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32年間，蘇聯最優秀的特工之一理查德·佐爾格以德國著名記者的身份為掩護，領導他的情報小組在中國搜集了大量情報，特別是關於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計劃,成為蘇聯判斷德國和日本戰略意圖的重要參考。本文首次最大限度地還原了這段歷史，披露了佐爾格和他領導的小組30年代在中國所從事的情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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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專家”佐爾格博士
 
     1930年1月10日，一艘日本客輪停靠在上海港，船上走下一名高個男子，約35歲左右，微跛。他文質彬彬，雙目明亮清澈，其證件上寫着：德國記者理查德·佐爾格博士。
     一周后，佐爾格來到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向德國總領事科倫貝格男爵遞交了德國外交部新聞司簽發的介紹信。信中寫道：“理查德·佐爾格博士，家住柏林，現前往上海研究中國的金融和農業問題。敬請協助佐爾格博士收集相關資料。”“研究金融和農業問題？”科倫貝格皺起眉頭嘟囔着，隨即又似有所悟，心照不宣地沖佐爾格使了個眼色，“明白了……”他以為佐爾格肩負着柏林方面的特殊使命。“我們德國人應當互相幫助。我建議您想辦法結識蔣介石zf的德國軍事顧問團成員。”科倫貝格簽發了多封介紹信，將他介紹給上海的德國商人以及其他國家駐上海的外交官。
     佐爾格的中國之行頗費周折，經過了蘇聯紅軍總司令部4局(負責軍事情報工作)的周密安排。他在莫斯科接受了任務後先前往德國，目的是獲得記者身份並拿到推薦信。
     早在20年代初期，佐爾格在法蘭克福大學社會學系擔任助教期間，曾在該校刊物《社會學雜誌》上發表多篇文章。這些文章此時派上了用場。他造訪母校，與《社會學雜誌》達成合作意向，得到推薦信。隨後又與《德國農業報》和德中協會取得聯繫，受二者聘用，負責中國農業和金融問題的報道與研究。緊接着，佐爾格又來到美國，經德國駐紐約總領事館介紹，與美國報界取得聯繫。他同意以“亞歷克斯·約翰遜”為筆名無償供稿，又拿到了幾家美國報紙駐華特約記者的證明信。於是，“資深記者”佐爾格帶着一大摞介紹信、推薦信和記者證，輾轉來到上海。沒過多久，佐爾格便在上海的外國記者圈內成為著名人物。

德國顧問透露秘密
 
     佐爾格到中國的主要任務是搜集有關中國政治、軍事和外交方面的情報，深入了解英法美日的對華政策。他精通英語、法語和俄語，來華前後，又在很短的時間內掌握了漢語和日語。他在蘇聯情報界使用的名字是“拉姆扎”，他負責的情報組織網絡因此被稱為“拉姆扎小組”。該小組有14名核心成員，其中有波蘭人、德國人和中國人。幾個月後，佐爾格又將自己的情報網絡擴展到了廣州、天津等地。莫斯科每月劃撥的經費約為8000英鎊，來自歐洲的情報人員每人每月經費為200美元，女情報人員150美元，亞洲人更少些。
     佐爾格接受了科倫貝格總領事的建議，到上海一周后便啟程前往南京，下榻一家有德國人居住的賓館。在賓館的酒吧里，佐爾格“邂逅”了南京zf的德國軍事顧問吉爾貝特上校。幾次會面後，兩人便成了“朋友”。
     德國軍事顧問團來華的官方任務是幫助蔣介石改組軍隊和抓軍工生產。吉爾貝特向佐爾格透露，德國人的真正目的是把中國當作德制武器的試驗場，派德國官兵到中國接受實戰訓練，為德國軍隊培訓骨幹。一戰後，德國受制於凡爾賽和約，軍隊人數和軍備發展受到嚴格限制。但德國正在秘密研製新式武器，擴軍備戰。各種援外軍事項目便成了這計劃中的一環。佐爾格曾應吉爾貝特之邀，赴漢口郊區參觀一次武器試驗。他看到新式德制遠程大炮威力無比，天空中戰機轟鳴，地面模擬工事被炸得粉碎……“飛行員是中國人嗎？”佐爾格問。

