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 2008-12-21 11:22:26   鳳凰文化

陳伯達: 紅極一時的中共“第四號人物”

在毛主席眾多秘書當中，陳伯達是擔任秘書時間最長的一個，前後共達31年。
陳伯達1904年生，福建惠安人，原名陳尚友，1937年到達延安。一個偶然的機會，陳伯達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那是在延安一次座談會上討論孫中山思想， 會上對孫中山思想的階級性發生了爭論。一種意見說，孫中山的思想屬於小資產階級；另一種意見認為孫中山的思想屬於民族資產階級，爭論頗為激烈。就在這個時 候陳伯達開始展示他的本領了，由於他說話口音太重，所以他發言時儘量把語速放慢，以便讓大家都聽懂。陳伯達採用了對立的雙方加以統一的方法討論孫中山思想 而引起毛主席的注意，他說：“我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有兩個兩重性——既包括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又包括民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毛主席稱讚“ 很恰當地分析了孫中山思想的階級屬性問題”，會後毛主席還專門把陳伯達留下來了解了一下他的情況，隨後毛主席又邀他參加接待外賓的宴會。當他得知陳伯達通 曉古代哲學，而他正巧也對中國古代哲學饒有興趣時，他們之間便有了共同的話題，越談越投機，竟把美國客人擱在一邊……這一天成了陳伯達一生的轉折點，從此 他成為毛主席的秘書。陳伯達成了毛主席的秘書後，毛主席讓他超脫於一般秘書事務，主要從事政治理論研究工作。

陳伯達號稱“理論家”、“中共一支筆”，他手中的筆一直在寫文章：民主革命時期，他寫下了《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四大家族》、《評〈中國之命運〉》 等，解放後他又寫下了《論毛主席思想》、《斯大林和中國革命》，參與起草了“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決議”、關於社會主 義教育運動的“二十三條”、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等。
陳伯達善於見風使舵，察言觀色，在“文革”中紅極一時，成為中共“第四號人物”，是中共九屆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同時又是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的組長。1967年，在打倒王力、關鋒、戚本禹之後，中央文革小組只剩下5個人。在這5個人之中，張春橋、姚文元是江青的“嫡系部隊”，康生是江青的“軍 師”，陳伯達這個組長處於孤立地位，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尤其他看到自己寫的“九大”政治報告被毛澤東原封不動地送回，不禁失聲痛哭，甚至有過輕生的念 頭，遭到江青的挖苦諷刺；經過抉擇，他決定投靠黨內第二號人物林彪，成為林彪的“軍師”。1970年，毛澤東敲山震虎，痛批陳伯達，即所謂“批陳整風”。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飛機外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溫都爾汗。此時因廬山會議正在被審查的陳伯達，立即成了被關注的對象。“四人幫”想趁機將 陳伯達置於死地，將他關進了秦城監獄。
對於監獄中有所優待，陳伯達說，我自己以為優待我是因為我在阜平時救過毛主席。1948年春天國民黨飛機轟炸阜平，那天早上我聽到飛機響，趕緊跑到毛主席 那裡，他正在猶豫，我說飛機就在頭頂上，要趕快走。他聽我一說，就走了。他繞過一道牆，聽警衛員說我還未走，回頭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走到安全地 方，我趕快離開，剛跑到院子外，炸彈就已經投下來了，正好炸在院子當中，房子玻璃全被彈片打碎了。如果晚走一步是很危險的。這件事本來從沒有對別人說過。 1971年逮捕我，我在監獄門口不肯進去，大聲說過：“我救過毛主席！”開始關我的地方條件很差，大概我說的話傳上去了，幾天后把我轉到一個三層樓上，生 活很優待……

陳伯達告訴曾周揚：“我垮台主要是因為和江青發生衝突，在廬山我還和周總理談到過：江青曾幾次想離開主席……”。

周小舟：用自殺為領袖“祝壽”

1912年，周小舟出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黃荊平鄉獅龍橋一個地主家庭。1931年8月，周小舟從湖南大學預科班畢業，進入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國文系就讀。 1935年，周小舟進入北方局聯絡部工作，奉命參加南京談判。這時，他正式開始使用周小舟這個名字。周小舟四上南京，唇槍舌劍，在談判桌上表現得英勇機 智。談判結束後，他將談判的所有資料全部送交延安，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好評。聰穎伶俐的周小舟深得毛澤東喜愛，黨中央將周小舟調到中央軍委，成了毛澤東 的秘書。
1953年，周小舟任湖南省委書記兼副省長、省政協主席、省軍區政委。1956年6月，毛澤東到湖南視察工作，十分滿意湖南的大好形勢。他對周小舟說：“蘇東坡講‘駕一葉之扁舟’，那說的是‘小舟’，你已經不是小舟了，你成了承載幾千萬人的大船了！
周小舟意氣風發地駕着湖南大船走進1957年。對於那場突如其來的反右鬥爭的暴風驟雨，周小舟是缺乏思想準備的。到了9月，省直機關千軍萬馬反擊右派，戰 果十分“輝煌”，“查出的右派比7月底增加3倍多，黨內右派比7月底增加4倍多”。在他非常熟悉的《湖南日報》編輯部里，竟揪出了一個在全國僅有的特大的 “反黨右派集團”。那些敢于堅持正確辦報方針的全部業務骨幹幾乎一網打盡，都成了右派。

