掌党权的总书记邓小平。这两个人本来都是毛泽东的人，又分管一摊，并无冲突，但在毛泽东的这个接班格局中，很自然就会发生矛盾。我注意到，林彪在“文革”中，对刘少奇倒没有批过什么，倒是批邓比较多，有些话说得比对刘少奇还重，恐怕这里面就有心结在起作用了。有这个历史因缘，邓小平复出，自然就坚决不让翻林彪的案。为了维持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的地位不能动摇，那么谁来为毛泽东背黑锅？就得你林彪（还有江青“上海帮”）背着了！ 　　要想在林彪事件问题上有突破性进展，必须破除新版的“两个凡是”，也就是说要冲破当局各种人为的限制，要求开放档案资料，让广大学者专家们畅所欲言。我相信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林彪事件的真相才能大白于天下。（未完待续） 　　相关文章： 　　推倒加给林彪的不实之辞：丁凯文答问之一 　　专访舒云（上）：寻找林彪事件的黑匣子 　　专访舒云（下）：林彪被人下了很多“套” 　　下篇预告：公正地评价林彪意义何在：丁凯文答问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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