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學無術的張戎看不懂檔案
— 1935年大渡河之役川軍劉文輝部防禦部署及調整
雙石
1935年5月下旬，由金沙江畔北進的中央紅軍取得了大渡河之役的勝利。
大渡河之役最為傳奇的故事是中央紅軍渡河先遣隊紅一團的安順場孤舟強渡戰鬥和紅四團22勇士飛奪瀘定橋戰鬥。這些傳奇故事如今膾炙人口廣為傳頌，如此也有意無意地屏蔽了一些這場戰役為什麼能贏得勝利的重要因素。而在這些“重要因素”中，擔任大渡河防線主要責任的川軍第24軍劉文輝部因種種主客觀原因在部署上的失誤也是很關鍵的。筆者在查閱比照了雙方有關歷史檔案文獻及有關人士的回憶，並多次到實地踏勘考察有關地理要素後，就川軍方面的部署作出了一些分析考證，以就教於各位方家。
一、1935年大渡河瀘定-富林河段道路交通情況及有關地理要素
當年的大渡河兩岸沒有今天這樣的公路，俱為崎嶇陡峭的人行小道，不通汽車，交通工具一般都是騾馬或滑竿。就是雅安-西昌的“寧雅正道”和雅安-康定的“川康要道”也是如此。
（一）聯接“寧雅”和“川康”的兩條主要通道
寧：是指現在涼山彝族自治州屬地，當時稱“寧屬”；
雅：是指現在雅安地區，當時稱“雅屬”；
這兩條主要通道的情況如下：
1、所謂“寧雅正道”，是從西昌經瀘沽、小相嶺、越西、海棠、坪壩、河南站、曬經關、大樹堡、富林、清溪（當年的漢源縣城）、大相嶺（泥巴山）、凰儀堡（又稱“黃泥堡”）、滎經至雅安的“茶馬古道”，其間要翻越大、小相嶺，乘舟過大渡河，這是當年聯接寧、雅的主要道路。直到今天，坪壩與河南站之間仍不通公路。
除了這條“正道”外，從瀘沽經冕寧、拖烏、察羅，從安順場過大渡河，再經挖角壩、王崗坪、富莊，亦可經清溪（當年的漢源縣城）到達雅安。然其間要翻越拖烏山、王崗坪，從安順場乘舟過大渡河，還要通過冕寧、拖烏間的彝族區，且道路更為崎嶇難行，沿途人煙稀少，人馬就食較為困難，一般商旅都視為畏途 — 現在則恰好相反，這條道變成大道了，不久還要成高速公路。
2、所謂“川康要道”，是指從雅安經滎經、大相嶺、清溪（當年的漢源縣城）、富莊、宜東、飛越嶺、化林坪、龍八步、沈村、冷磧、瀘定、冷竹關至康定的“茶馬古道”，其間要翻越大相嶺（泥巴山）、飛越嶺，經瀘定橋過大渡河 — 當時民間將這條路稱之為“大路”。
當時瀘定、天全間的二郎山沒有今天這樣的公路，就是小路也沒有 — 有的只是既或是獵人也很難涉足的荊棘路。除了“川康要道”外，從瀘定到雅安只有經五里溝翻越馬鞍山，從兩路口（亦稱爛池子，今新溝）沿天全河東行，經天全而去雅安。這條道 — 特別是馬鞍山小道，非常險峻崎嶇，連騾馬也很難行。雖然也屬“茶馬古道”，但卻是只能人行的“茶馬古道”，只有那些買不起養不起騾馬的“干人”，才會背負茶包往返此間 — 當時民間將這條路稱之為“小路”。
除此之外，由滎經至化林坪之間還有一條當時被人們稱之為“新路”的峽谷小道：即從雅安到滎經後，不經凰儀堡翻越大相嶺去清溪再由富莊、宜東翻飛越嶺去化林坪，而由泗坪、三合、新廠、三王崗，爾後至化林坪與“大路”匯合的山間小路（20世紀30年代曾擬由此建設公路）。較之於要翻越大相嶺（泥巴山）、飛越嶺兩座高山峻岭的“大路”，這條道路只需翻越三王崗一座高山，然而因其間地形險峻、人煙稀少，騾隊就食住宿不易，故而直到20世紀中期，一直罕有騾隊和客商往來，相對來說比較冷清。
（二）大渡河瀘定-富林河段兩岸沿岸道路情況
當年的大渡河瀘定-富林河段兩岸沿岸沒有今天這樣的公路，且兩岸多為懸崖峭壁，此間群眾彼此往來都要翻山越嶺 — 時常要離開大渡河很遠，這些道路因20世紀70年代公路的開通，現在已很難有外界人士涉足。
