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官方報刊讚揚出走的許家屯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3月20日16:06:4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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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家屯是繼林彪之後中共出走的最高級別官員，一直是中國官員和媒體抨擊的對象。但《中國改革》雜誌最新一期卻用了很大篇幅指名道姓地讚揚他。該文的重要價值在於尊重了歷史事實，這位為中國改革開放奉獻心血的推動者，因最高層權爭而遭受不公平待遇，現在向恢復歷史本來面目，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今天讀到《中國改革》2011年3月號的一篇重頭文章，用了大幅篇幅指名道姓地讚揚了建立海南特區的幾位推手：王震、許家屯、梁湘。看到居然出現許家屯和梁湘的名字，而且是被這樣熱情肯定，我感到十分驚喜。（該文全文附後） 時任海南省省長的梁湘，是在趙紫陽垮台之後，被騙到北京，然後就失去了自由，受到反覆審查，最後鬱鬱而終；而剛剛卸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港澳工委書記的許家屯，得知梁湘的遭遇之後，感到自己可能也落到同樣的對待，於是出走國外，遠避美國。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過：他是繼林彪之後中共出走的最高級別官員。 許家屯今年95歲（1916年出生），仍然隱居在美國加州的Chino Hill——這個地名，就是西班牙語的中國，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在台灣和香港，出版過兩本回憶錄。2002年開始，我對許家屯的經歷發生了興趣，承蒙老人不棄，多次對我長談，最久的一次是在他家住了一個星期，聽他講述近一個世紀的往事。  許家屯老人。（高伐林2009年攝。老人時年93歲） 對於老人過去從參加革命到“文革”、到香港任職的經歷，我尚在整理。但是對他出走之後的生活與思想，對他回憶在香港期間的幾件大事，我幾年來陸續發表過幾篇深度報導。記得在多維博客刊出時，得到一些讀者的鼓勵，更多的是抨擊和謾罵。在這些讀者看來，身為中共高官，竟然出走美國，就是“叛徒”、“賣國賊”；而他還要表達自己懷念故國的心情、還要堅持揭露當年港英當局，簡直就“兩面不是人”。 看到《中國改革》這篇文章，我的感想正如轉載這篇文章的明鏡網編者按所說： 該文的重要價值在於尊重了歷史事實。許家屯和梁湘均是推動中國改革開放最得力的地方領袖人物，但兩人均因為最高層一時的權爭而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同時，王震為改革開放作出的貢獻也為民間所忽視。 編者按中關於王震的看法，我也十分同意——人是複雜的，不應神化，也不應妖魔化。記得我在《總書記審歌記：回憶胡耀邦一件小事》一文中曾經寫過我對王震的直觀印象： 此前我們聽說王震是黨內保守派大將，此後還聽說他與胡耀邦關係牴牾，但是我那天的直觀印象卻相反，王震居然表現得開通風趣，與胡耀邦一唱一和，聽到這兒他插言說：“生活不僅要‘充滿陽光’，還要‘充滿星光’──年輕人要談戀愛嘛！”後來他居然又大談起“凱恩斯理論”，談起“文化界是第三產業”，觀點且不論，他能吐出這些相當理論化的詞兒已經讓我納罕不已。 許家屯多次向胡錦濤為首的中共中央申請回國，落葉歸根，卻一直未能如願。我祈望，這位為推動中國改革開放作出過重要貢獻、為香港順利回歸中國付出過大量精力心血的老人，能夠回到他夢魂縈繞的故鄉。 附：建立海南特區的推動者：王震、許家屯、梁湘 徐慶全，原載《中國改革》2011年第3期，轉自“明鏡網” 1988年4月26日，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掛牌，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宣告成立，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史上的標誌性事件。 