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魯笳：憶毛澤東

——為紀念毛澤東逝世31周年而轉帖

1993年12月26日，是我們黨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日。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深情地緬懷這位為締造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創立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為開創中國的社會主義宏業而奮鬥終身的歷史偉人。作為一名老黨員，我在擔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的12年間，曾同毛澤東同志有過較多的接觸和交往，他那特有的過人的智慧和洞察力、非凡的理論概括力和說服力、運用自如的淵博的歷史知識、深入淺出生動風趣的談吐、高瞻遠矚的雄才大略，至今記憶猶新，令我神往。

現將我記憶中的有關毛澤東同志的幾件往事記錄下來，以表達對他老人家的無限崇敬和深切懷念之情。

“你沒有講等價交換、價值法則嘛”

毛澤東同志關於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的論述，我曾多次聽過，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毛澤東同志為糾正“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中“左”的錯誤而召開的兩次鄭州會議、一次武昌會議和一次上海會議上的講話。這四次會議我都參加了。而且都作了詳細的筆記。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澤東同志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第一天，毛澤東同志先找河北、山西、陝西、甘肅、河南等五省的省委第一書記到他停在鄭州的專列上開會。一見面，他就面帶笑容地說：“嗅，還是老人手。”又問：“你們有什麼新聞？……”會上，陳伯達匯報他在河南調查的情況時講到要廢除商品生產，以勞動券代替人民幣等奇談怪論。毛澤東同志聽後沉默無語。

之後，其它省、市委的同志和中央部分同志相繼分批來參加會議。

會議期間，毛澤東同志給我們每人發了兩本書：斯大林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並要我們聯繫實際用心讀三遍。他還用了三天時間聽取了各省、市同志的匯報。

10日清晨，大家被突然通知到一個小禮堂開會。一開頭，毛澤東同志便氣憤地說：“現在秀才(指陳伯達)要造反了，你們知道不知道？今天我給大家開課，講《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於是，他用一整天的時間，結合我國的具體實踐，逐章逐段地分析了斯大林的這本書，駁斥了陳伯達的錯誤觀點，對於斯大林著作中的觀點，毛澤東同志有肯定和發揮，也有否定和商榷。他針對當時公社化運動中普遍存在的混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情況，明確指出，必須劃清這兩種界線，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是集體所有制。同時，關於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從現實出發，從理論上作了精闢的闡述。他說：“商品生產是個經濟法則問題。現在有些人，對於商品生產、價值法則的積極意義毫不估計，避而不談，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極不嚴肅的態度。現在，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有不少人嚮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他們沒有弄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5億農民的問題。現在我國還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比印度和巴西還落後。現在還必須利用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來積極地為社會主義服務。商品生產，不但資本主義社會有，封建社會有，奴隸社會也有嘛!為什麼社會主義社會不能有商品生產呢？商品生產看它和哪個經濟相聯繫就為哪個經濟服務。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相聯繫，因此它是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服務的。這正是它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區別之所在。在我國社會主義階段，你不搞商品生產、商品交換，你就要剝奪農民。農民有三權：生產資料權，產品所有權，勞動權。你只要廢除商品，實行調撥，就要剝奪農民這三權。現階段應當利用商品生產，團結幾億農民。只要存在兩種公有制，商品生產就極其必要，極其有用。只要有商品生產，你沒有人民幣怎麼行!我是用斯大林這個死人來壓活人。斯大林對俄國革命勝利後是否廢除商品生產仍有保留。但現在我們有些同志卻想在我國廢除商品，豈非咄咄怪事。這些同志只能是象斯大林所說的‘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

毛主席說：“人民公社的經濟主要是自給經濟的說法不對。公社要擴大社會交換，要儘量生產能和本地、本省、本國和世界交換的東西。公社不能‘小國寡民'，要搞多種經濟作物，要搞工業，擴大生產可交換的產品。農業人口可以減少一半，就地搞到工業中去。為什麼要5億人口搞農業？農業和工業要有一個大的分工。蘇聯集體農莊不辦工業，無法消滅城鄉差別。商品、工資、價值法則、經濟核算、價格、貨幣，這些概念在目前階段還有它的積極作用。我們是為了消滅商品生產而發展商品生產，正如為了消滅專政而加強專政一樣。商品，如斯大林所說‘只限於個人消費品'貨幣，行不通。還有農業工具(包括拖拉機)、手工業工具也是商品。這樣是否會導致資本主義？不會。斯大林把拖拉機完全由國營拖拉機站壟斷，不賣給集體農莊。赫魯曉夫不是把農業機械賣給農莊了嗎？農莊並沒有因此而變成資本主義嘛！歷來就有商品生產，現在加上一種社會主義商品生產。”