1、西岸道路
這裡主要介紹從安順場到瀘定間的道路。
從安順場出發，經海耳窪（今新民）離開河岸，翻山到田灣，過菩薩崗，經什月坪，翻猛虎崗，經灣東、共和到磨西（這段也要離開大渡河岸，沿磨西河西行一段），翻磨杆嶺，經奎武，沿河岸經咱威、杵泥壩進至瀘定，行程約160公里（一說是170公里）。這個裡程是當地民間憑行進經驗度量的數字（有些要道設有驛站，驛站和驛站之間是通過步測而得的里程），根據筆者經驗，路途平坦時，估算里程容易誤近；路途崎嶇時，估算里程容易誤遠。比較保守估計，此間行程亦當在140-150公里之間。
2、東岸道路
這裡主要介紹從安順場對岸桃子灣渡口到瀘定間的道路。
目前已有沿河公道，里程約為103公里。但當年小道的行程要遠高於此。
從桃子灣渡口出發，從山背小道（離開河岸）進至挖角壩約40公里，從挖角壩上山（又離開河岸），到雨灑坪，再上山下山，到河岸邊的得妥，約40-50公里，再翻山越嶺行至加郡，再翻越海子山至龍八步、沈村，約25-30公里，經沈村、冷磧至瀘定橋，約25-30公里。總計行程在130-140公里，或者更多。
（三）比較重要的地理要素
1、清溪（當時的漢源縣城）
位於大相嶺南坡下，南距富林（今漢源縣城）約30公里，西距飛越嶺約50余公里，這是“寧雅正道”和“川康要道”的樞紐，兩條要道都要經過此間。
2、富林（今漢源縣城）
位於大渡河北岸，與南岸大樹堡渡口隔河相望，是茶馬古重鎮，重要商埠，交通樞紐。
3、安順場
位於大渡河從北-南流向轉向西-東走向的拐點，也是一個重要渡口。
4、飛越嶺
橫亙在漢源與瀘定之間“川康要道”上，海拔2830米，是一個聯結川康的險關要隘。
5、化林坪
位於飛越嶺西麓，是一個古茶馬重鎮，當年建有城堡。
6、龍八步-沈村
龍八步又稱龍巴鋪、龍八埠，今興隆鎮，位於海子山北坡下。沈村就在河邊，是一個渡口。
7、海子山
位於東岸得妥與沈村之間，當年瀘定-安順間的必經之路，設有關隘。
8、天全-瀘定間的馬鞍山（不是安順場邊的馬鞍山）
位於瀘定與天全間，是一條崎嶇難行的茶馬古道，騾馬也很難通行。
9、海耳窪
今新民，位於安順場以北約20公里，也是一個渡口。
10、菩薩崗（西岸）
亦稱橫崗，位于田灣河東北，當年從安順場到瀘定的必經之路。
11、什月坪
位於菩薩崗與猛虎崗之間。
12、猛虎崗（不是清溪附近的猛虎崗）
位於什月坪與灣東之間，高大險峻，亦是從安順到瀘定的必經之路。
13、灣東
位於猛虎崗北坡腳下。
14、磨西
今磨西鎮，距大渡河岸約十餘公里（當年要翻越磨杆嶺，路途更為艱險，也更遠），由此經雅家埂，翻雪門坎山可經結榆林到康定。
15、磨杆嶺
位於磨西鎮與奎武之間，當年是從磨西鎮到大渡河邊的必經之路。
16、奎武
今奎武村，位於大渡河西岸邊，從磨西鎮出發至瀘定必經此間。
17、挖角壩
今挖角鄉，位於大渡河東岸邊，距安順場彼岸桃子灣渡口約40公里，由此經王崗坪小道可經富莊去清溪（當時的漢源縣城）。
18、王崗坪
位於挖角壩與富莊之間，是一個險峻山隘。
二、1935年5月25日前川軍劉文輝部的判斷和部署
1935年5月16日，中央紅軍開始從金沙江邊向大渡河北進。與此同時，蔣介石也作出了“大渡河會戰”的部署：
一、着楊森全部，不待部隊接防（此時楊部主力尚在金沙江下游地段設防阻擋紅軍 — 筆者注），克日取快捷方式，趕赴大渡河築碉布防，扼守自安慶壩（不含）以下大渡河北岸全線，主力控置富林。
二、劉文輝部，除原駐康、巴及大渡河部隊不計外，應以有力部隊固守西昌、會理待援，並另派一部，擔任自安慶壩（含）經察羅、三道橋、大營盤、大橋、冕寧、凹古腳、河邊、沙壩、拖琅，至集福場之線，扼要築碉防守，並左與楊部，右與雅礱江孫渡部，切取聯絡。
