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國者”德國教授的人生傳奇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3月29日16:31:4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僅僅十分鐘的衝動，就徹底改變了我的一生。”“文革”中的關愚謙出逃，是與馬思聰叛逃相提並論的大事件，他們都成為被猛烈批判的敵人。經歷過無數曲折，他最終成為德國教授、作家，為中德文化交流做出許多貢獻，也重新被祖國接納。那麼，許家屯是否能回到祖國呢？ 　　2009年10月24日中午，我和家人在德國慕尼黑靠近火車站的一家快餐店，正啃着“巨無霸”，一位老者走到我們桌邊，謙和地問：你們是從中國大陸來的吧？ 　　老者穿着一襲淺藍色的風衣，頭髮雖然已經白了，卻風度翩翩，精神矍鑠，如果他不告訴我們，我們怎麼也不會相信，他已經八十歲了。 　　“在異國他鄉見到華人真不易啊！”老人是獨自一人來吃快餐的。他告訴我們，他姓關，原來也在美國待過，還認識錢學森。來德國已經很多年了，娶了一位德裔太太。這次他來慕尼黑，是來看望在這裡工作的兒子的。 　　說話間，他問我是否知道“關愚謙”這個名字。“知道啊，我讀過他在海外報刊發表的文章。”但我近年來記憶退化，竟記不得關愚謙具體寫過些什麼了。老人也沒在意，只是告訴我，關愚謙是他弟弟，也在德國，在漢堡。 　　我們下午要趕路，於是匆匆吃完快餐，便與老人揮手告辭。“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杜甫）雖然萍水相逢，但是老人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卻很深——還有他弟弟關愚謙這個名字。 　　昨天收讀一位朋友通過電子郵件轉來的《南都周刊》的文章《“叛國者”歸來》，文中還附了一張照片。我妻子一看就叫起來：這不就是我們在慕尼黑遇到的那位老先生嘛！ 　　仔細一看，文章講的卻是關愚謙的故事。可這關愚謙，怎麼看怎麼像我們見到的那位老人。 　　這才了解了關愚謙。他先是被打成“右派”，流放到青海五年；1962年回到北京後，沒過幾年相對平靜的日子，又碰上了“文革”。1968年，在他預感到又要挨斗之際，“僅僅十分鐘的衝動，就徹底改變了一生”，他用一個日本人的護照出逃，輾轉來到德國。這在當時的中國，是與音樂家馬思聰出逃相提並論的重大事件，甚至驚動了周恩來。 　　跟馬思聰不同的是，已經成為德國教授的關愚謙，1980年終於得到回國的許可。他後來多次回國，在國內出版了好幾本書，還跟顧彬教授合編了六卷本的德文版《魯迅選集》。影響較大的是長篇紀實《浪：一個“叛國者”的人生傳奇》（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由王蒙作序。此刻我手中就拿着這本今天從我們鎮的圖書館借來的書。 　　奇怪的是，關愚謙在書中沒有提到自己有一個兄長在德國。書中提到了好幾位兄弟和堂兄弟迪謙、慎謙、崇謙、智謙……他們是“謙”字輩，姓名的第三個字都是“謙”，卻沒有寫到我們見到的那一位老人的名字（他姓名的第三個字同樣是“謙”）。 　　我居然冒出個很無厘頭的猜測：莫非，我們見到的就是關愚謙？——首先，長得太像；其次，也在德國；第三，年齡相仿（關愚謙2009年時78歲），第四，關愚謙也娶了一位德國太太…… 　　但我還是否定了這種猜測：我們見到的那位，對美國的情況相當熟悉啊，他告訴我們，是從美國來到德國的。而關愚謙的兒子，是在美國留學，後來也不在德國。 　　很後悔。還是孤陋寡聞了。如果在見到老人的那個時節，對“關愚謙”其人其文了解更多一點，一定會跟老人談得更為深入，更詳細地了解他和他兄弟，以及他們大家族的世紀顛簸。 　　