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32年间，苏联最优秀的特工之一理查德·佐尔格以德国著名记者的身份为掩护，领导他的情报小组在中国搜集了大量情报，特别是关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计划,成为苏联判断德国和日本战略意图的重要参考。本文首次最大限度地还原了这段历史，披露了佐尔格和他领导的小组30年代在中国所从事的情报工作。

【一】   【二】    【三】    【四】

“农业专家”佐尔格博士
 
     1930年1月10日，一艘日本客轮停靠在上海港，船上走下一名高个男子，约35岁左右，微跛。他文质彬彬，双目明亮清澈，其证件上写着：德国记者理查德·佐尔格博士。
     一周后，佐尔格来到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向德国总领事科伦贝格男爵递交了德国外交部新闻司签发的介绍信。信中写道：“理查德·佐尔格博士，家住柏林，现前往上海研究中国的金融和农业问题。敬请协助佐尔格博士收集相关资料。”“研究金融和农业问题？”科伦贝格皱起眉头嘟囔着，随即又似有所悟，心照不宣地冲佐尔格使了个眼色，“明白了……”他以为佐尔格肩负着柏林方面的特殊使命。“我们德国人应当互相帮助。我建议您想办法结识蒋介石zf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成员。”科伦贝格签发了多封介绍信，将他介绍给上海的德国商人以及其他国家驻上海的外交官。
     佐尔格的中国之行颇费周折，经过了苏联红军总司令部4局(负责军事情报工作)的周密安排。他在莫斯科接受了任务后先前往德国，目的是获得记者身份并拿到推荐信。
     早在20年代初期，佐尔格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担任助教期间，曾在该校刊物《社会学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此时派上了用场。他造访母校，与《社会学杂志》达成合作意向，得到推荐信。随后又与《德国农业报》和德中协会取得联系，受二者聘用，负责中国农业和金融问题的报道与研究。紧接着，佐尔格又来到美国，经德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介绍，与美国报界取得联系。他同意以“亚历克斯·约翰逊”为笔名无偿供稿，又拿到了几家美国报纸驻华特约记者的证明信。于是，“资深记者”佐尔格带着一大摞介绍信、推荐信和记者证，辗转来到上海。没过多久，佐尔格便在上海的外国记者圈内成为著名人物。

德国顾问透露秘密
 
     佐尔格到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深入了解英法美日的对华政策。他精通英语、法语和俄语，来华前后，又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汉语和日语。他在苏联情报界使用的名字是“拉姆扎”，他负责的情报组织网络因此被称为“拉姆扎小组”。该小组有14名核心成员，其中有波兰人、德国人和中国人。几个月后，佐尔格又将自己的情报网络扩展到了广州、天津等地。莫斯科每月划拨的经费约为8000英镑，来自欧洲的情报人员每人每月经费为200美元，女情报人员150美元，亚洲人更少些。
     佐尔格接受了科伦贝格总领事的建议，到上海一周后便启程前往南京，下榻一家有德国人居住的宾馆。在宾馆的酒吧里，佐尔格“邂逅”了南京zf的德国军事顾问吉尔贝特上校。几次会面后，两人便成了“朋友”。
     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的官方任务是帮助蒋介石改组军队和抓军工生产。吉尔贝特向佐尔格透露，德国人的真正目的是把中国当作德制武器的试验场，派德国官兵到中国接受实战训练，为德国军队培训骨干。一战后，德国受制于凡尔赛和约，军队人数和军备发展受到严格限制。但德国正在秘密研制新式武器，扩军备战。各种援外军事项目便成了这计划中的一环。佐尔格曾应吉尔贝特之邀，赴汉口郊区参观一次武器试验。他看到新式德制远程大炮威力无比，天空中战机轰鸣，地面模拟工事被炸得粉碎……“飞行员是中国人吗？”佐尔格问。

“清一色的德国人。”吉尔贝特自豪地回答。

     佐尔格及时地将上述情况向莫斯科作了汇报。吉尔贝特后来接替科伦贝格出任德国驻上海总领事，但仍担任军事顾问。他仍像以前一样，常常领着自己的记者老乡视察汉口和长春等地的中德军事试验场。他们还一同前往开封和西安，视察正在围剿中国红军根据地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这些部队里的德军顾问实际上扮演着指挥官的角色。
     “我们德国花这么大力气训练中国人值得吗？”佐尔格问。“我们需要他们的试验场。我们也需要掌握实战经验。这些经验很快会派上用场的。”

