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田事變——紅二十軍全軍覆沒始末

 　　本文敘述的，是發生在三十年代初我們黨的歷史上紅軍時期一幕慘劇：江西紅土地上一支正規紅軍部隊———紅二十軍，在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的政治旋渦中，全軍覆沒；從軍長、軍政委到副排以上紅軍幹部，除個別倖存者外，全部慘遭殺害！

　　讓人扼腕而嘆的是，慘遭錯殺的軍將領至今仍沉冤莫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

　　“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的這兩句話，人們大都耳熟能詳。可我們黨為這一論斷付出的沉重代價，卻不是一般人都能知悉的。

 　　本文敘述的，是發生在三十年代初我們黨的歷史上紅軍時期一幕慘劇：江西紅土地上一支正規紅軍部隊———紅二十軍，在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的政治旋渦中，全軍覆沒；從軍長、軍政委到副排以上紅軍幹部，除個別倖存者外，全部慘遭殺害！

 　　讓人扼腕而嘆的是，慘遭錯殺的紅軍將領至今仍沉冤莫白……

　　曾是那麼驍勇善戰

 　 　紅二十軍是由贛西南地方革命武裝組建而成的一支正規紅軍部隊。1930年2月，紅四軍軍委書記毛澤東主持召開了著名的“二七”陂頭會議，確定了“攻取吉 安”的目標，提出了“擴大紅軍武裝”的任務和要求。會後，為適應“攻吉”和“擴紅”的形勢需要，以曾山為主席的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立即設立了贛西、贛南赤 衛軍總指揮部，由曾炳青、蕭大鵬分任總指揮，下轄永新、蓮花、安福、吉安、吉水、泰和、遂川、萬安、贛縣、於都、興國等縣地方武裝。這是紅二十軍的基礎和 原型。6月，根據中共中央在全國蘇代會上關於“將地方武裝編為正規紅軍”的指令，贛西南特委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將贛西南赤衛軍和贛西南紅軍第四、十一、二 十、三十等縱隊合編，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軍。

 　 　1930年7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軍在吉安縣陂頭村正式宣布成立。軍長曾炳春(後劉鐵超)，政治委員兼軍委書記劉士奇(後曾炳春)，參謀長劉澤民，政 治部主任謝漢昌。全軍有2500人槍。其中，有共產黨員300餘人。初編時設第一七二、一七三兩個團。10月增編一七四團。第一七二團由吉安、興國、贛 縣、寧都、於都的地方武裝組成，團長蕭大鵬，政委劉藜；第一七三團由永豐、吉水、安福、峽江的地方武裝組成，團長劉承祿，政委陸松宜；第一七四團由永新、 蓮花、寧岡等地的地方武裝組成，團長李學俊，政委劉敵。此外，還有軍部直屬教導隊、衛生隊和機槍連。全軍有3000餘人；1931年3月在河西又增編了第 一七五團，團長朱子云，政委劉秋子。紅二十軍於1930年10月劃歸紅一軍團建制，同紅四軍、紅三軍、紅十二軍一起，統由紅一軍團總部(總指揮朱德、政治 委員毛澤東)指揮。

 　　紅二十軍成立 伊始，就奉命擔任了“八打吉安”的主攻任務。參戰部隊還有紅軍學校、青年幹部學校的學員，以及10萬“精勇工農”。1930年8月21日，贛西南蘇維埃政 府委員長、軍事委員會總指揮曾山，在吉安橫江渡頒發《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緊急通告》，指令各級政府“即刻動員”，配合紅二十軍“拿下吉安”；要求“紅軍廿軍 應配合泰和精銳英勇群眾，積極前進去找馬旅殘部的目標”，“猛力的向吉安追擊”。

 　 　吉安為贛江中游重鎮，是贛西南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攻下吉安，對於紅軍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8月25日，紅二十軍根據贛西南軍事委員會總指揮部 的命令，在吉安城西南郊打響了第八次攻打吉安的前哨戰。2500多將士如同猛虎下山一般，威武神勇，殺聲震天，向敵人猛烈攻擊。經三天兩戰，在高沙殲敵一 個營，潰敵一個團，俘敵400餘人，繳槍400餘支。9月5日，總指揮部發出“攻取吉安”的總攻令，紅二十軍和各路隊伍從四面八方向敵軍陣地猛衝，兩校學 員迅速占領了天華山，紅二十軍和北路赤衛隊因遇強敵，在真君山鏖戰，打得十分艱苦。將士們的土坦克(用棉絮裹裝的獨輪車)掩護攻擊，衝到城外鐵絲網下，與 敵人展開肉博戰，激戰數小時，紅二十軍犧牲二、三百人，尤幹部損失甚多。贛西南特委根據戰鬥情勢，決定撤出紅二十軍，開往峽江休整待命；留下獨立團、衝鋒 隊、破壞隊等群眾武裝，繼續包圍吉安。後因武器裝備太差、缺乏攻堅力量等原因，未能攻取吉安。但“八打吉安”之後，吉安已成為一座孤城。吉安四周呈梅花形 的紅色區域已擴展到30餘縣，紅二十軍等地方武裝已占領了14座縣城，基本上完成了贛江中下游的武裝割據任務。紅二十軍因此名噪贛西南蘇區。

