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謀》第二章：施暴虐鎮反肅反

作者：丁抒

六十年代有一陣，毛澤東認為各國共產黨都是修正主義者，全世界只剩下他和阿爾巴尼亞的共產黨領袖霍查可以算是馬克思主義者。後來連霍查也不算數了。於是他成了天下唯一的馬克思主義者。

毛澤東指責別人是“修正主義者”，主要是別人或多或少放棄了“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立場，而他沉緬其中，以鬥爭為樂，以革命為榮，至死也不改 變。“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這是毛對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的歸納，也是他那本“小紅書”里為中共理論家引 用得最多的語錄之一。

秦末無產者陳勝、吳廣，漢未貧農子弟白蓮、黃巾，都是為前朝官吏作嫁衣裳。五胡亂華，同勞動人民更不相干。唐末黃巢有《詠菊詩》一首傳世，應是讀書 人，但也還算是農民領袖；可惜血流三千里，最終白干一場。宋亡於蒙古，漢人淪為三等公民，但地主和農民、百姓同父母官的關係並沒有顛倒過來。元末朱元璋， 標準無產者一個，可他當了皇帝，連他家鄉的窮人也沒有沾上光。“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這兩句花鼓就是明證。他的無產階級戰友們幾乎個個滿門 抄斬，連八竿子打不着的親戚也一併拿去砍頭。堂堂中國幾千萬無產者，除朱氏一人，誰也沒有獲得勝利。

明末李自成，才過了幾天皇帝癮，江山就丟了，全體無產者空觀喜一場。清末洪秀全定都南京，號稱太平天國，但天下尚未太平，內部就開了鍋，成千上萬地 殺人，殺的全是階級兄弟，他造反倘若成功，也不過是另一個朱元璋，除了將孔子牌位砸掉換上耶穌基督之外，他與大清皇上並無區別。洪氏弄了一百零八個妃嬪， 算是他個人的“戰利品”，而他給老百姓下的聖旨是“照舊繳糧納稅”，所以“勝利”與百姓們是無緣的。

農民造反，不過是改朝換代的催生婆。而新朝代的當權派每每重奏前朝曲，對舊官員多採用安撫政策。新舊官員似乎天然就是一家。北周“總司令”趙匡胤陳 橋兵變，成為大宋朝太祖皇帝，可是三位舊朝正副宰相照舊高踞廟堂便一例。受剝削階級的成員欲獲得個人勝利，或者上京趕考，“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或 者上山落草，然後讓朝廷招安，混個一官半職。至於說兩千年來究竟哪個階級勝利了，從來就沒有人關心過。誰在乎朱元璋的階級身份呢？

但這都是西風東漸、馬克思的學說傳到中國之前的老皇曆。一經階級鬥爭新學說的解釋，新舊政權的更替，就有了全新的意義。“一些階級消滅了……”毛澤東開創新朝，執掌政權二十七年，念念不忘的就是這一條。

六十年代，中國大陸史學界曾就農民起義被鎮壓後再圖鞏固政權的舊朝，或者藉助農民起義成立的新朝，是否對農民實行了讓步政策，展開過一場辯論。此一 難以說清的問題，被毛澤東一語了斷；“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麼讓步？”（注１：毛澤東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對陳伯達、田家英等人的講話。）

歷史上新皇朝甫建立，新政權的統治者需要收買人心為本，以懷柔政策為首務。為使人民休養生息、增丁添口，也必得薄徭役、減稅賦。譬如唐朝初年將土地 分配給農民，與中共的土地改革相去不遠。又如清朝初年，湖廣填四川，並招撫流民，安置士兵，一律給田耕種，新墾土地一概免賦。又廢除明代一切苛捐，滋生人 口永不加賦。（注２：四川《井研縣誌》一九九○年版第二頁。）這就是所謂“讓步政策”。

可是毛澤東從史書中看不到這些。他只看見“階級鬥爭”。他一味迷信“反攻倒算”和鎮壓，不承認世界上就是有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有利的“讓步政 策”。具有如是的歷史觀，他上台執政之後，便把鎮壓“階級敵人”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由於勝利來之不易，他那“鎮壓”的心態也就份外強烈。一直到二十年後， 他在文化革命中將國家主席、他的湖南同鄉劉少奇殘酷地整死時，所持的理由還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

其實，為中國舊政權服務的人員是十分龐雜的。國民黨政權早期是一支有理想、有獻身精神的優秀青年組成的隊伍，後來腐化墮落了一大批，但在抗戰中又吸 收了大量民族精華，尤其是在共產黨勢力薄弱的南方諸省。譬如四川省井研縣，全縣人口僅十餘萬，成年男子中差不多每三個人便有一個參加國軍抗日，一萬一千多 名將士大多數為國捐軀，戰後僅五十三人退伍返鄉。（注３：四川《井研縣誌》一九九○年版第三頁）

那些為國民黨政府服務過的人，在抗戰勝利後隨即開始的三年內戰中，許多人或對共產黨不了解，或者尚來不及思考國共雙方的是非，便成了戰場上的俘虜， 或者被逃往台灣的政府拋棄，束手就縛。為振興中華計，優秀人才參加建設，一定得益匪淺。然而，毛只信“一些階級消滅了”那一套，只信“反攻倒算”，於是玉 俱焚，使中國這個遍地文盲的國家不知損失了多少人才。

譬如南方諸省，由於“過多殺人和亂殺人”，葉劍英主持的中共華南分局不得不下文件制止“亂捕亂打亂殺的錯誤”。（注４：一九五○年出版的中共華南分 局宣傳部編《幹部學習資料》第二輯，轉引自丁望着《華國鋒紀登奎和新起的一代》。）但殺了的卻再也不能復生了。例子俯拾皆是，這裡不妨列舉幾個。

廣東台山縣一位老教育家陳覺生，雖曾任舊政府參議會參議長，在共產黨的隊伍進城前，惡霸劣紳們紛紛避往香港時，他自持平素並無劣行，便留下協助解放軍。他一度被譽為“民主人士”，可是共產黨要“鎮壓反革命”了，他就成了反革命，被亂棍活活打死。

河北人馮謙光，早年畢業於北平朝陽大學。一九三五年任山東臨淄縣長後，查煙，禁賭，肅匪，在全縣興辦小學，普及國民教育，又自任縣立初級中學校長， 很做了一些好事。他在一九四一年被日軍俘虜，關押在濟南獄中，直到日本投降才獲自由。一九四九年中共接收傅作義控制的北京城，傅的人馬均作為收編對象，其 中包括馮謙光。可是馮卻於一九五一年以“反革命殺人罪”被捕，一直關了二十多年，直到他快死了才寬釋。

