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國封建軍閥中，被稱為山西“土皇帝”的閻錫山可謂名副其實的“不倒翁”。即使在閻日矛盾、閻共矛盾、閻蔣矛盾不斷激化之時，徘徊在三岔路口的閻錫山，仍圓通善變、老謀深算，運用“中的哲學”，像踩鋼絲的演員一樣“在三顆雞蛋上跳舞”，周旋於日本、共產黨、蔣介石之間以圖自保。

【一】   【二】   【三】   【四】

陷困境而求生存

        1936年2月，紅軍東渡抗日。閻錫山不得不讓晉綏軍沿黃河一線設防阻擊。然而在第一階段戰鬥中，晉軍周原健全軍覆沒。閻錫山大驚，深感紅軍的強大，絕非山西一省的力量所能抗拒，急忙電請蔣介石派兵增援。蔣介石早就想把他的勢力伸向山西，立即答應了閻的請求，迅速派嫡系部隊入晉增援，並在太原成立了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部”，由陳誠任總指揮，調度一切，負責“剿辦”。

        中共為避免內戰擴大，令紅軍回師陝北，並於5月5日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號召全國各界人士和國民黨政府，組成對內團結、對外一致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紅軍東征兩個多月，苦心經營三晉大地多年的閻錫山心痛難熬，好在紅軍既已返河西，暫時是不會再過河來了。但蔣的軍隊卻賴在山西不走，企圖趁機削弱自己的勢力，並進而待機把自己擠出山西。這時，對自己最大的、最直接的、最現實的威脅，莫過於蔣介石在山西的駐軍了。

        與此同時，日本早已對山西垂涎三尺，紅軍東征後，派閻留日時的同學土肥原賢二來太原，與閻錫山密謀反蔣、反共，華北自治。日本方面的企圖昭然若揭。紅軍回師陝北後，閻錫山未與日方達成其華北自治的協議，日方很不滿意，便給閻送來了“必要時准許行使武力”的最後通牒。

        形勢使閻錫山深陷困境：紅軍東征掀起的抗日浪潮，衝擊着他的封建專制；蔣介石策劃河東獨立，面臨着鳩占雀巢的危險；日軍加緊進犯察蒙綏，直接威脅山西。此時，閻錫山認為有三條路可走：

        一是“擁蔣反共”。蔣介石使用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之計，乘機進入山西占據了河東，令人擔擾。你在這裡擁蔣“剿共”，老蔣反而借“剿共”之名把你吃掉，豈不是做了怨大頭？

        二是“親日反共”。本來晉方與日方關係密切，雙方來往頻繁，而且日方早已表示讓閻在華北組建傀儡政府。如那樣就會戴上漢奸的帽子，成為千古罪人，而日本早有滅亡中國之心，親日之政策實在是風險太大了。

        三是“聯共抗日”。即表面上服從中央，事實上陝晉停戰，一致對外。然而，共產黨昨天還與其刀兵相見，怎樣合作？實在是無從着手。

        這三條道路如何選擇？以他自己的力量，單獨對付哪一股都不可能取勝，在三股力量面前，他是弱者；但是，這三股力量又都是水火不相容的敵對力量，哪兩股都不可能聯合起來共同對付他，使得他有空隙可鑽，有機會可用。在高幹會上，閻錫山說：“今日華北之事，應該找着配為、當為、能為三者合一的事，方能進步。誰能給我指一條最佳的途徑呢？”“難哪，我現在可是‘在三顆雞蛋上跳舞’，而且哪一顆也不能踩破。”怎麼辦？閻錫山站在三條路的交叉口上迷惘徘徊。就在此時，被紅軍俘虜放回的團長郭登瀛帶來了毛澤東謂中共願與閻聯合抗日的親筆信。

        看完信，閻錫山胸中一亮。是呀，既然中共有此誠意，願意與他團結合作，而日方步步緊逼，老蔣又虎視眈眈，與其固步自封，作繭自縛，倒不如試着走幾步，緩和一下和共產黨的關係，或許可以趟出一條路來。

        從保全自己的目的出發，運用“中的哲學”，閻錫山終於在怪圈中選擇了一條主線，那就是“擁蔣聯共抗日”的三合一道路。當然閻錫山是不會一條路走到黑的，他早已作好準備，一切事情不能做得太絕了，抗日要準備和日，擁蔣要準備拒蔣，聯共要準備反共。這樣才能攻守兼備。

