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下策,有路走时千万别轻言革命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10月12日16:41:07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关于吵得纷纷扬扬的“革命”,我有两句话:一,革命是对的;二,继续革命是错的。我们应该说革命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万不得已而为之,革命是下策,在没有路走的时候,下策也是一策,但是有路走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革命。我们现在有一项很大的事情叫做安顿革命
老高按:利用业余时间整理了二十来位学者、官员、作家(其中至少有六七位称得上是当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对孙中山的评价,引起网友们相当激烈的反响,让我出乎意料。回想起来,可能我自己从十来年前,世纪之交,就接触历史学家和作家们这些众说纷纭,已经习以为常了,没想到,对于非历史学界的朋友看来,还很出乎意外。 与此相关的还有,对袁世凯被扣上的几顶帽子(除了“告密”、“签约”、“称帝”之外,还有一顶“窃国”——取孙中山而代之当民国大总统,是最早被专家否定的),多年以来历史学者就不断深入探究,基本史实也弄清楚了,比较有系统的是中国大陆学者张永东好几年前在海外出版的《百年之冤——替袁世凯翻案》。虽然如何分析评价分歧仍然很大。 不过这些成果,看来主要也还是为学界熟知,尚未扩展到非历史专业的民众的观念中去。这让我领悟到,专业人士的研究成果普及为社会普通民众的常识的过程,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段。 如此说起来,“辛亥百年”倒是一个契机,使专业人士的研究成果能够尽可能广泛地深入人心。最近两三年来,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晚清、辛亥革命、和北洋、五四时期的研究专著,种类和数量惊人,除了袁伟时这样的老学者,像张鸣、张永久、张耀杰这样的中年学者成为学界中坚,通过出版专著、接受采访、举行讲座、参加研讨会、主持电视节目等方式,从全新观念、全新视野,来审视一百年前的沧桑变幻和风云人物。 我想起我的一位同校、同系、同年级、同寝室的好友吴兆龙。他当初在校期间并不显山露水,但毕业29年来,尤其是最近10年来,经过艰苦努力,他却成为中国电视界的大腕,成果累累。或当执行制片,或做监制,或为总策划,或任责任编导,或者干脆就是导演,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雍正王朝》《牵手》《西圣地》……都出自他主持或参与的创作团队的手。 其中最让我一新耳目的,当然是十年前热播的59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荧屏上的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孙中山,都按照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加以全新演绎,在央视一套播出后,好评如潮,刚播完就立即重播,然而刚重播就立即被官方下令中止,地方台也不得重播。 我每次回国,都与吴兆龙长谈,都录了音——当然,所谈内容,不局限于《走向共和》,他详细介绍了自己多年拍片的甘苦。但我最感兴趣的,是历史题材的《走向共和》与《雍正王朝》。吴兆龙告诉我,拍《走向共和》时,他被中央电视台派出担任执行制片人兼责任编导,后来样片送审时,剧组已解散,中央审片大员的意见,都是他在旁边,一字一句记下,又一个镜头一个镜头、一句台词一句台词地琢磨、修改。 吴兆龙虽然同意我录音,但是,当我表示要写些东西时,他说,关于《走向共和》的这一段,现在不要写——太敏感,以后再说吧。我虽然觉得很遗憾,但只能从命。好在,他是获奖专业户,没有哪届电视评奖会少得了他的作品,介绍吴兆龙的文章,国内各家媒体都发了不少。 吴兆龙常有妙言妙语。有一次一起吃饭聊天,其时正是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副主任兼文艺部主任赵安受贿案发,锒铛入狱,兆龙说:将中央电视台大楼(那时央视还在军博旁边,没有迁到大裤衩)整个一围,砌一圈高墙铁丝网,门口挂个牌子:“北京市第三监狱”,就正合适,一个人都不冤! 我马上问:也包括你? 兆龙也敏捷,接得快:我不在这座楼里呀!——原来,他当时所在的电视剧制作中心,是在央视大楼对面的一条街上。 扯远了。还說回《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虽然不得在官方的电视台上播出,但是在网上、在民间,多年来不胫而走,称得上是叫好(专家称许)又叫座(市场欢迎),影响至今不衰。我在这里,也向诸位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郑重推荐。 该片的最后一集,第59集,是孙中山的长篇演讲。最后用字幕交代:孙中山的遗愿,由中共党人继承、实现。谈起这个结尾,吴兆龙并不满意,他觉得,如果从艺术上着眼,全剧结束在张勋复辟遭到惨败那一段最好。我也看得出来,这个结尾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不过,凡是至今对孙中山情有独钟的朋友,看他的长篇演讲,一定会热血沸腾,其艺术感染力让我热泪盈眶。 今天我提起这部片子,不仅在于中国大陆网站上在辛亥百年之际有人拿这部片子与今年的《建党伟业》进行比较,更是因为今天读到的一篇好文章,是《走向共和》的总策划之一郑佳明(共三位总策划,他排名第一)的一篇演讲。我转贴于此,与各位网友共勉!