東北偽滿東安省軍醫院一位主任軍醫回健人，一九四五年八月聽到蘇聯對日本宣戰的消息，即集合隊伍宣布起義，擊斃日本人院長，率隊奔向蘇聯。東北光復 後，他回到祖國。當時中國由國民黨執政，這個愛國者便當然地認為加入國民黨才能更好地為國效勞。他組織了國民黨東安支部，自任書記長。但隨後國民當接收大 員的劣跡使他對那個政權徹底失望。經與中共地下黨聯絡，他於一九四八年穿越對陣的國共兩軍的防線到了共產黨的那一邊。但是解放後，他卻因抗戰後那段歷史而 被定為階級敵人，名列待消滅的一批人之中。只是在死刑宣布執行之，他出主意幫監獄改善了衛生情況，監獄當局為使用這個人才，將死刑改為二十年徒刑，他才逃 過了這一劫。（注５：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一《人民日報》海外版。）

第一個將咖啡引進中國並種植成功的一位印尼華僑，平生致力於創辦咖啡農場，只因在舊政府任過官職，便以“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直到二十年後瘐死獄中。

中國以農業立國，兩千年間雖然戰亂頻仍，但詩書香火綿延不絕，因為大多數讀書人都在鄉村。他們要研究詩書，就不可能自己去種田，多少要出租一些土 地。所謂諸葛亮“躬耕於南陽”，其實也是僱人去耕的。所以自古以來，中國農村的知識份子幾乎都與地主、富農沾一點邊。過去的改朝換代不干他們的事，中國的 文化得以保存。這次“新中國”的執政者卻以階級鬥爭為己任，讀書人也就難逃被“坑”的命運了。

江蘇南匯縣年近七十的讀書人蘇局仙是一九○七年清廷廢科舉之前考取的最後一批秀才之一。他除了日軍占領時期回鄉念佛之外，終身未離教鞭。可是因為家裡有幾畝地，也被定為“地主份子”，家業被分。幸而他被“寬大”，只是被管制監督勞動，未被鎮壓，活了一百一十一歲。

諸葛亮茅廬所在河南省南陽縣，一九五○年便槍決了一千一百多個“反革命”。（注６：《南陽縣誌》一九九○年版第一○五頁。）由於中共至今仍說它是“依法”殺的人，我們無從估算其中有多少是被坑的“儒”。但從別處的例子，我們可推度八九。

四川省夾江縣，總共不到十七萬人，可是逮捕“反革命”的案件竟有九百五十四件，而且其中又只有五分之一是上級批准逮捕的，百分之八十共七百六十七件 逮捕案件未經任何部門批准。（注７：《夾江縣誌》一九八九年版第四五七頁。）要是再考慮到那上級批捕的也多屬冤案，人們就明白那“亂捕亂打亂殺”是如何恐 怖了。當時夾江縣的人口僅占全國人口的三千分之一。即使夾江一個案件只逮捕一人，那全縣便逮捕了九百五十四人。按此推算，全國僅在一九五○年的“鎮反”中 便逮捕了近三百萬“反革命份子”。由於一九八○年代中共出版的各縣縣誌披露各縣在當時逮捕的案件均在數百件上下，因此即使夾江縣的數位超出全國平均數的一 倍，全國總數也應在一百五十萬上下，這還不包括四九年中共的軍隊打到各處時當即就捕殺了的大批“反革命”。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曾得意地聲稱，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注８：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 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指的就是這場鎮壓。現今無法核實那時被殺的知識份子的準確數字，但是由於國民黨的政府人員和註定要被消滅的地主很多是 知識份子（以當時中國的標準而言），所以實際被殺的“儒”必定遠遠超出此數，很可能接近被殺人數的三分之一，即五十萬左右，超過秦始皇不是一百倍，而是一 千倍。

一九四九年後陳毅主政上海，十分穩重。上海歷來是藏污納垢之所，曾有人主張大開殺戒，列了數萬該殺者的名單，陳毅看了說太多，減到數千，他仍說太 多。最後只殺了確實罪大惡極的數百人。上海解放前夕上任的國民黨代理市長趙祖康是個老工程師，他就任後主動妥善配合中共的隊伍接收上海，使上海基本未受戰 爭破壞。陳毅任命他做了新政府的副市長。

如果全國都照陳毅那麼辦，必可為本已缺乏讀書人的中國保存更多的文化力量，國家必定可以更快地從動亂中恢復過來。然而，在全國範圍內，一無“招安”，二無“懷柔”，三無“讓步政策”，有的只是“鎮壓”和“反攻倒算”，使中國損失了無數寶貴的知識份子。

另一批註定要被新政權鎮壓的是所謂“封建地主”。本來，鄉村中有一部份地主又是當地的惡霸，魚肉百姓，儼如小國之君，對這類人予以鎮壓是必要的。但 是，為中國貧窮經濟的出路計，對那些只坐收地租，並不殘害百姓的地主，尤其是只不過有那麼十來畝薄田的小地主，家產比旁人多得很有限，新政權沒有理由將他 們列為鬥爭對象。要說“剝削”，他們比不上城裡的工商資本家；要說“反動”，他們同舊政權官府也沒有多少瓜葛。但是，除了少數因子女參加共產黨，進城當了 大官而受到保護之外，統統被劃歸為“階級敵人”，被掃地出門或者肉體消滅，即使不置之於死地，也被斗得嗚呼哀哉。

由於毛澤東認為光把土地從地主、富農那裡拿來分給農民還不夠，必須發動農民鬥爭地主，提高“革命覺悟”，否則便是“和平土改”，是右傾，是對敵鬥爭 不堅決。中共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及主持工作的方方是主張行溫和土改的，他們只搞分田，分浮財（衣物之類），但不挖底財（埋在地下的金銀等物）。鑑於大 量地主是華僑或僑眷或兼營工商業，他們不主張沒收其財產，結果被批判為搞“和平土改”，另由在廣西殺了大批地主的陶鑄去重搞一套，使千萬戶在葉、方主政時 並未遭劫的“地主”家破人亡，受了毀滅性的打擊。

