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目惊心--受福特基金会培养资助的中国高官、智囊
蔡子尤（民声网 www.mshw.org）
首发地址：http://www.mshw.org/theory/eco/2011-10-31/5777.html
根据完全公开的媒体报道，有两个及其明显的事实：
1、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及政治法律学家，几乎全部为亲美的极右翼学者。
2、中国亲美的极右翼学者几乎全部被福特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等机构资助过，或者和这些基金会关系密切。
根据媒体报道，受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有：高尚全、吴敬琏、茅于轼、吴敬琏、张维迎、邹至庄、董辅礽、杨小凯、许小年、胡祖六、王岐山、海闻、周其仁、周小川、易纲、楼继伟、荣敬本、厉以宁、林毅夫、樊纲、胡鞍钢、吴晓波、张军、赵人伟、刘小玄、哈继铭等，与福特基金会关系密切的还有社科院副院长李扬、陈佳贵等人，这些几乎就是活跃在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骨干全部名单。.
根据媒体报道，受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政法系学者有：江平、贺卫方、蔡定剑、于建嵘及大批法官等，这些几乎就是活跃在政法领域的西化派、反共派骨干。除此之外，福特基金会还在新闻、教育、艺术、环保等领域广泛活动，培养资助反共势力。
一个中情局操纵下的基金会，用了几亿美元，就培养了这么一大批反共的知识分子精英，这些人后来几乎全部是政府高官、政府智囊及媒体宠儿，美中情局完全主导了中国改革开放。
受福特基金会等美国基金会资助，且拥护毛泽东、拥护社会主义的学者，微乎其微。
具体报道见下文。
一、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关系早已曝光且早已声名狼藉
摘自《美国慈善组织》（加）马耀邦著 林贤剑译、林小芳校
在题为《谁承担后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的著作中，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er Saunders）揭露，为了发动文化冷战，美国中情局向各类美国慈善机构投入巨款。根据美国国会的评估，在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所提供的700项补助中，有50%来自中情局。中情局与美国著名基金会的合作使其能够掩饰颠覆性的活动。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情局以慈善机构作为掩护，在东道国的大学、工会、青年社团和出版社等组织发起大量的文化活动。1
显而易见，福特基金会就是被用来实现这一目的的一家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美国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认为，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合作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共同努力，旨在加强美帝国的文化霸权，削弱左翼的政治和文化影响。”1
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创始人为美国汽车行业的一位传奇人物——亨利·福特（Henry Ford），其宗旨是促进社会正义。然而，二战后，该基金会与中情局在文化领域开始了积极合作。在与苏联进行冷战对抗期间，它欣然充当马前卒的角色。理查德·比塞尔（Richard Bissell）在1952年被任命为福特基金会主席，他经常与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讨论当时的重大问题。实际上，福特基金会被视为“冷战思潮的先锋”2，一位学者作了如下论断：“有时，福特基金会看起来似乎仅仅是美国政府在国际文化宣传领域的一种延续，它在欧洲有着从事秘密活动的记录，它还与马歇尔计划和中情局官员在特定项目上有着密切合作。”1
比塞尔先生与艾伦·杜勒斯先生关系如此之亲密，以至于他在福特基金会呆了两年后，就离职成为杜勒斯先生在中情局的一位特别助理。比塞尔先生的继任者是约翰·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先生，他曾任美国战争部副部长，驻德国高级专员和代表洛克菲勒集团利益的一位华尔街律师。麦克洛伊先生进一步加强了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关系。结果，福特基金会成为中情局的便利工具，中情局以之向目标组织发放基金和动员其他人反对共产主义势力或左翼集团。正是借助福特基金会和打着慈善的幌子，许多文化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获得财政支持。而且，中情局间谍利用福特基金会员工身份的掩饰，在国外从事秘密活动。1
与中情局的关系曝光后，福特基金会的经营风格稍有变化，但其实现美国文化统治的目标保持不变。它公开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等美国政府机构进行合作，支持反左翼的人权组织。这些组织对批评他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没有丝毫犹豫，但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人权纪录视而不见。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机构“不参与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义的群众运动，他们将福特基金会视为一个合法的、慷慨的非政府组织。”1本质上，在后冷战时代，为了实现美国的文化统治，福特基金会以慈善理念作为幌子，扮演着相同的合作角色。
尽管福特基金会的运营经历如此声名狼藉，中国还是允许它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这令人非常吃惊。人们也许会问，哪一个独立国家会允许中情局附属机构从事旨在完成“和平演变”的秘密活动。“和平演变”是杜勒斯所宣称的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尽管中国具有疑虑，在中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福特基金会还是在1988年与中国建立了关系。这是第一家在中国建立办事处的国际组织。此前，福特基金会在美国的大学赞助中国研究计划。在中国，它最初与中国的大学共同致力于发展经济学院和法学院。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形成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关注的领域是经济、法律改革、教育、文化，更重要的是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它资助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和智囊团。福特基金会以12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计划，这些计划甚至在政策领域对中国都产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它还在美国为中国学生创办研究生协会。3