再去德國，我要打聽一下關愚謙和他的哥哥。 　　我又想起許家屯。關愚謙在出逃之後13年，終於回到了祖國；許家屯出走20年了，什麼時候能夠回到祖國呢？ 　　下面是《南都周刊》的報導和對關愚謙的採訪。 “叛國者”歸來 河西，《南都周刊》 　　德國漢堡大學教授關愚謙回國簽售他的新書時，已經很少有讀者能感受到“關愚謙”三個字的分量。在相當長時間裡，關愚謙是與音樂家馬思聰齊名的、“可恥”的“叛國者”。1968年的那個夏天，他偷拿一本日本人的護照，在“文革”的暴風驟雨將要來到時，走上了荒唐而冒險的亡命之旅。 　　關愚謙，北京人，1931年生於廣州，長於上海，曾擔任蘇聯顧問翻譯，後在財政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工作，1967年出逃。現居德國漢堡。1972年獲德國漢堡大學語言學碩士學位，1977年獲文學博士學位後，在漢堡大學執教至今。 　　“僅僅十分鐘，”他說，“僅僅十分鐘的衝動，就徹底改變了我的一生。” 　　1968年的夏天，空氣中有一種不安的味道。街道上，洶湧的人群發了瘋似的對一切舊事物——包括自己的靈魂——揮舞着雙手、皮鞭和榔頭。關愚謙，卻在“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的一間小房間裡靜靜地坐着，有時候，平靜比喧囂更是一種折磨。 　　他被隔離了。反右的時候，他因提了一些意見而被打成右派，到青海——他說那時候的青海是“中國的西伯利亞”——勞動改造；現在，風雨再次襲來，這一次，較之11年前，看來更為兇猛。 　　兩個造反派的小頭頭找到他，說：“小關，今天我們開‘背對背’的批評大會，你就留在你的辦公室。”所謂“背對背”，就是受批判對象不參加，造反派先對材料，然後決定如何來批鬥。關愚謙的心立即揪緊了，他想：是不是挨到我了？會不會把我再次發配到青海？甚至打入監牢？會不會看到這樣的大字報，上面寫着：打倒關愚謙！“打倒”兩個字還是倒的。（這段與我對“文革”的記憶不相吻合。那時候，凡“打倒×××”的標語，“打倒”兩個字都不是倒的，倒過來的，是那個打倒對象的名字，如劉少奇、鄧小平等等，而且名字上往往要畫上紅叉——高注） 　　這是一些讓人毛骨悚然的猜想。在青海五年，苦悶壓抑的“流放”生活，已經讓關愚謙感到後怕，這個曾經“懷有一顆火熱的心，跟着時代向前進的”的青年，已經隱約預感到自己將大禍臨頭。 偷護照，易裝出逃 　　那一剎那，關愚謙想過自殺。手都伸進了抽屜，去找每次接待外賓時用的刮鬍子刀片，無意中卻發現了幾本護照。 　　在關愚謙工作的“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外賓的各種入境手續、出境手續，都由他負責，所以護照常常集中在他手上。他打開一看，是日本外賓西園寺公一之子西園寺一晃的護照，他的心突然一動，他看到了西園寺一晃的照片，和他還有幾分相似。更關鍵的是，他有兩本護照，一本去巴黎，一本去開羅。 　　他的心撲騰撲騰直跳，手都有些顫抖了，一個大膽得近乎瘋狂的念頭占據了他的整個腦海—出逃。 　　在此之前的1967年，音樂家馬思聰的“叛逃”是當時一個爆炸性的新聞。1967年1月15日夜晚，馬思聰以5萬港幣的代價，冒死帶着其夫人、兒子、女兒乘“002”號電動拖船偷渡香港，在海內外引起震動。 　　從香港輾轉到紐約的馬思聰，在當時公開發表題為《我為什麼離開中國》的講話：“我個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國當前發生的悲劇比起來，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毀滅中國的知識分子。” 　　