 　 　1930年10月初，毛澤東又發起了“九打吉安”的重大軍事行動，並一舉成功。是年9月，毛澤東和總前委在率領紅一方面軍“二打長沙”受挫後，撤圍長 沙，回師江西，於9月29日在袁州簽發了紅一軍團向吉安前進的命令。10月2日，紅一軍團進抵吉安以北埠田等地集結，並與紅二十軍取得聯絡。10月3日午 後2時，毛澤東、朱德於山前總部簽發了《紅一軍團總攻吉安的命令》。

 　　駐守吉安城的國民黨軍鄧英第十三師一部約三個團兵力，分散駐防城外的真君山、天華山、螺子山、神岡嶺等陣地。自9月5日紅二十軍和吉安萬餘工農“八打吉安”以來，城內守敵仍驚魄未定，惶恐不安。

　 　紅一軍團總部的“攻吉”部署是：以紅二十軍(軍長劉鐵超)為正面，向真君山、天華山之敵進攻，左與紅四軍右與紅三軍取聯絡；以紅四軍(軍長林彪)為左 翼，向螺子山、真君山之敵攻擊，以大校場至潘塘之道路為界線，線以左歸四軍，線以右為紅十二軍；以紅三軍(軍長黃公略)、紅十二軍(軍長羅炳輝)為右翼， 向神岡嶺、天華山之敵攻擊，以大平橋、江邊之道路為路線，線以左歸紅三軍，與十二軍、二十軍取聯絡，線以右歸紅十二軍，與三軍取聯絡。各軍攻擊敵陣得手 後，須立即合力攻城，並切斷城內與陣地之間敵人的聯繫。從以上紅軍總部的作戰部署中，可看出紅二十軍在紅一軍團中的地位和作用。

 　　贛西南特委和蘇維埃政府動員了贛西各縣“十萬工農下吉安”，配合紅軍主力攻打吉安。

 　 　10月4日拂曉，紅一軍團總部領導人毛澤東、朱德、朱雲卿等親臨真君山前沿陣地指揮，一聲令下，紅軍各路部隊和10萬工農群眾向吉安城發起總攻。紅四軍 提前首先在螺子山發起攻擊，接着紅二十軍、紅三軍分別在真君山、天華山、神岡嶺一線打響戰鬥，贛江東岸的群眾武裝也同時策應行動。這時，吉安城外四周紅旗 林立，軍號激越，硝煙瀰漫，劇烈的步槍聲、機關槍聲、迫擊炮聲匯成一曲戰鬥交響樂。

 　 　紅二十軍在戰鬥中驍勇善戰，一舉攻占了真君山。隨即，敵人組織反撲，敵我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派來助戰的敵機在真君山總 部扔了幾顆炸彈，就掉頭飛走了。紅四軍攻占城北的雷公橋，有一個連打進了北城門。由於紅十二軍尚未趕到，紅三軍也未完全集中，對城西南的攻擊不力，使敵軍 得以從城南調兵增援城北，打進北門的紅軍得不到後援而被敵軍壓出城外。直到下午2時紅十二軍趕到，才牽制了城北敵軍的攻勢，加強了城西南陣地的防禦。當 晚，紅軍總部在城西郊江邊村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夜襲”。晚9時許，紅軍發動夜戰，向敵軍陣地猛衝，群眾武裝協同作戰。泰和獨立營根據吳高群師長的命令， 由營部女英雄曼玉負責，發起“火牛陣”，將一千餘元購來的30頭壯實的黃牛、水牛驅趕到天華山南側電網前，在牛尾巴上綁上棉花，灑上煤油，點上火後，牛群 受驚直衝敵人的電網。一下子就把電網沖塌了，前進的道路被打開了。紅軍突破敵陣地，直插縣城中心中山路大街。這時，守敵鄧英率部在白鷺洲登船，順贛江向南 昌方向逃竄。紅軍發現後立即追擊，截獲敵4隻小船，俘敵220餘人。此時，因紅三軍團遠在清江，敵軍在新干登岸逃脫。10月4日午夜，吉安全城為紅軍占 領，“九打吉安”勝利了！