領袖反對“和平土改”，下面各級幹部便唯恐不夠革命，紛紛以對地主的殘忍表明自己對黨的忠誠，結果冤殺了許多無辜。

以周恩來胞弟的岳父為例，他在民國初年做過江蘇省運河水利工程局局長，但之後從未在國民黨政府中做過事。加上周恩來兄弟外出參加革命，他將周母接到 自己家中供養了十多年。共產黨南下時，他不認為自己會成為鎮壓物件，便靜靜地留在家裡。不料甫一解放，他便因為“地主”身份成了第一批清算鬥爭的物件，很 快就送了老命。周恩來的親戚尚且如此，別人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九○年，有人如實地披露了一九四七年中共在冀東平原搞“土地改革”，處決地主時的慘烈景觀：農民們被組織起來，“依照古老家族的遺風，將黃豆粒 仍進土台上的大瓷碗。當唱票人用異樣的嗓音宣布‘票’數超過一半時，行刑手舉起裝滿火藥的統槍……”有條壯漢沒有立即死去，小學生們被動員來，“用錐子、 剪子、小刀、鐵釘，一下下的壯漢身上戳眼、掏洞、割肉，再往傷口上糊泥巴。一個男孩子手舞足蹈，像剪樹葉一樣剪掉了罪犯的兩朵耳廓。據說，那個壯漢的全部 罪惡是查出了祖父那輩曾經雇過一個長工，依照政策精神，這位片瓦皆無貧農改劃為地主，一夜之間變成敵人。”（注９：《新華文摘》一九九○年第一期第八十二 頁。）

中共這麼做，並不是頭一次。早在二十年代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毛澤東在家鄉湖南發動他稱為“好得很”的農民運動，農民突然從社會最底層翻到無人管束的境地，無法無天，濫用私刑，死人無數。中共高層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醴陵鄉間的一個規矩的讀書人，就是死者之一。
　　
到了一九三三年，周恩來在江西“蘇區”（蘇維埃地區）執行莫斯科來的指示“消滅地主”，有田四十畝甚至不滿十畝者便在被消滅之列。據因反對此一政策而被周宣布“開除黨籍一年”的粵贛軍區司令龔楚回憶：

“清算接連清算，殺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殺到紅軍幹部的家屬，如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他是瑞金武陽圍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產全被沒收……迫得他冒險逃出蘇區，向國軍投降……

“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的。他們在未殺以前，用各種嚴刑拷打，以勒索金錢；等到敲榨淨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的家人連繦褓的嬰孩也不免於死……”（注１０：《龔楚將軍回憶錄》第五六五至五六六頁。）

地主殺了，讀書人也跑不掉。“蘇區”貧瘠，養不起大批紅軍。地主榨完、殺光後，給養仍有問題，於是稍有點家業者便成了剝奪對象。如瑞金縣有戶讀書人 家，家中只有十多畝田，由兩個也讀過書的兒子耕種，是為自耕農，算不得地主。可是三人都被蘇維埃政府捕去吊打，迫交二百五十元大洋。婆婆與兩個媳婦湊了一 百二十元，加上自己的全部首飾，繳去贖人，但因不足數，老人被吊死，兩個兒子也殺掉。殺了男的，仍然逼婦女交錢，否則大人子孩一起抓。這一家老小向龔楚磕 頭求救，龔卻無能為力。在此之前，長汀縣一位替龔楚治過病的老中醫曾因為交不出一大筆“捐款”給紅軍而向他求救，他說了情之後那醫生仍然被殺掉了。

了解了中共三十年代在江西的“紅色政權”殺地主、富農、讀書人的歷史，對一九五○年全國都成為“蘇區”之後中共的作為就不難理解了。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京郊大興縣發生了黨支部書記召集貧下中農、民兵，將十幾個村的地主、富農悉數滿門刀劈斧砍，連吃奶嬰兒也不放過， 先後打殺三百二十五人的慘劇。（注１１：《當代中國的北京》第一卷第一六八頁。）與此同時，毛的湖南老鄉（在某些地區）也在一家一家、一鄉一鄉地殺已經當 了十幾年貧民的地、富。就全國範圍而言，這股殺人風只是個別現象（廣西等地也殺了地主、富農及其家屬，但總的說來，仍不能算作全國範圍的屠殺），為時亦極 短，而且連死前一直替毛澤東掌管北京和公安部的謝富治也不贊成那種野蠻屠殺，但這種事件能在毛澤東眼皮底下發生，這一點已可以說明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在 中國被歪曲到了什麼程度。

毛澤東執政後期出現的事，包括文革中那些慘無人道的行為，在他執政初期已露端倪，決不是偶然的。中共在土改時告訴農民，只要把地主階級鬥倒、鬥垮、消滅掉，農民就翻身成了主人，就可以享受社會主義幸福生活了，可是實際卻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毛澤東夫人江青一九五一年在湖北農村某地搞土地改革，她的生活比當地被鬥爭的志主闊氣一百倍。她進茅房，門外有三個警衛站着；每隔幾天便有醫生給她 檢查身體。鄉里貧農團團長赴武漢追拿逃跑了的地主時外感風寒，發高燒，無錢交醫。可是江青竟不讓自己的醫生給他看病，任那位“翻身農民”連燒了十幾天，悲 慘地死去。可見就在中共着手消滅地主階級時，新的“地主”就已經出現了。當然，江青只有一個，而大量的則是掛着共產黨員招牌的幹部。一九六二年，鄧小平說 過：“有的農民講：過去我們養一個保長，現在是好多保長。……這部份人是大量的，據說是一千幾百萬，一個數字是一千六百萬，有的估計是二千五百萬。”（注 １２：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鄧小平在接見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人員時的講話。）按這個數字計算，平均二十至三十個人養一個“保長”或“地主”。有些“保 長”比過去的更壞。一九六○年，被毛打倒的前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蝸居京郊，一位警衛戰士的家屬前去探親，曾這樣對彭訴苦：“下邊的幹部比過去的地主、保長 還凶，動不動就打人罵人。這日子怎麼過啊！”（注１３：馬輅等《國防部長浮沉記》第一六二頁。）

所以，中共執了政，地主階級是消滅了，可農民階級卻並沒有勝利，毛澤東階級鬥爭只是殺了一大批保長，並且將“一個保長”換成了“好多保長”而已。

因為將階級鬥爭看得太嚴重，在肅清了敵人營壘的人以及為敵人幫過忙、幫過閒的各種流派之後，便要在自己的內部里抓臭蟲、掐虱子了。這就是“肅反”，即“肅清反革命份子”。

只有熟知五十年代中國歷史的人才知道，“鎮反”即“鎮壓反革命份子”，殺的是敵人營壘的人；而“肅反”則專搞自己人。待肅的“階級敵人”身上沒有標 簽，都是“暗藏的”，加以如辯方不能證明自己沒有殺人可能就會被判殺了人，這就非造成恐怖不可。連一九二五年入黨、紅軍一九三四年長征時任總政治部宣傳部 部長的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帆，都成了“內奸”、“反革命份子”（潘、楊在毛澤東死後均獲平反，參見張重天《共和國第一冤案》），還有 什麼人能擔保自己永遠平安無事呢？

