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李怡楷口述）
回到安大，我就去见赵书记。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干革命四十多年了，还没见过这么难办的事，明明上级有批示，下面就硬是层层顶着不办，表面上还装着?服从组织?的样子。我和他们缠了两个月了，还没结果。你来得很好，你去找他们据理力争，你不要怕。"
我又找到那位掌握人事大权的干部。他阴阳怪气地说："这个老大难的问题，经过省委、校党委、和人事部门的努力，基本上解决了，但还要上报省革会，请发正式调令。快过年啦，你回去等着吧。"?
我以为大功告成，就回到高庄，全家人自然又都欢天喜地。不料等了半个多月，还是杳无音信。我沉不住气了，不顾天寒地冻，又从和县爬上长途汽车。一路颠簸，晕车呕吐，疲惫不堪，回想起来其实是青光眼的症状。多少年来忙着活命，哪里顾得上小小眼球。到合肥后，挤上公车，好不容易走到安大。先到招待所落脚，倒头就睡，顾不上吃饭，反正也没有口。第二天，又去人事部门。那位官员一见我问："你怎么又来啦?"
我说："上次你让我回去等调令。我们等了半个多月，也没收什么调令。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只得又坐几百里地的长途汽车来向你请示。"?
他没好气地说："我们忙得很，问题要一个一个处理，你瞎催也是白搭。跟你说过了，你爱人的工作问题原则上已解决，但还有些具体细节要研究。你还是回去等着吧。"
我说："我们好不容易才等到如今。你这次不彻底解决，我就不回去。从明天起，我每天来听你的回音。"?
从此以后，我每天一早就去人事部门"上班"，坐在门口一张长凳上，用从我一件旧毛衣拆下来的毛线给一村织毛衣，没有人理我。见到那位官员，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发调令。他总是说："还有一些具体细节要研究。你回去等着吧。"我一连"静坐"了三天，毛衣也打好了，决定再去向赵书记求援。我问他，他们说的"具体细节要研究"是怎么回事。
赵书记说："什么‘?具体细节?'！他们又在搞鬼。杨主任给你爱人批的每月工资待遇不低于一百元，被他们擅自改为文革前的临时工工资七十元，并已写入给安师大的调干公函，我很生气，但再拖下去，又怕夜长梦多。你还是见好就收，不要再跟他们纠缠，尽快让你爱人去报到吧。"
我说："这真是欺人太甚，违法乱纪！我们感谢您和张校长的大力支持，抓紧时间去报到，等宁坤取得教师身份再向省委反映吧。"
三入"虎穴"，精疲力竭，但是，谢天谢地，终于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夹缝里取得了全家人渴望的成果，一村也美滋滋地穿上了用旧毛线织的新毛衣。
二
三个孩子都兴高采烈地准备回城，但是五年的下放生活在他们心里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一毛的一篇回忆录可以作为见证。
鞋
来美国六年了，什么都适应了，就是还不穿高跟鞋，只穿平底鞋，或是球鞋。我这双脚，不太长却特别宽厚，根本买不到合适的高跟鞋。
"你这对猪蹄儿，都是那些年光脚光出来的。"妈妈老爱说。也是呢，那年爸爸、妈妈挨整，被赶出大学，我们全家下放到农村时，我才十岁。
一天清晨，我学着村子里别的孩子的样子，背了个粪筐去"钩屎"搜集狗、猪的粪，作肥料。每交给队里十斤粪，就可以换得一分工（合人民币三、四分钱）。
"哈哈！城里来的丫头子，钩屎还穿鞋。"小狗子笑我。
"她还不晓得鞋子不好做嘛。"邻家的英姐护着我说。