 　　紅軍攻占吉安後，使贛西南廣大紅色區域連成一片，從南豐到永新，從尋烏到峽江，縱橫700餘里，人口400餘萬，橫斷江西半壁。

 　　10月7日，以曾山為主席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在吉安宣告成立。

 　　紅二十軍從7月組建到11月底近半年時間裡，在主擔“八打吉安”和協同“九打吉安”的戰爭硝煙中，同仇敵愾，所向披靡，立下了汗馬之功，成為中央主力紅軍中的一支勁旅。

　　誰知橫禍突降

　　正當紅二十軍在紅一方面軍總部的領導和指揮下，茁壯成長、英勇奮戰的時候，贛西南蘇區突發了一場始料未及的“富田事變”，紅二十軍被捲入驚心動魄的漩渦中心，遭到被整肅的奇禍。

　　禍從何來呢？

 　　事情的原委要從肅“AB團”說起。

 　 　“AB團”是蔣介石、陳果夫於1926年底在北伐軍總部駐地南昌策劃成立的一個反共反人民的國民黨右派組織。取名“AB團”，為英文反布爾什維克之意。 “AB團”成立後，在蔣介石的慫恿和段錫朋等人的操縱下，篡奪了國民黨江西省的黨政大權，排擠了共產黨人和革命“左”派，肆無忌憚地在江西各地幹了許多反 革命勾當。但在中共江西省委和南昌黨組織領導下的1927年的“四·二暴動”中，“AB團”被一舉摧毀、解體，“壽命僅三個月”。“AB團”分子也作鳥獸 散，銷聲匿跡了。

 　　然而，因“AB 團”是以反共著稱的，當時的中共中央不敢懈怠，根據共產國際要求中國黨“清黨”、“肅反”的指示，於1929年11月13日，向江西省委發出了一封指示 信，要求江西省委“肅清改組派、第三黨、AB團的影響”，“積極地擴大反AB團、改組派、第三黨的鬥爭”。到1930年5月，江西省委開始積極部署，聲稱 “AB團在吉安各中心縣城活動”，並特別提出：“西河的紅軍赤衛軍，過去在AB團領導之下，走到腐化的危險地境去了”，要予以嚴厲“整肅”。

 　 　這裡提到的“西河的紅軍赤衛軍”，就是紅二十軍的前身。在省委的指令下，贛西南特委大興干戈，在贛西南蘇區掀起了一場神秘的整肅“AB團”的運動。6、 7、8三個月普遍展開，9月進入高潮。贛西南蘇區黨政機關內一大批地富或知識分子出身的，“工作消極”、“表現不好”的，說過牢騷怪話、與領導有不同看法 產生過爭論的，甚至吃過館子、談過戀愛的幹部，都被打成了“AB團”分子，蘇區內到處出現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局面。

 　 　1930年10月4日紅軍攻克吉安重鎮後，有人在收繳敵人文件時，誤傳發現一張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林的父親寫給地主豪紳的收條。此事報告給紅一方面軍總 前委，總前委即懷疑李文林與“AB團”有瓜葛，有可能是“AB團首領”。10月下旬，在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與江西省行委的羅坊聯席會議上，李文林似乎有點“ 傻勁”，極力批評總前委頗為賞識的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的主張，並錯誤地反對毛澤東的“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李文林的言論舉止，進一步引起總前委的高度 注意。

 　　11月下旬，紅一方面軍實 行戰略退卻，進抵根據地腹地寧都黃陂、小布一線。根據羅坊會議確定的“軍隊中應注意反AB團改組派”的決議，總前委在紅一方面軍開展了整肅“AB團”的運 動。時值第一次反“圍剿”前夕，軍情十萬火急，毛澤東、朱德等主要領導人全力投入反“圍剿”的迎戰準備，無暇顧及軍隊中的“肅反”運動。於是，總前委和各 軍委將“肅反”大權下放，採取不干預態度。“當時抓人，各團作主；殺人，師黨委作主。“可是，殺戒一開，勢不可擋，任何人都難以遏制。為了在反“圍剿”決 戰前，肅清“內奸”，純潔隊伍，在總前委肅反委員會的導演下，至11月底，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紅一方面軍四萬人當中就“殺了幾十個總團長，總共找了四 千多AB團”(總前委1930年12月2日於黃陂頒布的《八個大勝利的條件》)。到12月上旬，“一方面軍打擊四千四百餘人”(1930年12月20日 《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半個月內又增打了400多人。紅一方面軍中的這次打“AB團”運動，史稱“黃陂肅反”。

