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曾因支持外蒙自决与苏联驻军向北洋政府请愿
2011年05月20日 09:56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叶曙明
核心提示：早在两年前，中共因为支持给予外蒙古自决权和苏联在外蒙驻军，组织向北京政府请愿，当时就成了右派攻击中共的把柄，向孙文告状，指这等于违反党纪，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
本文摘自《中国1927·谁主沉浮》 作者：叶曙明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1926年3月12日，东北海军在日本军舰护航下，驶入大沽口。驻守炮台的国民军鸣放空炮示警，不料日舰竟发实弹攻击。双方爆发了冲突。日军以国民军破坏“辛丑条约”为由，向执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当局发出最后通牒。
冯玉祥明知这是奉张假手列强向他施压，他当然没有勇气与实力和八国抗衡，只能沿用鸦片战争以来的老办法，就是“民气可用”，借助日益高涨的民族主 义，孤注一掷。3月14日，北京民众举行反日大会；17日，北京全市各学校、社团代表向国务院、外交部请愿，要求驳回最后通牒，遭到军警武力驱散，有多人 被刺刀扎伤。在国民军大刀队的保护下，京师门户的抗议活动，一浪接着一浪，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自从北京落入冯玉祥之手后，国共两党在北京十分活跃，几乎处于半公开状态。李大钊积极做国民军上层的工作，而大批中共党人则渗透到国民军中下层开展 活动，国民二军、三军中都有共产党员担任副官及其它职务。国民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出动大刀队保护在北京街头活动的革命党人。
为了贯彻“反奉倒段”的方针，共产党在北京组织了对执政府的一连串示威活动，天安门前，隔三差五就有“国民大会”召开。11月28日的示威，演变成 一场俄国式的“城市革命”，与会者手持棍棒武器，前有学生敢死队，后有工人保护队，一遇军警阻拦便开打，攻击政府机关，占领警察局和邮电局。“各种号召人 们起来革命的标语贴满墙壁，数十万张传单在人群中飞舞，屋顶上竖起了革命的红旗，迎风招展，革命的空气弥漫全城。”《政治生活》杂志形容，这天的示威活动 “完全是一次巷战”。192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告全国民众书”，宣布“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活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 ”。
政府感到极为忧虑，精神高度紧张；精神过于紧张，处事便容易头脑错乱。3月18日，北京学生和民众十几万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这是由国共两党领导的一次大型群众集会，主要组织者是李大钊。
大会一致通过了驳回最后通牒和驱逐八国公使的决议，然后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奔向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集会请愿。据说，国民军在示威活 动中，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们挑动学生冲击执政府，卫兵抵挡不住，竟开枪射击人群，死亡47人，受伤两百余人。请愿群众以鲜血记下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一名知识分子愤怒地宣称：“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
政府开枪屠杀和平请愿者，固然是倾长江之水也洗不掉的罪恶，如鲁迅所言，“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对这一历史悲剧，人们历来是强烈谴责段祺瑞和北洋政府的，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却也有若干带疑问性的盲点，易因 愤激之情而被忽略。国共两党都是北洋政府的公开敌人，并不讳言以推翻北洋政府为政治目的，1926年春，南方的北伐呼声，已响彻大江南北，为什么还要向北 洋政府和平请愿呢？和平请愿的前提，是承认这个政府的合法性，既然承认合法性，为什么又要北伐呢？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早在两年前，中共因为支持给予外蒙古自决权和苏联在外蒙驻军，组织向北京政府请愿，当时就成了右派攻击中共的把柄，向孙文告状，指这等于违反党纪， 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但中共我行我素，不予理会。事实上，孙文不也是今天北伐，明天和谈的吗？在中国搞革命，一切以革命利益为转移，本来就谈不上什么逻 辑的。但对于段祺瑞的执政府来说，如何处置以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和平请愿”，就是一道大难题了。
可惜，段祺瑞也是一个从专制酱缸里腌制出来的军头，除了迷信枪杆子以外，和政治智慧挨不上什么边，他在所有可能性中，选择了最糟糕的那个，结果在历史上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把自己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了。
惨案发生以后，段祺瑞的执政府的合法性，便丧失殆尽了。4月9日，国民军发表通电，把当初他们倒戈时斥为“祸国元凶”的吴佩孚，捧到九重天上，称他为“命世之才”，“此后惟玉帅（吴佩孚）之马瞻”。这种朝秦暮楚的做法，不仅没有讨得吴佩孚的欢心，更为社会舆论所不齿。
国民军一心要搞垮执政府，等他们真的把执政府搞垮时，才发现这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4月9日晚上，国民军再次发动政变，包围段祺瑞的寓所，想施其 囚禁曹锟的故伎，把段氏抓起来。但段氏早已得到消息，逃入了东交民巷。国民军手中最后一块筹码也没有了，只好收拾细软，向察哈尔、绥远地区退却，准备继续 盘踞西北，伺机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