“清一色的德國人。”吉爾貝特自豪地回答。

     佐爾格及時地將上述情況向莫斯科作了匯報。吉爾貝特後來接替科倫貝格出任德國駐上海總領事，但仍擔任軍事顧問。他仍像以前一樣，常常領着自己的記者老鄉視察漢口和長春等地的中德軍事試驗場。他們還一同前往開封和西安，視察正在圍剿中國紅軍根據地的蔣介石嫡系部隊，這些部隊裡的德軍顧問實際上扮演着指揮官的角色。
     “我們德國花這麼大力氣訓練中國人值得嗎？”佐爾格問。“我們需要他們的試驗場。我們也需要掌握實戰經驗。這些經驗很快會派上用場的。”

賽車結識蔣介石
 
     佐爾格到中國不久便結識了國民黨zf的一些軍政要員。在德國駐上海總領事舉行的招待會上，他結識了軍政部長何應欽。一次偶然的機會，佐爾格還認識了蔣介石。
     蔣介石是一名狂熱的汽車愛好者。他下令組建了一個賽車俱樂部，並親任俱樂部主席。佐爾格同樣是個賽車迷，加入了該俱樂部。一次比賽中，他駕駛着那輛並不怎麼樣的賽車在最後一段超過了排在第一位的蔣介石。蔣介石當時氣得臉都變了形———從來都是他第一，誰敢超過總司令？！只是快到終點時，佐爾格才克制了一下自己的好勝心，略微放鬆油門，讓蔣介石率先衝過終點。贏得冠軍的蔣介石顯得寬容慈善，他下車後徑直走到佐爾格跟前，主動伸出手，請教佐爾格的尊姓大名，並且執意邀請他到自己的郊外官邸做客。
     從此，蔣介石身邊的將軍們都愛跟佐爾格套近乎，見到他無不客客氣氣，點頭哈腰。

在中國的萬里“採訪”

     1930年5月，佐爾格前往廣州，並從那裡開始了他長達半年的內地“採訪”之行，足跡遍及南方多個省份，以及北京、天津、東北三省和內蒙古。他的辦公室牆上掛着一幅中國地圖，標出了他在中國的採訪行程路線。他半年的行程距離大約有10000公里。
     在“採訪”之餘，佐爾格憑藉其資深記者的身份、與德國總領事和軍事顧問的特殊關係以及與國民黨高官的“交情”，深入到許多連中國的達官貴人(更不用說外國人了)都去不了的地方。每到一個大城市，他都積極打入當地的德國人社交圈子和上流社會，廣結人脈，並在廣州、天津等地招募情報人員，設立情報網點。他很快便通過莫斯科派往上海小組的報務員———德國人馬克斯·克勞森發回大量情報，內容涉及蔣系軍隊的真正實力、武器裝備、軍隊部署，各派軍閥之間的關係，國民zf和直奉系北洋zf的對外政策與外交動向，美英法德日對華政策及其在中國的利益糾葛、相互矛盾和實力對比。
     佐爾格還密切關注中國『非法字符屏蔽』領導的蘇區的發展，並及時跟蹤蔣介石圍剿蘇區的情況，其中一份較為詳細的報告中說：“目前，蘇維埃運動在中部和南部的300多個縣蓬勃發展。蘇區擁有正規部隊36個軍，此外還有20萬民兵和大約100萬裝備較差的工農游擊隊員……蘇維埃zf致力於消除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一切封建殘餘勢力，沒收地主土地，將其分給農民，免除農民的債務———所有這些措施都使得蘇區為全中國的解放指明了道路。南京zf雖然得到了許多帝國主義國家廣泛而全面的支持，但無法消滅蘇區……”
     1930年底，佐爾格根據近一年的對華調研，通過克勞森向莫斯科發回了一份報告，對中國的形勢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並得出多條結論。不久，克勞森收到反饋，莫斯科對這份報告印象甚佳，建議佐爾格繼續特別關注中日關係。