1958年11月21日至12月10日，毛澤東同志召開了武昌會議。他講到商品交換時，特別“提醒大家注意《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承認生產資料也是商品，這是對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一個重大修正。”他說“生產資料歸根到底是製造生活資料的”。他批評斯大林對國營企業生產的生產資料和集體農莊生產的生活資料的關係沒有弄清楚。為了擴大積累，不是等價交換，而是提高工業品價格，壓低農產品價格，擴大剪刀差，對農民竭澤而漁。他還針對有些同志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否定按勞分配、價值法則、等價交換的主張，明確提出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必須在全黨統一認識。並且尖銳地指出，“一平”(分配上的平均主義)、“二調”(無償調用生產隊的勞力、物資)的“共產風”，是對按勞分配、價值法則、等價交換的否定，是對別人勞動的無償占有，是對農民的剝奪。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左”的修正主義。

1959年2月3日至12日，毛澤東同志召開了第二次鄭州會議。他圍繞公社所有制這一中心問題，進一步從理論上、政策上作了系統的闡述。在會上，我匯報了會前我在洪洞縣蹲點時目睹公社幹部把富隊的糧食無償調給窮隊，富隊社員憤怒地群起阻攔以至相互毆打的情景。當時我對縣社幹部說“隊與隊之間的貧富差別是客觀存在，不能強行拉平，只有承認差別，才能消滅差別，正如毛主席說過的，只有承認山頭，才能消滅山頭的道理一樣”。毛澤東同志聽了點點頭表示同意，並強調說“把窮隊提高到富隊的水平，需要有一個較長的過程。這個過程，是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公社工業化、國家工業化的過程，是人民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覺悟程度和道德品質提高的過程，也是人民的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水平提高的過程。這只是第一階段，以後還有第二第三階段，才能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現在土地、人力、產品三者名義上歸公社所有，實際上仍然是而且只能是歸生產隊所有。目前階段，只有部分歸公社所有，即公社的積累、社辦工業、社辦工業的固定工人，此外還有公益金。所謂社有，如此而已。雖然如此而已，希望也即在這裡。年年增加積累，年年擴大社辦工業，不但有大型機械，而且有社辦電氣站、社辦學校等等，這樣經過若干年，即可在所有制上，由基本上隊有變為基本上社有。”

為了糾正“共產風”，毛澤東同志指定幾個人起草一個通俗、簡明的條文。當我作為起草小組成員之一向他匯報說“公社要實行三級管理、三級核算、各計盈虧”時，他非常敏銳地指出“你沒有講等價交換、價值法則嘛”。經過多次討論修改，毛澤東同志綜合大家的意見，最後形成了整頓人民公社的14句話的方針，即“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他還說“在社與社、隊與隊、社與國家之間，在經濟上只能是買賣關係，必須遵守等價交換原則”。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毛澤東同志召開了上海會議。為了繼續糾“左”，會上產生了《關於人民公社十八個問題》的文件。討論過程中，我向毛澤東同志寫了一個山西省縣一級召開五級幹部會議貫徹“14句話”方針的情況的報告。他看後當即加了《介紹山西經驗》的標題，並在標題下署名寫了“此件很好，很容易看。如有頭昏病，還可以愈頭昏”的按語。他還在報告的6處寫了批語，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了。我的報告中講到運城縣五級幹部會議宣布將公社扣用原高級社的現金收入全部算清退還，社員們聽到後高興得跳了起來，以此實例證明，第二次鄭州會議“主席提出的舊帳要算、要處理的指示，是完全正確的，是群眾的一個迫切要求。”在這段話後面，毛澤東同志寫了如下批語：“舊帳一般不算這句話，是寫到了鄭州講話(作者註：指第一次鄭州會議的講話)裡面去了的，不對，應改為舊帳一般要算。算帳才能實現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幹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對群眾不能解怨氣。對幹部，他們將被我們毀壞掉。有百害而無一利。一個公社(作者註：應為一個縣)竟可以將原高級社的現金收入400多萬元退還原主，為什麼別的社不可以退還呢？不要‘善財難捨'須知這是劫財，不是善財。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是不許可的。”這段旗幟鮮明的批語，尖銳地指出了價值法則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極端重要性，字字句句都洋溢着對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關懷。

