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演員藍苹(江青)曾為蔣介石祝壽

1936年秋,上海灘的報紙上出現了一則大廣告,內容是為蔣介石“獻機祝壽”。電影公司的巨頭們為祝壽遊藝會策動了一個“全明星”陣容——包括了幾乎所有有名氣的左翼影劇人員,其中還有“藍苹”這個名字。這段隱藏在報章間的舊聞,是什麼來歷,又是怎樣收場的呢?

“獻機祝壽”的廣告上,有藍苹的名字

讀潘孑農《舞台銀幕六十年》,見到這樣一段讓人大跌眼鏡的文字:“蔣介石五十大壽,在上海‘聞人’的軟硬兼施的‘情商’下,上海電影公司的巨頭們發動全體大小‘明星’,搞了一次盛況空前的‘獻機祝壽’大會串。形勢逼人,誰也休想推辭掉。有的人當然是心甘情願,唯恐失掉參加的‘榮譽’;有的是不得已而為之;但也有人編寫了一個強搶別人餵養的雞去拜壽的諷刺短劇,裝扮着一片誠心。報紙上整版的廣告,刊載全部參加的演員的姓名。”藍苹與焉。

所謂“獻機祝壽”,就是動員社會各界捐款購買戰機,以加強國防,為蔣介石祝壽。黨即國,蔣即黨,當局試圖利用民眾愛國熱情,造成黨、國、蔣三位一體的輿論。以藍苹在話劇電影界的地位,看來的確是“休想推辭掉”。在1930年代之上海,她是一流的話劇演員,二三流的電影明星。上海業餘劇人協會演出《娜拉》、《大雷雨》,藍苹皆是主角,在《都市風光》、《自由神》等影片中則為配角。1936年,藍苹是聯華影片公司職員,在蔡楚生導演的《王老五》中出任女主角,可惜該片遭“電剪會”阻撓未能及時上映。

潘孑農認為,一則“秘密”救了自己一命

潘孑農本為創造社“小夥計”,1929年因參加左翼文藝運動被捕,“悔過”後被安排了工作,任職於南京市衛生局。“一·二八”事變後,潘接受國民黨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津貼,創辦“民族主義文藝”刊物《矛盾》,卻也刊發了一些“左聯”、“劇聯”盟員的抗日作品,遭日本領事抗議,當局給予停刊兩月處分。

1958年,潘氏以“歷史反革命”獲刑5年。“文革”期間在劫難逃,又關了五百六十九天又半,突然就放出來了。他認為,有意無意間吐露的一則“秘密”救了自己一命。審查者想當然地認為,潘參加了上海電影界“獻機祝壽”遊藝會,要他交代情況,以便株連打擊“黑線”。潘“身在曹營心在漢”,加之與左翼文化人有舊,故周揚等人於提倡“國防文學”時期,並不拒斥他。事實上,潘孑農時在南京,沒有“恭逢盛會”。他想起自己的確在報紙上看到過演藝界獻機祝壽廣告,“藍苹”赫然在列,便要審訊者自己去查。

遙想當日,專案組翻到那則廣告,一開始必然是興奮非常。“旗手”江青聲稱1930年代唯有自己和魯迅心向毛主席,此乃“紅線”;“四條漢子”所宗則是王明中央,是謂“黑線”。有了這條廣告,“黑線人物”罪名即可升級——簡直是心向蔣介石!然見到“藍苹”二字,查報者想必滿頭虛汗淋漓!忐忑不安地走出圖書館,連日做惡夢亦未可知。潘孑農的案子也就不能追查下去——於是“革命的人道主義”,保外就醫。這讓我們想起了那則寓言:皇帝長了兔耳,終日戴帽,卻無法瞞住理髮師,只是不知專案組有無挖洞向大地吐露秘密的欲望?

左翼的節目“因故”悉數取消

筆者也有點“考據癖”,儘量不引二手材料是起碼的學術規範,潘書卻未言及哪份報紙於何日大做廣告。好在做其他研究時,需逐日翻閱那幾年的上海《大公報》、《申報》等等,順便留心,果真發現了那幅大廣告,不但有藍苹的名字,而且幾乎所有有名氣的左翼影劇從業員皆廁身其間。只不過遊藝會舉辦時間乃1936年9月27日,而非潘氏所憶之1937年。地點在“金城大戲院”(上海放映國產影片的最為豪華的影院),既然是募捐,票價自然不菲,分10元、5元、3元、2元、1元半數檔——彼時上海中小學教員月薪也就30塊大洋左右。主持人是吳鐵城和黃金榮,確為“聞人”,只是分屬黑白兩道。吳時任上海市長,親自召集各大影片公司老闆,要求他們定期組織“獻機祝壽遊藝會”。(見《吳市長昨招待電影界 明星遊藝會定期舉行》,1936年9月6日上海《大公報》。)

看到這些材料,筆者自然不會像專案組成員那樣如獲至寶,更不會像他們那樣大汗淋漓,反而有點難以接受。雖有江青,可也有許多我們仰慕的左翼電影明星的名字。雖說中共已發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然兩黨的軍隊仍在交戰之中,名為用於國防的戰機,難保不會用於內戰。眾所周知,周揚等人正是見到“八·一宣言”中“國防”字樣,才提出“國防文學”口號。不過,宣言乃王明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發表於莫斯科,使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義,卻與正在長征途中的“紅線”無關。

誰是“身不由己”?誰心甘情願甚至急不可待?誰想藉機演出諷刺短劇?皆不可考。無論如何,為蔣氏祝壽,總讓人覺得肉麻,想想眾多左翼影劇從業員為“購機祝壽”登台亮相,將是怎樣一幅場景?!帶着這樣的心理繼續翻閱報紙,至9月29日上海《大公報》第16版,又見一題為“購機祝壽遊藝大會”的報道,這才是如獲至寶:文中一語帶及,左翼的節目“因故”悉數取消!想來當日身在南京的潘孑農只見大張旗鼓的廣而告之,卻未進一步關心此事。

何人勸阻了左翼的“祝壽”?

翻故紙堆實在是一件體力活,深知個中三味者,卻往往有看戲聽書一般的愉悅感。治史如斷獄,當然也有斷獄一般的驚險與後怕。高興是,左翼文化人堅持了立場,哪有向專制者獻媚的左翼!倘若使用二手史料,且以找到仿佛能夠證明潘孑農說法的廣告就心滿意足,得出左翼演員皆“身不由己”之結論,豈非厚誣前人。不過,遊藝會的籌備經過,也着實讓人覺得有點玄。廣告十分具體地列出參演人員名單及劇目,可見他們一度屈服於壓力;臨陣退出,應是有人暗中作了勸阻。何人在做這項工作?此間情態實在微妙,故1930年代的人物日後寫作回憶錄,只能舍此不談。

藍苹和19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獻機祝壽這件事情上,如果說左翼影劇從業員曾有所心動,藍苹亦是如此;最終他們堅持了立場,光榮亦有她一份。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江青”聲稱唯有她是“紅線”,豈非貽笑千古之怪事!我們也不必以身處1930年代複雜的歷史情景中的“藍苹”來挖苦“江青”,“藍苹”何以成了“江青”?只能說是日後的歷史發展使然。

【作者：葛飛  來源：北青網——北京青年報】 (責任編輯：於洪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