既聯共，又防共反共

        當然，閻錫山從根本上是反共的，聯共實在是迫不得已，其目的是要玩聯共牌，抬高自己的地位並增強自己的實力，以應付即將來臨的日本的侵略。因此，他這時對中共的策略實質是：既要聯共，又要在暗中防共、反共。閻認為只要他能打出“聯共抗日”的招牌，取得共產黨對他的支持，就既可以利用共產黨的力量與威信，動員群眾來對日作戰，暫保他的全部財產，又迫使蔣介石不敢干涉他的“內政”。

        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閻錫山為了表示對抗日的積極態度，為了拉攏和團結抗日群眾，決定籌劃建立一個群眾性的抗戰團體，用以發動和組織民眾，並將此事責成梁化之負責。梁化之經過精心推敲，將這一團體的名稱定為“犧牲救國同盟會”。同盟會提出了“不分黨派、不分男女、不分職業，只要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一齊動員起來，積極參加一切救亡運動”等八條綱領。消息傳開後，閻陣營內的不少高幹表示懷疑和反對。面對這些意見，閻錫山堅持“冬天穿皮襖，夏天穿汗衫，需要什麼就來什麼。現在是需要犧牲救國的時候了”。這一方面說明他看清了當時的形勢，抗戰的路是非走不可；但另一方面，也顯現出他的思想深處，還是實用主義當家。犧盟會的成立，是閻錫山由反共轉向聯共的開始。

        閻錫山想利用共產黨來動員和組織民眾，以“晉人治晉，共策保晉大業”為旗號，從北平請回了山西籍的共產黨人薄一波，主持犧盟會的日常工作。中共北方局也先後派人參加犧盟會，並組成由薄一波任書記的山西省公開工作委員會，以主要精力做閻錫山集團上層人物的統戰工作，開展全省範圍內的抗日救亡運動。隨着工作的開展，山西犧盟會變成了披着閻錫山的合法外衣，在中共領導下的一個抗日群眾組織。在犧盟會的領導下，山西境內的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太原一時成為全國抗日呼聲甚高的城市，二十幾個省市的數千名進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參加軍政訓練，為抗日戰爭開始後組建新軍、開展武裝鬥爭和創建抗日根據地做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國難當頭，閻錫山雖有自身“存在和發展”的考慮，還是表現出了應有的愛國情操。他由“守土抗戰”進而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口號。他認為，“我們這次對日抗戰，不是國與國的戰爭，也不是民族與民族的戰爭，而是民族革命的戰爭。民族革命戰爭是政治性的全面全民抗戰。在此生死關頭，惟有發動民族革命戰爭，舉我全力作最後之一拼”。當務之急當然是擴充軍隊。趁此機會，共產黨領導下的犧盟會提出了組織新軍的建議，閻錫山表示同意。於是，1937年8月，犧盟會組建起了山西青年抗敵決死總隊（即新軍）。至此，閻錫山在擁蔣的前提下，基本上確立了聯共抗日的路線。

        1938年2月，日軍攻占了臨汾，閻錫山被迫撤到晉西南的吉縣，一度還過黃河到陝西的宜川秋林鎮避難。苦心經營二十多年的山西，從北到南，可以說是喪失殆盡。閻錫山在悽惶地發現自己只剩下了兩三萬人馬時，感到了一種新的危機，也就開始了另外的算計。儘管眼下還需要八路軍、決死隊和犧盟會對付日本人，維持山西的大局，但考慮到八路軍、決死隊將來絕不可能成為自己的軍隊，以後要控制山西，統治山西，就不能允許這幾股力量過於強大。尤其是新軍決死隊，這時已由原來的四個總隊（相當於四個團）迅速發展成為四個縱隊（相當於十二個團），名義上還是他的隊伍，但卻是在共產黨的控制之下，與八路軍關係密切。這成為他最大的一塊心病。