 　　在軍隊開殺的同時，總前委又指令在地方打“AB團”，並於11月底在寧都逮捕了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林，形成“擒賊先擒王”的既定威勢。贛西南蘇區內，頓時一片譁然……

　　到12月上旬，事態又有新的突變。

　 　12月3日，總前委致信省行委，劍鋒直指贛西南黨政機關和紅二十軍。信中指示：“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連代表總前委及工農革命委員會幫助省委、省蘇捕捉 李白芳等，並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以全部撲滅，”並指令“二十軍須找到線索來一個大的破獲”。原來，紅二十軍並無“AB團”的證據，而是“須找到線索 ”，再“來一個大的破獲”。這就是歷史的真相所在！

 　　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總前委兼總政治部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接到上述總前委的“尚方寶劍”後，立即率領紅十二軍一個連，從寧都黃陂出發，馬不停蹄，日夜兼程，於12月7日下午三時抵達江西省行委、省蘇維埃政府駐地———吉安富田。

 　 　李韶九“這個人的品質是不好的”(蕭克語)，為人陰險狡詐，喜怒無常，經常以“湖南老鄉”討好總前委領導人。他一到富田，就以“欽差大臣”自詡，立即驅 兵包圍了省行委，逮捕了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謝漢昌(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金萬邦(省蘇軍事部長)、周冕 (省蘇財政部長)、馬銘(省蘇秘書長)等8人。到次日，被李韶九抓捕關在富田的“AB團”分子達120餘人，並槍決40餘人。李韶九等肅反人員使用地雷 公、線香火、拷打、鐵烙、割乳、燒陰戶等殘酷、卑劣的刑法，進行審訊、逼供，許多被抓之人怕受皮肉之苦，屈打成招，供認自己是“AB團”分子或“AB團要 犯”，有的還誣供出李文林、叢允中(省行委常委、贛南行委書記)、劉敵(紅二十軍一七四團政委)等，是“AB團首領”、“總團長”、“分團長”等。

 　　12月9日，李韶九根據總前委的指令，將關押在富田的“AB團”分子交給古柏等人處理，自己則親率紅十二軍一個排，押着被捕的謝漢昌為“活口”人質，從富田直奔紅二十軍軍部駐地———東固，解決二十軍的問題。

　　壯士罹難平頭案

　　李韶九這個“災星”銜命來到東固後，紅二十軍中頓時陰霾驟起，烏雲密布。

 　　當日，由於有人招供紅二十軍一七四團政委劉敵是“AB團首領”，李韶九、劉鐵超立即召見劉敵。劉敵從興(國)、泰(和)邊境前線率領第一營於11日奉召匆返東固。

　　劉敵是個很機靈的軍人。1927年秋入黨，曾任中共蓮花縣委書記，1928年7月上井岡山，紅二十軍組建時被派到該軍任職。

 　　李韶九一見劉敵，就指控劉敵是“AB團”，“很危險”，劉敵坦然回答道：如果我受到了AB團分子的陰損，我也沒有辦法。我只要求黨主持正義，廓清這個案件的一切情況。我並不怕死，不過那種苦刑是沒法忍受的。”

 　　李韶九即說：“那是決不會的，這不是一個AB團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你必須用一切手段來粉碎你們團里的AB團！”

 　 　劉敵聽說是個“政治問題”，“覺得這裡面有着一個什麼圈套存在”。他素知李韶九“是個卑鄙下流的小人”，“如果堅持黨的立場”，“就是死定了”。他在受 審時，聽到有人正在被審訊拷打，“叫號之聲，震天動地”，決計採取行動，“挽救被陷的同志”。(以上均見1931年1月11日《劉敵給中央的信》)