历史热与历史观 ——写给辛亥革命一百年 郑佳明,原载于共识网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阅改2011/10/10) 我谈一点看法,十年前,2001年,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的时候,我带着长沙电视台的人一起做了一部片子,叫《走向共和》。《走向共和》播出了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个戏后来被停掉,这里面的是是非非我们今天不去讨论。我当时写了一篇东西,这篇东西的题目叫做《思考大变局,诘问历史观》,这篇东西没有发表。我是想说,大的变局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我们应该有一些总体性的思考,对历史而言,应该有历史观的思考。我刚才讲到章开沅先生说,要前后三百年来看辛亥革命,这样一种大的视野,他其实要求我们有一个大的历史观。我理解是一种变化的历史宏观。 一、历史观就是价值观 我今天想要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呢?我想讨论的是:到了今天,我们如何来看辛亥革命?如何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来看近代中国的革命?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历史观的问题。当下有一种历史热,这种热不仅仅是学术界,而且政治界,连老百姓都关心历史,文艺新闻都来凑。热闹不仅仅是党史,而且革命史、现代史,甚至古代史都热。我可以讲,几十年来,或者说上百年来历史没有这么热。现在社会的人,对历史真正从学术上上感兴趣的很少。人们对历史的关怀,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自己对社会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和焦虑。中国人对历史的审视,都是在历史的转变关头,春秋时期也好,明清之际也好,五四时期也好,现在也好,这种审视有强烈的功利性、目的性,它是为探求中国从哪里走来,今后到哪里去?中国人总是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思考的,人们追寻的是历史,拷问的是实现。还有,历代统治者都要求老百姓当顺民,不能说不同意见,所以中国人只能拿历史说事儿,养成习惯了。告别革命?否定革命?唱红革命?继续革命?这些疑问的背后,是对历史意义探索和当代价值的追求,历史观就是价值观。 二、影响很大的三种历史观 这里就存在一个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历史的问题,在文化多元的情况下,中国人的历史观有很多种,但是对中国影响比较大,甚至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有三种: 帝王史观。第一种我把它叫做帝王史观,五四以前我们所有的历史基本上在写一个东西:如何夺取政权?如何巩固政权?历代统治者不仅以史为鉴,以史资政,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且以史为凭,以史为据,把历史作为自己政权合法性的依据。传统的历史主要是讲统治者的历史,也就是讲统治者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也是某某家天下的历史。史官是帝王的奴仆,史学是政权的婢女。人民在这里面并不重要,而且,人民是被这种并不全面和不真实的历史所蒙蔽和欺骗的对象。 我们几千年的史观里面一个非常深刻的东西就是以权为本、权本位。整体上对政权的关切分解到家庭和个人的时候是对权力的关注,特殊利益是通过权力获得的,叫做争权夺利。在国家范围内,集团之间争夺最高政权,在集团内部,家族或个人争夺最大的权力。所以人们历来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包括我们学者也是如此,有一位大学里当博导朋友,兴奋的打电话告诉我,他提了副处长,大家都向他祝贺,我很诧异,博导和处长谁更有价值?我们今天的会议也是如此,坐在主席台的基本上都是当官的,我们的大学者只有一个代表,其余的学者都坐在台下,大家都没意见。这不是我们会议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的问题,是我们民族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领导都坐在下面,学者们坐在上面,可能很多人会认为组织者外行。我们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里都是官本位、权本位无论何时何地,官都是最大的。 问题就在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与帝王史观是配套的,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顺便说一下,我们创造的所谓“计划经济”,实际上也为高度集中的体制和专制主义思想提供了新的经济基础。