三、龍雲應以薛岳部之吳、周、李各縱隊，迅速渡過金沙江左岸，向圍攻會理之匪夾攻，以解會理之圍。另以孫渡縱隊，取快捷方式至鹽邊、鹽源及其以北沿雅礱江西岸，築調防守。並在水仁、元謀各縣，金沙江右岸築碉，嚴防匪之西南竄；左翼與劉文輝部切取聯絡。[1]
在這個部署中，川軍第24軍劉文輝部居於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後，在金沙江北岸的部隊只有劉文輝的川軍第24軍和楊森的第20軍，因楊森部此間尚在宜賓附近部署金沙江下游防務，短時間內很難完成到大渡河邊的機動，且劉文輝部在會理、西昌間的部隊未能有效阻止中央紅軍向大渡河邊的迅速進展，所以到5月下旬中央紅軍先遣隊進抵大渡河之時，川軍方面能夠用於大渡河防線的防禦兵力只有這樣幾支部隊：
1、川軍第24軍第四旅，旅長袁鏞（國瑞）。
2、川軍第24軍第五旅，旅長楊學端。
以上兩旅5月中旬從雅安經滎經、凰儀堡進抵漢源縣城（今清溪鎮）及其附近。
3、川軍第21軍第六旅（旅長王澤浚），暫受劉文輝指揮，5月中旬進駐富林（今漢源縣城）。
另外，川軍第24軍第二旅余如海（松琳）部駐康定，原本就有負責康定、瀘定防務的責任。
據原第24軍參謀長張伯言等人的回憶所述及與川軍方面的檔案文獻記載，迄至5月24日中央紅軍渡河先遣隊進至安順場的當晚，川軍方面的部署為：
一、第24軍第五旅楊學端部（以下簡稱楊旅）主力（第七團餘味儒部、第24團唐灼元部）在安順場至大沖間布防，旅部位於南岸納耳壩（今石棉縣大堡鄉）對岸的八牌。安順場守軍為“彝務總指揮部”賴執中部不足兩連兵力，安順場對岸的桃子灣渡口有餘味儒團韓槐瑎部一營守軍，余團主力駐安靖壩（今石棉縣城附近）。
該旅主力原在富林（今漢源縣城）布防，後富林防務由第20軍第六旅王澤浚部接替。
該旅第21團肖紹成部（以下簡稱肖團）則在挖角壩-王崗坪一線布防，並負責與上游的第四旅袁鏞部的聯繫。安順場與挖角壩之間約40公里，當時均為山嶺隔絕，只有人行小道，交通困難，故該團與旅主力之間的聯繫並不暢通。
二、第20軍第六旅王澤浚部負責大沖-富林間防務（以下簡稱王旅）— 據張伯言等人回憶，該旅裝備精良，兵員充實，並擬與負責富林-金口河段防務的楊森部主力切取聯絡，但楊部主力當時因在彝區被阻，尚在繞道前進，所以富林-金口河段的防務實際上呈空白狀。但中央紅軍由此間渡河路途遙遠崎嶇，要耗費許多時日，實際可行性並不大。
三、第24軍第四旅袁鏞部駐漢源縣城附近（以下簡稱袁旅）。
四、第24軍第二旅余如海部駐康定，而該旅配置於西岸河段上的兵力不足兩營，分別布防於菩薩崗和猛虎崗兩個要隘上（以下簡稱余旅）。
從以上部署可以看出，川軍方面的對中央紅軍渡河方向的判斷是：中央紅軍將循西昌-瀘沽-越西-海棠-大樹堡這條“寧雅正道”（這也是當年從西昌進至雅安的最主要通道），從富林附近渡河，經漢源（今清溪鎮）翻越大相嶺（泥巴山），以圖在雅安附近與紅四方面軍會合。
基於上述判斷，川軍方面在這條“寧雅正道”大渡河北岸路線上，部署了兩個旅，第20軍第六旅王澤浚部在前，第24軍第四旅袁鏞在後。袁旅當時所在的漢源縣城（今清溪鎮）是個比較機動的樞紐位置，向南可為王旅後援，向西南可為第五旅第21團肖紹成部後援，向西則可翻越飛越嶺扼守大渡河瀘定至得妥河段，保護沈村-龍八步-化林坪-飛越嶺-宜東-富莊-清溪這條“川康要道”的安全 — 這是當年川康地區的主要通道。
