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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口述:毛泽东女儿女婿也逃不掉批斗
送交者: 病木 2011年04月27日05:38:03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李敏口述:毛泽东女儿女婿也逃不掉批斗

发布时间:2011年04月21日 - 12:44 | 344 次阅读 | 发表评论(已有 2 条评论)

李敏与父亲毛泽东

李敏:在人们的心目中,认为我是毛泽东的女儿,就不会挨批挨斗。其实错了。我也同样受到批判,被勒令交待问题,被列入“五一六”分子的名单中。孔令华也被说成是埋在我爸爸身边的定时炸弹。

作者:李敏,选自:《光明日报》 2001年4月09日,原题:“文化大革命”,我成了“保皇派”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因为我也生活在那个年代,当然也就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中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所在的教育改革工作组就撤出了北京航空学院。我自然也就跟着回到机关。

在人们的心目中,好像我是个最走运的人,认为我是毛泽东的女儿,就不会挨批挨斗。其实错了。我也同样离不开那个时代,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形势,我也同样受到批判,被勒令交待问题,被列入“五一六”分子的名单中。孔令华也被说成是埋在我爸爸身边的定时炸弹,没完没了地挖了起来,不也同样挨批挨斗吗!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俩同时受到批判。不过我俩也有不一样的时候,就是他戴过高帽子,我没有戴过。但这比起一些挨批挨斗的老干部来,我个人受点冲击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因此,在我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抛开个人的得失,为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为保护一些老同志尽了我一个公民、一个党员、一个军人的职责和义务。

在我的记忆中,有几次批判会,我至今无法忘记。

一次,是在北京航空学院批判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的大会。

钟赤兵是长征途中英勇战斗失去了一条腿的红军干部。当时他因有严重的心脏病,正在三○一医院住院治疗。为了批判他,就强行把他从医院的病床上拉起来。他是带着氧气瓶到北京航空学院礼堂接受批判的。

看到这种情况,说实话,我心里非常难过,心情非常沉重,可我又无能力来阻止,因为我也在受批判。我为此心急如焚。

等到会议一结束,我就不顾一切地向中南海跑去。我一心想见爸爸。我要向爸爸反映这一真实的情况。

走到中南海西门,警卫人员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去,无论我怎么说都没有用,因为我已经没有进中南海的任何证件了。

那我也要力争,我还真有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儿。我就左说右说的,想法说服了警卫人员。还真好,他们真的就让我进去了。我很高兴,虽然费了些周折,但总算是达到了目的。

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爸爸的住处。谁知刚刚进门,就碰上了江青。真是冤家路窄。尖酸刻薄的江青看见了我,就阴阳怪气地挖苦我说:“小保皇回来了呀!怎么偏偏在这时候回来呀!是不是想摸底?”一进家门就被江青扣上了“保皇”的帽子。

江青的话,让我爸爸听到了。爸爸生气地说:“你去告诉她,就说你是回来摸底的,看她怎么办。”

“爸爸,您别生气。我是回来向您反映情况的。”说着,我就把批判钟赤兵同志的情况如实地向爸爸作了汇报。

爸爸听了我的汇报后说:“钟赤兵同志是好人,是打仗打出来的。”

“您的话我可以转达吗?”我问。

爸爸点点头,同意我转达。

我回到机关后,向有关领导转达了爸爸的指示。这也算是我为保护老干部做了一点工作吧。

文革”进入高潮,批判会在步步升级。那些残酷批斗老干部的会议及方式,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我非常反感也感到了极大的苦恼。当看到斗萧华同志并让他坐“喷气式”时,我无可奈何,就和坐在一起的一位女同志写了一张条子,“要文斗,不要武斗”传给主持人。但这却无济于事,他们仍然我行我素,继续采用这种残酷的批判方式。

当我看到罗瑞卿同志被用筐子抬到台上批斗时,我实实在在不忍再看下去,就站起来,当即退出了会场,以此表示我的不满与抗议。我想,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不一会儿,周围许多同志也相继退出了会场。我想,他们的心情肯定和我是一样的。作为一般工作人员,我们也只能以此表示反对了。

又如,原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同志,是因心脏病去世的。当时,有些人说他是自杀,是叛徒,要打倒他。我就找机会跟爸爸讲了这件事。爸爸说:“赵尔陆是个好同志,是井冈山的人。”我明白了,爸爸是要保护他。

我问爸爸:“能不能转达?”爸爸说:“能。”

我如实将爸爸的指示转达给有关人员,尽到了我的责任。

爸爸给我讲:“人批的过火了以后受不了。就像烤鸭不能烤煳,不能烤焦,要恰到火候。批汪东兴的错误就像烤鸭一样,不能烤焦了,焦了就不能吃了。”

爸爸还给我说:朱德是司令,我是政委。批司令,政委也有责任。

我欣慰的是,我曾经帮助过徐海东同志。那时徐海东同志因病住院。“四人帮”强迫医护人员不予他应有的治疗,并强行中断了输氧。

徐海东的家属找到我,让我想办法救人,我一个普通人能有什么办法呢?

