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媛郑念与《上海生死劫》
一位优雅坚毅的女性，面对野蛮和强权，坚守底线，维护人性尊严。

《上海生与死》作家郑念原名姚念谖，1915年生于北京，父亲是日本留学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郑念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0年代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郑念后来嫁给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郑康琪，随夫姓易名为郑念。郑念夫妇完成学业归国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夫妇两人投奔重庆，郑康琪加入了外交部，驻澳长达7年。1949年之后，两人没有入台，而是留在上海。1957年，郑念在丈夫去世之后继其夫在上海任职壳牌石油公司，担任英国总经理的助理，直到“文革”爆发。“文革”期间，由于郑念是英国留学生，长期供职外商公司，被控为英国的间谍，被关在监狱7年。其间她在上海电影厂担任演员的独生女梅平遭红卫兵迫害致死。1980年，郑念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后定居美国。

1987年轰动英美的《上海生与死》就以郑念个人经历创作，这也是“文革”后第一本以英文创作的“文革”题材小说。凭借这部小说，郑念一夜成名。《上海生与死》是“文革”结束后在海外出版的第一本关于那段历史的小说，所以1987年小说在英美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小说以郑念个人经历创作。小说中文版于1988年出版，译者为程乃珊。

郑念在美国去世，她在文革中坚拒间谍罪名，要当局道歉，展示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她的英文自传追述知识分子理想如何被政治粉碎，轰动世界。

2009年11月2日，杰出的中国女性郑念在美国华盛顿仙逝。这个日子，距离柏林墙被推翻20周年的纪念日，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郑念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方耀光等译，上海百家出版社，以下简称《生死》），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以“笔述实录”方式反思“文革”的独立回忆录，由此推动了中国个人回忆录出版的多米诺骨牌。出版者在封面加上“自传体小说”的字样，是一种自卫符号，以便在遭政治追查时，可用虚构性体裁的理由自我辩护。此类手法在上世纪曾被广泛运用。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韦君宜，撰写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回忆录《露莎的路》，不得不饰以“小说”体裁。读者须在阅读时进行语法转换，才能握住“小说”的真实意义。

但《生死》不是虚构性小说，而是真正的历史纪实文本，像里程碑那样，屹立在中国现代史前沿。《生死》以第一人称直陈事实，时间和地点确凿无疑，文中所涉人物，绝大多数都以真名出场。无论从内容到样式，都呈现为典型的回忆录。

21年前，我第一次读到了《生死在上海》，惊诧于郑念的这段黑暗记忆，跟我的生活曾发生过戏剧性的交集。根据郑念的描述，她于七三年出狱之后，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太原路45弄1号2楼居住，跟我所在的25弄，属于一个小区，我们两家之间，相隔只有几十米。这一历史细节，启动了我的童年记忆。

我出生于襄阳南路，两岁时，全家便搬到太原路上。这是典型的欧式建筑群落，包含四排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和一个小小的汽车间广场，当时号称“外国弄堂”，如今改名为“太原小区”。

我还记得，七三至七七年间，我时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媛（郑念）的“无名氏”，独自出入于弄堂，风姿绰约，衣着华贵。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郑念家南面斜对面，63弄2号，住着知名翻译家方平，七六年前后，我时常去他家玩，以一个技校学生的身份，跟他阔论文学、摄影和政治。郑念家正对面和隔壁，住的都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童年玩耍的主要地点之一。

跟郑念同排、相隔几幢房子、也即我家南窗的对面，住着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之一、上海胸科医院院长顾恺时。《生死》曾提到过这对患难夫妇。王若望在长篇报告文学《欲望三部曲》里，把顾恺时当做共和国苦难事的主人公，精细地描述了他在文革期间的悲剧命运。他的女儿，一位在云南插队的知青美女，曾跟我的外号叫“大头”的密友闹过短暂而狂热的姐弟恋，而我这个毫无经验的“菜鸟”，一直在幕后给予热心指导。

“外国弄堂”及其四周，住着许多“不三不四”的“历史余孽”，例如民国首任总统黎元洪的大公子、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女儿。陈独秀的外孙，跟我玩过两年，后来突然失踪，据说去了新疆。民国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就住在我家隔壁，他们夫妇俩经常并肩出入，身材高瘦，犹一双形影不离的筷子。他之所以被红卫兵批斗，除了写毒草小说之外，还因为他居然胆敢用印有毛像的报纸包书。