第24軍第五旅楊學端部主力（兩個團）位於富林與安順場之間，在安順場對岸的桃子灣渡口有一營守軍，安順場僅有“彝務總指揮部”不足兩連的兵力。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迄至5月25日，川軍方面的防禦兵力主要集中在安順場-富林間的河段上，上游挖角壩至瀘定之間河段防務基本上是空白；挖角壩至安順場之間亦有40公里左右的防務空隙；瀘定縣城除民團性質的“自衛大隊”外，並無正規軍駐紮；安順場位於楊旅部署中右翼最邊緣。
然而，中央紅軍渡河先遣隊進至瀘沽後，並未經“寧雅正道”去大樹堡，而是經冕寧通過彝區，直趨安順場渡口，並於5月25日強渡成功。
如此，川軍方面的部署完全被打亂。沿安順場以下河段布防的楊、王二旅完全被置於了無用之地，駐漢源縣城的袁旅也就不得不考慮“上游防務”和“川康要道”的安全了。
圖-1：大渡河富林-瀘定河段地理要素及1935年5月25日前川軍部署
三、中央紅軍安順場孤舟強渡成功後川軍方面的部署調整
（一）5月26日的部署調整
1935年5月25日，中央紅軍渡河先遣隊在安順場強渡成功，並於當日擊潰從安靖壩上行增援的楊學端旅餘味儒團，鞏固了渡口。但根據現有的川軍方面檔案文獻，駐漢源縣城（今清溪鎮）的劉文輝及第四旅旅長袁鏞並未於當晚得到確切信息。5月26日凌晨1時和3時30分，袁旅有兩次部署調整，其內容是經富莊-王崗坪，向挖角壩一線增援：
袁鏞派兵一營前往挖角壩命令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午前一時漢源教育局旅部）
頃本軍長電諭，安順場方面有赤匪便衣隊擾亂肖（紹成）團防線，仰派隊取快捷方式前往增援。等因奉此。仰該團即派肖守哲營（即第38團第一營），即刻出發，經富莊取小道快捷方式向挖角壩前進，位於肖紹成團後方，並切取聯絡，相機行動。仍將前方情形隨時報部為要。
此令三十八團團長李全山
袁鏞命各團向挖角壩出發令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午前三時漢源城教育局旅部）
頃奉軍長電諭，安頒場方面有赤匪便衣隊擾亂肖團防線，仰率部取快捷方式增援，並派兵一營進駐冷積（磧）。等因奉此。除令十一團曾（子佩）營進駐冷積（磧），三十八團肖（守哲）營經富莊向挖角壩先行搜索前進外，其餘部隊按照如下之時間順序向挖角壩出發：
一、十一團二、三營於午前五時三十分；
二、手槍連、旅部於午前六時二十分；
三、三十八團二、三營於午前七時三十分；
四、各團及本部笨重行李一律存漢源城，由陳盈歐營派兵一連負責保管。
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該團長即使遵照為要。此令。[2]
由此可見，這個部署是根據“赤匪便衣隊騷擾”的信息作出的。如果這個部署得到執行，袁旅主力當日即可進至王崗坪-挖角壩一線。
然而這個部署並沒有執行，當日傍晚的18時，袁旅又作出了另一個部署調整，而作出這個調整時，袁旅旅部並未在去挖角壩的路上，而是在飛越嶺東麓“川康要道”上的宜東。可見，26日白天，袁旅已經改變了向挖角壩馳援的部署，而開始部署沈村-龍八步-飛越嶺這條“川康要道”的防務：
袁鏞命進駐龍八步飛越嶺令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午後六時四十分泥頭（今宜東鎮）驛縣公署旅部）
一、頃奉軍長電渝，該旅楊（開誠）團全部進駐龍八步，對左翼擇地作工，李團即駐飛越嶺，構築堅固陣地。等因。
二、楊（開誠）團陳（盈歐）營隨同副師長到飛越嶺，李團肖營暫駐蠻莊林，待情況明後再報向飛越嶺歸還建制，該營即派官長偵探一名，設法前進至挖角壩，與肖（紹成）團取聯絡，並偵察情形。