而當時公安部在得知馬思聰出逃後，迅速成立專案組進行調查，馬思聰夫婦在大陸的所有親戚都被審查，有的被投入監獄，幫助馬思聰離開北京的賈俊山、倪景山也被捕。他們當中，後來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上演了一出株連九族的人間悲劇。而馬思聰的出逃，也被定性為“叛國投敵”。 　　關愚謙比誰都明白出逃的風險，成與不成，都將殃及周圍的朋友、家人，但恐懼和求生的欲望還是逐漸占上風。 　　經過慌亂和緊張後，關愚謙變得像一個經驗老到的間諜那樣，將第一個電話打給了民航局，用儘量不露痕跡的口吻說：“我是小關，我們常駐外賓要出國去開羅。” 　　對方回答：“不行啊，我下午開會，你明天再來談吧。” 　　不行，多呆一天就多一分危險，他沒有猶豫，斬釘截鐵地說：“不行，很急。” 　　“不可能。”對方一口回絕。 　　他決定給對方以壓力，說：“這是政治任務，要出國的是西園寺公一。” 　　掛斷電話，他的心臟都快跳出來了，長這麼大，他沒有冒過這樣的險。而且，左思右想，他又開始反悔。叛國投敵，這是什麼樣的罪啊？這和留下來受到衝擊、蹲監獄相比是更為可怕的未來。 　　這時，電話打來：“小關，請客呀，給你辦成了。” 　　沒法子，只得硬着頭皮去。第二天，瞞着家人，外面穿着藍制服，裡面套着全副西裝。到了，有機場的熟人看到了，喊他：“小關，你來了。”他勉強擠出笑容，打着招呼，然後一轉身，跑進地下室男廁所，換上西裝、領帶，再戴上口罩和眼鏡，活脫脫變了一個人。 　　他走出男廁所，忐忑着，走到邊境警察跟前，把換過照片的護照給他，邊境警察對他說，你的護照要登記一下，等會再給你。然後，他走進外賓休息室里休息。 　　他的耳朵里響過每一分每一秒流逝的聲音，每一秒都是可怕的折磨。更可怕的事在等着他，來還他護照的，居然不是剛才那位邊境警察，而是和他熟識的老劉。天哪，他的心都快炸了，沒說的，這一次看來在劫難逃，所有的偽裝都將在這一剎那分崩離析。 　　但是，讓他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現了。老劉走到他面前，說：“這是您的護照嗎？”他點頭說：“是。”老劉就把護照給了他，並祝他好運。 　　真的是好運臨頭，和他這麼熟的老劉居然沒有認出他，這也許是眼鏡和口罩為他施了魔法，讓他徹徹底底變成了另一個人。 　　每當想起這次驚心動魄的逃亡時，關愚謙都覺得那純粹是一個奇蹟，絕對是一個奇蹟。“我從全民階級鬥爭警惕性極高的紅色中國逃離出來，失敗的概率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成功的機會只有百分之零點一。而我恰恰屬於這百分之零點一。我甚至懷疑，警察老劉是不是故意放走了我，因為他知道，‘文革’中有太多的人受了冤屈，別人做出異乎尋常的舉動，總有其為難之處。” 關愚謙的自傳《浪：一個“叛國者”的人生傳奇》 開羅蒙難，德國新生 　　關愚謙這段離奇的經歷，被作家王蒙稱之為一段“荒唐冒險的亡命之旅”。 　　王蒙在關愚謙的自傳《浪：一個“叛國者”的人生傳奇》一書的序言中說，關愚謙的一生，有十幾種可能和幾十個機會或被處決，或自殺，或墮落，或被利用，他的經歷足以使多數正常的人變得不正常，變成神經病。 　　即使在關愚謙坐上飛機、開始逃亡之旅時，他的冒險其實並沒有結束。在飛機上，他身邊坐的是兩位捷克商人，不知道是出於信任還是希望得到幫助的渴望，他把自己的遭遇告訴了他們。捷克商人決定幫助這個中國可憐的年輕人。飛機一到開羅，就有一輛車把關愚謙帶到城內一座大房子裡，他一打聽，人家告訴他，這是蘇聯大使館。 　　在“文革”時期，中國的兩大敵人是蘇聯和美國。寓居蘇聯大使館和叛國投敵也沒什麼太大的區別。但事實上，蘇聯大使館並沒有收留他。