赛车结识蒋介石
 
     佐尔格到中国不久便结识了国民党zf的一些军政要员。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举行的招待会上，他结识了军政部长何应钦。一次偶然的机会，佐尔格还认识了蒋介石。
     蒋介石是一名狂热的汽车爱好者。他下令组建了一个赛车俱乐部，并亲任俱乐部主席。佐尔格同样是个赛车迷，加入了该俱乐部。一次比赛中，他驾驶着那辆并不怎么样的赛车在最后一段超过了排在第一位的蒋介石。蒋介石当时气得脸都变了形———从来都是他第一，谁敢超过总司令？！只是快到终点时，佐尔格才克制了一下自己的好胜心，略微放松油门，让蒋介石率先冲过终点。赢得冠军的蒋介石显得宽容慈善，他下车后径直走到佐尔格跟前，主动伸出手，请教佐尔格的尊姓大名，并且执意邀请他到自己的郊外官邸做客。
     从此，蒋介石身边的将军们都爱跟佐尔格套近乎，见到他无不客客气气，点头哈腰。

在中国的万里“采访”

     1930年5月，佐尔格前往广州，并从那里开始了他长达半年的内地“采访”之行，足迹遍及南方多个省份，以及北京、天津、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标出了他在中国的采访行程路线。他半年的行程距离大约有10000公里。
     在“采访”之余，佐尔格凭借其资深记者的身份、与德国总领事和军事顾问的特殊关系以及与国民党高官的“交情”，深入到许多连中国的达官贵人(更不用说外国人了)都去不了的地方。每到一个大城市，他都积极打入当地的德国人社交圈子和上流社会，广结人脉，并在广州、天津等地招募情报人员，设立情报网点。他很快便通过莫斯科派往上海小组的报务员———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发回大量情报，内容涉及蒋系军队的真正实力、武器装备、军队部署，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国民zf和直奉系北洋zf的对外政策与外交动向，美英法德日对华政策及其在中国的利益纠葛、相互矛盾和实力对比。
     佐尔格还密切关注中国『非法字符屏蔽』领导的苏区的发展，并及时跟踪蒋介石围剿苏区的情况，其中一份较为详细的报告中说：“目前，苏维埃运动在中部和南部的300多个县蓬勃发展。苏区拥有正规部队36个军，此外还有20万民兵和大约100万装备较差的工农游击队员……苏维埃zf致力于消除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一切封建残余势力，没收地主土地，将其分给农民，免除农民的债务———所有这些措施都使得苏区为全中国的解放指明了道路。南京zf虽然得到了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广泛而全面的支持，但无法消灭苏区……”
     1930年底，佐尔格根据近一年的对华调研，通过克劳森向莫斯科发回了一份报告，对中国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得出多条结论。不久，克劳森收到反馈，莫斯科对这份报告印象甚佳，建议佐尔格继续特别关注中日关系。

尾崎秀实与史沫特莱
 
     1931年9月18日深夜，佐尔格的路透社同行打来电话：“你好，理查德！我刚刚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满洲陷入混乱，日本人开始占领东北！”
     佐尔格对这一消息并不感到突然。他早已估计事态会如此发展，并已预先将有关情报与分析发回莫斯科。当时日本军部有两份计划，其内容均已被莫斯科获知。其中一份为武装入侵中国的计划，另一份为对苏作战计划。如今，第一份计划已开始付诸实施。第二份计划是否会实施？何时实施？这是莫斯科最关心的问题。佐尔格必须尽快找到答案。
     到了年底，佐尔格找到了答案：日军的下一步目标仍是中国，而不是苏联。提供这一重要情报的是《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尾崎秀实。尾崎秀实比佐尔格早两年来到中国。他在日本上大学期间曾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到中国后目睹警察血腥镇压上海罢工工人，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在上海，尾崎结识了一些革命青年团体，开始为左翼文学刊物撰写文章。但他最为关注的仍然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他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许多介绍中国的文章，由于学识渊博，一针见血，观点鲜明，没过多久他便成了日本驻华最出色的资深记者之一。回到日本后，他于1937年成为日本首相近卫文的私人顾问。
     1930年底，通过《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的介绍，佐尔格结识了尾崎秀实。由于二人思想观点一致，很快成为至交。他们差不多一个月见一次面，交流信息和对时政的看法，会面地点有时在史沫特莱的住所，有时在某个饭馆。虽然后来尾崎在日本成为佐尔格小组的核心成员，但在中国的几年里，他并不知道佐尔格的特工身份。
     1932年新年前夕，尾崎秀实告诉佐尔格：日本将于近期加强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扩张与渗透，很可能将进攻上海。有关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尾崎秀实说，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他大国和中国满足日本的要求，允许满洲和内蒙实现自治，从而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对该地区的控制。此外，日本计划夺取中国的商业动脉。进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权。日本需要一个首先维护日本利益的南京zf”。佐尔格及时向莫斯科汇报了这一信息。1932年1月，日军南下进攻上海，事态的发展验证了佐尔格的情报。
     在佐尔格的特工生涯中，史沫特莱留下了特殊的印记。她在拉姆扎情报小组的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当指出的是，佐尔格和史沫特莱1928年都在莫斯科，他们很可能是在那里认识的。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在供词中写道：“我请她帮我组建在上海的情报小组，特别是帮我挑选中国的工作人员。我尽可能与她的所有中国朋友见面，努力结交那些愿意为了左翼事业而与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合作和工作的人。”
     史沫特莱对中国的了解与研究常常能帮上大忙，特别是她的那个卡片箱令佐尔格受益良多。卡片箱里收录了中国218名高级将领和地方军阀的详细资料，从身高、体重、相貌特征到性格特点、身份背景及观点言论等等。在有关直系军阀张宗昌的资料中，甚至包括他有38个老婆和情人的内容。
     佐尔格与史沫特莱的关系非常亲密，佐尔格曾不止一次试图帮助史沫特莱，并在给莫斯科的密函中对她大加赞扬。佐尔格的情报小组中并不包括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或许也并不完全清楚他的真实身份，但她被佐尔格小组列为“可靠人士”。从她那里，佐尔格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帮助，也许还有爱情……

