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冤案悲剧中的各种角色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12月23日14:53:08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在胡风从广受尊重的“革命诗人”、“著名文艺评论家”的身份，突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主犯”、堕入十八层地狱这么一场悲剧中，不少我们所熟知的大人物，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在汇聚在时空的这个点之前、之后，人生轨迹如何？ ◆高伐林 　　在胡风从广受尊重的“革命诗人”、“著名文艺评论家”的身份，突然坠入十八层地狱这么一场悲剧中，不少我们所熟知的大人物，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在汇聚在时空的这个点之前、之后，人生轨迹如何？ 　　我没有对胡风的女儿晓风专门问到这个问题，但是在漫谈中多有涉及。后来我随手记下了一些笔记。我感到，这个事件中的正方与反方角色，实际上是经常变换的，许多人在此事上所起的作用，与人们对他的通常看法並不一致。胡风冤案，毋宁看成是所有这些角色的合力所造成。 毛泽东：谜底暂时无解 　　为什么毛泽东要不由分说定出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具体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胡风在行将告别人世前，有一次回答小儿子晓谷提问，简单地说：“他老先生（毛）不愿意听不同意见，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 　　其实从解放初期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可以看出胡风发自肺腑地佩服、尊重毛泽东。毛泽东决策时的考虑，虽然至今缺乏可信史料，但大概也不会像胡风这句话这么简单。 　　晓风提到：毛泽东为何对胡风如此反感，以致当作敌人，除了胡风“咎由自取”要呈交“三十万言书”，以及周扬、舒芜等人起了作用之外，近年来又有新的发现。清华大学教授、评论家蓝棣之在《症候式分析：毛泽东心中的鲁迅什么样》一文中披露：“中央档案馆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 周恩来：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 　　晓风谈到：抗战期间，周恩来和董必武一起领导国统区的党组织，胡风到了武汉、后来又到重庆，周是把他当做靠拢党的进步文化人来依靠的，对他从事抗战文艺的出版给予支持，他对胡风的优点、缺点都有基本了解。 　　不过，包括胡风在内的许多党外人士，并不明白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真实关系，更不明白周恩来正是中共“延安整风”运动所批判的“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在重庆与胡风有交往的党内文化人胡绳、乔冠华等，曾被称为“才子集团”，多是周恩来的爱将，40年代受到党内批评，后来他们都刻意与胡风保持距离。 　　1955年3月，乔冠华等人到胡风家，乔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能更好建设新的。”这是以周恩来的地位和处境能对胡风所作的最后的关注。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5月17日、18日、23日……他都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胡风问题，可见他参与了最高决策。他无心也无力对抗毛泽东的权威。 　　晓风举出了两件有关周恩来的事：一个是《人民日报》1955年5月13日登错了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应该登第三稿，结果登出了第二稿。“我父亲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批评袁水拍，要他查是怎么回事？”后来是毛泽东阻止了。 　　还有一件：阿垅被捕时，罪状中有“国民党反动军官”，“谩骂共产党”等等。胡风与他都再三申辩说，当时阿垅在国民党军队中通过胡风向中共送过多次重要的军事情报，解放军的孟良崮大捷就有他的功劳。周恩来问过公安部，这样，后来在给阿垅定案，这些罪状就没有再提。 　　晓风说，在这两件有据可查的事上，周恩来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胡乔木：不同意定胡风为“反革命” 　　胡风事件中，胡乔木起着不为人知又不容忽视的作用。他在建国初期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又有“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的身份，经常说毛主席怎么怎么说，中宣部长陆定一也得听他的。他又是毛泽东许多讲话的整理者，以及毛泽东若干文稿的起草者，人们哪敢怠慢？ 　　胡乔木在与胡风的多次接触当中，说过分量很重、含义甚深的话，如1949年指出胡风“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1951年批评胡风“不该把旁人都看成是异端”，等等。他个人的判断，是否影响过毛泽东呢？ 　　舒芜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检讨又对胡风等人反戈一击，发表在1952年5月25日《长江日报》，立刻引起胡乔木注意，两个星期后由《人民日报》转载，还加了按语说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这个按语，正是胡乔木写的。 　　不过，在给胡风问题定案时，这位后来有“左王”之称的胡乔木，却是反对定为“反革命”的。学者谢泳说：胡乔木曾回忆“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这个说法，在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得到旁证：“陆定一说过，胡风案件要定‘反革命’性质时，毛泽东找了他和周扬、胡乔木商谈。