一位自稱“作家”的人把他安排到了一家旅館。在那兒，驚魂甫定的關愚謙感到異常的睏倦，他倒頭便就昏睡過去，睡醒時，旅館工作人員告訴他：“下面有人找。” 　　關愚謙再次惴惴不安起來，會是誰？我在開羅非親非故，誰會找我。他下去一看，一個大鬍子的埃及人對他說：“開羅的紅衛兵在找你。” 　　全世界都是紅色的海洋啊。他不知所措，埃及大鬍子說你跟我走吧，他也就跟着他走了。結果是原本紅衛兵要將他押解回中國受審，卻意外地把他投進了埃及的肯那特監獄，一關，就是一年。 　　其間，有國際紅十字協會想把他移民到美國，但是他拒絕了，因為他覺得美國和蘇聯都是中國的敵人，他覺得自己是個愛國者，離開中國只是被逼無奈，無論如何不能在國外參加反對中國的活動，這是他的底線。 　　他想去一些中間國家，可是每一次申請都如石沉大海。最後，他絕望了，在阿拉伯世界的監獄裡，真是度日如年。他想：罷罷罷，死也死在中國的監獄，他竟然要求埃及當局送他回中國，不讓他回去他就絕食。 　　過了幾天，來了一個中校模樣的警察，他帶來了一個讓關愚謙激動萬分的好消息：“現在聯邦德國同意你到他們那裡去了。” 　　在德國，他獲得的第一份工作是為漢堡的亞洲研究所寫書，待遇很優厚。研究所里的格羅斯曼博士請他來寫一些“文化大革命”的事，因為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唯一一個來到德國的中國大陸居民。於是，關愚謙在漢堡租了一個小房間，在那裡寫出了他的第一本書《十八年的變遷》。 　　而在國內，關愚謙出逃已經是與馬思聰叛逃相提並論的大事件，他們都成為被兇猛批判的敵人。 　　輾轉來到德國的關愚謙，在書寫這段離奇的經歷時，也開始他的新生活，並認識了後來的夫人，比他小30歲的海珮春。如今，當年豆蔻年華的海珮春也早有了華發，關愚謙鐫刻在臉上的皺紋依然記錄着那些無法忘記的歲月。去年，三聯書店同時推出他們夫婦的《歐風歐雨》（關愚謙著）和《德國媳婦中國家》（海珮春著）。“叛國者”歸來，又讓中國讀者的目光聚焦到這對跨越風風雨雨時代變遷的兩口子身上：是怎樣的生死流徙，造就了曾經的悲情歡喜？ 沒人知道這是“陽謀” 　　南都周刊：你在“文革”前給很多領導人當翻譯，比如陳雲、鄧小平和薄一波，你看到的這些領導人，和我們在電影和圖書中的印象有何不同？ 　　關愚謙：我當時是中央財政部的翻譯，當時他們還很年輕，和他們老了之後當然不一樣。另外我們當時做翻譯，也就是哪一個外國專家來，我來翻譯，採訪好後他們走我也走，並沒有特別的接觸。所以對他們私人的一面，我並不能說了解，也不能信口開河。 　　當然，我對那些副部長級別的領導就比較熟悉了。 　　南都周刊：當時領導同志和普通百姓的關係是像宣傳說的那麼平易近人嗎？ 　　關愚謙：確實是那樣的，和現在的領導不一樣。像那些副部長，和我們這樣的小翻譯一起打乒乓球啊、下象棋，部長要耍賴，我們就會揪住他說：“黃部長，你怎麼亂走，你在作弊。” 　　南都周刊：搞起階級鬥爭來是不是就不講情面？ 　　關愚謙：那當然了，我當時從上海到北京，一些山溝溝出來的老革命，看到我是從大上海來的大學生，當然是看不慣了。 　　南都周刊：1957年“大鳴大放”的時候你寫了大字報，寫的時候沒聽到什麼風聲嗎？好像黨員幹部有的知道這是陽謀的。 　　關愚謙：我沒有聽到什麼風聲，我身邊很多黨員都寫了大字報。“大鳴大放”的時候，毛澤東後來說的什麼“引蛇出洞”、“這是陽謀不是陰謀”，誰都沒有料到。 東歐、蘇聯一樣，極其僵化 　　南都周刊：在新近出版的這本《歐風歐雨》裡，你也寫了很多有關東歐的隨筆，我想了解，在東歐劇變之前，你看到的那個封閉的東歐是什麼樣的？ 　　關愚謙：東歐的某些情況比蘇聯還糟糕，匈牙利共產黨、保加利亞共產黨還是很嚴酷的。當然沒有到“文革”的程度，我們的“文革”一開始是大民主，“大鳴大放”大字報，後來是把那些造反的人都扔到監獄裡去，蒯大富什麼，不都關進去了嗎？ 　　