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國父的命令，約會蘇俄代表馬林，籌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報聘，並考察其軍事政治和黨務。十六日，我率同沈定一、王登雲、 張太雷等，由上海啟程。二十五日從滿洲里入俄境，九月二日到莫斯科。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啟程回國，十二月十五日回到上海。我就把這叄個多月旅行、考察和會談 所得的資料和印象，寫成「游俄報告書」，寄奉國父。這時候，國父屢次催我回廣州親自詳報，十叄年一月十六日，我到廣州，即向國父再作口頭的說明。

    在這叄個月的期間，我們曾對蘇俄黨務、軍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組織，參觀其設備，並聽取其負責者對於實況的說明。其黨務方面，我們考察俄國共產黨中央黨 部，由其政治局秘書羅素達克（Ｒｕｄｚｕｔａｋ）說明俄國革命的經過，及其當時建黨的情形。我們又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會議，我在會議時，說明中國國 民黨以叄民主義為革命的最高目標，自信其在兩叄年內必有成功的把握，並指出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實際情形及實際工作，還有隔膜，希望其國際共產黨幹部多 到中國來考察。當我回國的前夕，乃接到他共產國際對我中國國民黨的決議文，觀其論調，對中國國民革命沒有真切的認識，而其對中國社會，強分階級，講求斗 爭，他對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對付革命敵人的策略為更多，殊不勝其慨嘆。

    軍事方面，我們在莫斯科考察紅軍及其各兵種各級學校與軍隊黨部的組織。我們在彼得格勒，考察〔第28頁〕海軍大學等各級學校，並參觀克隆斯達軍港 （Ｋｒｏｎｓｔａｄｔ）及其艦隊。我的印象是他在莫斯科的陸軍學校和部隊，組織嚴密，軍容整齊，而其在彼得格勒的海軍學校和艦隊，卻是精神頹唐，士氣消 沉。兩年前，克隆斯達軍港曾以海軍軍士為中心，發生革命，反對布爾雪維克的專制獨裁，和戰時共產主義的殘暴措施。這一革命不久即歸失敗。當我們到彼得格勒 考察時，其地方當局和海軍官員對此亦諱莫如深，但是我從當地軍民的精神上，還是看得出其創痛的痕跡。

    政治方面，我們訪問其政府的部會，考察其村蘇維埃、市蘇維埃，並參加莫斯科蘇維埃大會。我參觀他各級蘇維埃討論與決議等情形，並與其黨政要員談話之間，無 形中察覺其各部分，無論在社會中間，或是俄共中間的鬥爭，正是公開的與非公開的進行；而且更認識了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 的叄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像所能及的。

    俄共的領導者，對於我們代表團的參觀和考察，無論其黨政軍各方面，到處都表示熱烈歡迎，並懇切接待。但是我和他們商談中俄之間的問題，而涉及其蘇俄利害有 關的時候，他們的態度便立刻轉變了。我訪問蘇俄，正是加拉罕發表其對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宣言之後，他到中國來與北京政府談判新約的期間。十二年一月二十六 日共同宣言中，越飛亦聲明蘇俄「決無在外蒙古實施其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立之意」。但是我與蘇俄黨政負責者，談到外蒙古問題，立即發現他們對於外蒙 古，絕對沒有放棄其侵略的野心。這一點不只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蘇俄所謂援助中國獨立自由的〔第29頁〕誠意所在。

    當我到莫斯科的時候，列寧病重，陷入沉迷狀態，不能晤面。我會晤了蘇俄黨政及軍事負責諸人，他們說到蘇俄的國家政策和革命戰略，都是遵守列寧所指示的路線。我在莫斯科期間，與托洛斯基相談最多，而且我認托洛斯基的言行亦最為爽直。

    我在離開莫斯科以前，最後與托氏告別的一次談話時，他與我討論亞洲各國革命問題，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與土耳其。他又特別提起其在德國與波蘭革命失敗的 經過情形，加以分析；最後再談到援助我們中國國民革命的問題。托洛斯基託我回國要口頭報告我們國父的一點，就是：他們蘇俄自一九二○年對波蘭戰爭結束以 後，列寧對於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應在道義與物質上予以儘量援助，但不復使用其正式軍隊直接參 戰，以避免其在各國革命期間，再對蘇俄引起民族有關的問題。所以他又鄭重的說：「蘇俄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軍隊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與經濟 等需要，都當盡力所能，積極援助。」他並且代表列寧對我國父致敬。他這一段話，使我特別注意。