從中央決策層面來說，海南經濟特區的籌建決策過程經過了多次反覆，有近10年漫長的歷程。很多人成為海南特區籌建的熱心推動者。至今，海南人依然念念不忘王震、許家屯、梁湘等人所做的貢獻。 王震受命考察海南 1980年6月30日至7月11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海南問題座談會，就加速海南島的建設集思廣益。會後，國務院批轉了《海南島問題座談會紀要》。198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進一步研究海南島的開放開發問題。這一年12月，受時任總理的趙紫陽委託，王震到海南考察，就海南的開發建設、對外開放提出意見。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王震擔任農墾部部長期間，就數次到過海南。1982年1月下旬，王震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奉中央之命赴海南島慰問各族人民，進行廣泛交談。 座談中，王震指出：“有了現在的改革開放政策，又有23年的紅旗不倒的老革命根據地的光榮傳統，海南島理應對國家的四化建設做出較大的貢獻（何立波：《王震與經濟特區改革》，《黨史博採》2008年第4期）。” 王震從海南考察後回到廣州後，召開了有廣東省有關方面負責人參加的“關於加快海南島開發建設問題座談會”。海南的領導人雷宇、羅天等參加了會議。雷宇後來回憶說： 我們從海南趕來，主要是羅天匯報的，羅天匯報了兩個多小時，等到我說的時候已經沒時間了，要吃晚飯了。最後我就用五分鐘的時間，把海南島的改革開發講了五條意見。王震聽得很清楚，他說，就按照雷宇匯報的五條意見給國務院起草個報告。然後在我匯報的基礎上，寫了一個給國務院的關於加快海南開發建設的草稿。這個草稿先拿到國務院經濟特區辦，特區辦主任何椿霖，副主任胡光寶，有一個組長叫張戈，最後張戈要我們一起去北京，去了北京，我就不再參加這個文件的起草了，是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林述文和我們海南島的謝汝希這兩個人，這兩個人主要是配合工作。後來形成了中共中央十一號文件。十一號文件嚴格來講就是我匯報的那五條（楊繼繩採訪雷宇記錄）。 王震在會上做了專題講話。這次會議直接促成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文件（中發[1983]11號文件，確定以對外開放促進島內發展的方針，授予海南行政區在對外經濟活動方面較多的自主權，並指示中央各有關部門採取積極態度，從人、財、物方面給海南島以必要的直接支持。 1984年5月31日，第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並通過了國務院關於撤銷廣東省海南行政公署、成立海南行政區人民政府的建議。10月，《中央擴大海南對外經濟貿易主權八項規定》出台。海南島可以自主進口17種國家控制的商品，其中主要是汽車，這使海南得以將國家控制的商品進口，再轉賣到大陸腹地。當年，轉賣汽車可以賺取厚利，海南島成為全國炒賣汽車的“天堂”，釀成了舉國震驚的“海南倒賣汽車事件”。 在中央處理“汽車事件”的過程中，一些緊急措施未免矯枉過正，使得海南的對外貿易全面停頓，《中央擴大海南對外經濟貿易主權八項規定》也幾近收回，使海南的改革和經濟發展受到了一次沉重打擊，海南一時失去了改革的動力。 “汽車事件”兩年後，1986年2月，趙紫陽同胡啟立、田紀雲到海南島考察。10月，王震來到廣東，召見梁湘，要他去海南做調研，提出加快開發海南的意見。王震說：“歷史上許多有識之士，都提出過海南建省的設想。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這些設想均未實現。我看現在條件成熟了，現在委託你考慮一下，提出意見。” 當年在延安時，梁湘是王震359旅的部下。此前不久，作為深圳經濟特區的拓荒者的梁湘，被免去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的職務，調任廣東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一直處於賦閒狀態。