尾崎秀實與史沫特萊
 
     1931年9月18日深夜，佐爾格的路透社同行打來電話：“你好，理查德！我剛剛收到東京發來的電報。滿洲陷入混亂，日本人開始占領東北！”
     佐爾格對這一消息並不感到突然。他早已估計事態會如此發展，並已預先將有關情報與分析發回莫斯科。當時日本軍部有兩份計劃，其內容均已被莫斯科獲知。其中一份為武裝入侵中國的計劃，另一份為對蘇作戰計劃。如今，第一份計劃已開始付諸實施。第二份計劃是否會實施？何時實施？這是莫斯科最關心的問題。佐爾格必須儘快找到答案。
     到了年底，佐爾格找到了答案：日軍的下一步目標仍是中國，而不是蘇聯。提供這一重要情報的是《朝日新聞》駐上海記者尾崎秀實。尾崎秀實比佐爾格早兩年來到中國。他在日本上大學期間曾參加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到中國後目睹警察血腥鎮壓上海罷工工人，從而更堅定了自己的信仰。在上海，尾崎結識了一些革命青年團體，開始為左翼文學刊物撰寫文章。但他最為關注的仍然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形勢。他在《朝日新聞》上發表了許多介紹中國的文章，由於學識淵博，一針見血，觀點鮮明，沒過多久他便成了日本駐華最出色的資深記者之一。回到日本後，他於1937年成為日本首相近衛文的私人顧問。
     1930年底，通過《法蘭克福日報》駐遠東記者、美國左翼作家史沫特萊的介紹，佐爾格結識了尾崎秀實。由於二人思想觀點一致，很快成為至交。他們差不多一個月見一次面，交流信息和對時政的看法，會面地點有時在史沫特萊的住所，有時在某個飯館。雖然後來尾崎在日本成為佐爾格小組的核心成員，但在中國的幾年裡，他並不知道佐爾格的特工身份。
     1932年新年前夕，尾崎秀實告訴佐爾格：日本將於近期加強對中國其他地區的擴張與滲透，很可能將進攻上海。有關作戰計劃已經制定。尾崎秀實說，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他大國和中國滿足日本的要求，允許滿洲和內蒙實現自治，從而在事實上承認日本對該地區的控制。此外，日本計劃奪取中國的商業動脈。進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權。日本需要一個首先維護日本利益的南京zf”。佐爾格及時向莫斯科匯報了這一信息。1932年1月，日軍南下進攻上海，事態的發展驗證了佐爾格的情報。
     在佐爾格的特工生涯中，史沫特萊留下了特殊的印記。她在拉姆扎情報小組的組建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應當指出的是，佐爾格和史沫特萊1928年都在莫斯科，他們很可能是在那裡認識的。佐爾格在日本被捕後，在供詞中寫道：“我請她幫我組建在上海的情報小組，特別是幫我挑選中國的工作人員。我儘可能與她的所有中國朋友見面，努力結交那些願意為了左翼事業而與我這樣一個外國人合作和工作的人。”
     史沫特萊對中國的了解與研究常常能幫上大忙，特別是她的那個卡片箱令佐爾格受益良多。卡片箱裡收錄了中國218名高級將領和地方軍閥的詳細資料，從身高、體重、相貌特徵到性格特點、身份背景及觀點言論等等。在有關直系軍閥張宗昌的資料中，甚至包括他有38個老婆和情人的內容。
     佐爾格與史沫特萊的關係非常親密，佐爾格曾不止一次試圖幫助史沫特萊，並在給莫斯科的密函中對她大加讚揚。佐爾格的情報小組中並不包括史沫特萊，史沫特萊或許也並不完全清楚他的真實身份，但她被佐爾格小組列為“可靠人士”。從她那裡，佐爾格獲得了許多寶貴的幫助，也許還有愛情……