三、明（二十七）日拂曉，按十一團、三十八團、旅部手槍連之順序，向目的地出發，楊（開誠）團務於本日到達。仰轉飭遵照。此令。[3]
從兩個部署調整的時間上看，前兩個部署調整26日白天並沒有執行（否則該旅主力當天至少已進至王崗坪，第三個部署調整也就無法執行）。究其緣由，很有可能是26日白天不斷有更為確切的消息傳來，過河紅軍不是什麼“便衣隊”而是主力。這直接就威脅到了沈村-龍八步-化林坪-飛越嶺-宜東-富莊-清溪這條“川康要道”，袁旅主力不得不開始部署這條要道的防務。
這個部署中，仍然沒有瀘定橋的內容。
究其可能原因有二：
其一，“中央紅軍在安順場渡河成功”這個信息在劉文輝等人心中是很具有震撼性的，對於中央紅軍方面強渡成功後架橋不成而從最壞處着想所產生的“船隻憂慮”，劉文輝等人未必就能清楚洞悉。26日當天中央紅軍過河部隊已向下遊河段敵軍發起反擊並將其擊潰，逐至三梭窩、美羅場附近，這在劉、袁等川軍將領的心目中很可能產生這樣的效果：這數十公里河段的船隻完全有可能已被紅軍控制，中央紅軍主力完全有可能從此間全部渡河。他們很可能溯河而上來搶沈村-龍八步-化林坪-飛越嶺-宜東-富莊-清溪這條“川康要道”，而且還有可能繼續控制沿岸船隻。此間對川軍的首要威脅是“路”，而不是尚在“路”之北側數十里之遙的“橋”。
事實上，5月27日已渡河至東岸的紅一師在挖角壩擊潰楊旅肖團，的確很可能控制了此間船隻。而與此同時，沿西岸前進去搶瀘定橋的紅四團亦在葉坪殲滅肖團過河運糧的一個連，泊在西岸海耳窪（今新民）的運糧船隻也的確可能被紅軍掌控，中央紅軍的確可能有繼進部隊由此渡河 — 肖鋒的《長征日記》甚至提及紅三團是從新民渡河的，但肖的日記改寫編輯痕跡較重，且“新民”並不是當時的地名，故難以採信，但中央紅軍有部隊由此渡河之說應該還是有可能的。
其二，瀘定橋當時屬駐康定的第二旅余如海部防務範圍，與袁旅沒有隸屬關係，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
如此，川軍方面的26日的部署調整沒有提及瀘定橋防務，是可以理解的。此間這個部署調整，實際上是將原在漢源縣城作為機動的袁旅，調整到了東岸的“川康要道”上，形成了以“路”為重心，向東岸下游設防的新部署。
（二）5月27日袁旅各部進止位置及部署調整
根據《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四川部分》中袁旅有關文電可以看出，袁旅第38團李全山部（以下簡稱李團）27日已進至飛越嶺西坡下的化林坪，從他們日前部署的行軍序列判斷，袁旅旅部亦有可能同時進駐化林坪，而該旅前衛第11團楊開誠部（以下簡稱楊團）則有可能已按26日部署調整進至龍八步，開始向海子山一線布防。
按袁旅26日的部署，李團主力兩個營原本擬用於飛越嶺防務。但27日晚間，在漢源城（今清溪鎮）中的劉文輝又作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部署調整：
袁鏞轉奉劉文輝關於根本任務在康瀘特急電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八日龍八步旅部）
特急。李團長鑒：
頃奉師長轉奉軍長感酉電開：我根本及任務皆在康瀘，委座諄囑注意者亦在此。輝計劃如次：
一、康防由余（松琳）、鄒（善成）兩（人）負責；
二、袁旅須團結兵力，以掩護瀘定為主任務，在化林坪附近設防，酌派一部據河之險，在沈村或其以南扼匪上串（竄），並對匪由坭頭（今宜東鎮）至化林坪間之隘路注意。等因。