南都周刊：當時東歐人的生活是怎麼樣的？ 　　關愚謙：生活很苦，我1990年到保加利亞，甚至於總統接見我，請我吃飯，除了牛肉什麼都沒有。不但是中國苦，全部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這樣。我的書裡也寫到，當時蘇聯人排隊，蔚為大觀。我覺得主要還是體制和政策問題，計劃經濟大鍋飯，人就沒有動力，所有的都是國營嘛，吃飽了肚子就完了，誰有動力？現在我們農民可以自己種個水果，種個經濟作物，過去不行，一種水果就是資產階級意識，東歐、蘇聯也一樣，極其僵化。 　　南都周刊：我看到書裡寫，柏林牆倒的時候你還在那敲。那麼兩德統一以後東德的情況如何？ 　　關愚謙：那次霍英東也在，我們一起去敲的。兩德統一之後東德情況很不錯，發展越來越好。但是情感上還是有一些隔閡，西德有人看不起東德，老說他們“老東老東”。東德人就比較反感，反擊說我們東德沒有你們說的那麼壞。 魯迅與顧彬 　　南都周刊：你怎麼會和顧彬一起來翻譯《魯迅選集》德文版的？ 　　關愚謙：顧彬對中國文學一直很感興趣。我到德國去之後，就出了一本書，叫《中國民間故事選集》，我當時已經到德國柏林大學擔任助教，就在那，我與顧彬認識了。認識之後，他說他想編一套德文版的《魯迅選集》，我們就組織了隊伍共同翻譯了這套《魯迅選集》，一共6本。我負責兩本，他負責兩本，另一位教授負責兩本。 　　南都周刊：翻譯魯迅的作品，你覺得難嗎？在篇目的選擇上是怎麼考慮的？ 　　關愚謙：難，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最難理解、最難翻譯的作家。他引用了許多典故，他寫作的領域很寬，很多東西你不太了解的話，很難將它準確地翻譯出來。現在的翻譯，很多人沒有吃透原文，不了解、不理解原文的背景、引用的文章來源，想當然就翻譯出來，自然會鬧很多笑話，或者說看不懂了。 　　《魯迅選集》德文版的篇目我們還是主要考慮了文學性，一般日記我們不選，非文學類的不選，將魯迅主要的小說、散文和雜文翻譯成了德文。 　　南都周刊：魯迅是不是也是對你影響特別大的作家？ 　　關愚謙：可以這樣說。而且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和我很熟，我們是在一個弄堂里長大的，我們當時住在淮海路的淮海浜，我是44號，他是26號。所以我和周令飛現在也還有聯繫。 　　南都周刊：顧彬先生之前有對中國當代文學的一些批評的言論不知道你有沒有耳聞，你是否贊同他的看法？ 　　關愚謙：我聽說了，我覺得他說得有道理啊。什麼《上海寶貝》，那確實是垃圾！現在我們中國，政治上還不夠開放，嚴肅文學還不夠開放，但是這些垃圾文學很開放。 　　但是我也覺得，顧彬有點極端了。我認為中國當代文學有些地方有很大的問題，有些作品很糟糕，但不能完全否定中國當代作家。在這個問題上，有些媒體也有責任，他們把顧彬的話摘來後，失去了上下文語境，很容易得出顧彬看不起中國當代文學、反華之類的結論，這是不公平的。 　　就像西方有些媒體，也是以偏概全來否定中國，我非常討厭這些西方媒體。可是呢，反過來，很多德國人對中國很友好，不可一概而論。 　　2005年10月10日16:00，德國漢堡大學教授、中國浙江大學教授、歐洲華人學會會長、著名華人專欄作家關愚謙博士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就中歐文化異同與網友在線交流。（人民網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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