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二十餘年如一夢， 1979-80(2)
　　

   二十餘年如一夢，
　　此身雖在堪驚。
　　閒登小閣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
　　漁唱起三更。
　　

    我把條幅送到家鄉裱好，掛在我的小書房裡，時時提醒我夢魘的"?二十餘年"和不堪回首的"古今多少事"。
　　

    一村是第一次來到北京。3月2日到達後，我特地領着他走過天安門廣場。這孩子對廣場一頭高踞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另一頭新建的存放他屍體的紀念堂，都不感興趣。他唯一的感想是"我敢說，春天一到，陽光燦爛，在廣場上跑着放風箏一定好玩。"
　　

    校園離頤和園不遠，原來是侍奉慈禧太后的大太監李蓮英的私邸。一進大門，有一條短短的汽車道通向一座四層高的紅磚教學大樓。我一到校就聽人說，文革期間有一名女生被批鬥逼瘋，從樓頂跳樓身亡。在大樓後面，有兩座一模一樣的三層樓灰磚建築，看上去很像營房，不像教職工和學生宿舍。另外有兩座古色古香的舊式平房，是大太監留下的遺產，倒使一個無樹、無花、無草的灰濛蒙蒙的校園不顯得過分單調。分配給我們的一套兩居室住房在校園最後面一座四層樓的灰磚宿舍的頂層。
　　

    有一些老同事來看望我們。法語系徐教授、我當年的酒友，第一個闖了進來，一進門就用他的廣東國語乍呼起來："老巫，我來向你賠禮道歉，我不該在批鬥會上說了那麼些你的壞話。"我很驚訝，在所有那麼些人當中，怎麼他老人家偏偏會受到良心的譴責。
　　

     "老徐，沒你的事兒，"我緊握着他的手說。"我根本不記得你說過什麼話，我從來沒有認為我的挨整和你有任何關係。人人都得發言表態，立場問題嘛，你怎麼能例外。我不怪罪任何個別的人，更不用說你老兄。或許我們全都是一個時代的大悲劇中的演員。每人都不得不演一個角色。不管怎樣，我總活過來了。"
　　

     徐教授年逾古稀，頭髪和鬍鬚都白了，說話一向大嗓門兒。我的話音剛落，他就幾乎吼叫起來："我不管你是否怪罪我。我怪罪我自己。我隨大流，胡說八道坑害你，實在卑鄙。我更對不起我親哥哥。他在天津也被劃為右派，我跟他斷絕關係，直到他最近也被改正。哦，為了保護自己，一個人能墮落到什麼地步！"
　　

    "老徐，千萬不要太難過。"?看到他如此痛心疾首，我非常感動。"究竟並不是你的錯。令兄現在在哪兒？"原來他哥哥就和我們住在同一座樓里。他在二十年代留學美國，獲得英語學位，回國後在天津一所大學任教。被打成右派後，失去教職，從大學宿舍搬到市內一個潮濕的地下室，繼續將中國古典詩詞譯成英文，右派改正後被學院請來為英語研究生開翻譯課。
　　