从那天起，我就不穿鞋了。从那时起，妈妈也没钱给我们三个孩子买鞋了。我的脚皮渐渐地磨厚了。大夏天走在沙石铺的大路上，既不觉得烫，又不觉得疼。雨天里走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我也会用脚趾深深地嵌入烂泥而不跌倒。下雪的时候，要么就整天呆在家里，要么就在妈妈的旧胶鞋里塞上一大把棉花，踢踢拖拖地穿了出去。春节到了。村里的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新鞋子。"妈妈，我也要新衣服、新鞋子嘛。我吵着，不肯穿那件烂得一条条的棉袄去拜年。"
"一毛，农村人讲迷信，过年一定要穿新的。咱们不兴这一套。马上就是春天了，还要什么鞋。"妈妈哄着我和她一起去了。
春天来的时候，我已经会放牛了。十四岁的英姐也讲了婆家，学着绣花，做鞋子。英姐家里穷，她哥哥说不到媳妇。她爸爸就给他们"换亲"-英姐的哥哥娶英姐的男人的妹妹。
爸爸不许我学做鞋，说有那个工夫，不如多看些书。牛儿吃着草，我就和英姐坐在草地上，一个看书，一个纳鞋底。
"你怎么看得懂呢？"英姐羡慕地问。 ????? "你要上学的话，也看得懂的。"大队小学里，只有我一个女生。 ??????????"家里不教唸书，有什么法子呢？"她把针在头皮上刮刮，用劲在厚厚的鞋底上扎下去。"你把书上的故事讲把我听，我给你做双鞋。"一天英姐突然说。
"真的？英姐，真的？我给你讲故事，还给你唱歌。"我是宣传队的队员，每次去工地慰劳挑河的民工，我都带头呼口号，还来段独唱样板戏。
一部《西游记》讲完了，八个样板戏唱光了，我的新鞋也做好了。厚厚实实的白布鞋底。深蓝色的鞋帮，鞋头上还绣了几朵小花。我那份乐啊！英姐说鞋是逢年过节走亲戚的时候才穿的。既不过年，又不是 节，我就每天晚上洗了脚，睡觉前穿着新鞋在床上走一圈。泥巴地的房子，新鞋走上去会弄脏的。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走亲戚？"我老问。 ????????"明年，一毛，明年妈妈带你去天津，看舅舅、姨妈，表哥、表姐。"
"为什么今年不去呢？"我并不肯就此罢休。
"天津在几千里路以外哩。"?
"我可以走嘛。"? ????????"走，走，走。走远点。别在这儿让我心烦了。"妈妈把我轰开了。鞋小到不能穿的时候，我们也没走过一趟亲戚。英姐倒是出了，再也没人给我做鞋了。
婚后，英姐连着生了二个女儿。她生第三胎时，正好是春节。听说她生了双胞胎女儿，年初三我就赶了去看她。
"英姐，快让我看你的双胞女儿们。"我一进屋就喳喳开了。
屋里暗暗的，她躺在床上。我走近了一些，看到她在哭。
"月子里的人，让她歇着吧。"他婆婆进来了。 ????????"英姐，我走了。"我把带给她的一把天津寄来的糖果放在床头，跟着她婆婆出去了。
"她为什么哭？"一进堂屋，我迫不及待地问。 ????????"咳，命苦啊。"她的眼圈红了。"已经养了二个给把人家的东西，又来了二个吃饭的。大年初一，图个吉利。初二才把二个讨债的丢到河里去了。"?
不记得怎么离开她家的。这两个可怜的女孩子，倒是随着河水，清清爽爽的去了。不像其它同命运的女孩子们，一生下来就给倒提着，往尿桶里一丢了事。这以后不久，我们全家就因爸爸、妈妈的平反而离开农村，我也没再见过英姐了。
爸爸、妈妈到另一所大学里任教，我也到附近的一所中学去上学。第一天上学，我兴高采烈地把两条大辫子梳得光光的。刚走到教室门口，班主任老师就把我拦住了。 ????????"老师早！?"我恭恭敬敬地说，笑着。教室里有那么多女生，我想赶快进去。
"你的鞋呢？"老师问，并没回答我的问候。
????????"我??????"我嚅嚅地不知说什么好。不是年节，又不走亲戚，为什么要穿鞋。
"回家去，穿了鞋再来上课。"?