毛泽东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周扬和他（陆定一）都赞成，只有胡乔木不同意。” 　　胡乔木这样表态冒了一定政治风险，据当年参预审查胡风案件的王康证明：“胡乔木还说，他对毛主席的决定提出不同意见后，担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可能就要完了。” 周扬：如果乱说乱动，就要狠狠地打！ 　　人们提到胡风冤案，想不联想到周扬也难：三十年代与胡风积怨甚深，五十年代身为文艺界总管，又主持批判胡风的具体操作。 　　早在1950年3月14日，周扬在文化部大礼堂向京津两地文化干部作报告，批判阿垅的两篇被认为是宣传胡风文艺理论的文章，第一次当众点名胡风“小集团”，说阿垅的文章，是小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的抬头。周扬恶狠狠地指著台上四把椅子说，有你小资产阶级坐的，但如果乱说乱动，就要打！狠狠地打！（中共建政时声称：共和国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坐天下。国旗五星中大星指中共，四颗小星就指这四个阶级。——笔者） 　　不过，当时任中宣部科技处长、经常列席部长办公会议的于光远撰文回忆： 　　周扬是处理胡风反革命问题十人小组成员，但组长并不是他。这个小组许多工作是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抓。周扬在中宣部内一直被部长（陆定一）认为是“政治上不那么尖锐，带有书生气的人”，部长常常说周扬是“好人”（带有某种贬义），说他把胡风和党的斗争，视作“文艺战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提高不到“政治上的反革命”的高度。……对这种批评，周扬也从不辩护。当时我还听说毛泽东对周扬也有“政治上不尖锐”的批评。 　　周扬在“文革”后的大彻大悟和忏悔态度，使他赢得了许多人的谅解与尊重；他因为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1883－1983）时做了“关于人道主义”的报告，被胡乔木整得郁郁而死──这让人看到中共党内当年批胡风的阴魂仍在游荡，不时卷土重来。 陆定一：无非是整完一个人再整另一个人 　　于光远说：根据自己的观察，反胡风的政治运动是陆定一非常得意的事情。建国后，毛泽东不让他管事，他的工作还要由胡乔木分配。但在这场运动中他得到毛泽东的重用。不仅在反胡风中，而且在整个“肃反”中，毛泽东都让他担任十人小组的组长，的确很“左”。“文革”后他和周扬一样，有了痛切的觉悟。有一次他说：“于光远啊，我们那时的中宣部，那么多年的工作，无非是整完一个人再整另一个人！” 　　在1986年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陆定一发了三次言，从历史的角度论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提法的荒谬和危害。尤其是在全会闭幕式大会上他站起来发言，要求从决议中删去这句话。尽管最后被邓小平当场疾言厉色地断然拒绝，但陆定一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可敬的背影。 林默涵：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 　　林默涵曾经多次从理论上批判胡风、阿垅等人，在胡风冤案期间他出力尤多，这都不必细述。值得注意的，却是他在胡风事件彻底平反后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话：“我作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是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或是明知违背党的利益和需要那样去做的。过去如此，今天、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 贺敬之：是否对胡风“沉重一击”？ 　　关于贺敬之，因为发生了一段争论，这里要多用一点篇幅。 　　晓风于2004年5月在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一书，海外的多维新闻网和中国大陆《随笔》双月刊，先后发表了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贾植芳（2008年去世）为此书所写的序。 　　贾植芳在文中说： 　　晓风告诉我，有一位过去也在《七月诗丛》里出过诗集，被人视为“七月派”诗人的官员去探望胡风，胡风对他怀了朋友的感情，向他提出，过去他在狱中被迫承认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是冤枉的，能否再澄清一下？可是这位官员一口拒绝了，还说什么这些历史我们通过“内查外调”，都已经查清是确凿无疑的，没有澄清的必要了。这对胡风来说是沉重的一击！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感到好奇，想知道这位官员是谁？……当年梅志、晓风她们由于有顾虑，没有向我透露，事后我经多方打听，才证实了此人就是当时主管文化出版的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 　　图为1948年10月在杭州灵隐寺。前排左起：贾植芳、任敏（贾植芳夫人）、冀汸、胡风；后排左起：朱谷怀、余明英（路翎夫人）、路翎、罗洛。六年半后，八人无一例外的都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尽折磨。 　　贺敬之看到此文后，立即就贾植芳文中涉及到他的部分写信给《随笔》编辑部，《随笔》在2004年第6期发表。 　　贺敬之说： 　　（一）我是胡风冤案的受害者之一 　　1950年我被指为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在单位受到领导批判。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因在胡风家中搜查出我写给他的一封信而被隔离审查半年之久。审查中对我到延安初期在《七月》杂志发表两首诗和解放初期胡风为我出版一本诗集，以及胡风到北京后我对他的几次看望，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问，并结合我的文章和创作在大会上进行了全面批判，最后给了我党内严重警告（后改为党内警告）的纪律处分。 　　