1958年12月，彭德懷回湖南搞調查研究，周小舟陪同他視察湘潭。經過三天的接觸，周小舟發現他倆的許多觀點完全一致，談得十分融洽。彭德懷給當地的干 部規定了八不准：不准搞瞎指揮，不准浮誇，不准說假話，不准搞強迫命令，不准打人，不准罰口糧，不准拆社員房屋，不准毀風景林。

1959年7月，中共“廬山會議”，本來是進一步糾正“左”的錯誤，突擊“大躍進”，可是由於彭德懷的一封信，形勢突變，發動了錯誤地批判以“彭德懷”為 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鬥爭，造成嚴重的後果，彭德懷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頭子。而時任湖南省第一書記的周小舟，也因幾句“不合時宜”的發 言，深陷政治鬥爭的漩渦，被打入反黨集團——在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鬥爭運動中，終結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湖南的周小舟和周惠，原來都是支持彭德懷的，周惠因講了不少真話在會上受到批評。毛澤東對原來持彭德懷看法的人極力分化瓦解，爭取歸順。為了“挖彭德懷的 牆腳”，找周惠到美廬（毛澤東的住處）單獨談話。周惠承認了錯誤，就沒有列入反黨集團。毛澤東也曾想把周小舟拉過來，8月1日，給周小舟寫信，信中說：“ 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並且和周小舟談了一個通宵，曉之以利害。毛告訴周，只要他寫一個檢討，起來揭發彭德懷，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 周小舟流着眼淚對毛澤東說：“主席，我不能寫這樣的檢討，彭總的意見書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訴他的，是我們動員他找主席談的。我以為他的身份向主席談可以起 作用，他才寫的，我麼能批彭總呢？”毛澤東揮手說：“你走吧！”
周小舟站起來誠懇地說：“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書記到湖南去可能對情況不熟悉，我請主席考慮，還是讓周惠回去，他熟悉情況，可以當好新書記的助手。”周 小舟將所有的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臨下山時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囑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並請他幫自己照顧妻室兒女。周小舟沒有“迷途知返”，因而受到激烈 的圍攻，但他還是堅持到底，1962年對右傾主義分子甄別時，中央規定對周小舟不甄別。

1962年4月28日，周小舟離開大瑤，調往廣州，任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副院長，不參加黨組，排最後一名。

1966年，十年動亂開始了，周小舟首當其衝。廣州梅花村他家的門上，貼滿了大字報。接下來是夜以繼日的批鬥。

1966年12月25日，周小舟受完不堪凌辱的批鬥後，造反派又勒令他明天上午8時報到。這一天晚上，周小舟服用了大量安眠藥品。12月26日早上，當人 們看到他的時候，周小舟已離開了人間。在毛主席73歲生日的那一天，他老人家曾經的秘書周小舟以死“祝壽”。此時周小舟只有54歲。

李銳：福禍皆因諍言生

毛澤東比李銳大了整整兩輪。既是同一屬相，又都是湖南老鄉。五十年代，李銳在電力工業部主抓水力發電。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後，1957年，毛澤東發動了“大躍進”，就在1958年南寧會議上，關於三峽工程的爭議，引起了毛澤東對李銳的關注。
毛澤東要在長江上大展宏圖由來已久。1953年視察長江時他就對上三峽工程表示讚許。1956年成立長江流域規劃辦，實際上三峽工程已在開始實施中。毛澤 東做的都是驚天動地的大事，“高峽出平湖”就是一件。當時林一山就催中央趕快上馬，而李銳卻有不同意見。他寫文章秉筆直書，認為三峽工程急於上馬帶有很大 的主觀性、片面性和隨意性，不要說七八年修不好，十年內也辦不成。這次二人決定在毛澤東面前辯論。林一山學識豐富，口才出眾，先講了兩個多小時，談古論 今，盡述建三峽工程好處多多，遠景美好。李銳簡潔扼要，針鋒相對，列舉國力、技術、國防、移民等諸多問題，發言沒有超過半小時，毛澤東等領導同志認為他思 想別有見地，使人大受啟發。最後還是毛澤東拍板說：講了不算數，你倆各寫一篇文章，三天交卷。林、李奉命行文，林一山寫了兩萬字，李銳寫了八千字，文中有 一段話特別發人深思：“三峽水電站所有重大技術問題，可以說無一不超過當前世界水平很遠。當然這一點嚇不倒我們，但問題是需要時間……”這場辯論以李銳的 意外獲勝結束。