可惜的是，毛澤東同志的這些論述，由於種種原因，在理論上沒有繼續深入的探索，在實踐上更沒有一貫地堅持下去。

溫故而知新。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南巡談話闡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是毛澤東同志關於建設社會主義要發展商品生產、遵循價值法則的正確論述的繼承和發展。

“有不同意見可以再討論嘛”

1959年春的上海會議，主要是討論和確定鋼、煤、糧、棉四大生產指標。會議期間，毛澤東同志召集六個大區的負責同志到他的住處座談，通知的名單中也有我，但我接到通知晚了，去時正趕上吃午飯。在餐桌上，我正好坐在毛澤東同志的對面。由於我對分配給山西的高指標心裡很不踏實，就情不自禁地說：“主席，我感到這次會議定的四大指標都過高了，特別是鋼和糧兩大指標，我已和在家的常委們通過電話，大家一致認為這樣高的指標是無法完成的。”我的話剛說完，毛澤東同志就對着王任重說“你有同情者了”。我一時不得其解。接着，柯慶施就對着我說“要有雄心壯志嘛！共產黨員不說三分大話不算數，有三分大話、七分可靠就行了嘛。”我當即回答說“不能把雄心壯志和說大話混為一談。我們山西農民有句話，‘說大話、放空炮，畝產千斤辦不到'，可見群眾對我們那些沒有根據、辦不到的大話是很不滿意的。”這時，李井泉也對着我說“要跳起來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裡就想把果子摘到手。”我說“現在的問題是，跳的再高也摘不到果子呀。”曾希聖說：“分配給我們安徽的指標，只要鼓足幹勁，是能夠實現的。因此，我們接受。指標低了，不利於調動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我用實例回答說“我們山西武鄉縣有一個黨支部開黨員大會，支書根據上面的意見，提出畝產要搞800斤。黨員們說‘200斤低，400斤高，800斤你自己背起來好了'，說罷，黨員們都走散了，只剩下支書孤家寡人。”

在我們爭論過程中，我注意到毛澤東同志捂着嘴在一邊笑。最後他說：“有不同意見，可以再討論討論嘛！”儘管毛澤東同志只說了這樣一句話，卻說明他已察覺到在指標問題上存在着相互對立的不同意見，這就使我心裡感到踏實了些。事後我才知道，在我到會之前，在座談會上柯慶施等也以大話壓人，王任重已同他們進行過針鋒相對的爭辯。

從1959年到1962年這四年時間內，毛澤東同志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為武器，在同高指標的錯誤鍥而不捨地作鬥爭中，有許多至今仍有重要意義的真知灼見：

——1959年毛澤東同志在談到《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說的工廠下放是“革命措施”時，他認為這就是承認全民所有制內部有矛盾，這種矛盾發展到要採取“革命措施”來解決。過去我們的計劃管得太死，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石景山鋼鐵廠國家原定計劃投資2.4億元，建設規模60萬噸鋼，100萬噸鐵，5年完成。下放給工廠自己管理後，結果，變成120萬噸鋼，200萬噸鐵，時間2年半。這個生產力是從哪裡來的？原來就有嘛，只是沒有發揮出來。辦法無非是調整全民所有制內部的矛盾。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國有，但歸工廠掌握使用。由此可見，那時毛澤東同志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就已提出改革計劃管得太死，把經營管理權下放到企業的見解了。

——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同志在上海會議上作的《十年總結》講話中，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分析了高指標錯誤在認識上的原因，然後說：“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萬噸鋼，12 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萬噸，又在上海同意了1650萬噸。……如此等類”。鑑於高指標使我們天天處於被動地位的狀況，毛澤東同志在《十年總結》中從理論上闡明了主動權問題。他說：“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對於人們頭腦的真實反映，即人們對於客觀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我們過去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中間經過許多錯誤的認識，逐步改正這些錯誤，以歸於正確。”

——在著名的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同志再次鄭重地進行自我批評，並承擔責任。他強調要好好總結經驗，正確認識客觀世界。他指出：“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快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100多年的時間是不行的。”這是正確估計國情國力，糾正急於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標的錯誤而得出的比較符合客觀世界的戰略思路。由此我聯想到，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從建國起，用100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為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和為實現這一目標分三步走的偉大戰略部署，是毛澤東同志戰略思路的繼承和發展。