回忆录里，还提到了居委会主任卢英和派出所的户籍警“老李”，这也是我熟悉的两个人物。12岁时，一名凶恶的邻居突然冲进家门来殴打我，我被迫举起菜刀自卫，被其他邻居死死抱住。事后，卢英同志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而“老李”则没收了我的菜刀，还耐心指导我写下生平第一份“检查”。他给我的唯一称赞是：“小赤佬，你的字不错啊！”

郑念是深居简出的，她对人的审慎和猜疑，流露在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上。她唯一亲密接触的几个人中，应该包括沈克非的妻子程韵。这是其回忆录里被省略的部分。程韵是我母亲黄佩英的好友，里弄工作的积极分子，热衷于在知识分子和大资本家家属间展开联络，组织各种活动。

程韵的丈夫沈克非，中国外科学奠基人，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曾任民国卫生署副署长。由于她的牵线，我母亲不仅跟宋庆龄有过往来，也跟郑念有过少量接触，作为燕京的校友，她们似有些共同话题。但到了七七年，由于父亲去世后长期陷于抑郁状态，母亲需要彻底改变环境。我们不得不跟“外国弄堂”告别，搬进陕西南路绍兴路交界的一处花园别墅。母亲告别了自己的悲痛记忆，而我则告别了阴郁的童年。

“外国弄堂”的文革情境，郑念本人并没有见识过，因为她的搬入，已是文革后期。六六年至七七年间，这个小区完全陷入了红色恐怖的迷雾。每天早晨，都有灰皮运尸车驶入，从某幢楼里抬出用白布包裹的尸体。

这种阴郁的景象印刻在我的记忆里，犹如挥之不去的噩梦。而郑念的噩梦则固化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里。在那里，郑念必须独自面对各种纳粹式的暴行——饥刑、铐刑、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于遍体鳞伤，内外交困。

但郑念奋力抗辩，坚决捍卫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拒绝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她甚至拒绝被释放，除非当局向她道歉。这是极其罕见的场景。我们就此看见了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

依据互联网上的时尚解读，郑念的家庭被阐释为“姚家三美女”。这个“性感组合”，包括姚念媛（郑念）、郑念的妹妹姚念贻（配音演员，曾为影片《奥赛罗》女主角苔丝蒙娜配音），以及郑念的女儿郑梅萍（上影厂演员）。郑梅萍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自杀”身亡，死因至今仍为悬谜。而在丈夫亡故、女儿被杀﹑家人背叛的情形下，郑念四面楚歌，孑然一身，却保留着良知与勇气，这内在的美丽，穿越了文革时代的严酷黑夜。

郑念就学于左派阵地的伦敦经济学院，其立场是不言而喻的。而正是这信念促使她选择跟家人一起留在大陆，以期能以自己的西方背景，为新中国建设效力。这曾是无数知识分子的良善理想，但经过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这夙愿早已化为齑粉，彷彿是一堆被飓风卷走的尘土。

正是由于英国壳牌公司的背景，郑念沦为疯狂猜疑和迫害的对象。郑念的遭遇俨然是白桦电影《苦恋》中那位画家的现实投影。在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里，奥威尔进一步阐释了这种荒谬的极权语法，那就是——永不停息地从自己人中间制造“敌人”以及“敌人的帮凶”。

作家约翰·库切深感惊异的，是郑念非凡的个人勇气，而我阅读《生死》时，还要惊异于文明的脆弱与坚硬，犹如高贵的瓷器。红卫兵抄家砸烂了那些优雅的明清古瓷，郑念以自己的机智，庇护了残剩的藏品，并在文革后把它们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这是一次富于象征意味的事件。面对极权主义的狂热暴力，华夏文明像明清瓷器一样破碎了，而只是由于郑念们的抗争，它们才有望跟郑念一起残留下来，成为未来文化复兴的种籽。

《上海生死劫》精彩段落摘录

◆中国人已得到一个经验，就是自己不假思索，仅照上级的指示办事，那么上级就会更相信他们、赏识他们。

◆“凡事总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财产并不重要。想想我那些古董，在属于我以前，不知被多少人拥有过，经历过多少战争和天灾人祸。我之所以能得到它，是因为有人失却了它。当它们为我所拥有时，我可以玩赏它们，现在，我失却了它们，就让别人去玩赏它们吧。人生本就是个过渡，财产并不是最重要的。”