当我哭着跟妈妈说完老师没让我上课的理由后，妈妈反而笑了。"咳，搬家一乱，加上在农村住了那么多年，我倒忘了这个。别哭，妈妈带你去买双新鞋。"?
在我的学期小结上，班主任除了千篇一律的"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之类的评语外，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一个学会了穿鞋的、纯朴的乡村姑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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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江城淹留， 1974-78(4)
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我逐渐恢复和国外亲友的联系。我和在香港的姐姐音讯断绝多年，突然收到一封来信，孩子们惊异不已。因为长期以来，"海外关系"是见不得人的"家丑"，我们一直没跟他们讲过。除了一个姑妈，不久他们又发现还有一个大伯在新泽西州。1977年9月，又冒出一个外甥女、一个堂姐的女儿。她夫妇二人带着他们四岁的儿子从纽约回国探亲，我认为他们来芜湖探望舅舅一家是理所当然的。不料她从北京来电话，说接待人员告诉他们，芜湖不是"开放"城市。我一听就火了，当即说："他们睁着眼说瞎话。杨振宁博士不久前刚来过。他就住在离我住处一箭之遥的铁山宾馆。我常有幸目送他的车队从我门口经过。"
这样一来，我的外甥女，年过三十，才有机会第一次和舅舅见面，离她母亲在台北去世已经多年了。我向系领导汇报即将有"海外关系"光临，房管科奉命立即让我搬出教堂，调整住房，以免"外宾"（我外甥女的丈夫在联合国总部工作。）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留下错误印象。在某些掌握房屋分配大权的干部眼中，"摘帽右派"仍然是最臭的"臭老九"?，有教堂可住已属宽大。直到"外宾"肯定来临的前夕，原来住户搬走之后，才允许我们搬家。实际上，我们直到第二天才能搬，因为我们得先清除成堆的垃圾，清洗污秽的窗户和水泥地。两间小屋子墙上石灰剥落，厨房的墙给煤烟薰得漆黑。房管科，为了应付装饰门面的紧急政治任务，派了一个小临时工提着一桶石灰水，用一把笤帚把所有的墙草草粉刷了一遍，结果每面墙都像一幅大地图。凑巧得很，一丁从生产队回来，又当上搬家的主力。他用平板车把大件家具拉到新居，其它东西等客人走了再搬。
外语系工宣队夏师傅来到新居，交给我三十元人民币，原来是魏书记刚批准给我加的工资，以弥补当初我从安大调来时被无理克扣的部分。夏师傅是新近复员的军人，待人和蔼，主动提出用这笔钱替我去铁山宾馆买两条"大中华"牌香烟、两瓶"古井贡酒"，都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供我招待"外宾"之用。后来发现，我的亲戚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这些高档商品就交给夏师傅酬谢这次为接待工作出力的人们。
我的外甥女一家三口从上海乘火车来，下午到达，下榻新建的芜湖饭店。我们要等电工把原住户割断的电线修复才能接他们来吃晚饭。天气酷热，我们生怕美国来的娇客热得晕倒，特地从春江家借来一台电扇。住在本地的表侄李伟做了满满一桌菜，给人一种生活富足的假象。我们的亲戚觉得我们的住房相当整洁舒适，当然不知道我们是几小时前刚搬进来，家里乱七八糟的东西还留在上帝之家哩。我和怡楷身上穿的都是一件崭新的白的确凉短袖衬衣。这是当时的时尚，也是我俩多年来添置的第一件衬衣。一天下来，晚上睡觉以前得脱下来洗净，这样早晨才有得穿。第二天上午，我们一家五口陪着远客观光校园，外甥女为我们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彩照。一上午下来，我俩的衬衣汗得透湿，午饭后非洗一下，等晾得半乾才能再穿上，去出席副校长为欢迎我的亲戚举行的晚宴。当年的"海外关系"、政治包袱，今日的"统战"贵宾！次日早晨，贵宾们乘软席车回上海搭机返美。当天下午，外语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在党员会上扬言："巫宁坤沾上‘?海外关系?'的光，搬上楼，加工资，又该翘尾巴了。大家要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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