現在，我們完全可以有根據地說，善於從自己的失誤中學習，正是一個黨成熟而偉大的表現。

“為什麼不早提出來”

毛澤東同志歷來重視調查研究、群眾路線，而且身體力行。《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簡稱《農業40 條》)的形成，就是最典型的實例之一。

1955年秋，我參加了毛澤東同志在杭州主持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匯報會議。會議開始時，他以商量的口吻，講了有關發展農業的15條意見。他說，這15條意見是他從北京出發，路經天津、濟南到達杭州，一路上到各地進行調查研究，開了許多有各種人參加的小型座談會，才逐步形成的。當時，這些意見還沒有形成文字。在杭州會議上，他一面聽取各省、市、自治區的匯報，一面指定幾個同志組成文件起草小組，我被指定參加了這個小組。經過杭州會議，在15條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兩條，形成了《農業40條》的前身——17條。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同志還提出了許多問題，要求大家回去親自作些調查研究。當年年底，毛澤在同志在為中央起草的《徵詢農業17條的意見》中，又要求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地委書記、部分縣委書記詳細研究：究竟是否可以全部實現，還是有一部分不能實現；實現的根據是否每條都是充分的；除了17條外，是否還可以增加，只要是可行的，可以增加，等等。

1956年1月間毛澤東同志召集福建、安徽、山西、上海等17 個省、市委書記，在中南海開了5天會議。這次會議前，他已找了一些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議過一次，17條已經發展成為22 條。這次會議也同杭州會議一樣，一面討論，一面對文件進行修改、補充、完善，最後，由22條發展成為40條。

在會議上，我匯報說：“為加強工農聯盟、城鄉互助、發展工農業生產，山西從1951年開始，每年春節組織工農相互訪問、聯歡的活動，特別是1953年12月中央發布了《關於在春節期間組織工農聯歡的指示》以後，工農相互訪問，聯歡的規模更大，效果更為顯著，出現了許多工農相互支援的生動事例”。毛澤東同志聽後很讚賞。他說“這很好嘛!為什麼不早提出來？要寫進40條，你負責起草。”這就是40條的最後一條。

《農業40條》是靠調查研究和群眾路線產生的。而它的實現，仍然要靠調查研究和群眾路線。在這方面，毛澤東同志同樣是全黨的模範。《農業40條》公布以後，他連續好幾年都抓貫徹執行，而且不止一次地深入到農村、田間，以甘當小學生不恥下問的精神，向有經驗的老農和科技人員請教，並且召開各種各樣的座談會，進行調查研究，總結群眾的實踐經驗。他於1958年提出了農業“八字憲法”，即：水、肥、土、種、密、保、管、工，並以自然辯證法講解了這八個字的相互聯繫、相互制約和共同促進增產的規律。從此，“八字憲法”就成了農民實現“40條”的農業增產目標和提高科學技術的法寶。

毛澤東同志在1958年陰曆大年初一的一次講話中說：“寫一個文件，沒有實際工作經驗是寫不出來的。《農業40條》是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七議八議議出來的，其中只有一條‘除四害'是我的，其餘都是別人的。”後來，在1960年當他聽到有人對“除四害”中消滅麻雀有不同意見時，認為有道理，就把消滅麻雀改為消滅臭蟲。毛澤東同志從來就是這樣從善如流、集思廣益、言傳身教，使調查研究和群眾路線在全黨蔚然成風。

我還清楚地記得：1961年春，毛澤東同志在廣州會議上強調講了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要成為調查研究年，還特別表達了他曾有這樣一個心願：“騎馬從花園口到通天河，然後沿長江順游而下，用三年的時間走遍全中國調查一番。”這廖廖數語，活現了毛澤東同志旺盛的求知慾和調查國情、振興中華的雄才大略。

“你們的設想算什麼雄心壯志”

1958年3月，在毛澤東同志主持的成都會議上，我匯報說：“山西同北京商量，為了解決工農業缺水問題，我們有一個共同的雄心壯志。想從內蒙古的清水河縣岔河口引黃河水200個流量，100個流量經桑乾河流入官廳水庫，100個流量流入汾河，科技人員經過勘查，已提出了初步設想。”