    在蘇俄黨政各方負責諸人之中，其對我國父表示敬重及對中國國民革命表示誠意合作的，除加密熱夫、齊釆林是俄羅斯人之外，大抵是猶太人為多，他們都是在帝俄 時代亡命歐洲，至一九一七年革命才回俄國的。這一點引起了我特別注意。我以為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拉迪克與越飛等，比較關切中國國民黨與俄國共產黨的合 作。可是越飛自中國回俄之後，已經失意了。

    我並且注意到當時列寧臥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產黨內，以托洛斯基為首要的國際派與史達林所領導的國內組織派，暗鬥如此激烈，我〔第30頁〕就非常憂慮他們 這樣鬥爭，必於列寧逝世之後，對於中俄合作的關係，更將發生嚴重的影響。綜括我在俄考察叄個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無形之中，發生一種感覺，就是俄共政權 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至於共產黨在當時對我們中國國民黨 所使用的分化、隔離、製造鬥爭等各種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

    只就其在我們訪俄代表團內組織而言，本團四人之中，叄人都是國民黨員。只有張太雷一人是共產份子。訪問團一到俄國，他就施展其分化工作，杷沈定一誘到他一 邊，與我們對立起來。於是代表團各種計畫、考察工作、對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見和主張，都不能一致。由俄回國之後，共產黨以訪俄代表團內部意見紛歧為藉口， 來抵銷我們對蘇俄的真相，考察所得的報告書。

    我在報告書裡，陳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並向國父面陳我對於國共合作的意見。十叄年叄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愷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見，坦率說明，並將這一函件，同時抄送各常務委員，以補充我游俄報告的意見。

    「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信仰，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 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叄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國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中之黨員也。而我 國黨員之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第 31頁〕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將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其能有成者，決無此理。國人程度 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寧有是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 已。」

    我們了解　國父當時聯俄容共的政策，乃是為求中國革命力量的集中和意志的統一，如果中共願為國民革命努力，那我們儘可把中共這一分力量納入本黨領導之下。

    至於當時革命的形勢，我們要為國民革命建立一個根據地，只有廣州是最為理想的所在。但是廣州，乃為英法舊殖民地主義的勢力控制之下的商業都市。我們中國國 民黨在這裡集結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政府，要從這裡出師北伐，求得國家的統一與獨立，必須爭取國際上的援助和同情。然而西方列強若不是與我們革命政府為敵， 就是對我們國民革命袖手旁觀，更無仗義援手的國家可覓。適於此時，俄國共產黨初得政權，以聯合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和扶助東方民族獨立為號召。我們國民革命得 到他這一消息，無異認為是中國革命的福音來臨，幾乎視為人類的救星。故對於他的援助，自是竭誠歡迎而並不有所致疑。國父聯俄政策的決定，當然這是一個重要 的關鍵。在我未往蘇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 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地主義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 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第32頁〕

    我回到廣州報告之後，國父認為我對於中俄將來的關係，未免顧慮過甚，更不適於當時革命現實的環境。國父深信並言此時只有使中國共產黨份子能在本黨領導之 下，受本黨統一指揮，才可防止其製造階級鬥爭，來妨礙我國民革命進行。如我們北伐軍事一旦勝利，叄民主義就可如期實行。到那時候，縱使共產黨要想破壞我們 國民革命，亦勢所不能了。何況蘇俄對中國革命，只承認本黨為唯一領導革命的政黨，並力勸其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服從領導，而又不否認中國並無實行其共產主義 的可能呢？故仍堅持其聯俄容共的決策。但是我又在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發現共產黨份子挾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黨黨員盲從共產主義的迷惘心理，深以本 黨不能達成國父所賦予的任務為憂。於是代表大會閉會以後，我力辭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並將籌備處交給廖仲愷，而離粵歸鄉；直至當年四月，復感於國父函電的催 促不已，重責我革命黨員，應以服從命令為天職，而堅不准辭；復派戴季陶同志來奉化，轉達其准許我不聞黨政，專辦軍校的要求相約，我乃重返廣州，接受黃埔軍 校校長的任命。