帝王史观在中国影响非常大、非常深远,就是因为有儒家学说从价值伦理角度给予支撑,并且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反过来说,史即六经,史在中国就是文化,就是哲学,就是思想,就是价值。儒家的价值核心是“仁”,而这个“仁”,讲的是君臣父子夫妻的名分和秩序,要害是以宗法等级制度和上智下愚的文化体制维护皇权。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主义应该直接叫做专制主义。辛亥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把否定这个专制主义。但是,专制主义和它的文化、经济基础,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退去,时时刻刻顽强的表现自己,并总是在政治上找得到自己的代理人,在文化上找得到自己的代言人。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劫难,只有专制主义才想得出做得到。近代以来,我们在政治上遇到的问题,从总体上说,仍然是从专制到宪政、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型。我想说的是,帝王史观的阴魂一直在庇护着专制主义,这是史学工作者要警醒的。唐浩明先生曾表示希望我牵头,把他的《曾国藩》拍成电视剧,我没有接受,除了客观原因之外,我认为曾国藩在维护专制主义方面,在为官之道方面不可弘扬,那种以退为进、韬光养晦、机变权谋的东西实在是民族文化的糟粕,很多官员趋之若鹜,我们的官场水已经够浑够深的了。曾国藩在另外一些方面倒是值得研究和继承,那是另外的话题了。 革命史观。第二个对我们影响很大的是革命史观,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的历史观,革命史观也可以叫做唯物史观,它是正确的,它曾经引导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夺去了政权。但是我们的史观里面注入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仍然是对政权的关切,其实用性、功利性更加强烈。唯物史观是中共的基本指导思想,在革命斗争中,本来还没有生根的观点又被扭曲了。唯物史观有几个基本观点,生产的观点、人民的观点和阶级的观点,依我看还应该强调一下文化的观点,从总体上说,唯物就是要讲物质第一性,讲客观条件和环境,讲客观真实性。这些思想即使在今天,也无可指责,历史研究和传播要是真正贯彻唯物史观就会好很多。问题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压倒了其他观点,也压倒了客观真实的基本要求,史学服从于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需要,维护领袖的权威和党的团结的需要,丑化敌人、修改历史是可以接受的,客观真实性当然只能放在第二位。革命史观和实用主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革命史观在强化对权力的焦虑、对暴力的崇拜的同时,强化了权本位的价值观。 十数年血海,几大战役,几十年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造成了特殊的情境和特殊的心理。客观性、原则性、按规矩出牌都被说成是书生气十足,党史秉笔直书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成王败寇,成为革命史观的法则。毛泽东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例如,我们讲抗日战争的时候,长期不讲正面战场的巨大作用和国民党将士付出的巨大牺牲;又例如,党内斗争一些失势者很少受到公正评价,所以我们的党史有些地方禁不起历史的考验,党付出的是信任的代价,价值观的代价。那就是说假话的道德合理性受到了我们的肯定。 近代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家都难免说假话,难怪林彪总结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句话,我直到昨天为止,才知道是谬传:有当事人提交证词,这句话是謝靜宜整理被审查人员供词时加工篡改的。——老高注)。刚听到林彪这句“名言”的时候,感到十分震惊。后来,知道了越来越多被掩盖的历史实事,才知道他不过说了句实话,才产生了上当受骗的感觉,才产生了信任和信仰危机,才产生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那种认为揭示历史真实,就会否定党的历史,造成历史虚无主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扭曲历史,才是宣扬虚假和荒谬,才是破坏中华民族诚信品德和社会价值底线。 当生死选择成为最大选择,生死存亡的搏斗导致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甚至阴谋诡计流行泛滥,善良诚信平和的中国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信权谋、玩弄权术,厚黑学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学问。