王震將考察海南的任務交給梁湘，包含着對梁湘在深圳的工作的首肯。梁湘欣然受命，前往海南，並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 海南特區宣告成立後，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大力吸引外資、土地出讓或成片開發的新思路。洋浦以其港口條件優越、土地相對平整，原有居民較少和便於封閉隔離等綜合比較優勢，成為實施這一思路的首選之地。王震堅決支持這個新的思路。1988年12月1日，王震到海南考察，聽取省領導關于洋浦開發問題的匯報，並題詞：“洋浦開發，前景廣闊”。 不料，海南這種舉措在1989年3月的政協會上卻被一些人認為是賣國行為，發生了始料未及的“洋浦風波”。為平息風波，王震對許士傑、梁湘說： “一些同志反對外商承包洋浦開發，是因為一時不了解，你們也可以多做些正面宣傳嘛！”在鄧小平等人的關注下，這場風波才得以平息。 為了表示對洋浦開發的態度，7月14日，王震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開發商日本“熊谷組”企業在香港的負責人於元平，支持他搞洋浦開發。 許家屯上書鄧小平，建議開發海南 海南“汽車事件”前後，原江蘇省委書記許家屯就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香港媒體和香港財團對海南的開發抱有極大熱情，許家屯以自己的特殊地位，來推動海南開放的腳步。 1986年，許家屯在與李嘉誠的一次單獨約見中，談到海南島的建設時，李嘉誠主動提出有興趣去海南島投資，並承諾“一次可以投資一百億港幣”。許家屯認為，果真如此，不僅對開發內地有利，而且可以引發香港、海外大資本進入內地投資的新局面，對穩定香港也會有很大影響。為此，從未去過海南的許家屯，乘參加全國人大會議開分組會的間隙，請假去海南考察。 海南行政區黨委書記姚文緒陪同許家屯考察。許家屯認為，海南確是中國南方另一顆明珠，地理、氣候、資源俱佳（惟一不足的是人才，教育水平低），只待開發。他向姚文緒講了參觀後的設想：擬向中央建議，海南脫離廣東，單獨建省，搞一個全國最大的特區，要求中央給海南特區比其他特區更“特”的政策。區黨委的同志們聽後，都很高興。姚文緒說，“汽車事件”後，過去給海南的優惠政策都“收”回去了，海南的情況很困難，幹部們情緒也很低沉，希望許家屯的建議能得到中央的考慮。他並說：“在沒有建設大特區之前，最好中央先恢復過去給海南的優惠政策；若是不能全恢復，恢復一部分也行。” 回香港後，許家屯立即寫信給鄧小平並黨中央，把他受李嘉誠要去海南投資的啟發、去參觀海南的感覺，以及區黨委的意見做出反映，建議海南建省，成為大特區，實行貨物、人員、資金進出口自由，成為第二關稅區（深圳要拉鐵絲網，搞“二線”地區，海南無須，因它是天然海島），貨物進出內地，可做進出口處理。許家屯特別提出：採用香港經驗、資金、人才，把海南建成一個大特區，一個自由港。 鄧小平把信批給趙紫陽，要趙紫陽辦理。趙立即批給谷牧，請他具體化。批示的大意為：贊成許的意見，海南建省早就有此想法，現在可以考慮設特區，建省。在大特區沒有落實之前，可以把原來給海南島的優惠政策先恢復。 海南特區宣告成立後，許家屯被聘請為顧問，一如既往地支持海南開發。對洋浦開發計劃，許家屯予以支持。“洋浦風波”發生後，梁湘和許士傑向許家屯求援，許直接向王震、趙紫陽反映情況，以求得支持。 1989年6月初，許家屯直接向李鵬建議，繼續啟動洋浦開發項目。十三屆四中全會後，許家屯乘與江澤民見面的機會又把洋浦開發問題提出來，建議中央早一點批准洋浦開發（本節內容據相關知情人的回憶）。 梁湘赴海南勾畫特區藍圖 1986年10月，領受王震指派的任務後，11月15日至22日，梁湘到海南考察。考察結束後，梁湘就加速開發海南給王震寫了一份報告，建議將海南從廣東分出去，單獨建省，並像深圳那樣辦經濟特區。 報告中，梁湘介紹了“三中全會以來海南經濟發展”所取得的“顯著成績”，指出“海南的現狀與它所處的地位仍然不相適應”的情況，提出“加快海南開發建設的幾點建議”： 1、要實行更加優惠的政策，允許海南實行類似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如對進口生產用的物質和出口海南生產的產品免徵關稅，資金自由進出，外商來往方便。