但没办法也要想办法,因为救人要紧呀。我首先想到了我的爸爸。

我进不了中南海,只好打电话告诉爸爸。

我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汪东兴同志说:一定要保证治疗。

我将汪东兴同志的话转达给有关人员,这样保护了徐海东同志。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时,爸爸还特意点名要徐海东同志坐到主席台上。

我们戴了高帽,挨了批判,爸爸却乐呵呵地说:经风雨见世面嘛

国防科委领导讲过:别让主席为难,别增加主席的负担。不要为这点小事叫主席分心,影响工作。李敏的事就由我们来管吧。就这样,才让我到国防科委工作。我才成了一名解放军干部的。

1968年初,因为北航老找国防科委领导提出要“勒令”我交待问题。没办法,领导就让我跟机关的同志到北京郊区王四营公社参加农业劳动去了。直到麦收之后,我才又回到国防科委机关。

1969年10月25日晚,我又随国防科委机关干部被“一锅端”到河南省遂平县莲花湖的“五七”劳动农场。

当晚,钟赤兵同志赶来车站送行。钟赤兵同志由夫人陪着拄着拐杖登上车厢,和机关干部们握手送别。他见到我就问:“你去那里干什么?”

“我去种菜。”我回答他说。

“我残废了,不能劳动。我去给你们看门吧!”他风趣地对大家说。

我把自己的行李物品,先托给一位同志代为照料,随后我也去了遂平。

我回到家后,买好火车票,把我的儿子宁宁送到上海妈妈家里,请妈妈照料孩子。一切都安排好后我又回到北京,就与机关的第二批干部一起到了干校。

因为1971年初,爸爸对我说过:“你和李讷到中央办公厅江西省‘五七’干校劳动去吧。”我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说:“我是国防科委的干部,还是到科委干校去吧。”

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我才和同志们由干校一起回到北京。

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在揭批清查林彪集团罪行的过程中,我也被列入了他们所谓的“国际口‘五一六’”的黑名单中。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是其他同志们意料之外的。

1973年12月,国防科委党委为我们这些黑名单上的干部正式作出了平反决定。

原以为从此以后我的日子会好过些,就会平安无事了。谁知事隔不久,一天,爸爸告诉我说:“江青要抓你‘五一六’,你要小心。”看看,我又要倒霉了。

听到此话,我觉得似乎不大可能,但我又想到世间什么事都会发生,我还是防着点好,我做了最坏的打算。我首先想到的是妈妈送给我的珍贵纪念物———一条她与爸爸共用过的毛毯。这件东西绝对不能落到他们的手里。我将毛毯送到我的一位姓钱的亲戚家,请她为我保管起来。

我最初见到江青时,别看她对我又抱又亲,那是假的,是做给别人看的。在日常的生活中,江青的所作所为,我可是都看在眼里。江青总是冷淡我,这是周围的人所共知的。当然我对江青也没有什么好感。

我最不愿见那些高高在上、把人不当人看的人。江青就是这样一种人。

她身边有一位服务员叫小张,工作挺好的。江青却横挑鼻子竖挑眼,事事找小张的麻烦,处处跟小张过不去。变着法地欺侮小张。小张实在受不了江青的气,都想寻死。我知道后,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爸爸。

爸爸狠狠地批评了江青,又安慰了小张。为此,江青恨我,恨得牙根都痒,总想找机会报复我。

现在看来,江青借这个机会报复我、整我那真是轻而易举的事了。对她来讲,这只是举手之劳。但既然爸爸告诉了我,我还是防着点好。

江青不仅找我的茬儿,也找令华的麻烦。

令华是1971年3月到三十八军的。是我的爸爸毛泽东同意让他到部队去锻炼的。作为军人,他当然要穿军装了。

1971年8月,我们在青岛陪伴我的妈妈贺子珍时,接到通知告诉我们说:江青也要来这儿。

我们同样按时到站相接,按时陪伴她。

当江青见到我们时,第一句话就问令华:“你怎么穿军装了?”

“爸爸(毛泽东)同意我到部队锻炼去。”令华如实地告诉了她。

江青不是个健忘的人。可事隔三年后,也就是1974年,江青要到部队抓点了。且单枪匹马地要到三十八军,要到某团八连抓点。这一抓,当然就抓到了点子上,这个八连,正是令华所在的连队。

当时因为工作关系,我不便带着孩子。所以儿子宁宁就到令华那里去了。孩子玩耍时因不慎,跌坏了胳膊,需要人照顾。所以江青到时,令华没有去见她。

江青在三十八军说:“我们的女婿在你们这儿。他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和主席都不知道。他又没有失业,到部队来干什么?他的背后是不是有黑手?他是不是通过他的父亲孔从洲走后门来的?要查查嘛!不过,他还是个老实人。”

江青也还说了一句实话:令华是个老实人。

当年我俩都同时挨批判,令华被迫戴上用纸篓糊的高帽子。因为纸篓大,挨批判时,他还时不时地用手扶着高帽子。那样子也够狼狈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见到了爸爸。谈到当时的形势时,我说:“令华和我都在受批判。我是‘随叫随到’,他还要戴高帽。”

我想,爸爸听了这话,可能会安慰令华几句,给他宽宽心。谁知,爸爸听了后,没有说话,只是冲着我俩笑,而且笑得很开心。就像那年我们为他祝贺生日一样,乐呵呵地笑出声来,而且声音还挺大。

“经风雨见世面嘛!”笑过之后,爸爸只说了这样一句话。

事后爸爸让王海容给令华所在的三十八军打电话说:“告诉他们(三十八军领导),孔令华到三十八军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告诉令华要安心工作。代我问他好。”

如果不是爸爸这样处理,江青很可能让人查令华背后的“黑手”,一些人很可能继续深挖埋在爸爸身边的定时炸弹了。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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