        從根本上說，閻錫山的階級立場和利益，與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抗戰是不一致的。因此，在閻錫山的算盤上，民族大義開始被推到了無足輕重的位置。眼看共產黨的影響迅速擴大，新軍和犧盟會逐漸發展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閻錫山感到繼續下去勢將動搖自己的統治，決心消除共產黨對新軍和犧盟會的影響。1938年8月，他在吉縣古賢村召開由軍師長參加的“古賢會議”，鼓動舊軍反對新軍，舊派反對新派。1939年12月初，閻又配合蔣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發動了旨在消滅犧盟會和決死隊的“十二月事變”（晉西事變）。新軍各部聞警應變，閻的陰謀未能得逞。“十二月事變”標誌着閻錫山聯共抗日路線的終結。

既擁蔣，又怕蔣拒蔣

        閻錫山在歷史上追隨蔣介石積極反共，在山西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1936年春又派兵阻攔紅軍北上抗日；但又與蔣介石有尖銳的矛盾，曾兩次策動倒蔣戰爭，被蔣介石視為異己，早欲除之而不能。因此，對於蔣介石，閻錫山是既懼怕又依靠，既仇恨又擁護。

        閻錫山搞了“十年建設計劃”，在發展山西經濟，不斷增強自己實力的道路上，取得了相當的成功。按照閻的想法，實力雄厚了，就有了與蔣爭天下的資本。對蔣的表面忠誠並沒有也不可能削弱取而代之的欲望，他念念不忘的還是擴大地盤，發展勢力，攫取全國政權。因此，面對日本的威脅，閻錫山在開始整理軍備、修建防務工事對付日本時，“曾數次電請中央，將晉綏軍隊與國家財政統歸中央統一”，希望蔣介石給予經濟上的援助。閻此舉當然有乘機擴充自己的勢力的念頭，但畢竟考慮的是抗日的問題。此時蔣仍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對閻的要求不但置之不理，反而數次催閻出兵陝北，“剿滅”紅軍。閻錫山認識到，擁蔣是沒有出路的。然而蔣畢竟代表中央，他只能表面擁蔣，實際拒蔣。

        西安事變的發生，閻錫山是感到意外的，形勢的突變使他一時也拿不出主意。於是連夜召開高級官員會議，反覆商討應對辦法。此時，正值綏遠抗戰之際，閻錫山需要國民黨中央政府給他以經濟和軍事上的支持。如果全國陷入混亂，不僅晉綏抗戰的形勢會立即逆轉，而且很可能給他帶來更大的危險。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方面劍拔弩張，激烈的內戰一觸即發，如果大規模的內戰爆發，只會給日本的侵略造成可乘之機。當時在國內，只有占據中央政府位置的蔣介石有能力來領導對日戰爭。考慮再三，閻最後決定擁護南京政府，譴責張、楊，營救蔣介石。於是，閻錫山向張學良、楊虎城發出了有名的“五乎”電報：“來電均誦悉。環讀再三，驚痛無以。弟有四個問題質諸兄等：第一，兄等將何以善其後乎？第二，兄等此舉，增加抗戰力量乎？減少抗戰力量乎？第三，移內戰為對外戰爭乎？抑移對外戰爭為內戰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乎？”閻錫山的這種表態，受到中共的重視和稱讚。中共中央同時賦予閻錫山以營救蔣介石的全權。張學良也特意派出代表到太原轉告閻，說明蔣介石在西安絕對安全。

        然而正當閻錫山籌劃着如何在周旋中獲取利益的時候，卻得到蔣已經返回南京的消息。開始，他將信將疑，在辦公室內獨自踱來踱去來迴轉圈兒。到確證這是事實後，他一屁股跌坐在沙發上，半晌說不出話來。他的如意算盤落空了。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國共合作的抗日統一戰線形成。蔣介石把全國分為五大戰區，閻錫山被任命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負責指揮山西、綏遠和察哈爾的部隊。由紅軍改編的第八路軍，也歸第二戰區。山西為華北要塞，日本人也明白，“要完成軍事上占領華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山西勢必成為日軍在華作戰的重點目標，閻錫山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改變了對國民黨政府以軍事打擊為主的方針，逐漸將其主要兵力向敵後根據地轉移。與此相應，國民黨也逐漸將其政策的重點，向着反共反人民蛻變。1939年1月，國民黨在重慶舉行五屆五中全會，確定國民黨的政策重點由對外轉向對內，制定了一系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這些論調和做法，正合閻錫山的心思。於是，他緊緊追隨蔣，把自己的政策也由聯共轉向防共、反共。而且，對於蔣的種種做法，他還感到不滿足，他標榜說：“共產黨太左，國民黨太右。我主張土地公有，實現耕者有其田，不贊成搞階級鬥爭……蔣先生重視軍事反共，我則重視思想防共。思想防共，才是釜底抽薪的辦法。”