一九五五年初，潘、楊被捕。儘管這兩人經過了長達八至十年的“預審”囚禁之後才被判以長期徒刑，但他們，特別是長期負責統戰工作的潘漢年曾經領導過的文化界人士卻立刻就遭了殃。

抗戰勝利後任上海敵產處理局逆產組長的鄧葆光，負責接收了日本人及漢奸的數十萬冊書籍和檔案資料。他讓共產黨員將其中日本人搜集的中共情報整理、珍 藏起來，又從幾十萬冊書中挑出七萬冊善本書，佯稱運去台灣，實際上運到香港隱蔽，上司讓他運往台灣的金銀珠寶也被他用拖的辦法保了下來。遵照潘漢年的指 示，他本人留在香港保護那批書籍。國民黨退至台灣後，奪書未成，於一九五○年九月派人去香港，在大街上對他白日行兇，用菜刀在他頭上砍了九處。在美國妻子 的悉心照顧下，鄧幸從死神手中逃脫，派人將書單送到上海交給了潘漢年。中共將那批書取回之後，鄧也回到了大陸。然而，潘一下獄，鄧葆光立即被打成同黨，也 成了共產黨的囚徒。他的妻子也被關押了一年多，出獄後就成為沒有戶口的“外國人”，只得隻身回了美國。他的兒子則被送去勞改，長達二十三年。

從二十年代起即開設電機公司，為中共製造收發報機，並在隨後的二十年間發展成一個擁有錢莊、煤礦、鋼鐵廠、紡織廠、影片公司等企業的大資本家蔡叔 厚，實為中共秘密黨員，為中共做了無數他人無法替代的工作。他接待過參加一九二七年底廣州起義失敗後潛逃至上海的中共要員葉劍英、廖承志等數十人，將其公 司營業收入用來安置同志，又在國民黨軍政部兵工署秘密發展了十幾名共產黨員，為中共獲取過大量情報。解放後，他將全部企業青理交公，自己則只領取一份電機 工程師的工資。潘漢年和楊帆的事作一出，蔡便上了被逮捕的名單。只是因為化是“高級統戰對象”，名單報到周恩來處時：他與潘、楊雖有私交，但不是一夥，不 能捕，他才得以免禍，但與他幾十年共事的副手陸久之卻逃不過牢獄之災，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陸久之一九四六年與蔣介石前妻陳潔如收養的女兒結婚，但從二十年代起就秘密為中共工作了。他不是中共黨員，那是因為周恩來說“陸久之在黨外可以發揮 更大的作用”。一九二八年，當國民黨出動人馬圍捕中共領導人項英、向忠發時，每次都是他暗中傳信，使國民黨特務撲了空。一九二九年，日共總書記矢野學自蘇 聯歸日途中，曾在他家中藏了一個多月。一九二九年冬，中共在上海開代表大會，會址是他租賃、布置的一個“醫院”。一九五○年初，中共還曾派他到日本去策動 原國民黨政府使館人員起義。（海生按：據“傳記文學”報導，陸久之那次成功說動了一批國民黨使館人員“光榮起義”，但他自己在歸途中因海上風浪太大而碰傷 了頭，成為終生不愈之固疾）如今中共臉一翻，他就進了牢房。只是在牢裡蹲了七年之後，陳潔如向周恩來求情，周恩來過問他的案子，他才出了獄，但蔡叔厚卻在 不久後的文革中被投入監獄，成為無人審問的“寄押犯”。在那座當年他的公司建築的監獄裡，他不斷地喊着“冤枉”，離開了人間。

年輕時投筆從戎參加北代戰爭，以後長期從事對日情報工作的顧高地，身為國民黨的國際問題研究所京滬區少將主任，卻與中共的地下組織保持秘密聯絡，為 中共效勞。解放後的幾年，他的待遇是不錯的。但當初與他秘密接頭的中共組織是潘漢年領導的，他也就入獄判刑十四年，被押送到青海去了。“君不見，青海頭， 古來白骨無人收…”但顧先生終於活了下來。當他二十多年後修書給家報訊之後，收到的卻是他弟弟的回信。原來早在九年前，他的妻子、兒子、女兒就在一起自殺 了。他那女兒顧聖嬰是在世界鋼琴比賽中奪得第一枚金質獎章（一九五六年柏林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的中國人。他的妻子、女兒、兒子在開啟煤氣灶自殺前，僅 給他留下了一張簡短的紙條：“我們等不及你，先走了。你刑滿釋放以後，希望你也自殺，我們一起在天堂相會。”（注１４：引文為紙條的大意，源於看過紙條的 一位上海《文匯報》記者的回憶。由於當局怕顧高地真的自殺，直到他死也沒讓他知道此紙條的存在。）顧高地老先生在二十多年的劫難之後回到上海，已經沒有了 家，永遠聽不到女兒那美妙的琴聲了。

三十年代的電影《十字街頭》中有首家喻戶曉的歌曲，“春天裡來百花香……和暖的太陽在空中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其歌詞作者關露女士有詩集和 小說問世，本是一位極有才華的人，只因為共產黨做秘密工作而暫時放下了筆。抗戰後，周恩來怕國民當加害於她，要上海的黨組織把她送到新四軍中去。到了新四 軍解放區，華中局組織部部長曾山對她說：“任然做一個左翼文人吧，你看黨多麼需要你！”誰知到了一九五五年，她竟成了囚犯，因為抗戰時她曾被潘漢年派遣， 打入日本駐華使館辦的雜誌社收集情報。

一九二六年就入了共產黨的惲逸群，中共奪取上海後任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的社長兼總編輯。一九五一年他因報紙漏登了一則史達林致毛澤東的賀電 而被撤職，讓張春橋撈個便宜，接替了他的位子。當時中共還沒把他當做敵人，可是由於他在抗戰期間曾按照中共的指示去香港工作，受潘漢年領導過一陣，一九五 五年潘被捕後，他也被指為“特務”進了牢房。因為沒有證據，乾脆不審不判，押了十年之後，才突然宣布判處十一年徒刑結案。

