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餓 莩1960-61

一

1960年10月26日我們一行三四百名右派教養分子，由武裝公安部隊押送，搭乘專列抵達茶淀。這是位於天津與唐山之間的一個小站。下火車後，我們背上揹着鋪蓋捲兒，手裡提着包裹，列隊步行十八里，坑坑窪窪的石子路，前往清河國營農場的三分場，又稱寧河農場。雖然又餓又累，我們卻滿懷希望。我們以為在這個直轄首都的主要勞改農場，我們一定會得到稍微人道一些的待遇，稍微好一些的伙食。迎接我們的是田野上一座城堡式的怪物，蜿蜒環繞的灰色牆頂上布滿了鐵絲網。一群繃着面孔的公安幹警，把我們領進門去。鐵門兩邊有持槍的士兵把守，槍口裝着明晃晃的刺刀。高處崗樓上的士兵，拿着手提機關槍。進去以後，我們一排排在地上坐好，聽三分場場長做報告。
　　他說：“這次移監的目的是要我們相信任何逃跑的企圖都決不可能得逞，沒有管教幹部帶領或書面批准任外警衛人員隨時隨地可對任何企圖逃跑的人犯開槍。你們進門時看到牆頭的鐵絲網了吧，那是通了電的。拿你的血肉去和通電的鐵絲網拼，那是找死。就算你萬一溜了出去，外面有騎馬的警衛，每天二十四小時沿着大牆巡邏。他們一瞅見逃跑犯，就立即開槍。你們是有文化的人，我相信你們不會幹這種蠢事。但是我得把醜話講在前頭。”
　　我決沒有逃跑的念頭，但是對於囚禁在這樣一座禁衛森嚴的監獄裡，卻感到不可思議。他們不是一再說我們不是犯人嗎。這位場長不是也說我們是不可能企圖逃跑的有文化的人嗎。而我們明明被關在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大監獄的牢房裡。我不禁懷念起興凱湖的勞改營。那裡見不到警衛人員，更不用說裝了刺刀的來復槍了。和這座灰牆環繞的大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個平靜開闊的大湖。每逢歇大禮拜，我可在湖邊自由自在地漫步。然而我也認識到那種沒有警衛的自由，無非是一種假象。那裡沒有必要設置警衛。因為遍布營地的沼澤比持槍的士兵還致命。既然你是一名事實上的犯人，我跟自己說那你就不如充分享受無產階級專政下一個犯人的一切待遇。否則你就會被軟化而忘掉嚴酷的現實。監管越嚴峻，我的心靈就應更自由地翱翔。每天早晨，我們排着隊，經過虎視眈眈的警衛和他們的刺刀，離開分場大院前往田野勞改。值日的隊長把出工人數告訴警衛班長。班長一個一個點數人頭放行。傍晚收工返監，班長重新清點人數。政治學習，不如說是批判會，占用晚上的時間。隊長們一個個都是鐵板面孔，儼然無產階級專政的化身。他們和李隊長毫無相似之處，李隊長完全夠不上這個制度的化身。名為人民內部矛盾，現在我過的和感受的卻完全是一個社會主義囚徒的生活。在移監之前，我已經從人民日報報道的字裡行間猜出國家形勢並非大好，但是我無從知道情況壞到什麼地步。我們到達三分場那天，曾經指望吃到一頓一般給新來的人吃的好一點的伙食。不料我們吃到的卻是蘿蔔片和山芋片的清湯。湯里沒有一個油星子，飯後不用洗碗。有些人吃了山芋很高興，因為東北太冷不種山芋。還有些人說大夥房沒空給我們做一頓好飯，但遲早會吃到的。當天晚飯吃的是同樣的東西，隨後兩天也一樣。而且一天三餐改成了一天兩餐。第四天清湯里沒有山芋，增加了蘿蔔葉子。我們覺得肚子總是餓，但是照樣每天下地勞動。有一天，我們的任務是收割大白菜，裝上卡車運往北京。每一顆大白菜都裝車之後，值日隊長教我們把掉在菜田裡的菜幫子，都撿起來。
　　我怯生生地問他：“幹什麼用。”
　　他答道：“你們明天的伙食。”
　　於是我們把菜幫子都撿起裝進籮筐，準備送往伙房。
　　隊長喊道：“ 回來，你們為什麼沒把乾菜葉撿起來？”