    另一位同事、英語講師小廖接踵而來。1954年從北京大學英語專業畢業後，他被分配到南開外語系，和我同事，後來也調來學院。"您在南開受迫害，有我一份。巫老師，肅反時，我是您的專案小組長，您知道嗎？"??聽上去，他好像是在坦白什麼嚴重罪行。
　　"小廖，我從來沒有把你算在參加迫害我的人當中。"我請他放心。"當時你剛從大學畢業。像許多年輕人一樣，你追求進步，黨教你幹啥你就幹啥。你別無選擇。如此而已。"
　　"不完全是這樣。"他繼續用沉重的語調說。"你說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特別賣力氣整你，因為我動機不純。我想得到組織的好感，我想往上爬。"?
　　?"你對自己太嚴厲了，小廖。其實，對於我並沒造成任何後果 ，對嗎？"
　　?"也許並沒有。可是我受到良心的譴責。我衷心請您寬恕。"?
　　我請他放心，我從來沒有對他懷有任何芥蒂，從今以後我們應當是好同事。另一位老同事輕飄飄地問我："老巫，真的很慘嗎？"她也參加過批鬥大合唱，但顯然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過錯。
　　"哦，你瞧我不是活下來了嗎？"我含糊地回答。
　　"確實。而且，怎麼搞的，你還這麼年青！" 一位劫後餘生的老先生說，‘人生從六十歲開始'。我剛六十啊！"我笑着說。"這裡有些人指望看到我帶着心臟病或者拄根拐杖。讓他們失望啦。感謝毛主席，我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得到了鍛煉。也不過是二十年嘛，我再給他們二十年整死我。" "你聽聽！你一點兒也沒改。你沒接受教訓。我為你擔心，老巫。"
　　"且慢！是誰該汲取教訓？我，還是犯了錯誤的黨？"
　　過了幾天，陳院長來訪。他是北京大學三十年代的畢業生，後來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經濟系深造過兩年。我發覺他很隨和，容易交談。他關切地問起我們在新環境中的生活情況。我正有話要說。 ????????"我們安頓得差不多了，還見到了一些老同事，"我答道。"有些同志登門賠禮道歉，因為自己當年在運動中參加過整我，我很感動，但覺得完全沒有必要。怎麼能怪罪他們呢？"我停頓了一下，然後接着說："也有的同志認為我還沒有接受教訓??????"?
　　"是誰說的？"
　　"別管是誰說的。我還沒學會揭發檢舉哩。到底是誰要接受教訓，是我還是黨？"
　　"是黨在1957年犯了極左的錯誤。是黨正在從多年來犯的一系列嚴重錯誤中汲取教訓。對於你這樣的知識分子，根本不存在從過去接受教訓的問題，而是必須解放思想向前看。"
　　"但是我有顧慮。我的改正本身似乎是模稜兩可的，至多也不過是部分的。我的結論寫得不像改正錯劃，倒像是寬大處理。"?
　　?"你這話什麼意思？"
　　"哦，是這樣的。去年我來辦理改正，負責人讓我明白，我的問題是兩可的。只是考慮到我多年來‘?表現好'才給予改正的。"
　　"胡說八道！這不行。我們一定要重新審查，徹底改正。"
　　暑假快到了，有一天行政副院長來訪。"巫寧坤同志，"他以相當正式的口吻說。"上級領導機關的高幹即將前往北戴河休假兩周。分配學院一個名額。我們決定，巫寧坤同志最有資格享受這個待遇。"
　　我久聞北戴河的大名，那是中央領導人和其他特權人士的避暑勝地。我新近改正，從來沒有奢望過到那兒陽光明媚的海灘上度一個賞心悅目的假期。多大的誘惑！另一個對我"二十餘年如一夢"的小小的補償。
　　"張院長同志"我也一本正經地回答。"學院領導決定給予我這一難得的機會，我感到十分榮幸。我不明白我怎麼配享受這樣的待遇。我剛回來幾個月，沒有什麼貢獻。許多其它同志這些年一直在這裡為黨工作。十分感謝領導的盛情，但是我不能遵命。"
　　院長並不就此罷休。他又說："巫寧坤同志，你也同樣一直在為黨工作啊，雖然不在學院。請你再好好考慮一下，準備一兩天內動身。"
　　第二天，政工副院長駕臨。"老巫同志"?她用更有人情味的口氣說。"你怎麼會不願去北戴河休假呢？這可不行。經過這麼些年，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聽我的，老巫，準備明早出發。"
　　"副院長同志，我在北大荒休息夠啦。有湖、有江、有森林、有很多魚，夏天也涼快。學院許多同志勞苦功高，可能也願意去，請您把這個榮幸讓給他們吧 ??????"
　　但是，我的結論複查被拖延了，因為遭到來自極左的抵制。人事處長奉命處理複查。有一天，他問我："巫教授，麻煩的是，你在結論上簽了字，是不是？"
　　"確有其事。你指望什麼呢？1958年我在右派結論上籤過字，對不對？文革期間，有多少老幹部在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結論上籤過字？那些結論還算數嗎？"
　　?"你的話有道理。我抓緊時間去辦 。"
　　