除了福特基金会之外，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另一家传播美国政治理念的著名美国慈善机构。卡耐基基金会是最富有的基金会之一，美国冷战斗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于1946至1952年担任该基金会主席。杜勒斯是“大规模报复”理论的提出人，曾任美国国务卿。卡耐基基金会为美国外交政策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建立提供了最多的资助。苏联解体后，卡耐基基金会在莫斯科设立了办事处。它通过俄罗斯主管私有化的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向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提出建议。结果，卡耐基基金会获得了中情局“特洛伊木马”的绰号。由于私有化，俄罗斯这个曾经骄傲自大的工业化国家，迅速沦落为一个破产的第三世界国家，无力支付工人工资，需要依靠外资才得以生存，因为其中央银行被取消了制造货币的权力。俄罗斯政府的征税权也受到大幅度的削弱，其社会事业被放弃。
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密切，其两任主席分别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局局长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事务主任。该机构也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于其在俄罗斯的附属机构，向中国提出私有化计划。它与北京党校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关系密切。4
卡耐基基金会坦率地宣称，其在中国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基地的世界级政策研究中心。从而，到2005年底，它与中国改革论坛签订一项协议，计划共同研究全球化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这便于收集中国国内的观点和信息，使华盛顿的决策者易于掌握它们。与中国的其它合作研究包括新疆的种族研究、能源、防扩散、气候变化和贸易政策，这些课题都是美国决策者非常感兴趣的。该基金会还与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合作，加强对中美危机管理，特别是台湾问题的研究。在卡耐基基金会看来，该研究项目在管理台湾危机上“正在形成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卡耐基基金会将向下一届新政府呈上政策建议。5
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具有广泛联系，尤其是在安全和情报领域。最令人吃惊的是，作为这样一个外国机构，卡耐基基金会已经涉足位于北京的权力中心——中南海。它已经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计划委员会进行合作研究，介入了中国国内议事日程，如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政策、地方政府和有关社会紧张程度的信息。它甚至获得了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凝聚力”的信息。5
注释：
1.Petras, James: “The Ford Foundation and CIA”, December 15, 2001.
2.Voltairenet.org: “Ford Foundation, A Philanthropic façade for CIA”.
3.Chinadevelopmentbrief.com: “The Ford Foundation”.
4.Carnegieendown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Beijing”.
5.Carnegieendowment.org: “Beijing”.
二、福特基金会--中情局“安静的管道”
摘自《中央情报局是干什么吃的？》《读书》2002年第二期
作者:王绍光
中央情报局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众所周知，它的拿手好戏之一是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 (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 (1953年)、瓜地马拉的杀人政府 (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 (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 (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军人政权 (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 (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对此也许比谁都清楚，因为她经过数年研究刚刚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任何人看完此书大概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
……
上面提到中央情报局搞宣传的经费充裕，那么到底充裕到什么程度呢？一位它的工作人员是这样形容的，“我们根本就化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来查帐，真是不可思议”。可以这么说，中央情报局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它取之不尽的银行存款。
当然，中央情报局不会傻到公开拿钱出来赞助其重点宣传对象，一切资金运作都是秘密的。它有时会找一些个人、公司或其它机构，请他们将钱以自己的名义捐给中央情报局的赞助对象，或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这些机构和个人在中央情报局的术语中叫做“安静的管道”(quiet channels)。
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 当时也属于这一类。但幌子基金会也有缺点，它们很难做得太大，否则会太引人注目。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民间大基金会洗钱。基金会不象公司必须对股东定期交代帐目，隐蔽性较高。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民间基金会还真不少，有些甚至找上门去为中央情报局服务。“凯普伦基金会” (Kaplan Foundation) 便是一个例子。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据透露，在1963-66年间，美国164家基金会共拨发700笔一万美金以上的款项 (当时这是很大的数目)，其中至少108笔完全或部分来自中央情报局。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央情报局。