參與創建中共的周佛海在日本占領華東時，與日本人合作，成為日偽政權的頭面人物。他在日出生、在日讀過大學的兒子周幼海卻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於一九 四六年成為中共黨員，專事對國民黨軍政人員的策反工作。由於楊帆是他的入黨介紹人，楊被捕後他也入了獄，關了十年後方以“反革命”罪被判以“管制三年”。

搞起運動就沒章程，亂抓亂捕，這幾乎成了規律。一九四九年中共軍隊橫渡長江後的橋頭堡之一，安徽安慶市，有個曾是國民黨人員的劉某。此人一九四八年 加入民盟後，便成了共產黨的命作者。他發動安慶的地方武裝起義成功，使解放軍和平進了安慶。之後他又為大軍渡江做了不少工作。幾年來他都被認為是功臣。但 肅反了，他突然成了“歷史反革命”，進了監獄。他的妻子走投無路，終於自縊身亡。

因為抓虱子多多益善，以前中共不想抓的人這時也抓了進去。原國民黨政府蒙藏委員會一名專員楊雲飛，建國初求才甚殷的共產黨當局曾邀請他為新政府工 作，並表示可以“原職原薪”。但揚打算觀望一陣，未予接受，就此賦閒在家。誰知到了一九五五年，肅反肅到他家裡，把他抓走了。說是只判處十年徒刑，可是一 關就是二十年，直到一九七五年中共特赦國民黨戰犯，才讓他出獄。當局將他那早已因他入獄而與離婚的妻子找來，說：“當初逮捕老楊是黨的政策，現在釋放老楊 也是黨的政策。……你把老揚接回家吧。”（注１５：上海《文匯》月刊一九九○年第三期。）

郵電一個職工在肅反中被揪出來鬥爭，原因是平日愛說怪話：“話怪話就是對黨不滿，對黨不滿就是站在反革命方面；站在反革命方面，就是希望蔣介石回來，就是反革命。”（注１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報》）

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僅東北師範大學一所學校里就將師生抓起一百多人，作為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加以審查。連同被勒令停職交待問題的，共二百多人成為肅反對象。由於實在榨不出油水，不久便全都放了。但這二百人躲過了初一沒能躲過十五，在一九五七年抓右派時全都落了網。

當時武漢大學的一位學生對該校的肅反曾作了如下的回憶：“運動深入時（武漢）市委派來了工作組。工作組在大會上對着我們聲色俱厲地吼叫：“我們已充 份掌握了你們的材料證據，在你們面前只有一條出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贖罪，立大功者受獎。”……運動進入檢舉階段，人人都要寫檢舉交待材料……那 陣子，天天有人被批鬥，天天有學生跳樓自殺……”（注１７：香港《爭鳴》月刊一九八七年六月號第三十九頁。引者認為，由於事隔三十二年，“每天有人跳樓” 可能有誤，也可能只是短短的幾天每日有人自殺。）

作家黃秋耘到八十年代寫出了肅反中他親身經歷的事。由於他有多年的革命歷史，在單位里屬於受黨信賴的可靠份子，於是他奉命率人去逮捕一名共產黨員、 《文藝學習》雜誌的編輯馮大海，並由他負責審查馮的案子。經他調查，逮捕馮所依據的“反革命集團成員”的罪名完全不能成立。他如實報告上級，幸獲上級同 意，對馮“寬大處理”，不予判刑，但仍然開除了黨籍。當時黃所在的單位一下子抓了十個反革命，其餘那九個黃表示他未經手，無法判斷其真偽，但他們無一例外 地被戴上了“反革命份子”的帽子，受到從開除公職到十年徒刑不等的懲處。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其餘那九個只是不幸沒有能遇上黃秋耘那樣敢講真話的人，以至 冤沉大海，成了肅反的犧牲品。不過馮大海雖逃過了肅反，卻沒有能捱過文革。因為黃被說成是“漏網右派”，馮算是被他包庇下來的，這樣馮就難逃文革這一劫 了。受夠了折磨之後，他用上吊的法子結束了痛苦。

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福建省委副書記曾鏡冰，一九四七年主持地下的中共福建省委時，曾經錯將手下一大批幹部當作“內奸”殺掉，如今自己反倒成了“大內奸”，被撤去全部職務，直到文革中被整死也未能翻身見青天。

這場肅反，全國究竟整了多少人？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底是這樣說的：“審查了四百多萬人，搞出了十六萬嫌疑份子，查出了確實隱藏的只有三萬八千人是反 革命份子……那三萬多人，一個不殺，大約百分之一勞改，其餘的人都在原單位工作。”（注１８：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在全國工商聯二屆一次代表大會部份 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

按毛的說法，全國僅幾百人被送去勞改，其餘則平安無事，只是虛驚一場，至少保了飯碗。這顯然不是事實，連黃秋耘所在的那個小小的雜誌社都有好幾個人在肅反中被判刑，全國如何會只有區區數百？

如廣西上林縣，抓出一百五十名“反革命份子和壞份子”，其中中小學教師占了六十名。一百五十人中，不是毛所說的“大約百分之一勞改”，而是三分之一 被逮捕判刑，三分之一送勞動教養，三分之一被開除公職或管制勞動，僅四人未予處分。（注１９：《上林縣誌》一九八九年版第三八○頁。）

又如遼寧省長海縣，是個海島，人口僅五萬一千。肅反中“有三十三人被定為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壞份子。其中：判刑十四人，依法管制五人，開除公職勞動教養九人，監督勞動改造五人。”（注２０：《長海縣誌》一九八四年版第五二五頁。）

毛澤東必定知道全國將數十萬新抓出來的反革命送去坐牢、勞改的真實情形。他為何說只有幾百？因為聽他講話的是剛剛將全部資產交給中共的各地資本家的代表，他需要安撫這些剛剛“走上社會主義光明大道”的資本家，給他們一顆定心丸，除了信口胡謅，實在也沒有別的好法子。

毛澤東說“審查”了四百多萬人，這大致還是事實。但是這“審查”完全是以踐踏人權的方式進行的。運動一來，黨號召大家“揭發”反革命份子，只要有人 “揭發”，就可以先把人抓起來或扣起來，一個大學一關就是上百人。這種先抓人後審的法子，不知製造了多少冤案，逼得多少人走上死路。

為什麼會一下子“揪出”那麼多“反革命份子”？因為有“指標”（配額）在。譬如中共財政部黨委在肅反開始時先定了個“百分之五”的指標，（注２１：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人民日報》。）即將部內百分之五的作為反革命抓起來“審查”。所以披關押、鬥爭的那些人不是有罪而是倒楣罷了。