　　我感到莫名其妙，又問他：“幹什麼用？”
　　隊長胸有成竹地說：“ 你們春天吃。”
　　?我的心往下一沉。我的雙手按他說的去做。食物或者不如說缺少食物成為我們的心病。難友們無止無休地談論他們吃過的好東西，把各色美味佳餚吹得天花亂墜，還煞有介事地交換食譜。他們互相傾訴，夜以繼日的飢餓如何煎熬他們的腸胃，又把他們變成老皮厚臉的沉迷精神會餐的饕餮。與此同時，伙食越來越壞，到後來真正的糧食完全不見了，給我們吃的是代食品。一般的主食是用代食做的粥或窩頭。用的原料是乾白菜葉和一種用玉米杆的根部磨成的粉。據說其中含有10%的澱粉，我們無從知道這些代食品含有多少養分。但是我們當中馬上就出現了可怕的鮮血淋漓的消化道問題。一名年輕的俄語教員由於長期便秘差點兒因腸梗阻送了命。星期日午餐改善伙食，供應蒸山芋乾每人一斤。我們一班二十多人同吃同住。班長開動腦筋，請一位過去製造精密儀器的行家就地取材，做了一杆提秤。他用這件精密儀器，小心翼翼地把這寶貴食品分成均勻的份額發給各人。在他運作的過程中，幾十隻眼睛都緊盯着他和他手裡的秤桿。在運作完成以前，任何人不得開吃。山芋乾中，往往有一些變質的。誰分到誰倒霉。有一天，我分到的一份里，有好幾片實在無法入口。我一狠心，把它們扔在門口一條大家夜間用作小便池的水溝里。一位難友，前共產黨員，馬上跳下去把它們撿了起來。正當他把它們一片一片往嘴裡塞，一名隊長走到他面前，呵斥他說：“快扔掉，你不要臉，你還當過黨員哩。” 他回答說：“但是我餓啊，餓啊。” 他繼續咬嚼直到吃完為止。晚間政治學習，我和他都受到嚴厲批評。我的罪名是浪費社會主義的糧食，那位共產黨員的罪名是醜化社會主義制度。他唯一的回答是：“但是我餓啊，餓啊。” 其它一些飢餓難忍的難友開始搜索新的食品資源。有一位逮到一隻田鼠，他趁隊長不在眼前，撿到兩塊磚和一些乾樹枝，點起火來把它燒熟，狼吞虎咽吃下肚。還有一位逮到一條蛇，他送到伙房去讓一個伙夫做成一鍋蛇羹。兩人飽餐了一頓。我既無想象力又無本領去開發非正統的食品資源，在全中隊是第一個嚴重浮腫病號。我人很消瘦，下肢浮腫，兩腿軟弱無力，下地勞改時常在路上跌倒。我不知道自己臉上是什麼樣子，因為周圍沒有鏡子。但是從戰友們枯槁的面容，我不難想象自己已經面目全非。不久之後，我上了嚴重浮腫病號名單，享受一份革命人道主義的食物補助。每天晚飯後，我去伙房領一個用舊報紙糊的口袋，裝的麥糠和一碗豬骨湯。那是用農場養豬場餓死的小豬骨頭做的。我成了難友們羨慕的幸運兒，可惜我的好運為時不長。因為小病豬和麥糠的供應都斷絕了，越來越多的難友的浮腫也越來越嚴重，但是他們來不及分享我短暫的好運了。

二

雖然黨報和管教幹部都避而不談，即便在與外界隔絕的勞改農場。大家都知道全國正在經受一場空前的大饑荒。我們是從三分場場長的大報告中，才領會到情況是如何嚴重的、他首先大談三面紅旗，即黨的總路線、大躍、人民公社，如何無比正確。又羅列統計數字證明它們的光輝成就。然後他把近年來的饑荒完全歸罪於氣候反常，糧食歉收和黨的政策沒有任何關係。最後他宣布根據上級指示實行一項符合共產黨一貫的革命人道主義精神的新措施。過去給勞教分子寄遞食品是嚴格禁止的，因為食品包裹不利於思想改造。眼下根據新的情況，准許家屬和親戚親自遞送食品。教養分子本人也可寫信要求家人送食品。了不起的新措施，一個政府無力供應人犯最低的口糧，把責任轉嫁給他們的家屬，卻仍舊把他們關在監獄裡從事強迫勞動。我們班的第一批革命人道主義果實，是一名中學教師的妻子，親自送來的小麥麵烙餅。他有滋有味地大吃起來，我們大家又餓又饞的眼睛死盯着他，一口一口地咬嚼。這種不可思議的美味佳餚，我沒有寫信給怡楷傳遞革命人道主義的新信息。她遠在千里之外，度日如年。我不忍再讓她為我的處境憂心。可是眼看人家津津有味地吃着烙餅，我不止是眼饞了。我想到怡楷家裡人，就在天津離我不遠，也許我可以向他們求援吧。求，還是不求，這是我在心裡又盤算了一天的問題。有一個政治賤民，作為近親已經夠他們受的，我還能讓他們冒政治風險送食品包裹到監獄來嗎。我能忍心讓我那慈愛的岳母，為我的處境憂心忡忡嗎。這時候我想起怡楷在我被捕前夕講的話，堅守對生活的信念，不管發生什麼情況。現在我明白了，真正的問題是活下去，還是不活。面臨生死攸關的掙扎，我拋棄了重重顧慮，向我那些好親戚求救。