三：伊朗将60多个西方国际组织列入黑名单，包括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
http://news.qq.com/a/20100106/001576.htm
2010年01月06日 新华网
据英国《泰晤士报》1月6日报道，伊朗当局昨天宣布，禁止与60多个谴责伊朗当局的西方国际组织有联系，并列出一张黑名单。
这份名单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之声(VOA)和其他有波斯语业务的国外传媒机构，禁止他们的节目在伊朗境内采访或播放。还包括一些智囊团、学术机构和其他来自欧美的非政府组织，具体的有耶鲁大学、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美国右翼企业研究所、美国著名智库之一的布鲁金斯学会、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美国国际发展署和一些与伊朗的大学和民间机构有联系、并被认为对伊朗不友善的西方国家机构或国际组织。
伊朗情报部表示：“伊朗个人或组织与这份黑名单上的组织的任何联系都是非法和被禁止的，市民应注意防范敌人的阴谋和陷阱。”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朗分析家表示，此举这将极大地削弱伊朗与西方国家之间仅存的通讯渠道；有人表示，伊朗当局偏执地相信这些组织是西方情报机构的傀儡，有意诋毁伊朗，破坏伊朗政权。
而英国方面有四家机构被列入名单内，分别是英国广播公司、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威尔顿公园”、梅纳斯协会、英国民主研究中心。伊朗当局曾多次指责英国广播公司，并驱逐其驻伊朗记者，并时常干扰该媒体的电视卫星信号。(国际在线 王楠)
四、福特基金会培养资助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情况
1、索罗斯及福特基金会资助高尚全、茅于轼、吴敬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soros.html
索罗斯当时计划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出资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
资助青年学者出国考察，探索经济改革路径
1986年10月，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正式成立，首个重要项目就是资助一批经济学家到匈牙利布达佩斯的马克思经济大学进行研究。曾担任吴敬琏助手的柳红在《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详细描述了这次“历史性的匈南考察”。1986年5月中旬，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带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考察团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考察团的主力军是青年。中匈两国经济学家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现途径等问题充分交流。考察团回国后写了10份报告，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非常重视并听取了汇报。
如今翻阅这批赴海外“取经”的经济学家名单不难发现，那些个普通的名字若干年后几乎成了中国经济领域的“豪华阵容。”马凯成为了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高尚全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1988年，基金会每年接到的申请案增加到2000件以上，当年获准补助的个案有209件。其中包括赞助国内专家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进修，补助重点放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科。前《光明日报》著名记者戴晴也获得赞助，就兴建三峡大坝造成的生态和社会影响进行深入调查。事后，戴晴撰写了著名的《长江长江》一书。
两年多共计赞助300项目，总赞助额250万美元
据不完全统计，基金会在1986年10月到1989年5月两年多时间里，共计赞助了中国将近300多个项目，总赞助额250万美元。资金主要用于派遣赴美学者以及接待美国来华人员、进口美国和西方社会科学书刊、建立讨论性质的沙龙，以及资助体改所以及其他文化事业。1989年，索罗斯基金会退出中国。
开放社会基金会联合福特基金会共同资助了致力于客观和真实地分析报道中外NGO动态和发展的《中国发展简报》，并赞助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
福特资助茅于轼与天则
http://news.163.com/09/0321/06/54TLCREG000120GR.html
1986年,茅于轼作为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学者,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吴敬琏
http://news.sina.com.cn/o/2010-03-10/170817196697s.shtml
1982年年底，赵人伟去了英国牛津大学，1983年的1月，吴敬琏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前往新古典经济学的重镇——美国耶鲁大学。
茅于轼炮轰18亿亩耕地红线 称直接致房价大涨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作者：殷玉生 2008年12月25日
http://house.focus.cn/news/2008-12-25/595163.html
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 “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昨日在北京举行。
茅于轼与福特基金会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1/123140.html
并不需要特别的留意，你就会发现茅于轼身边有一些人，他们有这么一些共同点：他们大名鼎鼎，几乎每个人都兴奋地背着一长串的头衔，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成就，一忽儿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奇谈怪论，一忽儿又是匪夷所思的研究成果。
其实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不为大众所知的共同点——接受过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各种资助。凡事总有开头，他们的开头是这样的：
茅于轼：198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吴敬琏：1983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
张维迎：1987年福特基金会资助，英国牛津大学进修
并不是接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就是汉奸，就像不接受其资助仍然可以成为汉奸一样（这并不是指任志强，虽然他为茅于轼等人的某些活动提供了不少资金支持），但我们需要了解福特基金会的一点底细。