这也不是共产党一家的错,历代帝王、北洋军阀和国民党都说假话,急功近利,饥不择食,近代中国人讲假话是历史病、文化病加和现实病的综合杂症,文革使老病复发,遗祸至今。如今党内和社会上遏制不住的说假话现象,是对功利主义历史观的继承。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历史观没有变,甚至还在强化,我们没有把真实全面的历史告诉人民。在讲伟大光荣正确的同时,也要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候实事求是的把灾难和教训多说一说,把几十年来的失误如实告诉人们,让激进主义的祸害远离中国,对后人来说,历史上的反面经验是极为廉价的资源,因为民族和人民已经付出过巨额学费,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因为除了我们谁都没有。所以主张建“文革博物馆”的声音不绝于耳。如果真正要巩固政权就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建设和谐社会,摒弃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权力史观、斗争哲学和政治史观,推动以人为本的社会进步和文明转型。中国人说真话应从执政者开始,从历史观开始。 极左史观。第三个影响我们很大的历史观就是文化大革命形成的极左史观。建国以后工作重心没有及时转变,指导思想越来越左,革命史观演变成极左历史观。阶级斗争史观、暴力革命史观被不断强化。我是在文革中念的北大历史系,当时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封面上赫然写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文革时期,历史就是按这个思想写作的。中国历史变成了阶级斗争史,中国思想史变成了儒法斗争史,中共党史变成十一次路线斗争史。确定林彪为接班人之后,党史居然以林彪取代朱德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历史学变成了巨人手中的玩偶,愚民的工具。 毛泽东热衷中国历史,他以史治党治国。他的思想和做法深深地影响了党的思想和党史研究。不夸张地说,中共党史实际上是他开创并按他和《联共(布)党史》的路子搞下来的。试举几个例子,搞延安整风、《学习与时局》初步总结党的历史,写《中国革命与共国共产党》,推荐《甲申三百年祭》,推崇《联共(布)党史》,命胡乔木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等,毛泽东充分运用他的历史知识,运用历史的政治功能,统一思想、整顿组织、集中权力,以解决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推翻三座大山,他是成功的。 毛泽东建国后在史学领域展开的一系列批判斗争,一直到文革批《海瑞罢官》、《清宫秘史》、《燕山夜话》、陈伯达“英雄史观”和林彪“称天才”,都是拿历史说事儿。直到晚年,他还创造了“十一次路线斗争”之说,反复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林彪看懂了这一点,一九六六年大讲政变经,讲得毛骨悚然,连毛泽东都怕了。毛泽东是运用历史资源的大师,他使历史文化成为党和国家形成共识团结御侮的强大精神力量。但是在他运用历史进行党内斗争和权力集中的过程中,他个人和党也付出了道德和价值上的代价,包括历史观的代价。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是与他的历史观联系在一起的。 三、从权力史观到人本史观 权力史观。以上讲到的三种历史观,虽然所处时代不同,阶级属性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在文化价值取向上都是国家主义、极权主义,都是以夺取政权和攫取权力为价值取向的,我把它叫做权力史观。权力史观是一种政治史观,作为集团要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作为个人要攫取权力、维护权力,这就是历史,这就是迄今为止中国几千年的官方文明史。权力史观是农业文明的价值观的反映,是封建主义文明价值观的反映,在生产力水平发展缓慢的农耕社会,剩余产品是按权力大小分配和享受的,资源占有多寡是与权力大小挂钩的。权力史观作为权力本位价值观的反映,深植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里面,在革命和“继续革命”中又得到加强,将长期影响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封建主义以权为本,资本主义以钱为本,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以人为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经济领域里得到拨乱反正,但是在文化领域、学术领域,特别是历史学领域,似乎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虽然随着历史的进步,海内外学术的影响和交流,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但是党内和学界阶级斗争为纲的权力史观仍然盛行,政权焦虑症纠缠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宣传。