毛澤東同志聽了點點頭，表示同意。然後說“我們不能只罵黃河百害，要改造它，利用它。其實黃河很有用，是一條天生的引水渠。”他還談笑風生地說：“你們的設想算什麼雄心壯志!不過是繼承古人的遺志而已。你們查查班固《漢書?溝洫志》，漢武帝時就有一個人建議從包頭附近引黃河水經過北京，東注之海。”

毛澤東同志說，“可以設想，引用黃河水，把桑乾河修成一條運河；也可以設想，把山西的汾河也變成運河；還可以設想，用黃河水在內蒙古改造沙漠，那才叫雄心壯志。”

接着我說：“山西十年九旱。金木水火土，就是缺水，如果解決了缺水問題，旱澇都不怕，山西也和四川一樣就成為‘天府之國'了。我們也設想過，引黃入汾，使汾河不但可以保證太原的用水，而且可以有灌溉之利，舟楫之便。”

我說到這裡，毛澤東同志問道：“你們山西有個聞喜縣，你知道為什麼叫聞喜？”我搖搖頭說“不知道”。他便說“漢武帝乘樓船到了這裡，正好傳來在越南打了大勝仗的捷報，漢武帝就給這地方起名為聞喜。漢武帝那時就能坐樓船在汾河上行駛，可見當時汾河水量很大，現在汾河水幹了，我們愧對晉民呀！山西出煤，開煤礦發電也都得用水。山西現在缺水，黃河流經山西一千多公里，應該對山西有所貢獻，引黃濟汾是理所當然的。”

我回到太原後，經查《漢書》果有如下記載：

漢武帝時，“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東南下也。可按圖書，觀地形，令水工准高下，開大河上嶺，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堤防備塞，士卒傳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

“漢武帝元鼎六年，行東，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作者註：左邑即現在的曲沃）。

由此可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知識何等淵博，而且博聞強記，古為今用，怎能不令人嘆服!

“大泉山張鳳林真好啊”

大泉山是山西省陽高縣一個只有幾十戶人家的小山村。過去，這裡流傳着一首順口溜：“山山和尚頭，處處裂嘴溝，旱天渴死牛，雨天水土流，滿野黃土坡，十年九不收。”糧食畝產不過50斤，群眾生活苦不堪言。山上的一位居士張鳳林解放前曾為綠化大泉山奮鬥了10年，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由於地主豪紳的壓榨摧殘，他的理想哪裡能夠實現？解放後，在黨和政府的鼓勵支持下，依靠黨支部的領導和群眾的集體力量，經過7年的努力，他的理想才一步一步地變成現實。

1955年，毛澤東同志主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時，中共山西省委把陽高縣委書記王進寫的介紹大泉山的文章送給了他。他親自動手修改了此文，並把原來冗長的標題《大泉山怎樣由荒涼的土山成為綠樹成蔭、花果滿山？》改為簡明、生動、醒目的標題《看，大泉山變了樣》，還寫了精闢的按語：“很高興地看完了這篇好文章。有了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整個華北、西北以及一切有水土流失問題的地方，都可以照樣去解決自己的問題了。並且，不要很多的時間，3年、5年、7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也就夠了，問題是要全面規劃，加強領導。我們要求每個縣委書記都象陽高縣委書記那樣，用心尋找當地群眾中的先進經驗，加以總結使之推廣。”

1956年1月，中央在中南海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討論《農業40條》。當談到水土保持、綠化全國的問題時，我又向毛澤東同志匯報了大泉山採取挖魚鱗坑、開渠、培埂堵溝等四條辦法綠化荒山的經驗。我說：“1953年，我到陽高縣調查時，發現了這個典型。當時，縣委書記王進、大泉山村黨支部書記高進才以及張鳳林陪着我參觀大泉山，從山上轉到山下，邊走邊看邊議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在山坡上由上而下，遍挖魚鱗坑，每坑的邊上都植了樹，樹小時坑內種農作物，當年即可得利，樹大後就停止種植。為保護魚鱗坑免遭水沖，他們在山坡上打了一道一道的攔水埂，埂里挖連環臥牛坑，使之上通魚鱗坑，下通排水渠，埂上遍壓楊柳枝條，使坑又結實又長樹。這樣，遍山挖魚鱗坑，就可遍山蓄水，遍山植樹，而且樹的成活率高，他們把這個辦法叫做‘土蓄水，水養樹，樹保土'。加上他們在溝壑里也由上而下層層打壩，節節蓄水，分段攔沙，每築一壩，就修一台地，成為良田，溝底兩岸全部營造了護岸林，從而形成了一整套治理水土流失、化害為利的有效措施。1954年實現合作化後，更加快了大泉山面貌的改變，使過去的荒山、荒坡、荒溝成了梯地成排、綠樹成蔭、溪水潺潺、花果滿山的優美景地。這就是張鳳林和大泉山人的創造。毛澤東同志聽了以上匯報後高興地說：“大泉山張鳳林真好啊!你回去後對他說：我們感謝他!我們要在報紙上大量報道大泉山，要寫書、寫傳單，給來參觀的人每人發一套。”