毛澤東看中李銳這支筆，指着李銳說：“我們要有這樣的秀才。”南寧會議散會前，毛澤東要李銳當他的秘書。李銳忙說恐怕不成，水電業務忙得很。毛澤東說是兼職的嘛。事情就這樣定了。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廬山會議召開，李銳以毛秘書的身份參加。當時對“大躍進”、“浮誇風”反對的人也不少，只是不便直說。李銳卻不顧田家英 跟他談到毛常“有出爾反爾之事，有時捉摸不定，莫測高深，令人無所措手足，真是很難伺候”的警告，以為毛真喜歡講真話的人，大膽直說，滔滔不絕，結果釀成 大禍。尤其在對待彭德懷萬言書問題的表態上，胡喬木發言時沒有提及，田家英沒有發言，陳伯達狠批彭信，而只有李銳表態：“彭總的信把一些意見提出來做對立 面，引起大家深入討論，這種精神是好的……”是導致他被列入“反黨集團”追隨者的一個重要原因。毛澤東是不贊成彭德懷的，而李銳是贊成的，那麼李銳就是不 贊成毛澤東。這讓毛澤東感到自己的領導路線受到了挑戰。而況那時的政治氣候，有專斷的毛澤東，有抓人把柄的柯慶施、陳伯達、康生，更有眾多一邊倒，明哲保 身的人，那些聲音正確與否並重要。於是毛不再看重李銳，不再信任李銳，任憑他怎麼檢討，都是無益的；於是李銳開始和彭、黃、張、周一起在小組會上受批判。 接下去李銳就只好檢討，因為“太不深刻”而沒有通過。後來彭德懷等四人被定為反黨集團，李銳被定為“彭德懷反黨集團的追隨者”，被開除黨籍，不斷批鬥，直 到1967年8月被關入秦城監獄。
1975年是李銳在牢獄中的第八個年頭，他在牢房裡度過了58歲的生日。此前，大牆外面發生了一系列政局變化，鄧小平被重新啟用，中央做出決定，除了與林 彪集團有關的審查對象外，對秦城監獄長期關押的高級幹部300多人予以釋放，李銳終於走出監獄高牆，但又被安排重回安徽磨子潭水庫接受“改造”。直到四年 後“兩個凡是”被推翻，李銳才被平反昭雪，不久就出任電力工業部副部長、國家能源委副主任。

李銳能夠活下來，而且至今建在，並以自己的經歷秉筆直書，寫過不少歷史著作。其中尤以他晚年寫的《廬山會議真面目》、《毛澤東的晚年悲劇》、《大躍進親歷 記》最具價值，三書的內容多是其擔任毛澤東兼職秘書一年多的親歷親聞，既可以稱為“毛澤東晚年研究”，也可說是從“從大躍進到文革”的中國史研究。李銳性 格上書生氣很重，有點像田家英。他在給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舉辦的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學術討論會的發言稿中，對毛有過比較全面的評價。摘要如下：

●對毛澤東的評價，在他生前當然是無比崇高。一曲《東方紅》唱遍全國城鄉。林彪更給他上了“四個偉大”的尊號。“文革”十年中對他的崇拜已如宗教聖主。可 是，他辭世剛四年，即經全黨四千高層幹部討論後，通過了黨的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儘管《決議》說，“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但總是以 黨的決議形式，正式提出他犯有嚴重錯誤這一問題了。要知道，毛去世前有過“我生平做了兩件大事”的遺言，就是擔心有人翻“文革”之案。

●關於毛一生功罪，我說過三句話：革命有功，執政有錯，“文革”有罪。……我可以補充一句中國古人忌諱之言：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即以暴力奪得革命的勝 利，仍以暴力（階級鬥爭）執掌政權是決不可行的。暴力即有死人的問題。毛是決不怕死人的，死多少也無所謂。內戰時期的肅反，從打ＡＢ團起，自己殺自己人死 了十萬。不總結教訓，延安繼續搞搶救運動，總算提出“一個不殺”的方針。不怕打核大戰，說中國死了幾億，還有幾億。“大躍進”餓死四千萬人。歷次政治運動 傷害了幾千萬人，被迫致死幾百萬人。葉劍英說過，“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萬人，整了一億人。這些數字難道不可怕嗎？這些數字意味着什麼，我們弄清楚了嗎？