希即切實遵照計劃，迅速穩慎施行，是為至要。囗團及後方各連已令兼程前來，炮彈已交師部矣。今早康定情況匪之企圖已明，我守河之王旅及楊軍三旅已決下流上攻，掃清河岸。希相機聯絡為要。正譯電間，得勘電已悉一切。等因。仰該團長即便知照為要。
旅長袁鏞。戌。[4]
上電主要內容是袁鏞轉發的劉文輝27日17-19時電（轉發時間是28日19-21時 — 戌時）
27日這天，中央紅軍東西兩岸部隊都進展很快：東岸部隊在挖角壩擊潰肖團主力，西岸部隊在葉坪殲滅肖團過河運糧一連，繼而又在菩薩崗殲滅守軍一個營，兩岸紅軍夾河而上的態勢已經非常明顯。
劉文輝的這個部署調整很可能是在得悉了上述信息後得出的 —“康定情況匪之企圖已明”（也就是說，此前是“不明”的）。
這個部署調整有兩個要點：
1、解除了駐康定的余如海旅原來“康瀘防務”中的“瀘定防務”，“掩護瀘定”的任務改由袁旅擔任，而這個改變很有可能是駐康定的余如海旅告急所至。在餘部看來，中央紅軍沿西岸疾進既可能是沿磨西-雅家埂-雪門坎-榆林進取康定，也可能是沿河谷直趨瀘定奪橋。而兩者之中，對余旅威脅最大的是前者而不是後者。康定是劉文輝部最後生存避難之所，當然要全力確保，西岸余旅“康瀘防務”之責遂被分解為兩岸川軍分別負責，東岸袁旅被緊急賦予了“護橋”的使命。
事實上，毛澤東等到磨西後曾開過一個短會，短會議定的內容之一就是：不去康定。
可見，紅軍方面至少是曾經有過“進取康定”的想法。
2、袁旅又得到一個團的兵力增援，上述部署調整與張伯言等川軍將領有關回憶可以相互對照映證，“囗團及後方各連已令兼程趕來”中的“囗團”（“囗”系電文原件字符缺損）為原留守漢源縣城（今清溪鎮）的第十團謝洪康部（以下簡稱謝團）；“後方各連”系袁旅各團留駐漢源縣城（今清溪鎮）看守輜重行李的直屬連隊，這部分增援部隊“兼程趕來”，為的是接替原擬由李團負責的化林坪-飛越嶺防務 — 李團要前出大渡河邊“掩護瀘定”。
5月28日的這個部署調整，實際上是給袁旅增加了“掩護瀘定”的新任務。其實質仍然是以“路”為防禦體系的軸心，不同之處是原來向東岸下游伸出一翼阻擊東岸紅軍，改為東岸以沈村-龍八步為中心，分別向上、下游兩翼伸出阻擊兩岸紅軍 — 其目的仍然是：守“路”。
（三）5月28日的部署調整
據張伯言等人回憶，袁鏞於28日下午作出部署，李團主力（兩個營加強機槍、迫炮連各一）趕赴瀘定，扼守瀘定橋。李團先頭部隊攜帶全團旗幟下午出發，當夜趕到瀘定遍插旗幟“安定人心”，團主力亦於次日凌晨先於紅軍西岸部隊趕到瀘定橋。而28日當晚19時左右，袁亦將劉文輝日前調整部署的電報及有關情況轉至李團“知照”，而當日（勘日）李團亦有電向袁報告情況。由此判斷，李團此間有可能正在赴瀘定的途中。
張伯言等人關於李團於5月28日午後趕赴瀘定設防的回憶可與〈蔣介石行營參謀團追堵紅軍長征報告書〉中“30日瀘定遂陷，其李團退守瀘定、天全間之馬鞍山”[5] 這個信息互為映證形成邏輯鏈。從化林坪-龍八步到馬鞍山必經瀘定縣城，別無他途可循，李團只能經瀘定才能“退守馬鞍山”。所以，既或拋開其他史料不談，僅根據現有的川軍檔案文獻亦可確證：29日紅軍在瀘定奪橋之時的橋東守軍必系李團主力無疑。
由於目前收集到的川軍檔案文獻並不完備，5月28日至6月2日之間川軍方面沒有相關原始部署文獻可尋，故有人（如張戎）曾以李團5月27日在化林坪的兩封電報來左證其“紅軍進抵瀘定橋之時李團駐化林坪而不是瀘定”、“29日瀘定無守軍，沒有發生戰鬥”的觀點，這當然是緣於其人對大渡河上游地理要素道路情況毫無了解所致 — 也是毫無軍事常識所致：李團27日的位置如何能證明其28、29日的位置﹖化林坪到瀘定橋也就不到80華里，不過一日行程而已。
另外，袁鏞6月3日的一個電報也可使李團5月27日後運動軌跡的證據鏈更加完備：