营救牛兰夫妇
    
     30年代初，南京zf逮捕并审判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的事件轰动一时，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佐尔格小组曾全力参与营救牛兰夫妇。
     牛兰的真实姓名为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2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逆转，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机构遭到破坏。1928年春，牛兰被共产国际派往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建立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联络站。1930年3月，牛兰重返上海，领导联络站的工作，全面负责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及亚洲各国『非法字符屏蔽』之间的联络，策划、安排这些组织驻华机构的人员往来、秘密活动及经费筹措。共产国际通过牛兰的合法公司向亚洲各国左翼政党划拨经费。据记载，1930年8月至1931年5月期间，共产国际平均每月向中国『非法字符屏蔽』提供的资金达2.5万美元。
     为便于开展活动，牛兰夫妇持有多国护照，以化名登记了8个信箱，拥有10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店。1931年6月，英国警方在新加坡逮捕了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并从他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牛兰在上海的电报挂号和信箱号，牛兰夫妇因此被捕。由于牛兰同时是国际工会组织———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代表，因此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很快演变成一次世界性的运动。
     1931年8月20日，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在欧洲成立，其发起人包括爱因斯坦、蔡特金、德莱塞、高尔基、史沫特莱以及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等国际知名人士。共产国际也积极采取行动，由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亲自指挥营救，通过驻上海的拉姆扎情报小组与蒋介石夫人的姐姐宋庆龄取得联系，请她出面搭救牛兰夫妇。宋庆龄亲赴南京，数次到监狱探望牛兰夫妇。宋庆龄还就营救牛兰夫妇一事亲自与蒋介石谈判。有报道说，宋庆龄曾提出以留苏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换回牛兰夫妇，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牛兰夫妇于1932年被判死刑，后又减为无期徒刑，1937年8月底出狱后回到苏联。
     佐尔格小组不但在共产国际与宋庆龄之间牵线搭桥，而且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直接参与了营救牛兰夫妇的行动。佐尔格曾建议用美元收买有关人员。共产国际采纳了这一建议，派德国『非法字符屏蔽』员齐伯乐和布劳恩分别携带2万美元，从哈尔滨前往上海，将钱交给佐尔格，由佐尔格转交牛兰夫妇的律师，再由律师贿赂陪审员和法官。此举发挥了作用。特工布劳恩回忆，牛兰夫妇之所以没有被执行死刑，正是由于莫斯科方面买通了陪审团成员。据记载，莫斯科为此案花掉的费用高达10万美元。

暴露身份被捕就义
 
     营救牛兰夫妇花去了佐尔格大量时间与精力，同时也使他“走了光”。佐尔格在发给顶头上司、红军情报部门领导人别尔津的密电中说：“与律师和患者(指牛兰夫妇)的联系对我们的安全构成威胁。”别尔津在电文下面批示：“我们早该脱身了。”
     国民党警察从1931年7月开始监视佐尔格在上海的住处。警方的监视报告称：佐尔格很少回家，回家后“常与朋友下棋，时常接到电话。接电话时非常小心，尽量不让别人听到”。
     1932年10月10日，别尔津收到上海密电：“我们从中国线人那里得知，南京方面似乎已发现一名军事间谍的踪迹。据说此人是一名德国犹太人。根据从当地德国人那里听到的消息，我们认为，各方怀疑线索正在拉姆扎身上聚拢。请指示，拉姆扎是否一定要等到接替人选来了之后才能离开，还是可以提前撤离？”别尔津在电报上批示：“尽快撤离……”
     11月15日，拉姆扎小组来电：“拉姆扎已于11月12日从上海启程前往日本，21日将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佐尔格回到苏联后不久，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前往日本，开始了他特工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后，佐尔格曾短暂回到中国，亲眼见证南京大屠杀，将拍摄下来的一幅幅骇人照片寄回德国。1941年11月，尾崎秀实和佐尔格在东京相继被捕。三年后，两人同时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