    三
　

   　自從我被劃為右派，我的著作就不能出版，已出版的也不能再版。我翻譯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4年在上海出版，卻由三聯書店於七十年代在香港兩次盜版，連譯者的名字也沒署。1978年北京三聯書店派一位編輯來蕪湖找我，約我修訂舊譯，1979年在北京再版，紀念白求恩逝世四十周年，這次署上譯者的大名。我問這位編輯，三聯當年在香港以那種方式翻印我的譯著，做法是否恰當？他的姿態很高："反正是宣傳進步作品嘛。"我過去翻譯的美國短篇小說也在一些新出版的選集中出現，當然沒有稿酬。
　

   　我也應一些老朋友之約，開始翻譯一些英美文學作品。袁可嘉教授主編《歐美現代十大流派詩選》，約我翻譯幾首狄倫�E托馬斯的詩。誰都知道他的詩常晦澀難懂，更難翻譯。但是，這位威爾斯天才詩人椎心泣血的詩篇曾伴我走過漫長的靈魂受難的歲月，我勉為其難翻譯了五首。其中一首，《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作於詩人的父親逝世前的病危期間：
　　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
　　老年應當在日暮時燃燒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對於我們這一代飽經滄桑的老人，這好比暮鼓晨鐘！
　

  　另一個稿約卻使我感到啼笑皆非。1980年夏，我回到北京才幾個月，《世界文學》、當時全國唯一的譯介外國文學的月刊，約我翻譯《了不起的蓋茨比》，要在當年十月號刊出。簡直不可思議！自從1952年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為這本書挨批以來，"腐蝕新中國青年"的黑鍋，我背了將近三十年。怎麼偏偏會找到我來翻譯這本"下流壞書"？莫不是命運的嘲弄，還是菲茨傑拉德顯靈，責成我還他一個公道？我雖自感譯筆粗拙，難以重現他那優美的抒情風格，卻也無法迴避這道義的召喚。
　　

    十月，我聽說社會科學院外文所主辦的"全國外國文學學會"訂於十二月在成都召開成立大會。我和國內學術界隔絕多年，閉目塞聰。我想若能參加會議，一定可以從同行專家的聚會中獲得教益。我去向陳院長請教。他立即打電話給外文所所長馮至教授，問他為什麼我沒有接到邀請。馮教授老老實實地回答："我們不知道寧坤還活着。"陳院長大樂，說道："老巫現在是我們學院的英語系教授，此刻正坐在我面前！"幾天后，我接到一個特邀請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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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滴淚:尾聲(2)

　　 一位老同事告訴我，外語系工宣隊頭目沈師傅和職業打手史科長、兩個"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頭"，聽到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就癱倒在地，暴露了"紙老虎"的真面目。這位同事發表感想道："正如俗話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覺得難以完全同意他的說法。"那你怎麼解釋善有惡報，惡有善報呢？俗話說：‘?修橋補路雙瞎眼，男盜女娼子孫多。?'不如說，這些惡棍草菅人命，卻忘掉自己遲早也會面對死亡。也許他們殘酷無情地置受害者於死地時也相信過‘惡有惡報'，從來不懷疑自己是正義的化身。這些可憐蟲幻想自己可以在地上的共產主義天堂獲得獎賞，從此飛黃騰達。而他們不過是小爬蟲罷了！"
　　老共產黨員、外語系李主任，在共產黨監獄囚禁五年之後才放出來，原來當初宣布他是蘇修特務的電文是他的政治上的敵手玩的花招。他被釋放之初，軍、工宣隊頭目在會議上告誡大家不得與他親近，後來被安排了個有名無實的職務，還受排擠。最後他回到黑龍江故里，當上了全國重點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黨委書記。他不再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首長，而是經過身心受難變得更加通達人情的人。後來，每次因公進京都來西郊過訪，杯酒言歡。也不妨說，"壞事可以變成好事。"
　　

    安大真正的新聞人物是我當年的學生汪崇德。他階級出身好，文革中的極左表現深得軍、工宣隊歡心。畢業分配時，他經大力推薦進入總參二部，從事情報工作。後來，被派到駐非洲某國大使館武官處工作。他異想天開，給該國政府寫了一封信，申請政治避難。該國政府一向仰仗北京的經濟支援，理所當然把他的信交給大使館。他奉召"回國述職"，同行的有四名同僚，搭乘的是瑞士航班。這位軍事情報官員發揮特長，避開四位押送者的耳目，把一紙政治避難的申請送到機長手中。班機在日內瓦着陸後，瑞士安全人員登機，把藏身廁所的中國軍事情報官員領走。無奈瑞士政府用不上他的"專長"，又沒有第三國肯接受他，這位當年的紅衛兵風雲人物成為流落日內瓦街頭的難民。
　　