營救牛蘭夫婦
    
     30年代初，南京zf逮捕並審判外籍人士牛蘭夫婦的事件轟動一時，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佐爾格小組曾全力參與營救牛蘭夫婦。
     牛蘭的真實姓名為亞可夫·馬特耶維奇·魯德尼克。20年代中期，由於中國革命形勢的逆轉，共產國際駐中國的機構遭到破壞。1928年春，牛蘭被共產國際派往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護，建立共產國際聯絡部中國聯絡站。1930年3月，牛蘭重返上海，領導聯絡站的工作，全面負責共產國際執委會及遠東局、青年共產國際與中國及亞洲各國『非法字符屏蔽』之間的聯絡，策劃、安排這些組織駐華機構的人員往來、秘密活動及經費籌措。共產國際通過牛蘭的合法公司向亞洲各國左翼政黨劃撥經費。據記載，1930年8月至1931年5月期間，共產國際平均每月向中國『非法字符屏蔽』提供的資金達2.5萬美元。
     為便於開展活動，牛蘭夫婦持有多國護照，以化名登記了8個信箱，擁有10處住所、兩個辦公室和一家商店。1931年6月，英國警方在新加坡逮捕了共產國際信使約瑟夫，並從他攜帶的文件中發現了牛蘭在上海的電報掛號和信箱號，牛蘭夫婦因此被捕。由於牛蘭同時是國際工會組織———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處駐上海的代表，因此營救牛蘭夫婦的活動很快演變成一次世界性的運動。
     1931年8月20日，保衛牛蘭夫婦委員會在歐洲成立，其發起人包括愛因斯坦、蔡特金、德萊塞、高爾基、史沫特萊以及孫中山先生的遺孀宋慶齡等國際知名人士。共產國際也積極採取行動，由書記皮亞特尼茨基親自指揮營救，通過駐上海的拉姆扎情報小組與蔣介石夫人的姐姐宋慶齡取得聯繫，請她出面搭救牛蘭夫婦。宋慶齡親赴南京，數次到監獄探望牛蘭夫婦。宋慶齡還就營救牛蘭夫婦一事親自與蔣介石談判。有報道說，宋慶齡曾提出以留蘇的蔣介石之子蔣經國換回牛蘭夫婦，但遭到蔣介石的拒絕。
     牛蘭夫婦於1932年被判死刑，後又減為無期徒刑，1937年8月底出獄後回到蘇聯。
     佐爾格小組不但在共產國際與宋慶齡之間牽線搭橋，而且在共產國際的要求下直接參與了營救牛蘭夫婦的行動。佐爾格曾建議用美元收買有關人員。共產國際採納了這一建議，派德國『非法字符屏蔽』員齊伯樂和布勞恩分別攜帶2萬美元，從哈爾濱前往上海，將錢交給佐爾格，由佐爾格轉交牛蘭夫婦的律師，再由律師賄賂陪審員和法官。此舉發揮了作用。特工布勞恩回憶，牛蘭夫婦之所以沒有被執行死刑，正是由於莫斯科方面買通了陪審團成員。據記載，莫斯科為此案花掉的費用高達10萬美元。

暴露身份被捕就義
 
     營救牛蘭夫婦花去了佐爾格大量時間與精力，同時也使他“走了光”。佐爾格在發給頂頭上司、紅軍情報部門領導人別爾津的密電中說：“與律師和患者(指牛蘭夫婦)的聯繫對我們的安全構成威脅。”別爾津在電文下面批示：“我們早該脫身了。”
     國民黨警察從1931年7月開始監視佐爾格在上海的住處。警方的監視報告稱：佐爾格很少回家，回家後“常與朋友下棋，時常接到電話。接電話時非常小心，儘量不讓別人聽到”。
     1932年10月10日，別爾津收到上海密電：“我們從中國線人那裡得知，南京方面似乎已發現一名軍事間諜的蹤跡。據說此人是一名德國猶太人。根據從當地德國人那裡聽到的消息，我們認為，各方懷疑線索正在拉姆扎身上聚攏。請指示，拉姆扎是否一定要等到接替人選來了之後才能離開，還是可以提前撤離？”別爾津在電報上批示：“儘快撤離……”
     11月15日，拉姆扎小組來電：“拉姆扎已於11月12日從上海啟程前往日本，21日將抵達符拉迪沃斯托克。”佐爾格回到蘇聯後不久，又接受了新的任務前往日本，開始了他特工生涯中最輝煌的一頁。1937年，日軍攻占南京後，佐爾格曾短暫回到中國，親眼見證南京大屠殺，將拍攝下來的一幅幅駭人照片寄回德國。1941年11月，尾崎秀實和佐爾格在東京相繼被捕。三年後，兩人同時被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