毛澤東同志對大泉山經驗的肯定和對張鳳林的讚揚，極大地鼓舞了大泉山人。兩年後，他們進一步控制了水土流失，基本上做到了土不下山，水不出溝。而且他們的經驗，在大泉山高級合作社的8個自然村迅速得到推廣。在1956、1957兩年，他們利用冬春農閒時間，組織全社勞力，上山下溝，挖魚鱗坑，植樹造林，築壩造田，在6個山頭栽樹2000多畝，取得了突出的成績。1957 年，大泉山高級合作社受到國務院的嘉獎。同時，在毛澤東同志寫的按語發表後兩年內，全國先後有23個省、市、自治區的3萬多人到大泉山參觀學習，著名科學家竺可楨和蘇聯水利專家等也到那裡參觀過，對大泉山的綠化荒山和水土保持工作都給予了高度評價。

1958年，毛澤東同志在成都會議期間，還在兩次講話中提到大泉山和張風林。一次說“我們的東西都是從群眾中來的。用魚鱗坑的辦法綠化荒山，是大泉山的一個和尚創造的。不同群眾接近，任何東西創造不出來。”另一次說“大泉山治理水土流失、蓄水用水的經驗，一經在全國推行，更發展了，更系統化了。”

毛澤東同志對大泉山的關懷，成了大泉山人征服大自然、改變一窮二白面貌的強大動力，即使在“十年動亂”的歲月里，他們也沒有放鬆對水土流失進行綜合治理。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大泉山村的巨大變化更是令人鼓舞。到1990年底，他們控制水土流失面積已達3000畝，森林覆蓋率達到81%，先後建成大小蓄水池108個，真正做到了土不下山，水不出溝。過去的荒山、荒坡、荒溝早已變成年年增值的“綠色銀行”。他們用林業的收入啟動農、牧、副、工各業，使五業相互促進，全面發展。如今的大泉山正如當地群眾傳頌的歌謠：松柏楊柳綠滿山，層層梯田平展展，村里村外機器響，清清流水繞山間，科技興農見實效，生產舊貌換新顏，脫貧致富五業旺，文化教育大改觀。我想，如果毛澤東同志在天有靈，看到大泉山如此巨大的變化，一定會再次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動情地說“大泉山張鳳林真好啊!”

毛澤東同志離開我們已經整整17年了。17年來我們的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同志一貫倡導並率先垂範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調查研究等優良傳統更加深入人心，繼承和發揚這些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是我們實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可靠政治保證，是使我們黨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可靠政治保證。

—— 文章來源：紅軍旗 摘自《環球視野》 作者：陶魯笳

hzr 加註：陶魯笳——原名陶國葆，生於1917年，江蘇溧陽人。早年就讀於江蘇溧陽私立同濟中學、江蘇省立常州中學、上海復旦實驗中學。後入南京中央大學旁聽。1936年夏在河北石家莊參加革命工作。曾任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石家莊總隊總隊長。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2月任中共石家莊市委宣傳部部長。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中共晉冀豫區委員會組織部幹事、組織科科長。1940年任昔陽、平定、和順三縣平遼路東中共中心縣委書記。1941年起先後任中共太行第二地委組織部部長、地委副書記兼軍分區副政委。1945年3月任中共太行第五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1947年7月起任中共太行區委員會組織部部長、副書記。1949年2月任中共太行區委員會書記兼太行軍區政委。1949年後任中共山西省委宣傳部部長、省委第二副書記。1953年6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兼山西省軍區政委。1958年5月在中央八屆二次會議上被補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960年10月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1965年任國家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兼中共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政治部主任。1973年7月起，任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政委。同年8月當選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1985年4月任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顧問。1988年4月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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