◆这些红卫兵造反派在我眼前晃动着的身影，比丧失财产更让我难熬。他们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尚未开化的野蛮生物，我与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

◆长期来，中国老百姓已学会了读报的唯一方法就是，细细领会它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他们除了注意公开的新闻外，也注意被封查的新闻。事实上，在中国，真正的新闻并不来自报纸，而来自民间传播的政治杂谈。老百姓常以含蓄的语言或各种手势来进行不指名道姓的杂谈，称之为“小道新闻”，意思这新闻不是公开来自政府方面的。

◆长久以来，中国人为了失却民族自尊而痛苦。那些从没有离开过故土、或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尝尝把其他地区国家的人成为“鬼子”，认为他们是不开化的，有着迥然不同生活习惯的一种动物，称他们为“洋人”或“洋鬼子”。中国长期所形成的闭关自守，极大地加深了中国人夜郎自大之感。当邓小平向世界各国实行开放政策之后，立即博得一片颂扬之声。显然，洋人带来了大量资金到中国投资；还互相进行意识上的交流。中国人民在这种外来冲击下苏醒了。为此，他们觉得痛苦、羞愧、自责。他们为了争取真正的“文明”，开始对西方文化采取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

◆在那些没有和极左分子较量过的人看来，我与他们这种持久不息的抗争，或许会认为是无用又无谓的。但事实上这些人骨子里都是欺软怕硬的。假如我任他们随心凌辱我，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我在看守所的度日，将会更不可设想。而且，我在审问室里所说的话，一字一语都录了音。我永远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盼着有一天，会有一个公正的人来调查我的问题。那所有我说过的，可能都会协助他给我作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整个文化革命中，造反派花了不少公家的钱四处外出“调查“阶级敌人的罪行，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游山玩水，寻亲探友，不少人故意拖延着出差期限，以便游遍各处的风景区。因为上海，是中国人最向往的购物城市，所以造反派都希望到上海来转转。

◆不论我在这里的遭遇如何，但当我面对告别上海这个事实时，我还是觉得十分伤感。中国人，都持有浓厚的乡恋，不论我们走得多远，离开多久，但最后总希望能倒在自己的故土上，所谓：“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吧。不过，我已铁了心永不回来了。

——以上摘自程乃珊译本《上海生死劫》

◆“有人在高压之下无法在忍受下去，就被引诱写下了一些不真实的事情，哟过来满足审问者、解脱自己。一旦你开始交代，他们就要你承认更多的罪行，不管是不是虚假的，通过行使压力得到他们所有的。最后，这人就陷入了颠倒黑白的纷乱之中而不能自拔。我看到过这种情况。”

◆主管我居住地的警察，第一次不打招呼就闯进我的家门。警察在门前不理会老赵，就直接进入起居室，并在地毯上吐唾沫。我第一次看到了权势造成的无礼态度，以后，我认识到，党的下级官员往往用这种傲慢无礼的态度来掩饰自己的自卑感。

◆我想，凭借野蛮行为达到目的的人必然相信野蛮的力量。

◆“是的，你刚说过和外国人跳舞是不爱国，我可以通过和我的瑞士朋友跳舞使他不爱国，因为在他眼中我是外国人。如果通过简单的跳舞行为我能使其他人不爱国，不正是有用吗？从这点可看到这种可能性，即你可让我和全世界中国的敌人跳舞，让我使他们不爱国。那样，不用开一枪，他们都不爱国了。还有什么人能比这样做更有用？”

◆难道人的本性中确实具有破坏欲？文明的表层是非常浅薄的。在我们的人性下面潜伏着兽性。

◆“适应它，生活下去。只要你长寿，就能看到我们国家的变化。”

——以上摘自方耀光等译本《生死在上海》

 郑念《上海生死劫》各个版本一览

《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英文版） Grove Pr 1987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英文版） Penguin Books 1988

《上海生死劫》 程乃珊、潘佐君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8

《上海滩的沉浮》 华克健、曹思、韧人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8

《上海生死劫》 苏帆译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1988

《生死在上海》 方耀光、郑培君、方耀楣译 百家出版社 1988

《上海の长い夜》（日文版） 原书房 1989

《La Dama de Shanghai》（西班牙文版） Ediciones Martínez Roca 1998

《Leben und Tod in Schanghai》（德文版） Ullstein Buchverlage GmbH & Co. KG / Ullstein Tas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