川軍24軍川康邊防步四旅急調李紹雲團進駐雅安電
（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
乾急。天全正石關一帶探送。李團長紹雲兄鑒：
設密。希速率部進駐雅安，切勿延誤為要。
旅長袁鏞。江。印。[6]
上電中“李紹雲”（有些文獻中稱“李紹榮”）與“李全山”其實就是同一個人 — 當時很多中國人都有兩個名字，一個是名，一個是字。而且這個不難判斷，大渡河上游劉文輝部守軍中（包括余旅袁旅楊旅）就一個團長姓李。而“正石關”系“紫石關”之訛音，位於天全縣城以西十餘公里處（今腳基坪以西），這也是李團從瀘定-馬鞍山退下來的必由之路，別無他途可循。
曾經看見張戎姐弟與人討論時一口一個檔案，儼然一副當年革命小將鋼鞭在手的模樣，可有了檔案文獻不會判讀不會研究有什麼用呢﹖判讀檔案文獻需要參照許多信息尤其是地理要素和道路信息，需要最起碼的軍事常識，更需要下許多文字以外的功夫去把這些信息儘可能地了解完備。如果僅憑自己需要尋章摘句來一驚一乍地爆料，這樣的所謂“研究”除了爆出一個接一個的笑話來，還能弄什麼學問來哩﹖拋開因政治立場所造成的史觀扭曲因素不言，僅就治史來說，張戎們也尚處在孩童階段，並未入門。
圖-2：1935年5月27-28日川軍的部署調整
四、川軍劉文輝部潰敗的一些主客觀因素
1935年5月29日傍晚，中央紅軍主力奪取了瀘定橋，繼而轉道南進去奪取東岸“川康要道”。5月30日奪取化林坪，5月31日奪取飛越嶺，掌控了“川康要道”的險關要隘，擺脫了大渡河峽谷的險境，從而取得了大渡河之役的完勝。
隨即，中央紅軍主力經化林坪-飛越嶺、化林坪-水子地分道前進，進取天、蘆、寶。紅九軍團則經馬鞍山小道追擊李團，進取紫石關，配合主力占領天全。
圖-3：1935年5月29-31日川軍潰敗及撤逃路線
6月4日，中央紅軍瀘定橋最後守橋部隊在部分破壞瀘定橋後，經二郎山小道趕赴天全與主力匯合。
從1935年大渡河之役川軍部署及其調整來看，從軍事角度而言，川軍之所以潰敗，除因兵力不足、裝備簡陋、兵員素質不佳、戰鬥力不強、大渡河兩岸交通困難導致聯絡不暢應援困難等等客觀原因外，主觀上也存在着對中央紅軍渡河方向上判斷失誤、對中央紅軍夾河趨上游襲取瀘定的企圖判斷不明也不及時等等問題。
筆者認為，1935年大渡河之役中，中央紅軍最為關健的一仗是安順場孤舟強渡戰鬥，這個旗開得勝的初戰出乎川軍方面的意外，完全打亂了川軍的原部署，並使之對中央紅軍強渡成功後的去向企圖難以準確判斷，本來就不敷使用的兵力機動起來更為困難。至於中央紅軍方面在安順場強渡成功後所憂慮的“船隻問題”和“時間問題”，並非如後來渲染的那般嚴重。一則中央紅軍夾河而上所經過的渡口均有獲取船隻的機會 — 有些渡口如海耳窪（新民）幾乎可以肯定會掌控了一些船隻，而川軍方面對中央紅軍從最壞處着想的“船隻憂慮”並不清楚；二則敵之追兵和下游楊森部主力的馳援並不像他們當時預計的那般迅速（楊森部在雷波彝區被阻而被迫繞道，薛岳部主力迄至5月31日紅軍攻占飛越嶺打開“川康要道”之時尚躊躇於西昌-禮州間），中央紅軍沿途不斷船渡的時機不僅有而且還是比較充裕；三則大渡河上游沿線個別地段河面狹窄，伐倒幾棵大樹即可為橋（如現在新民西北兩河口附近）— 據說當年彭德懷視察三線經過此間時曾感嘆和自責：“當年偵察不細，不知道還有這樣的地方”。