    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國父逝世，當時我正率領黨軍，在東江討伐陳炯明，已經平定潮梅。十五日，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黨軍改稱為國民革命軍。國民革命至此始有完整的廣州，與統一的廣東，做了革命根據地。
 
   此時本黨反共態度的黨員，在北京上海另行集會，即「西山會議派」。本黨在廣州的中央負責幹部，尚能一致團結，並沒有顯著的裂痕。但是共黨這時對本黨內部的 分化作用，更加積極，挑撥構煽，製造左右兩派，指胡漢民戴季陶及反共的本黨黨員為「右派」，指汪兆銘廖仲愷及親共的本黨黨員為「左派」，而挑撥胡汪間之互 相猜疑與衝突。八月二十日，廖仲愷被刺，本黨中央更陷入危疑震撼的境地。
 
   民國十四年十月一日，因陳炯明重起叛亂，我率師再度東征。這一役，攻克惠州城，收復海陸豐，再定潮梅。我還在潮汕的時候，共黨已在廣州散佈謠言，對我誣衊 中傷，反對北伐，並攻擊我個人為新軍閥，破壞本黨的北伐計畫。我知道這是莫斯科俄共的整個的策略， 而不僅是中共叛亂的開端，於是本黨處境的阽危，已到了極點。

    在十九日的夜間，我認為革命形勢至此，個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黨與革命的存亡絕續，是不許我再有猶豫的。我乃於二十日清晨，即在廣州衛戍司令部宣佈戒嚴，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共黨分子，收繳共黨分子所操縱的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槍械，並派兵收回中山艦。

    此時共黨奪取廣州基地的陰謀既已失敗，北伐的阻力亦告消失。
 
   五月二十一日，本黨中央全會發佈對時局宣言，決定北伐。這是我們中國國民革命成敗的關鍵，也就是本黨與共黨消長的分水嶺。

    十一月，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執行委員會，作成「中國問題決議案」，把我們北伐軍事的進展和全國民眾的響應，看做他「革命運動的第三階段」，要在這一 階段中，「從民族解放運動過渡到新的革命局面」。莫斯科為了指揮中共，實行其徹度的農村政策」，中共為了執行莫斯料這一決議，把他的工作分為兩方面：一方 面是趁著國民革命軍的進展，從本黨的民眾運動中，糾合城市和鄉村的地痞流氓，操縱工會和農民協會，製造武裝的暴力。另一方面，分化本黨並離間國民革命軍， 製造各軍之間利害衝突的矛盾，乘機滲透我國民革命軍，而伸張其影響，擴大其控制三中全會之後，共產派更加猖獗。國民革命軍的政治部，為共黨分子滲透的主要 目標。他們利用政治工作，在各部隊之間，極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 當國民革命軍指向上海時，共黨分子乃乘機組織工人糾察隊，發給槍械，企圖乘機暴動，成立勞工市政府，挑起列強在上海與國民革命軍的衝突。正在這個時候，國 民革命軍佔領了上海。我即於三月二十六日由九江進駐上海，親自鎮攝這遠東第一個國際市場。
 
   四月十二日，為了防制共黨的暴動，我軍與當地的工會及商會合作，收繳赤色工人糾察隊的槍械，監視共黨煽亂分子，上海遂得歸於平定。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業於四月二日在上海召開全體緊急會議，由蔡元培先生主持。吳敬恆先生提出共黨謀叛證據案，出席各委員亦報告共黨在湘鄂贛浙皖及上海 各地，受共產國際指使，破壞革命，擾亂社會的違法事實。會議乃一致決議，諮請中央執行委員會，採取非常緊急處置，將各地共黨首要危險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機 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隨即決議清黨。

    五月五日，中央常務委員及各部部長聯席會議通過清黨原則，並組織清黨委員會，執行清黨工作。南京、上海和廣州各地都積極進行全面肅清共黨分子，社會秩序得以保持，而東南各省才算沒有替俄國布林雪維克做試驗場，更沒有為莫斯科俄黨內爭做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