1957年反右派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对我的批判，都又再次触及我与胡风关系的问题。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问题更被作为我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和与“反革命分子”关系密切的严重罪行之一，在被冲击和被关押期间，反覆受到审问和批斗。 　　（二）我积极参与了对胡风两次平反的部分工作 　　1980年7月我从文化部调中宣部工作，此时中央决定对胡风一案进行复查，责成公安部等政法部门向中央写出复查报告。与此同时，中央责成中宣部对此案中涉及文艺问题的部分进行复查，并要求中宣部代中央拟出一份为胡风一案平反的《通知》草稿。中宣部指定由我承办。我召集中宣部文艺局和干部局的同志传达了胡乔木同志的具体指示，进行讨论研究，完成了代拟的《通知》草稿。稿子送中央改动很大，但除去增加了与公安部复查报告相呼应的关于胡风政治历史问题有所保留的文字以外，其它内容的基本精神没有大的变动。…… 　　中央的这一《通知》连同公安部上报中央的复查报告一起，作为“中发［1980］76号文件”下发后，社会各界、特别是文艺界大多数人士反应热烈。虽然以后知道胡风先生本人及家属对文件内容有某些保留意见，但当时总的反应是积极的。 　　1985年4月，公安部收到胡风夫人梅志同志及子女代胡风提出对“76号”文件的8点申诉和要求。其中6点是关于胡风政治历史有关的问题，一点是要求退还《三批材料》引用过的若干信件。再一点是关于“三十万言书”的“五把刀子”问题，公安部认为“属于文艺批评问题，建议由中宣部研究”。中央同意这一建议，中宣部指定仍由我承办。我认为不仅“五把刀子”问题，还有关于“宗派主义”问题和“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问题也须要重新研究，改正“76号文件”中不妥当的文字表述。这样，我与文艺局的同志重读“三十万言书”及其他有关材料，代中央拟出就这几点进一步为胡风平反的《补充通知》，内容为： 　　“一，《通知》中说‘……插在作家和头上的五把刀子’，经复查，这个论断与胡风同志的原意有出入，应予撤销。二，《通知》中说‘……带有小集团性质……宗派活动’，经复查认为，在我国革命文艺阵营的发展史上，的确存在过宗派的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从胡风同志参加革命文艺活动以后的全部历史来看，总的说来，他在政治上是拥护党中央的。因此，本著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对这类问题作出政治性的结论。这个问题应从《通知》中撤销。三，《通知》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经复查认为……应按照宪法……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判断。这个问题也从《通知》中撤销。”…… 　　（三）对贾植芳先生对我抨击的辨正 　　贾植芳先生……仅间接从别人传说的我与胡风的一次谈话，据此就断言我是“一阔脸就变”，“这对胡风是沉重的一击！”——这是与事实不相符并判断有误的。 　　贾文中说的这次谈话，是在1980年我参加胡风复查平反工作之前，胡风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后来会参加此项工作…… 　　事实是：1980年7月以前，虽然我在文化部担任副部长，在部长黄镇同志、常务副部长刘复之同志领导下分工管艺术口的揭批“四人帮”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但是胡风一案是中央专案，复查工作和出狱后的工作安排都是由中央直接管理的。虽然如前所述，俟后我调中宣部参与了有关文艺问题对胡风的两次复查，但从未参与复查胡风政治历史问题的任何工作，不可能也从未被委以对胡风负有任何的行政责任。 　　这次会见是在胡风出狱后，我以同案的受害者之一的个人身份，怀著对这一大案中最大的受害者的同情和对文学前辈的尊敬之心去看望胡风先生的。他简略地谈到在狱中的遭遇，表露出对撤销原判释放回京的喜悦和中央正式发文为整个案件平反的期待。我谈了自己被此案牵连的遭遇和现在的工作情况，同时说到应当相信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党中央一定会对一切冤、假、错案加以复查平反的。他既不可能也没有向曾是同案者、现在又不参与这一专案复查工作的我提出对他政治历史问题“澄清一下”的要求，我自然也不会毫无来由、无的放矢地如贾文所说对他“一口回绝”。 　　更重要地在于，在我根本没有参与对胡风政治历史问题的复查工作并且完全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上引贾文竟把我说成是用了只有中央代表或专案组负责人才会有的口气，向胡风宣布：“这些历史问题，我们通过‘内查外调’，已经查清是确凿无疑的，没有澄清的必要了。”——对此，我不能不郑重声明：我从没有、也不可能这样说过，从没有、也不可能这样做过。 　　不仅从政治生活的常识或者当时拔乱反正的政治气候来看，作为一名自己刚被解放、正在文化部艺术口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干部，我不会如此不合逻辑地采取这样的态度，说出这样的与党纪和工作纪律不相容的话来。即使从个人关系和个人利害来看，作为本案的被牵连者，我的感情倾向只会是希望胡风得到彻底平反而决不会是相反。 　　贾植芳很快给《随笔》杂志主编杜渐坤写信说：我的文章中涉及贺敬之先生的地方，的确来自“道听途说”，“如果我所说出的那些‘道听途说’的信息，真的与事实不符，或因此对贺敬之先生有所伤害，我愿意道歉，并希望得到贺敬之先生的谅解。但是在这些之外，我仍然希望，事情的真相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2004年12月26日，广州的《华夏诗报》刊登了前中国文联副秘书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黎辛的文章，以胡风事件见证人和知情者的身份，为贺敬之给胡风平反所起的重要作用作证。晓风随后也写了文章进一步澄清。（2005－2010年） 　　相关文章： 　　专访胡风女儿：共和国第一场“文字狱” 　　专访胡风女儿：“成千成万善良人不知道” 　　专访胡风女儿：胡风事件中的两类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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