    1961年元旦後不久一天上午，我因浮腫惡化，沒有出工。隊部通知我去接待室。一進屋子，我就看見怡楷的四哥坐在一張椅子上，他旁邊是一名值日的接待員。四哥當初上的是北京輔仁大學生物系。1952年畢業後，分配到蘭州生物製品研究所。肅反運動中，他被誣為暗藏的天主教神父，受盡了身心摧殘，以致精神崩潰。1956年冬，病人被送回北京，住在我們家。到附近的醫院接受治療。後來還沒痊癒就回天津家中去了。從那以後，我們一直沒見過面。病還沒完全治好，他不能回去上班。謝天謝地他還可以不辭辛苦來探望他病重的妹丈。接待員站在一邊監視我們的行動，四哥打開他的小手提包，拿出一打煮雞蛋、一塊煮羊肉，還有我岳母親手為我做的十個花卷。他又掏出一些咸蘿蔔，接待員出面干涉了，不許收，鹹菜對浮腫有害。四哥立即把咸蘿蔔放回手提包。讓我很失望，他告訴我這些食品都是從黑市用高價買的。但是只要革命人道主義繼續實行。他們就一定想方設法再給我送吃的。這時候接待員心不在焉向外面張望，我飛快地把手伸進他的小提包，一把抓住咸蘿蔔塞進我的破棉襖口袋。四哥身高六尺，卻膽小怕事，給我的膽大妄為嚇呆了。
   “你口袋裡揣着什麼？”我又問他。
   “只有兩個窩頭。”  他說。
   “交給我，快！” 我命令他。
   “ 這是我的午飯。”  他央求道。
   “ 你回家再吃吧，馬上交出來。”  我不容分說，從他口袋裡強奪了兩個金黃的窩頭。可憐的四哥，好心沒得好報。辛苦了一天，他還得步行十幾里崎嶇的石子路，走到茶淀車站。再空着肚皮，搭那趟慢車回家。我覺得自己活像希臘寓言裡的那條蛇。在好心的農夫救活了它的命之後，把他咬死。我滿載而歸，回到監房成為少數富有者中的新貴，受到周圍貧困戶的嫉羨。我把珍貴的黑市食品，每天為自己限量配給。可是一周下來，就吃得精光了。我毫不躊躇又寫信求援，仿佛是越嘗滋味越開了胃口，如同哈姆雷特所說的那樣。春節前夕，沒想到老母也來探監，她從北京乘火車到天津和怡楷教中學的二哥結伴同行。他們帶着兩個裝滿了黑市食品的大旅行包，走到三分場。我得到批准和家人在一起過夜。招待所是幹部和留場職工子女上的幼兒園的一間大屋子。由於浮腫我周身軟弱無力。一位新來的隊長，剛從部隊復員的年輕戰士，主動幫我把鋪蓋捲兒扛到幼兒園。一路上他很和氣地說老人家來一趟不容易，你得留她多住兩天。過春節嘛，他主動為一個勞教犯扛行李，我本來已很感動。此刻又聽到他這種樸實無華的情意，我更感到驚異。看着他紫紅的農民臉膛兒，我意識到他新來乍到，還沒有進入角色哩。也許是李隊長第二，我真心誠意向他道謝並私心祝願他永葆無邪的青春。面對白髮蒼的老母，我欲哭無淚。老人家年已六十六歲，一雙小腳，從火車站走十幾里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一路又受糖尿病折磨。在沒有樹木的原野上，找隱蔽的處所方便一下。這是一個敬老的文明古國。
娘從一路提來的食品袋裡，先拿出個紙包。邊打開邊說：“我記得你小時候，最愛吃烤爐燒餅、蘿蔔絲的豌豆苗的。豌豆苗，北京連影子也沒有。白蘿蔔倒有不如揚州的好吃。現在好麵粉也困難，春節一戶才配給一斤。”
我切了一碗白蘿蔔絲，加了蔥花，滴了幾滴麻油。一個一個在煤球爐上烤出來的自然沒有燒餅鋪做的好吃。我忍不住哭了。