 　 　12月12日上午，劉敵偕同一營長張興、政委粱學貽，發動一七四團一營官兵，包圍了二十軍軍部，抓起了李韶九(後逃脫)和劉鐵超，釋放了被捕的謝漢昌等 人，收繳了李韶九帶來肅“AB團”的一排人的武器。下午，劉敵、謝漢昌率部衝到富田，武裝包圍了省行委、省蘇駐地，收繳了警衛連的槍械，釋放了全部被捕而 尚未殺害的近百名“AB團”人犯。當晚，在富田召開緊急會議，主張“公開反毛”，“去信給朱德、彭德懷、黃公略諸同志”，決定由一七二團團長蕭大鵬出任紅 二十軍軍長。

　　這就是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

　 　13日上午，“富田事變”領導人召開了士兵群眾大會，控訴了李韶九刑訊逼供的罪行，釋放了誤捕的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又名劉作撫、陳剛)，同時卻錯誤地 呼喊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分裂主義口號，並張貼了同樣的標語。下午，紅二十軍開往河西，14日兵駐永陽鎮，脫離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領導。15 日，段良弼、李白芳、叢允中等在永陽召開擴大會議，宣布成立江西省行委(永陽省行委)，段良弼任代理書記(省行委書記李文林早已被捕)。會議建議中央“停 止毛澤東總前委書記的職權”，“開除李韶九的黨籍”、“派叢允中、段良弼去中央反映事變經過”，“送200斤金子到中央，2萬元給紅校”等(《省行委第一 次擴大會議議案》，1930年12月18日於永陽區龍江)。

此後，從富田事變到平頭寨罹難半年多時間裡，紅二十軍“一直在湘贛邊一帶從事革命鬥爭活動，打國民黨軍隊，打土豪，分田地，籌集軍款，沒有一兵一卒投降過敵人”(當事人：老紅軍謝象晃訪問筆錄)。

 　　“富田事變”和永陽省行委成立的消息，很快傳到寧都黃陂總前委駐地。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紅軍總部及廣大指戰員無不為之震驚！

 　　12月18日，朱、彭、黃聯名發出公開信，嚴正指出：“目前決戰在即，凡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同志，應站在共產黨總前委領導之下，一致團結，堅決消滅敵人。”公開信挫敗了“富田事變”領導人分裂紅軍的圖謀，維護了黨的團結。

 　　12月20日，總前委發表了一封答辯信，將“富田事變”定性為“AB團”領導的“叛逆”行為。

 　　1931年1月15日，以項英為代理書記的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小布成立。項英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與總前委的看法不盡相同，主張用教育、會議的方法解決黨內已經激化了的矛盾，不同意總前委武裝整肅的意見。

 　　同年3月4日，中央政治局派出所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中央三人代表團”，全權處理“富田事變”。

 　　3月28日，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認定富田事變是“AB團所準備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嚴令“紅軍二十軍的指揮部，應使全軍回到整個紅軍的系統中來，並須毫無抵抗的執行紅軍總司令部的一切命令，它如果不這樣辦，應無情的與它作武裝鬥爭”。

 　　4月17日，中央代表團根據政治局決議精神，又作出一個《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將富田事變定性為“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不久，解除了項英的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改由毛澤東擔任。

 　 　4、5月間，應項英之邀從河西來到蘇區中央局檢討錯誤、解決問題的劉敵、李白芳、金萬邦、叢允中、謝漢昌等，來到蘇區中央局駐地寧都青塘“開會”，隨即 被拘捕，並相繼處決。與“富田事變”毫無牽連、在家養傷、並受中央局委託過河西動員事變領導人間中央局解決問題的曾炳春(紅二十軍政委)，也於翌年5月在 公略縣被當作“AB團首領”處決。與此同時，李文林(江西省行委書記)在萬泰縣被當作“AB團要犯”處決。此外，還有周冕、王懷、劉經化、龍超清、段起 鳳、馬銘、劉其凡、袁德生等一大批重要幹部，亦被當作“AB團分子”處決。

 　　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對付、清洗紅二十軍的問題了。

 　　1931年5月14日，中共中央給紅七軍信示：“中央決定將贛西南之二十軍編為七軍，充實七軍的力量”，並要求注意“二十軍內部少數幹部”，“曾經脫離了過去總前委的領導”，要“揭發出來”。這時由李明瑞、張雲逸等率領的紅七軍，已輾轉抵達永新。

 　　1931年7月中旬，奉蘇區中央局、總前委和紅軍總部的指令，一直在河西堅持游擊鬥爭的紅二十軍，在軍長蕭大鵬率領下，同紅七軍一起，從河西蘇區永陽等地出發，經遂川草林、南康唐江等地，從贛縣江口渡江，到達於都橋頭地區，準備參加第三次反“圍剿”。