        在竭力鞏固自己的地盤，加強自己的統治基礎方面，閻錫山儘管比別人做得更多，更用心，也更有效，但他面前的路卻是越走越窄。經歷過十二月事變之後，與八路軍和新軍的隔閡已是難以消除。在重慶方面，還不斷有人放風說，山西因為閻先生搞什麼“執兩用中”，把共產黨也當成“兩”中之一來運用，結果是被共產黨滲入軍隊，把他的看家本錢弄得幾乎瓦解，大有興師問罪之勢，使閻錫山傷心、惱火而又驚懼。不論面子上如何親熱，從根本上，與蔣的利害衝突不可調和；從自己在山西稱王稱霸的需要出發，與共產黨的聯合也勢將破裂。“三顆雞蛋”已經踩破了兩顆，剩下的路，閻該如何走呢？

既抗日，又和日親日

        保住自己在山西的利益，從來就是閻錫山一切算計的出發點，當華北大部淪陷，山西也丟掉了多半時，閻開始改變聯共抗日的路線，準備邁出與日軍勾結的步子。

        其實，閻錫山與日本人的關係，可謂源遠流長。早在日本留學期間，閻就與一些日本人有了交情。他所熟悉的岡村寧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等都已經是侵華日軍中的大頭目。在他獨占山西期間，他與日本的聯繫也從未間斷。山西擴軍時，通過在京津的日本特務機關從日本購買過大批軍火；閻參加“北伐”時，也是得到了日本在天津駐屯軍的大力支持，才順利地占據了平、津兩市。而閻、馮倒蔣的中原大戰，也是得到日本帝國主義背後支持的。閻失敗後受蔣的一再逼迫，從天津逃往日本控制下的大連，乘坐的就是日本特別提供的輪船。從大連跑回山西，也用的是日本特別提供的飛機。所以在七七事變之前，日本帝國主義對閻是一面拉攏，一面壓迫；閻則是一面與日寇勾結，一面表示要“守土抗戰”。他的如意算盤是用討好換得日軍不攻山西，而晉綏軍也不出山西作戰，彼此相安無事，自己只得好處不吃虧。

        閻感到自己獨霸山西的願望受到威脅，便運用“中的哲學”研究起他同三方面的關係。他認為大敵當前，蔣無暇整治他，毋須顧慮；共產黨和八路軍日益強大，群眾十分擁護，已不再是可以被利用的力量了，而且會同犧盟會和新軍聯合起來反對他，是威脅他存在的主要敵人；日本侵略軍仍是難以戰勝的，抗戰前途非常渺茫。於是產生了玩勾結日本這張牌以對付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念頭。日本帝國主義也有誘閻投降以便把軍隊轉用於其他戰場的想法。雙方勾結的條件逐漸成熟。

        閻錫山開始處心積慮地為自己的轉向製造輿論，到處宣講“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實用主義哲學，對他的高幹們說：“我們無論如何要以生存為目的，只要能存在，採取任何手段都在所不惜。”之後，閻錫山就推出了“亞洲同盟”計劃。他宣稱，世界的發展趨勢，必然是“亞洲同盟”，而“亞洲同盟”的盟主只能是日本。只有在日本的主導下建立起“亞洲同盟”，中國才能不受英美等西方列強的欺侮，也才能防止蘇俄的“赤化”。

        此後，閻錫山慷慨激昂的抗戰言論不見了，代之以赤裸裸的投降言論：“目前只有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發展咱們自己，這是一個不得已的辦法，也是咱們惟一的出路。”沿着這條“出路”，以王靖國等人的名義，派出代表，和日軍進行“和平談判”，談判的內容是期望藉助日軍的力量，將在山西抗日的八路軍、決死隊共同“剿除”。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閻不惜利用侵略軍的武力。這種寡廉鮮恥的行為，是他長期與日軍勾結的結果，也是他反人民立場的集中暴露。