　因為揪出的每一個“反革命份子”都是肅反的成績，各單位自然以多為榮，多多益善。如東北財經學院，近三千三百人，其中教師總數為四百二十五名，肅 反中被斗的占一半。官方宣布：“清查出了披着人民教師外衣的反革命份子（現行的和歷史的）與壞份子共六十一名”。此外，因“反革命嫌疑”而被鬥爭的還有一 百四十五人；以前被定為反革命，但被寬大，“不以反革命份子論處”，但表現不好而在肅反中再次被鬥爭的為二十九人。當局認為，這些人都是該斗的。另有二十 一人，“因檢舉材料失實或僅因思想落後而被鬥爭”，當局承認“這些人才是真正斗錯了的”。（注２２：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遼寧日報》。）

各機關、學校，情況都差不多。如東北工學院抓出“反革命份子、壞份子五十五名”，另加“不以反革命論處”的“歷史反革命”八十八名。（注２３：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瀋陽日報》。）

本來，運動只是“肅反”（肅清反革命），並沒有“肅壞”，怎麼忽然就把誰也不曾明確定義的“壞份子”摻和進去了呢？中共從來不予解釋。但肅反的偉大 成績全是這樣宣布的：河北省“清查出反革命份子及壞份子共六千零六十一名”。（注２４：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四川省抓出“反革命份子和壞 份子五千三百多名”，“是一次歷史性的偉大勝利”。（注２５：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

不管那些“反革命”中有多少是冤曲了的，那些“壞份子”顯然是為了湊數而陪綁的。

中共學習蘇聯老大哥，搞計劃經濟，經濟建設有五年計劃，抓反革命居然也有個“五年計劃”。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毛澤東在十五省市委書記會上就定了個指標：“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萬，每年三十萬”。可以說，肅反中的無數冤案均源出於此。

其實這種運動總是搞得一片恐怖，這裡僅舉一個小例子。泌尿外科專家張華麟一九五○年自美國歸來，五一年被任命為解放軍第一醫院院長。不久遇上“三 反”運動，其妻子因拿過公家一枝體溫計，被打成“老虎”（貪污份子），隨之而來的便是鬥爭批判，人格每辱外加肉體摧殘。年輕人受不了，用一條圍巾結束了自 己的生命。人死了還沒完，張還被逼着為那一枝體溫計在全院大會上替死去的妻子作檢查。

《新觀察》編輯黃沙鑑於無辜的人一個個死於運動，在一九五六年就提出了“人的價值”問題，他說：“在這個社會，人是不值錢的，今天還是好好的人，明 天就可能無辜的被判為反革命。”“這不是某個人的作風問題，而是制度問題，必須從制度上根本解決。”（注２６：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當 時，認識到這個根本問題的人已經不少，可是人微言輕，絲毫改變不了中共的所作所為。

毛澤東那樣搞運動，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是他的一大幫手。劉少奇曾經這樣說過：“土改、肅反、三反、五反、審幹和合作化運動……是毛主席領導的，是 成功的，必須的，必不可少的……缺點錯誤不過是一個指頭。”譬如“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對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斗對了，成績就是“九個 指頭”，就是“成功的，必須的，必不可少的。”

毛澤東統治中國二十七年，人命越整越不值錢。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坐牢和自殺的人比五五年的“肅反”多了許多。到了六六年的“文革”，打死的和自殺的 數目更是遠遠超過了“反右”和“肅反”的總和。再以前述遼寧長海縣為例：總共五萬多人，僅在一九六八年那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便關起三百多人，活活打 死五人，打成殘廢數十人，逼得一百零四人自殺身亡！（注２８：《長海縣誌》一九八四年版第五三九頁。）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毛澤東時代死於冤獄的人數，多於 歷代冤獄致死者的總和。

在毛澤東的腦子裡，階級鬥爭本是個無孔不入的概念，但並不是說他搞的每一個運動都源於階級鬥爭，有的是由於他個人品質、修養之久缺，自以為掌握了終極真理，容不得不同意見造成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便是一例。

文學評論家胡風的文藝思想與黨內主流不合拍是由來已久的事。他不是中共黨員，卻始終是中共的戰友。作為左翼作家，他早在三十年代就在日本加入日共。 一九五三年林默涵、何其芳等黨內文藝“理論權威”出面批判他時，僅僅是說他“反現實主義”，有“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而已，文章畢竟還是在文藝範圍內 做，並沒有同政治搞到一起。

魯迅早就說過“胡風鯁直，易於招怨”，這次他果然咽不下這口烏氣，遂自書三十萬言的《對文藝問題的意見》，將對他的批判一一反駁，上書中共中央，希望中央能主持公道，定奪此案。

但是胡風太天真了。在文藝方面，毛澤東認為他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時期所作的“講話”早已定了乾坤，文藝工作者只有照本宣科、按精神辦事的份兒，豈 能另起爐灶再搞一套。胡風那三十萬言的意見，闡述的是他自己的文藝理論。因“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而坐了七年牢的詩人綠原將它概述為：反對將文藝當作政治 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標準第一”；反對文藝脫離歷史真實，不同意“以歌頌光明為主”；反對把作家、藝術家當作宣傳政策的工具、傳聲筒；主張以群眾喜聞樂見 作為審美標準。（注２９：綠原《胡風與我》，刊《新文學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這些見解與毛的《講話》大相逕庭，毛自然不容。何況當時尚無其他政治、 思想領域的運動，毛正需要一個鬥爭的靶子。胡風不啻自己送上門來，於是毛立即就勢搞了一個轟轟烈烈的運動。

為了避免人們在文藝理論上爭執不休，毛一開始就否定了《文藝報》編委為發表批判胡風材料而寫的“按語”。康濯所起草的那個“按語”是根據周恩來的意 思寫的，主要批判胡風的“反動文藝觀、世界觀”。毛澤東一看便說：“要不得，不能用。胡風怎麼只是個文藝觀、世界觀問題？他們是一個反革命陰謀集團……” （注３０：康濯當時是作協書記處候補書記，《文藝報》執行編委，駐協會作家黨支部書記。引文為康對作家古華的談話，見古華《一代革命作家的悲劇》，載香港 《爭鳴》一九九一年五月號。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森默涵對此的回憶載於《新文學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他自己熬了個通宵，寫了“人民日報編 者按”，連同胡風的“罪行材料”交給《人民日報》發表。他無中生有地給胡風捏造了一大堆罪名：“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和帝 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繫，長期地偽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干着反革命勾當”。

