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阳生质疑“文革”中亿万人受迫害　　

　 　

　 　

近20年来，有个庞然大数不时从名人们的笔下蹦出来，令人毛骨悚然。有人说“文革”中有1亿人受到迫害。还有人说，受到迫害的人，如果不是亿万也走千万。　　

知名诗人、剧作　家沙叶新　先生在他的《中国的“检讨”文化》一文中（详见　2001年12月25日　《作家文摘》第509期）指出，“如果不是亿万，也至少是千万”。他据此断言，这是“全民的互相残杀”，“人人都逃脱不了检讨的厄运”。而另一位知名人士　李启咏　先生在他的《词典编纂不应回避惨痛历史》（详见　2003年1月28日　《法制日报》第8版）一文中则说：“10年间，全国上下受到迫害打击的干部、群众达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他据此断言，“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和不幸”，主张把这个数字编到《现代汉语词典》中去，铭记千古。　　

可是，统计数字不能你说一个，他说一个。　沙　先生冒估了“亿万”后自己也觉得不踏实，随即压缩为“千万”。这比　李　先生统计的“1亿”也许更接近实际。但我对　沙　先生估算的“千万”，也还是抱有怀疑。我的怀疑来自　沙　先生同一篇大作里的这样一番颇为真实而生动的描写：　　

“今天你打倒别人，明天很可能就被别人打倒。因而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境遇：一个月前有人逼你三番五次地写检讨，一个月后这个人也许自己乖乖地写检讨了”，“人人都逃脱不了检讨的厄运”。　　

这大概就是　沙　先生断言：“如果不是亿万，也至少是千万”的依据吧！　　

我认为, 把写过检讨的人都算到受打击迫害之列，恐欠妥当。请　沙　先生冷静地想想：反击“右派”猖狂进攻取得胜利以后，有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不仅没有得到清除，反而有所滋长。他们以功臣自居，以己为党的化身，高高在上，严重脱离群众，对部下不能一视同仁，搞顺我者上，逆我者压。“文革”初他们又把反击“右派”的一套端出来，围攻敢对他们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和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被毛泽东指控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群众起来说话啦，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干部自己也认识到错啦，给群众写个检讨也叫受迫害？我看言过其实。据此，我　向沙　先生建议，从你估计的“千万”中减去半数，剩下的是500万。还有没有水分呢？　　

有！　　

众所周知，“文革”的主攻目标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战场是在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审定谁是“走资派”，谁不是“走资派”，与过去审定右派、右倾分子有所不同。过去打右派、打右倾是党委主要领导人说了算，群众没有发言权，本人没有申辩权，因此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文革”中审查走资派则不然，毛泽东老人家让群众来鉴别。于是乎就出现了　沙　先生所说的“啼笑皆非”——“运动初期整群众，后来又被群众整”。这虽然不大好，但总比以往“整人者老整人，被人整者老挨整”要公平合理一些。在此，我想对历史说句公道话：“文革”中围绕每一个党政领导干部的荣辱、前途、命运，中国的平民百姓表现了高度的责任心和正义感。凡是他们爱戴信任的领导干部，不管别人怎么说，也不管别人给戴上了什么帽子，他们都要保。有的明不能保就暗里保。有的以“揪”走资派的名义，把他们拥戴的领导干部“揪”到深山老林保护起来。在“打与保”的冲突中，成千上万的“保皇派”付出了这样或那样的代价，有的流了血，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是由于他们的正义之举，使绝大多数老干部一直处于被一部分人“打倒”的同时又被另一部分人保护之下。只要不是送进秦城监狱的，就还有行动的自由和“四大”的权利。据此我建议　沙　先生再从500万中减去一半。剩下的250万也需具体分析。这里我举一个例子：　　

山西省朔县乡村女教师齐凤鸣出生于富农家庭。1966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她与丈夫在校园一间公房内做好肉菜过灶王节，忽听锣鼓喧天由远而近，原是乡里的一队红卫兵开进校园。领头的在门外高喊：“富农分子齐凤鸣出来念大字报”。女教师不予理睬，继续吃饭。领头的奈不住便在门外大声宣读大字报，内容大意是：勒令齐凤鸣立即退出公房，否则革命群众要采取行动。此时女教师推门而出，怒吼道：“我要看看这是从哪里来的些没毛野鬼。你们凭什么给我定富农分子？请拿出党中央的文件来！毛主席关于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是怎么说的？周总理接见新疆建设兵团知青的讲话你们看过没有，听说过没有？”　　

造反派鸦雀无声，憋了半天一个小头目才说：“知道你是个大学生，我们说不过你”，乱哄哄一群人偃旗息鼓而去。（引自作家齐凤翔的回忆录《人之初》）　　

请问　沙　先生　和李　先生，这位女教师算不算受到了迫害？　　

再举一例：　　

1966年，笔者在中共山西省委创办的《山西四清报》编辑部工作。“文革”初期编辑部走廊内大字报与日俱增，有的大字报刚贴出来就被新贴出的大字报覆盖了。笔者对此感到忧虑，向党支部和“文革”领导小组写出两条建议：一、要求扩大张贴大字报的场地，允许贴到办公楼外面去；二、贴大字报的人应将大字报底稿交给“文革”领导小组保存，以示个人对大字报的内容负责，以备领导和群众查证。不料我的建议引起编辑部主任刘某同志（正厅级）的怀疑和担心。他默许一位中层领导（处级）串联6位编辑给我写大字报，指控我是漏网的“右派”妄图篡夺“文革”领导权。不久，刘主任在大会上点我的名，说我有野心，妄图把编辑部搞垮，给省委抹黑，令我停职反省（写检讨）。可是时隔不久，风云突变，从北京传来了毛主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消息，外单位的造反派打上门来，造了刘主任的反，给他戴的帽子是镇压革命群众，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此时的我，犹如崩出炼丹炉的孙悟空，立即拉起“轻骑队”的杆子参加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我与我的组织成员始终认为，刘主任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甚至冒着当“保皇派”的风险，为他求医看病，帮他的妻子找回丢失的巨额存款单，还为其女儿能够分配到保密性很强的兵工厂工作，出具了有利的证明材料。　　

1969年春天，《山西四清报》编辑部全体干部被调到北京市昌平某军校办学习班。在学习班，老刘作了自我批评，我俩言归于好。无须隐瞒：在未到学习班前，我们40余人的单位曾有过五名右派（运动前的当权派认为）、两名走资派（一部分群众认为）、一名中统特务（疑似）、一名历史反革命（个别干部认为）、五名“铁杆儿保皇”份子（部分造反派认为）。但经学习班“斗私批修”，澄清是非，在毛泽东同志还健在的岁月（1970年）就实现了大联合，全体干部握手言欢，各自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如此这般，全国大同小异。　　

不可否认，“文革”初期，因康生、陈伯达、江青等支持和煽动，首都一部分学生和青年职工打着“扫四旧”的旗号，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以及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群，有过严重的人身人格伤害。毛泽东及时呼唤：“要文斗，不要武斗”，老人家还声称，他反对把湖南农民运动中的过激行为搬到“文革”中来。并重申党的政策——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周恩来总理也及时指出，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不得歧视，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允许人家革命。由此而破除了反动的血统论，这是“文革”的重要政治成果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综上所述，所谓有1亿人甚至是数亿人在“文革”中遭到打击迫害的言论是没有根据的，制造这种谎言的人是别有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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