娘說：“哭什麼，吃吧。”
我一邊說着話一邊吃起燒餅來，不知不覺就把十個都報銷了。
娘問：“味道還可以嗎？”
我說：“ 說不上，豬八戒吃人參果食而不知其味。再來十個我就知味了。”
娘黯然一笑說：“ 聽說你們這裡餓死了不少人，看到你活着我就放心了。”
我們和其他難友及家屬都住在一起，很奇怪人人都在輕鬆地交談，仿佛他們是在進行正常的春節拜年活動。我沒看到有人流過一滴淚，連一滴淚也沒有。也許這些人已經與眼淚和歡笑無緣了。當晚在唯一的大炕上，娘擠在兩位婦女中間，躺下。二哥和我把兩張方桌拼成一張雙人床，我們倆躺在一起悄悄地談了一夜。他告訴我大躍進造成的禍害和老百姓遭受的苦難。我給他講在北大荒的勞改生涯，在清河的餓以待斃。他一邊摸我的四肢和胸背，一面輕輕說：“ 皮包骨沒一點兒肉了。我們得趕快趕快給你多送東西，要不然就會後悔莫及了。”
　　五一勞動節，寧慧從北京來探監。大腹便便，路上當然很辛苦。她在
接待室巧遇怡楷的大哥和他十五歲的兒子和平。我記得和平是個很堅強的孩子，但他一眼看到老姑父面目全非，就哭了。寧慧也忍不住淚如雨下。
我強作歡顏，安慰他們別這樣，你們那麼遠來這兒，不是來哭的。你們看到我還活着，應當高興啊！你們帶來這麼多好吃的，可以幫助我早日恢復健康。我們隔着一張長桌。面對面站着。桌上擱着他們的旅行包。我們講了一點家常，十五分鐘的接見時間就完了。
一旦擁有這些食品我成了難友們嫉羨的對象，尤其是那些貧困戶。有些人的家人在外省，即便能來送牢飯，路上也要耗時費日。還有人本來是養家活口的，他一走家裡的人吃飯都有困難，哪有錢買黑市食品送來。中隊裡偶爾有人偷別人的食品，我把所有吃的東西鎖在兩個旅行包里，堆在我枕頭後面。我給自己實行嚴格的定量配給，好像一個吝嗇鬼花。每一分錢都心疼，因為我不知道在這裡還要關多久，也不知道親戚們什麼時候能再來。有一天，從地里勞動回來，我發現一個旅行包上的小掛鎖被砸了，丟了幾樣吃的。我的第一個反應是立即向隊部報告。抓住小偷不會太難，因為嫌犯肯定是一個因病留在家裡的貧困戶。一轉念，我又暗自思量，不管他是誰，我可憐的難友和我有同等求生的權利。他為什麼不能採取唯一可以使用的手段呢。何況在他硬着頭皮下手干小偷小摸之前，他不定經受過怎樣痛苦的思想鬥爭。若是我像他一樣走投無路，難道我就不會幹出同樣的事或者更壞的事。再說他並沒動我大多數的寶貴財富。 貧困戶中，有一個搞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學者，他在炕上睡在我右手。有一天他遞給我一張用他的優美的柳公權體寫的條子。教授：我懇求您借給我一張烙餅，等內人從湖南來給我送食品，我保證一定加倍奉還。我躊躇起來，我覺得這些食品是我的親戚們作了重大犧牲買來救我命的，我無權拿來做人情。第二張條子內容相同。加了一句話：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看着他優美的柳體書法，我心軟了。我上中學時練過柳字，始終沒有入門。因此我一向欽慕柳字寫得好的人，這麼優美的書法落得這麼悽慘的下場。這個不厭其煩地吹噓自己的古老文化的民族今天墮落到什麼地步。趁別人不注意的時候，我遞給老劉一張烙餅。
第二天他就搬到重病號集中的屋子去了，因為隊部認為重病號繼續留在普通監房，影響其他教養分子的士氣。分手以前，他用他的湖南口音對我說：“老巫，你不知道那張餅味道有多好。我內人一到我就加倍奉還。”
　 “別掛在心上，老劉。你多多保重，要是你不還，我把你的柳字借條，裱起來作個紀念。”
　　“ 那可不成”，他無力地微笑着告饒。
　　“ 要是你真喜歡我的字，等環境好轉後，我給你寫個條輻。”