“飛奪瀘定橋”之戰體現了紅軍戰士勇敢無畏無堅不摧的英雄氣慨和犧牲精神，也體現出紅四團指戰員高度的政治覺悟和責任心，而且從戰役中起到的作用來看，瀘定橋被奪取也大大加速了中央紅軍擺脫大渡河峽谷險境的進程，這是永遠值得後人銘記的。但由於攀鐵索奪橋故事的驚險性和傳奇性，加上後人及一些影視作品一些可以理解的過度渲染，使眾多的人們的關注點都集中在瀘定橋那13根鐵索上，而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在戰役進程中其他更為重要更為關鍵的戰鬥行動和客觀要素。大渡河沿岸處處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關隘道，如果中央紅軍闖關不暢，即或奪下了瀘定橋也未必就能夠擺脫被壓迫在大渡河峽谷中的危險。比如筆者就認為瀘定橋奪橋戰鬥後的化林坪-飛越嶺戰鬥就更為激烈，也更為重要 — 只有奪取了這條“川康要道”，中央紅軍才算真正擺脫了險境。如果此戰不暢，中央紅軍主力有可能繼續沿河上行經丹巴去小金去尋求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機會，如此他們將繼續在大渡河峽谷中輾轉更多時日。拋開道路更加崎嶇難行和追兵壓迫等等困難不言，由此產生的就糧問題就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嚴重難題，中央紅軍的處境無疑將更加艱難。
後人紀念1935年大渡河之役的勝利，應該對大渡河之役有更為完整的了解。
[1]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行營參謀團追堵紅軍長征報告書（1935年4-6月）〉，《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四川部分》，檔案出版社1986年，第133頁。
[2]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袁鏞派兵一營前往挖角壩命令〉、〈袁鏞命各團向挖角壩出發令〉，《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四川部分》第150-151頁。
[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袁鏞命進駐龍八步飛越嶺令〉，《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四川部分》第151頁。
[4]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袁鏞轉奉劉文輝關於根本任務在康瀘特急電〉，《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四川部分》第152-153頁。
[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行營參謀團追堵紅軍長征報告書（1935年4-6月）〉，《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四川部分》第136頁。
[6]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川軍24軍川康邊防步四旅急調李紹雲團進駐雅安電〉，《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四川部分》第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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