这是今天历史研究和传播过程中发生激烈争论原因之一,也是当今中国重大方向前途问题争论的热点。中国也应该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历史观的现代化。 人民史观。第一,权力史观应该转变为人民史观。价值观上应该从以权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人民史观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人民应成为历史的主体,二是历史要对人民负责。因为人民有权知道真实历史,而这两点是最难的。我们有宜粗不宜细,一切向前看的说法;有错误公开以后会被敌对势力利用,导致动乱的担心。最常见的一个说法就是苏联解体是因为公开性,公开了苏共的历史错误。我想,首先是那些错误危害了苏共,其次是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公开纠正那些失误太晚,导致了苏共的被动。如果我们真正吸取苏共的教训,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早尊重人民,把历史真相告诉人民,让人民自己判断,我们应该相信人民相信党。我就不相信一个光明磊落一心为民领导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党,会被几个西方敌对势力搞垮。如果我们不说实话,自己会把自己搞垮。而且随着自由度的增加和传播的发展,历史的迷雾迟早会拨开,党史研究应占据制高点发挥引导作用,放下历史的包袱,党内外才能形成新的共识。任重道远,应轻装上阵。 过去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地包含历史的局限性,客观真实地科学地总结历史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这个历史过程。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宝贵的发展机遇期内,政治经济形势比较好。认识和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一是要要逐步揭示历史的真相,二是要科学地说明实事背后的历史规律。公开剖析失误是认识和避免新的失误的最好办法,认识历史上的失误和丑恶才能避免新的失误和丑恶。纠正历史上的错误认识,才能减少今天对人对事的偏颇认识。 退一步讲,如果说在阶级搏斗中,斗争需要以“革命”的名义扭曲历史,在共和国诞生初期,因形势危急需要掩盖或者隐秘历史,那么到了和平发展的年代,应该恢复历史的真相,让真相和真理重新放射出光芒。让我们的孩子在真相和真理的光芒照耀下正常成长。我惊奇地发现,我周围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一些年轻人,大学生、研究生比我激进,一些人对暴力革命,对国内战争,对残害人的文革抱着一种欣赏赞美的态度和生不逢时的遗憾。我百思不得其解,免不了杞人忧天。 怎么看古人,就会怎么看今人。在中国人的认知体系里,历史认同就是价值认同,文化认同和文明认同,也是一种整体认同。历史观有一种特有的整体感,共同的历史是一种整体认同。对于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大声争论,甚至扬言要分道扬镳的中国人来说,寻找历史的共识,就是谋求现实的共识。真相和真理是共识的前提,真实的历史是共识的开端。 社会生活史观。第二,把政治史观转换为社会生活史观。上层建筑是从“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由这个基础来解释的。这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两个发现之一。我们的历史观察和思考的应该更加全面。在人民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讲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和科技中的大事,社会生活、文化观念的变迁与政治生活同样重要。不仅从阶级的观点看古人,而且从生产的观点、文明的观点、历史进步的观点看古人,看的角度不同,我们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老百姓的生活生产是历史的本体,统治者的重要性并不大于人民。当我读《剑桥中国史》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接近唯物史观,那一幅幅历史画卷更生动深刻真实。当年,策划电视剧《走向共和》的时候,我给编剧开的书单,第一本就是《剑桥中国晚清史》。从近代到现代,从革命到发展,从封闭到开放,人们对历史的关注点不同、侧重面不同、阐释的意义不同、发挥的功效不同、甚至事实的真伪也不同。党史研究的关注点除了夺取政权的历史线索之外,还有发展生产力、实现代化,推动文化发展、社会进步等历史经验要总结。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观,一种社会有一种社会历史观,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历史观。而历史观的民族意义、文化意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都具有相对性。尽管自古以来,历史科学古老深厚,但是历史哲学在不断更新中进步。