這樣一來，胡風文藝觀點的是非就無人再關心了，他那可能動搖毛澤東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權威性的理論被封殺了，毛的目的也就達 到了。的確，胡風是“延安講話”發表以來唯一系統地向它挑戰的人。胡風成了反革命份子，毛殺一儆百之計徹底成功，從此就再也沒有什麼“對文藝問題的意見” 出籠了。

給人定罪要有材料，公安部採取全國統一行動，將凡與胡風有過同事、師生關係的人及有過書信來往的人，全都抄了家。從抄得的信件、日記里摘下片言隻語，便足以給胡風定罪了。

為了搞臭胡風，中共當局曾不惜工本，將胡風的罪狀編繪成連環畫，以小人書的形式散發到千家萬戶（《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短短幾個月發行了五百多萬冊）。

因為這是一場運動，人人都得表態。巴金回憶道：“人們勸我寫表態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寫，也不會寫，實在寫不出來。有人來催稿，態度很不客氣……”於 是他也只好寫幾句，說魯迅先生受了胡風的騙，說胡風“做賊心虛”云云。（注３１：上海《文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懷念胡風》。）有人因為寫揭發 文章對胡風罵得不夠狠，只好再度寫文章檢討：“實際效果是替胡風黑幫份子打掩護。”郭沫若在胡風等人被捕後召開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的會上則說： “以我個人來講，認識胡風二十多年了，一直沒有感覺到他是這樣一種反革命的破壞份子。我們可以說，二十多年是和豺狼一道睡覺……鼻子不通，大中傷風。” （注３２：《文藝報》一九五五年十一期第二十九頁）

由於人們知道胡風與魯迅有較深的友誼，而魯迅又是被毛捧為聖人的人，為了剝掉胡風的老本，當局便將魯迅的妻子許廣平弄出來，讓她宣布：“魯迅愛黨愛 人民，胡風反黨反人民。劃清界線，胡風絕無絲毫似魯迅。胡風只不過是魯迅的叛徒。”（注３３：《文藝報》一九五五年二月號第三十五頁）

毛稱魯迅“沒有絲毫的媚骨”，當屬客觀，但這不等於魯迅的妻子也如此。“牆倒眾人推，鼓破萬人鍾”。許廣平不敢為其亡夫的故友胡風鳴冤叫屈，己夠悲哀，還被逼着拿起小鍾去敲那面破鼓，該是何等悽慘！

“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文聯）和“中國作家協會”（作協）按照黨的指示，公布了一個《決議》，除了開除胡風的會籍外，還“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建議，對胡風的反革命罪行作必要的處理”。（注３４：同３２：）

“處理”是逮捕的代名詞。由黨的官員把持的作協出面向黨“建議”逮捕其成員，雖有些不倫不類，但確實可以鎮服所有的作家。批判胡風的高潮的一天夜裡，胡風被黑布蒙上眼睛，被麻繩捆上雙手，進了一所監獄。

胡風進了監獄，毛澤東欽定他有“可殺之罪”，但又認為“殺了不利”，饒了他一命。至於那該殺之罪究竟是什麼，當局從來也沒有向人民大眾公布過。

其實，具體辦案的政法人員早已明白胡風的冤枉，只是由於毛先將胡定了罪，他們便無法循法辦事了。直到一九五七年四月，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到中國人民 大學作報告，有人向他問到胡風時，他還這樣回答：“現在偵查工作已經結束，但胡風很不虛心，不接受意見。”僅僅是因為“不虛心”，胡就得在監獄中（而且是 在最易使人精神崩潰的單人牢房裡）蹲下去。到了一九六五年，胡風已經蹲了十年冤獄，毛的“可殺之罪”已經明白成了笑料時，當局還為了毛的臉面而堅持要胡認 罪。可是胡偏偏就是那麼“鯁直”，就是不肯用認罪去換取寬大。他對被關押數年後獲釋前去探監的妻子說：“我何嘗不知道大帽子底下過關的訣竅，但那是對黨對 人民不負責，對自己不負責！”僵持了一陣之後，胡風終於未被寬大，此案以“十四年有期徒刑”告一段落。但判刑之後就將他釋放回家（“監外執行”），了結此 一公案。至於文革後他又重被收監，又關了十幾年，那是另一段故事了。

為了證明胡風罪大惡極，便要炮製出一個“反革命集團”來，於是一大批黨內外的幹部和文藝界人士便遭了殃。一九八○年，中共給胡風平反的檔說：此案“觸及”了二千一百多人，逮捕九十三人，其中七十八年定為“胡風份子”。

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彭柏山，早年在胡風鼓勵下從事文學創作。一九三四年他被捕後曾在獄中化名給魯迅寫了封信，經胡風認出筆跡，魯迅囑胡風按月寄錢、 物到獄中給彭，直到三七年抗戰彭獲釋為止。彭能文能武，身經百戰，一九五二年自解放軍第二十四軍副政委任上轉業到上海。因為胡風的“三十萬言書”中稱讚了 他，毛澤東親自點名：“上海為什麼不出彭柏山？”“胡風反革命集團份子彭柏山”便被搞出來了。他原先所在的第二十四軍也大搞了一陣肅反。他在湖南茶陵縣老 家的大哥受累被定為“壞份子”，於一九六○餓死；擔任鄉長的二哥則被開除了黨籍。

關押了一年半後，實在找不出罪證，當局只得給彭按上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一般份子’”的帽子，開除黨籍，釋放回家。一九六五年彭到了河南農學院，在圖書館中當資料員。文革中這種“份子”是跳不脫的，他在被打得體無完膚、頭髮被揪得剩不了幾根之後，終於自殺。
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鄭思，一九四六年曾在胡風主編的《希望》雜誌上發表過一首詩，以後又去看望過胡一次。這時他也被抓起來“受審查”。他不像彭柏山拖到文化革命才自殺，他當時就服安眠藥解脫了痛苦。

彭柏山、鄭思與胡風相識，說他們是“反革命”，是“胡風份子”，多少總還有風影可捕可捉。可是，當年延安青年魯黎同胡風從未謀面，只是他在延安寫的一首名為《延安贊》的詩，經人推薦給胡風主編的雜誌發表，他也就成了“胡風份子”。

胡風的妻子參與了三十萬言書的抄寫工作，當然地成了“胡風集團骨幹份子”，也坐了牢。

上海的名雜誌編輯尚丁，作為上海市人民代表，白天還去視察了監獄，當夜卻莫名其妙地被捕進了監獄，原因是他有幾個過去的同事成了“胡風集團骨幹份子”，他也就被划進了“胡風集團”的圈圈。