● 毛青年時代就信奉鬥爭哲學，留下名言：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其樂無窮；認為所行只對自己負責。從事革命後，他接受了中國農民革命傳統中的痞子精神（這種 精神貫穿到“文革”的“造反有理”，發動紅衛兵運動）。……他的文章、風度、談吐，他的博古通今，無所畏懼，確實獨具魅力，使人甘拜下風。在戰爭年代，在 “三座大山”壓迫之下，他審時度勢，基本做到了實事求是，《新民主主義論》是他的理論高峰。延安整風運動使他成為黨的絕對權威。執掌全國政權之後，“三座 大山”消失，更要以“毛澤東思想”來征服天下。1950年頒布的“五一節口號”，最後一個“毛主席萬歲”是他自己加上去的。於是天下歸心，君師合一，惟我 獨尊，一言九鼎。尤其斯大林問題出來之後，更是無所顧忌，我行我素，更不容拂逆，而一意孤行了。與天地斗的“大躍進”，明知出現了錯誤，但皇帝決不能下“ 罪已詔”，還在會議上正式提出：“要一點個人崇拜。”林彪逢迎投好：大講“四個第一”，只讀“老三篇”，身上掛像章，手搖小紅書，“一句頂一萬句”，高呼 萬歲、萬萬歲。

●毛澤東……對民主的理解也只認為是一種手段，“要讓人家說話”，不過是恩賜而已。他需要人人都聽命於己，都做馴服工具；可說並不懂得沒有自由就沒有創 造，扼殺不同意見必導致思想停滯和僵化。他晚年愛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這是對左右和掌權者說的，殊不知正好諷刺了自己：過去受“三座大山 ”壓迫時最聰明，一朝君臨天下便愚蠢了。

●他覺得知識分子有點知識，有思考的習慣，難免遇事多嘴多舌，影響號令施行。於是延安整風運動得以發展，從批胡適，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一直折騰到“ 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以至說道：“書讀得愈多愈蠢”，“知識越多越反動”。於是，青年學生統統趕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愚民政策得以風行。終 於使得人不成其為人，歷史倒退下去，經濟到達崩潰的邊緣。還記得毛當年說過，“大學還是要辦的”，卻明白宣稱僅僅限於理工大學。其意即在堅船利炮的器物層 面得抓緊，研究“兩彈一星”的技術人員還是需要的，而不再要培養人文知識的文科大學了。由此可見，不實行民主法治，權力不受制約，文采武功不亞於歷代雄主 明君的毛澤東，讓其一意孤行，可以荒唐到何種程度！所以我信服西方這相同意義的詞語：個人崇拜即邪教也。

●在蘇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問題之後，毛說過，如果在英美這樣的國家，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英美民主法治的國家，任何人都不能違憲，政治家都必須遵從選 民的意志，也沒有不受制約的權力，當然不可能發生斯大林式的獨裁暴政。毛對此是有所認識的。可是他擺脫不了“馬克思加秦始皇”這雙重權威，尤認為“列寧、 斯大林兩把刀子不能丟”；也就是擺脫不了一生的自我成見。他最後做到了十年“文革”，想以此達到他的理想（實為幻想），這是中外古今任何一個專權執政者都 做不到的，只有自詡為“馬”加“秦”的，即接受並發展了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且繼承了中國自古專制傳統的毛澤東才能做到。因此，毛澤東的成也蕭何、敗也蕭 何的一生，關係歷史太大，值得我們弄清全部事實，仔細加以研究。

●歷史學家的責任就是要將歷史及其有關人物的事實，尤其是長期不為人知的事實，一一清理出來，公之於世。從而使後代人徹底清醒過來，接受教訓，以史為鑑，更理性地前進。我們要學習司馬遷的春秋史筆，決不要再遮遮掩掩過日子。
另外還有一段是李銳2003年03月01日接受《21世紀環球報道》記者採訪時說的：

●在我們這個有幾千年封建專制傳統的國家，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做法，搞個人崇拜，專制獨裁，是不容易徹底清除的。在西方，"個人崇拜"(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個同義詞。"文革"那一套，難道不就是邪教嗎？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搖小紅書，真是邪透了。……毛澤東的陰影現在仍然籠罩着 我們。我們必須把毛澤東搞清楚。這樣才心中有數，以後就不會再重複錯誤。……要講信仰，只能信仰科學，信仰真理，不能信仰哪個個人及其學說。信仰屬於宗 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