 　　未料，7月23日這一天，誰也沒有料到，大禍臨頭了！

　 　這一天早晨，天色陰暗，滿天烏雲透出幾分殺氣。紅軍總部派來的一個警衛連，以對紅二十軍實行“整編”為名，通知紅二十軍副排以上幹部“全部集合”到於都 平頭寨(亦稱平安寨)的祠堂“開會”。當他們一個個魚貫而入，有序進入祠堂後，旋即一個個被繳槍、捆綁。隨後，全部被押到謝田河灘，以“AB團分子”的罪 名，分批在平安河河壩上殺死。紅二十軍從軍長蕭大鵬以下到副排以上軍官200餘人，除個別倖存者外，全部罹難！據當地老人目睹者回憶說，當時平頭寨殺人， 整條河水都染紅了。蒼山在悲嗚，河水在哭泣，歷史老人低垂着沉重的頭……

 　　紅二十軍副排以上軍官惟一倖存者、時任一 七二團副官的老紅軍、長征幹部謝象晃曾向筆者沉痛的回憶說：“到平頭寨的一天早晨，令副排以上幹部全部集合，集合後全部被抓。凡被抓的同志大部分都被殺 了。我幸虧被楊至誠保下來，才免遭一死。”“富田事變是湖南人李韶九帶十二軍一連人來富田大抓AB團逼出來的。”“現在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該 是平反的時候了。”(1987年4月訪談錄)

　　平頭寨“整編”後，紅二十軍的士兵2000餘人，被分散編入紅七軍。從此，紅二十軍這支在贛西南蘇區驍勇善戰、戰功卓著的紅軍部隊宣告解體，不復存在。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返！”

 　　人們仰天悲嘆啊，紅二十軍的200餘熱血男兒，軍中精英，不是犧牲在沙場，而是倒在自己人的槍口之下！

 　　紅二十軍的覆沒，共產國際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根據近年解秘的共產國際文獻，便可說明這個問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定(1931年3月18日於上海)作出了如下指示：

　 　“紅20軍的暴動、該軍解除軍事學校和12軍部分人員的武裝、釋放受到反布爾什維克聯盟影響的、根據前委的命令所逮捕的省委、逮捕中央巡視員易爾士同 志、提出諸如‘打倒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和黃公略萬歲！’之類的口號等，實質上這毫無疑問是階級敵人及其主要戰鬥組織———反布爾什維克聯盟策劃和 進行的反革命活動，旨在消滅我們黨的隊伍和紅軍，消滅我們黨和軍隊的領導。這一切都是為了便於南京的反革命派消滅紅軍和蘇維埃運動而進行的。”

　 　“一定數量的黨員同志乃至整個紅軍支隊20軍受到‘AB團分子’的矇騙，被捲入到階級敵人的這場罪惡活動中，這一事實決不能減輕這場活動的反革命本質。 ”“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前委同階級敵人作堅決鬥爭的方針基本上是正確的。這種同敵人毫不妥協地作鬥爭的方針應該在今後貫徹下去。”

 　　“逃跑的永陽省委作為這次反革命活動的領導者應該立即解散，其活動應該停止。對它不聽從這種要求的行為必須用毫不留情的符合革命利益的鬥爭進行回擊。”

 　 　“必須毫不留情地宣布，任何黨內分歧，無論是關於紅軍問題的還是關於我們的一般經濟、土地和組織政策問題的分歧，都決不應引起不僅是軍隊的分裂，更不要 說脫離，而且還不應造成拒絕執行最高軍事指揮指令的行為和軍隊紀律的下降。對於我們的黨員拒絕履行這種起碼的義務的行為，作出的反應應該是實行最嚴厲的懲 罰。”

　　“中央發給江西的關於十二月事變問題的指示應該本着這一決議的精神加以補充。”

 　　對於這一歷史事件，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第403頁，則有這樣的定論：

 　　1930年至1931年間發生贛西南和閩西的“肅清‘AB團’和‘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是嚴重臆測和逼供信的產物，混淆了敵我，造成許多冤案、假案、錯案，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可見，儘管紅二十軍的一些幹部在大敵當前時犯有分裂黨、分裂軍隊的嚴重錯誤，但其性質並非反革命暴動，而總前委及中共中央政治局、蘇區中央局對紅二十軍 全體幹部的處置，也有革命鬥爭錯綜複雜的客觀原因所囿，然而，這確實是我黨、我軍歷史上的一起重大冤假錯案，乃黨內錯誤的“左”傾肅反政策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