    我常想到北大荒。我納悶兒，不知道那個好心的李隊長的下落如何。他是否由於表現軟弱受到處分，或者因為他不適於當獄卒而重新分配工作？不過，十之八九，他回到了自己的村子，和妻子兒女、甚至孫男孫女，還有鄉親們，在一起生活，其樂融融。他充滿愛心，也必然受人愛戴。在這個越來越小的世界上，有朝一日我未嘗不會和他"狹路相逢"。我一定會本能地擁抱他，稱呼他"我的弟兄"。葛隊長是用更加嚴峻的材料製成的，符合一個優秀公安幹警的要求。然而他從來沒有濫用職權，從來沒有打罵教養人員。他是一個模範的執法人員，而這在紅衛兵和工宣隊師傅中卻是罕見的。難友李大夫於六十年代初回到北京，在街道上半私營的聯合診所工作。文革期間，他又被開革，流浪街頭。文革結束後重返聯合診所，後來又莫名其妙地再次被送勞教。再次獲釋後，他終於告別他熱愛的北京，首途赴美，繼續進行他對"集中營熱"的獨特研究，在這方面他以艱苦卓絕的精神積累了大量的資料和經驗。
　　

     我也不忘清河勞改農場。那位讓我們借用他的小屋會面的老王恐怕已經不在人世了。他的繼承人也會讓探視教養人員的家屬借用他的屋子嗎？來探視的家屬少不了，因為清河仍然是北京市一座人滿為患的勞改營。老劉，那位我親手掩埋的青年書法家，他的淺墳現在被荒草覆蓋了嗎？或者，他妻子終於從湖南來把他的遺骸運回了家鄉？
　　

     最後但並非次要的，我難忘高莊，我們的好大夫不時來信增強我的記憶。人民公社解散，農民開始單幹之後，魯大夫來信說："老螃蟹住進了新蓋的房子，村子裡的人說用的木料是你們的屋子拆下來的。但他還不滿足，因為他現在不能靠剝削同村的農民過日子了。人家常聽他咒罵新制度，夢想過去的好日子回來，讓他‘?用黨給他的權利喝足吃飽?'。村子裡的人擺脫了老螃蟹的暴政，愉快地為自身利益而勞動，雖然生活還很貧困。"
　　

    小黑子和小水子都"成家立業"，不顧"計劃生育"的限制已經快有第二個孩子了。小基貴的命運卻大不一樣。"孬子出人意料地‘名利雙收'??，"魯大夫寫道。"有一天，他又突然衝過村口的公路，被一輛卡車壓傷，隨即送到和縣醫院診治。三天以後由同一輛卡車送回高莊，他的左腿沒了，拄着一副???字杖跳來跳去。他媽傷心死了，號啕大哭，像發了瘋似的。三老爹倒挺看得開，說這是‘惡有惡報'。後來卡車司機主動提出賠償三百元，他大喜若狂，又說這是‘善有善報'，因為他三年前饒了孬子一條命。三百塊錢！難以置信的天文數字！壓死一條水牛賠償一千二，壓死一個好勞動力賠償一千。屁用沒有的孬子拿他的惡腿換來三百元！做爹的怎能不高興得心花怒放呢！現在永遠殘廢了，孬子再也不能到處亂跑，給他無事生非了。這筆錢正好用作給小蛋訂親的禮金。"怡楷感到又難過又氣憤，但也無可奈何。
　　