美国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1953年改组之后。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
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茅于轼踏上贼船之初，或许出于安全的考虑，也因为国内当时的环境不容，还是比较小心的，最起码没有公开跳出来。如今自知行将就木，苟延残喘之际，想起主子的交代还没有完成，正如那个同样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喇嘛一样，急惶惶扶着着棺材站起来，可惜已经端不得枪，上不去马，能做的只有声嘶力竭地叫喊。就让我们看看他喊了些什么：（见茅于轼《八十回望》）
欢迎殖民论：“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当然如果那块土地上有我们的同胞，这块土地被别人拿去后这些同胞要做亡国奴，那么我们有义务保卫国土。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
——喊着喊着就语无伦次了，一会儿要保卫有同胞的国土，一会儿又欢迎殖民了。别的汉奸们只顾跟着起哄，也不帮他兜着点。
放弃钓鱼岛论：“钓鱼岛的争夺更是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中国和日本争夺得很厉害。在我看来，双方都不值得为此伤感情。把争夺钓鱼岛的力气用在国内对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岂不更好．帮助没钱看病的人能看上病，没钱上学的孩子能上学，是不是更有价值．也许有人认为，钓鱼岛虽然现在没有人，也可能将来附近有石油等资源，为什么不值得争夺？但是我感觉大家为钓鱼岛动感情，并不是出于资源的考虑，还是出于主权的考虑．如果是为了资源，根本用不着斗争，坐下来谈判，让政治家退出,请专家拟定开发方案，讨论双方利益分配，得出双赢的结果，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道路。也可以拿它竞价拍卖,出钱多的一方获得开采权.所出的钱成为放弃一方的补偿。”
——茅于轼此论，估计能气得他父亲和伯父坐起来。他这话看起来是同时对中日说的，貌似不偏不倚，实际上是配合他的日本主子的，那边已经把钓鱼岛围得铁桶似的，这边喊别争了别争了，自然是喊给国人听的。
汪精卫救世主论：“从人民的角度看汉奸和从国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候可能是绝然相反的.卖国求荣的汉奸当然不耻于人类.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
——既为汪精卫翻案，又把贬岳飞一番。茅于轼急了眼，居然要改写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了。
茅于轼虽然说起话来倒三不着两的，可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改写中国历史，首先要从年轻人入手。
他趁着到处演讲的机会，诅咒愤青们抵制日货“愚蠢”，而他不抵制日货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买日货，对自己也有好处，没有好处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做的。不买了，就没有好处了。用损害自己的办法损害别人，何苦呢？”看来茅于轼不知要改写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还要改写世界史了。
为了颠覆青年们的价值观，茅于轼诱导他们把人生的目标设定为“享受人生”。“一个人到底伟大不伟大，取决标准在于看是自己享受的同时，能带给别人也享受，还是破坏别人的享受。”前几天又看了一集《我的兄弟叫顺溜》，顺溜为了完成狙击日本将军的任务，眼看着日本鬼子糟蹋了自己的亲姐姐，杀害了自己的姐夫。茅于轼一定是不屑看这些东西的，因为按照他的理论，假如日本人骑在他姐姐的身上，日本人享受，如果他姐姐也享受，他就不能去破坏别人的享受的；如果他姐姐痛苦挣扎，他一定会像汪精卫一样，“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劝道：“太君且慢，我来铺上块垫子”。无耻的汉奸！
18亿亩红线错误论：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看到最近有官员接受采访，倒是斩钉截铁宣布坚持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然而对于茅于轼所唱的反调，该官员只是认为属于“学者认识不足”，居然还亲自跟茅于轼讨论此事。这就值得我们警惕了，相对于汉奸们的包藏祸心来说，官老爷们的麻痹大意可能危害更大。
粮食安全是不是个问题，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如果茅于轼到齐国故地山东淄博去，街头上随便找个小学生请教两千多年前管仲在粮食问题上如何“三策兴齐”的，孩子们会准确地告诉他关于服帛降鲁梁、买鹿治楚、买狐皮降代的故事，齐国不费一枪一弹，收降鲁、梁、代三国，而楚人降齐者十之有四。美国人可能不知道管仲，但他们在控制中国大豆的原料、生产和加工市场上的做法，跟管仲如出一辙，现在玉米、蔬菜都出现了类似的迹象。郎咸平教授已经分析得很透彻。
基辛格有句名言世人皆知——你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你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全人类。连美国人布朗都早在1994年就写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报告，可茅于轼还是咬牙坚持“粮食安全不是问题”——“我问了很多英国朋友、美国朋友，包括日本人，我说你们国家的粮食安全靠什么保障？你们是不是有一条什么红线？他们都没有的。”美国对粮食生产采取巨额财政补贴，这比任何红线都要厉害。日本人即使把每一寸土地都用上也只有40%的自给率，他们不是没有红线，而是把红线划到了国外，在巴西、非洲和中亚疯狂囤积了超过国内面积3倍的农田。
然而这就是茅于轼的逻辑——他问美国人有红线吗？没有！再问日本人有红线吗？也没有！美国日本都没有，中国还有什么必要有？由此我们知道天则研究所所谓的一年的专题研究是怎么做的。
2、《瞭望》：福特基金会让人震撼
http://news.sohu.com/20090126/n261954720.shtml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已经在中国工作9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Watson)。有媒体在报道中对此评价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和公益界求‘钱’若渴的时代，这是他连续9年连任三届‘首席代表’的必然结果。”