在步驟上，則可先恢復和落實中共中央[1983]11號文件所給予海南的優惠政策，然後逐步實行上述政策。 2、要擴大自主權，把海南升格為省一級的體制。海南本身在地理上是一個完整的島嶼，為利於實現對全島的統一領導，建議海南行政區人民政府按省一級政權進行組建，並行使憲法規定的省級許可權，直屬國務院領導。 還要理順海南內部的關係。海南省成為省一級體制後，可以考慮以地域經濟聯繫密切程度為界限，切成東南西北中“五大塊”，分成五個地級市，即加積市、三亞市、那大市、海口市和通什黎族苗族自治州，由海南直接管轄，各縣由地級市管轄。 3、當前要突出抓好交通能源電信建設，創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交通方面，成立地方民航公司，大力發展民用航空事業，興建國際機場，把現有5個軍用機場改為軍民兩用；新建擴建深水港口；建成四通八達的公路網絡。能源方面，抓緊興建天然氣發電站、火力發電廠和水電站，迅速提高供電能力。 電信方面，大幅度地提高電話線路，儘快實現全島各市鎮自動電話，並能對全國各大城市和港澳地區以及一些外國自動撥號，使電訊網絡內外溝通。交通、能源、電信建設的項目，海南早已上報，希望國務院有關部門儘快批准，以便及早動工。 與此同時，要充分發揮海南得天獨厚、風景優美等自然優勢，優先發展熱帶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加工，海水養殖、捕撈和加工，積極建立橡膠、南藥、咖啡、胡椒、茶葉、腰果、可可、鳳梨、花卉盆景、早春瓜菜、對蝦、石斑魚等農副產品出口生產體系，走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道路。要盯着本地豐富的資源，引進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積極發展冶金、礦業、建材、橡膠製品、食品加工、石油化工等工業。還要把旅遊業作為加快開發建設的一大產業來抓，先在三亞周圍建立起一批具有海南特點的避寒、冬泳、度假、觀光的旅遊勝地。 海南的開發建設要做好規劃，突出重點，逐步鋪開。近期應該着重開發海口市、三亞市和通什市。 4、充實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可從廣東省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抽調一批優秀幹部支援海南建設，也可到全國各地公開招聘一批幹部，以調整充實海南各級領導班子。 最後，建議中央成立一個加快海南開發領導小組，以實行強有力的領導，提高工作效率。 梁湘這份沒有公開披露過的報告，全文5000多字，是研究海南經濟特區發展的重要文件。報告沒有一句空話，既客觀地分析了問題，又科學地提出了辦法，勾畫出海南特區發展的藍圖。 王震看到報告後很讚賞，立即分送鄧小平和趙紫陽閱示。王震還把梁湘來信的副本轉給時任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董事長榮毅仁。 榮毅仁很快回信：“海南的發展潛力是很大的，要是從體制上將海南升格為省一級建制，實施一些特殊政策，是會有利於加速海南經濟發展速度的。” 1987年5月2日，正在新疆考察的梁湘被趙紫陽召到瀋陽談話。趙紫陽問：“你對開發海南有多大把握呢？”梁湘說：“只要國家能給海南以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我對加快開發建設海南前景是樂觀的，我滿懷信心！”趙紫陽說：“你已名聲在外，是急流勇退，還是去海南工作？”梁湘答：“我服從組織的分配，聽從黨中央意見，不計較個人得失。”幾天后，廣州市委書記許士傑得知中央要建立海南省和經濟特區的消息後，主動上書趙紫陽，請求到海南工作。這樣，許士傑和梁湘就成為海南建省籌備組的一二把手。 海南特區成立後，梁湘擔任海南省省長，直到1989年被免職。他為海南的改革開放做出了令人感念的貢獻。 （徐慶全為北京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相關文章：總書記審歌記：回憶胡耀邦一件小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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