     魯大夫來信又提到基貴的新趣聞。"基貴常拄着雙拐靠一條腿蹦蹦跳跳來到衛生院，讓我處理他截肢手術傷口的炎症。我問他：‘基貴，你掙了三百塊錢。你不想用這錢裝一條假腿嗎？'他的回答是：‘魯醫生，我要一條假腿幹啥？別拿我開心。那不是把好錢往水裡扔嗎？給小蛋當禮金是正經事。'他的話引起我思量，是否經過這次事故和截肢的痛苦，他得到一種休克治療，把瘋狂的惡魔從他身上趕走了。我要繼續對他進行密切隨訪。"又有一條趣聞：基貴來衛生院後往往一瘸一拐地去孫堡街上，和一個年輕的小窯煤礦工人坐到一處。小窯沒有安全措施，這工人在一次爆炸事故中炸掉了一條腿。有一次，這位"同病相憐"的難友出錢請他喝杯茶，外加一包花生米，小基貴樂壞了，好像一個以前從來沒有得到過玩具的小孩。兩個年輕人有時下一盤象棋。一次，孬子居然打敗了工人階級，他高興得想跳起來，忘了他只剩下一條腿。他得意地說："我有兩個好老師，一個小一村，一個李農。"
　　

     不難想象，基貴和礦工坐在一起，拐杖靠在各自身旁，活像"工農聯盟"的化身。
　

   　我們自己如何？怡楷為"改正"提供了一個出乎意料的尾聲。1980年9月，新學年開始，她教一班公共英語。後來，春節前幾天，她在上課時突然頭痛欲裂，噁心嘔吐，被學生護送回家。一位醫生說是美尼爾氏症，另一位說是神經錯亂。最後，首都醫院眼科胡大夫診斷是晚期青光眼。怡楷向他請教患病的原因，高齡的老專家問她生活的經歷。聽完她簡單的敘述後，這位慈祥的大夫說："那你還指望什麼？多少年來的種種壓力必然會使你身體付出某種代價。若是你沒有一個堅強的性格，它支持你度過無盡的艱難困苦，那些壓力可能會毀掉你的神經系統，或者你的心臟。各地的精神病院住滿了文化大革命和其它政治運動的受害者。你來晚了，幸而還不太晚，我一定全力以赴挽救你的雙眼。不過我看，你必須從此放棄教學工作，雖然你恢復上課不久。"以後幾年中，她的雙眼先後動了幾次手術，她來美後被確定為 "法定的盲人"，並授予一根盲人拐杖！那是我們三歲的外孫艾里克最喜愛的玩具。
　　

    我曾用一句話概括我三十年的"牛鬼"生涯：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但是，肯定不止如此而已。持久的苦難決不僅是消極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饋贈。受難像一根綿延不斷的線索貫穿生活和歷史的戲劇。或許恰恰因為受難在一個人的生命中占有一個無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部丹麥王子的悲劇，或是杜甫盪氣迴腸的詩篇，才以人生悲劇的壯麗使我們的靈魂升華。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受難和從中學習，沒有人會徒然受難。或許我們變得明智一些，像孬子基貴一樣；或許我們變得謙卑一些，因為親身體會過農民遭受的那麼多貧困和苦難；或許我們從他們對生活無言的信念和對未來的常青的希望中汲取力量。或許，如同一頭吃草的牛以支持生命的奶汁回饋牠的養料，一個在苦難的野草上放牧的"牛鬼"同樣能夠回饋他的養料。 �C
　　

    1986年夏，在告別劍橋大學前發表的《從半步橋到劍橋》一文中，我寫過："當我再次懷着新的鄉思遙望家園，我多麼希望：北京的半步橋有朝一日也成為一個文物古蹟，點綴一個更新的中國的新的天和新的地，如同複製的威尼斯嘆息橋點綴着劍橋！"?眼前，半步橋，我生活中的一個轉折點，依然人丁興旺。1988年4月，我被一部吉普車押送去勞教的三十周年，承一位在公安部門任職的朋友的盛情，一早從市內開着奔馳轎車前來學院，陪同我和怡楷去舊地重遊。春光明媚，我們一路風馳電掣，剛到西直門，忽然間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天昏地暗。難道是天地哀悼我死去的黃金年華？哀悼千百萬未能倖存的冤魂？司機放慢了速度，幾分鐘後風停日出，我們直奔半步橋，但我已經沒有"二進宮"的雅興，只感到"此身雖在堪驚"。下車後?，朋友和門口站崗的警衛打了招呼，然後為我拍照留念，身後掛着"北京市監獄"令人不寒而慄的大牌子。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還有待在地平線上出現，但是它的出現是必然的，在並不遙遠的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