        雙方經過一系列接觸、會談，於1941年8月11日簽訂《汾陽協定》，標誌着閻完全墮落成為與汪精衛同流合污的日本侵略者的走狗。

        蔣介石聽到了閻與日軍勾結的消息，擔心二戰區脫離控制，會分散和削弱國民黨的力量，不利於反共事業，忙派閻的老部下徐永昌和賈景德由重慶來到克難坡，面見閻錫山，要求對日求和，只可從緩，並不要單獨進行。閻藉機提出“補給問題”，聲稱“二戰區環境惡劣，補給困難，如政府在經濟上不大大予以接濟，則必將在日軍的經濟封鎖和軍事進攻下遭到毀滅。”蔣只好答應給予補助，增加軍費，且同意為了共同防共，仍可與日本人保持聯繫。此前，中共代錶王世英也面見了閻錫山，轉達了中共對形勢和降日問題的觀點，嚴正表明：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原則是，“誰投降就打誰”。閻錫山受到這些力量的擠壓，也不得不暫時收斂一下對“亞洲同盟”的熱情，將派駐太原的代表趙承綬召回，使出他慣用的腳踩兩隻船的策略，決定暫且靜觀時局的變化，並對外辯解說，與日軍來往只是策略，並不是投降。因此，閻投降日寇的嘴臉也就未完全暴露在國人面前。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急於穩固華北，以便抽出兵力南下，對迫使閻錫山早日就範，採取了新的策略。1942年1月，日方提出要舉行首腦會談，並將雙方要完成的行動明確開列出一份清單，要求閻錫山發表宣言。閻親自覆信表示拒絕。顯然，他已經看出一旦發表獨立宣言，公開降日，勢必陷入孤立境地，成為全國民眾唾罵討伐的對象，他的存在也就成問題了。

        日軍見軟的誘惑不成，便來硬的。1942年3月，制定“對晉綏作戰計劃”，對晉綏軍陣地進行炮擊和進攻，並提出，關於首腦會見問題，閻方必須於4月4日前答覆，否則，以往所簽的協議一概作廢。閻錫山害怕了，最後雙方商定：5月5日，在安平村會見。

        會面之前，閻錫山做了充分的準備，本是投降的舉動，卻也想到了“以身殉國”的壯烈。這種矛盾心理，一方面說明他對當一個名副其實的漢奸似乎心有不甘，另一方面卻又難以丟棄從日軍那裡得到好處的夢想。他特意與警衛隊長單獨談了一次話，把與日本人會面的事告訴了他，沉思着說：“我是中國人，要維護國家、民族的尊嚴，決不能讓日本人利用。如果談判成功了，也是維護我們獨立自主得以存在的宗旨；如果談判破裂了，決不能將我一世英名付諸流水。在敵人要對我下毒手或者劫持我時，你在緊要關頭要迅速朝我心臟開槍，不能讓日本人把我活着劫持走。這就是你對我的忠貞。”將要賣國，何談愛國？已經墮落，何談忠貞？這也正是閻錫山的複雜之處和狡詐之處吧。

        原定5月5日的會見因雨延至6日舉行。會上，日酋花谷正極不耐煩地站起來扯住閻錫山的衣袖，氣勢洶洶地說：“閻閣下和日本合作，正是時候，觀望一定沒有什麼好處，最好馬上跟我們回太原去！”閻嚇得臉色大變，會場氣氛頓時緊張起來。恰在此時，在會場外負責警戒的閻方人員通過望遠鏡發現，遠處山道上，有日軍一隊馱騾馬匹，正急匆匆地向安平村走來。這些馬匹馱的是準備交送閻方的槍械和款項，卻被誤認作是炮兵。他們立刻向閻錫山報告。閻聽說後大吃一驚，斷定日方是企圖劫持自己，決定乘休會之機逃跑。於是，他與警衛隊長順着事先修好的小路跑了，只留下趙承綬、王靖國等人與日方周旋。繼續開會時，日方發現閻錫山不見了，感到既可笑又惱怒，立即中止了會談。一個小意外使安平會談破裂了，閻錫山向着投降邁出一大步的行動因此未成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