历史观是一个变动的思潮,一条流淌的河。客观真实科学负责,这些不变的原则是人类历史价值观的永恒主题和永远追求。 开放史观。第三,把封闭的历史观转换为开放的历史观。历史观应该更加开放,更加多样,更加包容。当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之后,在中国历史向和平与发展转型之后,应该用更宽阔的视野、更普遍的观点看待中外历史,应该以更科学、更人本、更加富有建设性的观念看待中外历史。和平发展和合作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的潮流。一个领导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党,一个领导中国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力图实现现代化的党,一个领导者中国追赶世界潮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党,本身的历史价值观停滞不前,甚至食古不化,就很难谈什么软实力,很难谈什么崛起和复兴。 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将近百年,辛亥革命已经百年。从马克斯韦伯、汤因比到刚刚去世的亨廷顿,从E.胡塞尔、G.卢卡齐、M.海德格尔、K.T.亚斯贝尔斯、H-G.伽达默尔、保尔·利科尔到J.哈贝马斯和米歇尔·福柯等等。在现代化过程中,在西方历史观的嬗变中,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都在深化,这些丰富深邃的思想资源真的对我们大有好处。中国的革命战争时代和和极左时代,不仅仅阻断了中国的启蒙,而且阻隔了中国历史哲学的开放与交流,我们只能在自己的文化圈子里近亲繁殖。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不要死抱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放,谁好就学谁,什么好就学什么。中国不仅仅在经济上应该追赶世界潮流,而且应该在文化上学习与追赶世界上先进的潮流,才有可能很好的总结自己的文化,复兴中华文明。 四、安顿革命 关于吵得纷纷扬扬的“革命”,我有两句话。一,革命是对的;二,继续革命是错的。继续革命并没有适时的实现转变,它把革命放在永无休止的一个地位,把革命看作最高的价值。我们应该说革命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万不得已而为之,革命是下策,在没有路走的时候下策也是一策,但是有路走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革命。革命是是暴力悲剧,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历史过程,是人类应该尽量避免的,至少是不应该无条件歌颂欣赏的。革命史观夸大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意义,反映革命斗争的要求,对于革命也许是需要的,但是革命本身只有相对的真理性。一些人持续不断地宣扬革命史观,实际上是一种政权焦虑,政权合法性焦虑,以革命的合理性证明政权的合法性,这完全没有必要,是药三分毒,宣传过了会害人误国。 我如果生在辛亥革命时期,我可能是个革命党,我年轻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一直痛恨保皇派,因为我是受的革命史观的教育。但是最近在杨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我讲了一个观点:我们一定要好好研究、认识、寻找、发掘中国的改良主义,改良主义是成本最低的,它能解决和认识问题的,改良在当代就是改革,我们要有耐性有耐力地推动改革,人民、时间、世界,站在改革一边。包括我的研究生,包括我在湖南卫视做的一档节目,包括我在湖南经视的一档节目,我周围的这些年轻的编导们,有的思想比我的还革命、比我还左还极端,我为他们担心,可能是杞人忧天。为此我对我们的青年学者讲,我们现在有一项很大的事情叫做安顿革命,革命要安顿在一个地方,它应该呆在这个地方,前面有头,后面有尾。革命的精神有一部分是对的,哪部分是对的?爱国,是对的,非常宝贵,还有一条,追求平等是对的,这两个价值观是对的,还有牺牲精神、群体主义、纪律观念这些革命精神要继承,但是暴力、极端、简单化、走到头才往回退,不停地洗牌、不停地折腾,稍有不如意就造反,这些思想是要不得的,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对中国的崛起、对中国发展都是不利的。我们要把爱国主义和我们今天的全球化结合起来,我们要把追求平等和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法治精神结合起来,所以史学的观点要转变,史学观点不转变,我们这个国家又以史为鉴,以史为价值,那么我们史学者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责任就没有尽到。这是我想和青年学者说的几句话,也是想和在座各位专家和各位领导讨教的几句话,这些话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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