　　“老劉，你說了算，多保重。” 我無力地哈哈一笑。

三

冬去春來，全國期盼一個好年成和少餓死一些人，感謝親人送來的昂貴的黑市食品。我的身體好了一些，但是我的健康受到嚴重破壞，很難迅速復原。兩條腿，還是浮腫，軟弱無力，人常暈倒。一天，隊部批准我去農場醫院門診部看中醫。大夫是勞改犯，聽了我的主訴之後，他摸了我的脈，看了我的舌苔，然後搖着頭說：“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很驚訝你的情況還這麼好。儘管如你所說，你吃了一些好的食品。但你的五臓髒六腑功能呆滯，不易吸取養分。一條冰河要想解凍，重新暢流，一兩天風和日暖是不夠的，需要時間，需要十分小心。我不想嚇你，在目前情況下，真可說人有旦夕禍福。我在這兒見的多了，唉，你是位教授，你明白我的意思，千萬保重。”
　　 我並不感到驚惶，但我肯定也沒從他的話里得到任何安慰。後來五月的一天，分管我們班的隊長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讓我帶另外兩名右派去農場一個偏僻的角落，執行一項任務。任務是挖一個六尺長二尺寬三尺深的坑，隊長沒說明坑是作什麼用的，因為他們一向讓我們盲目服從命令。我們越過荒蕪的田野，慢慢朝目的地進發。一路上感到空氣中有春天的氣息，可是看不到一點生命的跡象。我們三個人，幹這點活不需要很長時間。坑一挖好，我們就看見一匹瘦馬拉着一部平板車，慢慢地朝着我們走過來。車子快到眼前，我看到車尾一張污穢的草墊子下面露出一雙枯瘦的腳，一個死人。車子在我們挖的坑前面停下，趕車的老就跳下來，哭喪着臉，咕魯道：“ 把他推下去，蓋上土，麻利快點兒，別婆婆媽媽的。” 我掀開草墊，看到一雙我認得出的深陷的眼睛，嚇得我全身發抖、兩腿發軟。我們用鐵鍬鐵杴草草地埋葬了老劉。趕車的往新填滿的坑插進一跟木片標記。上面有用黑漆寫的一個號碼。他讓我們搭老劉剛騰空的車子回營。我們三人都寧願自己走回去。一路上腦子裡冒出哈姆雷特中墓地那一場。我怨自己沒有那個掘墓人對死亡輕鬆的態度。接着我又為自己開脫道：“畢竟他幹這個行當，幹過三十年了。而我幹這個，還頭一遭。” 晚間我按規定去向隊長匯報：“ 報告隊長，我們完成了任務。我說話時，有點自滿情緒。
　　“ 你們挖了幾個坑？”  他繃着臉盤問道。
　　“ 一個” 我據實回答。
　　他狠狠地問我：“ 我問你，一個坑能睡幾個人？你願意跟另外一個死鬼合用一個坑嗎？你這無用的書呆子。我不該把這輕鬆活兒派給你。回去寫個檢討交上來。我不介意做點家庭作業，不過這件事對我有了啟發。死者上大學時是運動員，一向體魄健壯。如果他能那樣摔手而去，我怎麼知道下一個不輪到我呢。農場已經餓死了許多人犯，不過死亡從來沒有靠我這麼近。我驚惶失措了，我不願不見怡楷一面就摔手而去。可是我又不願讓她煩惱，我翻來覆去地進行思想鬥爭。我該不該要她來看望我，我非要不行。一別三年，這次見面對我們倆都非常重要。既然死亡已離我這麼近，我也非常想再見我的兒子，也至少見我女兒一面。可是這樣做是否真的對她或孩子們有好處。如果他們就此再也不見我，是否對他們更容易一些。或許我太自私了吧。我要她來看我，是否會給她在政治上惹來更大的麻煩、不行，我不能那樣做，我為什麼要給她的沉重負擔再火上加油呢。可是如果我把她蒙在鼓裡，直到為時已晚，難道她不會怪罪我嗎。在這生死攸關的時刻，我有權利把她關在我生命的門外嗎。禍福與共病康偕老，終於我拋去重重顧慮，向她發出一個可能見最後一面的緊急呼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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