三十年代起將小說投寄胡風主編的雜誌而進入文壇的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賈植芳，在一九五五年春節胡風已處於被批判狀態時，他與朋友飲酒，還“祝胡 風身體健康”。作為“胡風集團骨幹份子”，他也進了監獄。在此之前，他先後蹲過幾次監獄：一九三五年在北京讀書時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被捕，由家人花 錢保釋；抗戰未期被日本人捕去，直至日本投降才獲釋。但唯有這中共的監獄蹲得特別長，而且押了十年之後才判刑。

九一八事變後投筆從戎的抗州詩人阿瓏，在一九三七年的淞滬抗戰中受過傷，後由其為周恩來秘書的朋友安排到過延安。以後他進入國民黨陸軍大學，多次將 軍事情報托胡風轉故國民黨元老廖仲愷之女帶到延安，直到國民黨中央軍校發通緝令要逮捕他才逃走。現在他成了“反動軍官”兼“胡風份子”，判刑十二年，死於 獄中。

胡風曾因不滿足於看馬列著作的譯文，請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謝韜幫助查找原著，謝因而成為“胡風反革命份子”，坐牢二十二年。

作家路翎，不到二十歲就完成了一部長篇小說《財主的女兒們》，一九四八年一出版就銷售一空。其中篇小說《飢餓的郭素娥》一九四六年已譯成英文在美國 出版。中共執政前他總共出版了計二百萬字的小說集。由於成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份子”，他在獄中生活了二十年。二十年後，人們“在一條髒胡同裹，在大掃 把揚起灰塵和垃圾中間，發現一個蓬首垢面的老頭低着頭一面掃，一面喃喃自語……這就是當年名重一時的路翎。”“有人去探望他，把他過去寫的書送給他看，他 一面摩挲着陳舊發黃的封面，一面恍惚而淡漠地問道：這會是我寫的麼？”（注３５：《新華文摘》一八五年第四期第一八五頁。）

已有三十年中共黨齡的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華崗，是學者型的革命黨人。他着過好幾本書，其中《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史》一書曾為毛澤東 稱道。他雖與胡風沒有關係，卻因批評過毛澤東，也被打成“胡風份子”，同胡一樣，關了十年黑牢之後才被判刑。當局也要他服罪以換取“從輕處理”，但他堅持 “無罪可服”，一直坐完了他那十三年刑期。一九六八年刑滿之時正值文革，他被留在獄中，直到病重才送回家。但家數口僅一間房，他無處棲身，不得已又拖着病 軀自願返回監獄，並死在那裡。

一九四九年離台灣經香港北上的美學家呂熒，作為一名學者，本來無事，但在胡風等被捕後召開的文聯大會上，主席郭沫若要求將胡“作為反革命份子依法處 理”，他上台坐到郭和主持鬥爭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中間，說“胡風不是政治問題”，“不能說他是反革命”。這樣，他也被扣上“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份 子”的罪名。文革期間，他在勞改農場被宣布為“瘋子”，從隊長到歹徒都折磨他，凌辱、漫駡甚至毆打，幾乎天天發生。他曾鼓勵難友“要堅持信念”，人民是必 勝的”，但自己卻未能堅持下來，在病餓交迫下，他默默死於一九六九年春天之前。掩蓋他的一堆土旁立着一小塊紅磚，上面用粉筆寫上“呂熒”二字。這就是他留 在人間的一點記號。一個美學家死了，正如另一個“胡風集團骨幹份子”、被迫害死去的作家阿瓏的詩里所說的：“我要宣告，我們無罪，然後我們凋謝。”

胡風案波及不大，不過“觸及”了兩千人而已，但這只是中共官方的說法。相比之下，當時作協的實際負責人之一康濯的數字可能更為可靠：“全國被清查、 揪斗的達十餘萬人，被捕入獄的一萬多人。有的人僅是讀過胡風的一篇文章，聽過胡風的某次報告。”（注３６：康濯當時是作協書記處候補書記，《文藝報》執行 編委，駐協會作家黨支部書記。引文為康對作家古華的談話，見古華《一代革命作家的悲劇》，載香港《爭鳴》一九九一年五月號。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 長森默涵對此的回憶載於《新文學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毛澤東對胡風的歷史所栽的贓，純屬他個人的憶造，他對胡的經歷根本不了解。真正了解胡風的人是有的，這便是周恩來。

一九四一年新四軍九千人被國民黨人圍剿、僅一千餘人逃生的“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在重慶捕捉親共人士，周恩來及時派人送去路費，讓胡風與別人一 起到香港隱蔽。這一年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英軍不敵日冠，香港淪陷，周又指示將他們無一遺漏地營救出來。當時國內氣氛有所緩和，周指示胡風回到重慶，支持 他向國民黨登記出版雜誌，以文藝為武器與國民黨作合法鬥爭。現在共產黨翻了身，胡風反倒被宣布為“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了。然而，周恩來不出來說話。他只做 “中轉站”，將毛的指示轉給領導文藝界的周揚，自己不加工。不與毛正面衝突－－這是周恩來在二十年前紅軍長征被期的遵義會議上被毛奪了軍權，逐漸淪為毛的 助手之後所採取的既定方針。這樣就再也無人對胡風施以援手了。

周恩來對胡風也不是一點忙沒幫。據康濯說，文革中胡風被重新判決，本擬判處死刑，“經過總理多方周旋，改判無期徒刑，終身監禁，留作反面教材。”（注３７：同注３６）

胡風等“份子”入獄後，作家巴金曾偶爾向熟人打聽胡風的消息，可是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問了。”過了近三十年，他回憶當時的情景道：“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獄’，連連打幾個冷噤，也不敢做聲了。”（注３８：上海《文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懷念胡風》。）

巴金將“反胡風集團”的運動和“反右”、文革相提並論，說他一想起這“三大運動”，“便不由得渾身戰慄”，正是肺腑之言。在毛澤東統治下，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整罷一批人整另一批人，這一次不過是“輪到胡風倒楣”罷了。

從階級鬥爭的角度來說，一九五五年是毛澤東的一個大豐收年。“潘、楊集團”、“胡風集團”外加“肅反”，一大批各類“份子”被肅清，而且共產黨似乎 就要這樣斗下去，直到“實現共產主義”。人們只是希望在下次的什麼運動中，自己不會成為一名新的“份子”，哪裡還敢對國是發表意見？巴金的“不敢做聲”正 是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精神狀態的寫照。中國的知識界死氣沉沉，似乎就要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