一位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国内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在采访中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说，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 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让这位经常参加高规格会议的人士震撼的是，据说，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花费了大概 4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4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每年在贸易上有数千亿美元的顺差，但在学术和政策影响方面则存在着巨大的逆差，“对此我们得好好算算账，这对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包括智库的观点、影响力，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太重视看得见、有形的、物质的东西了。”
3、王岐山：我曾经申请福特基金会的资金
http://wenku.baidu.com/view/44f8655c3b3567ec102d8ab6.html
王岐山：“盖特纳财长 1981 年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学习，也包括他的令尊大人。我跟盖特纳的关系，在网上他们说我们俩应该是一种我是他叔叔的关系。 因为他的父亲老彼得是原来福特 基金会驻华首代。在八十年代那个阶段，我曾经跟他父亲去申请福特基金会的资金，做研究 项目，所以工作上有联系。按照中国人讲，这工作上发生联系了，孩子就得叫对方叔叔，或 者叫伯伯。”
4、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
http://news.qq.com/a/20090610/000860.htm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3-1994）
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基金学术委员会委员（1993-1998）
天则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8- ）
5、周其仁
http://business.sohu.com/20100129/n269918217.shtml
在美国新任财长盖特纳六月一日到访北大CCER时，主持人周教授黑色西装、蓝色领带，整齐笔挺，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只听大源教授说，盖特纳的父亲彼得•盖特纳曾经参与了CCER的资助筹建，我也曾听周老师提过，他当年赴美访学也曾受到彼得•盖特纳所在的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6、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副行长易纲
http://video.caixin.cn/2011-10-14/100314276.html
熟知彼得·盖特纳的中国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老盖特纳，这是因为他是现任美国财长 蒂莫西·盖特纳的父亲。他曾在福特基金会工作28年，并成为基金会的首位驻华代表。因此，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要融入世界，人才极为匮乏，急需大批谙熟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人才。福特基金会及时推出了“福特人才培养计划”，资助大批国内精英到美国著名大学学习、研修，这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各类人才。这些人回国后成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骨干力量。盖特纳告诉我们，包括现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经济学家易纲等都曾得到福特基金的项目资助。
7、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 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
http://www.bijiao.net.cn/other-7.htm
1994年8月，由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牵头的、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联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共同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了题为“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的国际研讨会，因该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以现代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有学者将其与开创宏观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巴山轮会议”相对应，称之为“京伦会议”。
现代企业制度、银行与财政的配套改革 记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
http://wenku.baidu.com/view/c533fa0202020740be1e9b10.html
【作 者】肖梦 1994年8月23-25日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是由国家经贸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联合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两个课题组由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牵头，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在过去的几年内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由于会议准备和组织的充分，邀请的国际国内经济学家和专家都是相当具权威性的，因而，京伦会议受到肯定，被认为是一次颇有成效的、将微观经济学在我国推向一个新的水平的会议。
8、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91210/11167084464.shtml
朱民，男，1952年出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2003年至2009年，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负责集团财务、司库、内控、法律和合规、战略和研究；2009年10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10年2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任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担任其特别顾问。主要从事国际金融、银行业务、和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先后获中国青年经济学研究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奖，全美应用经济学研究杰出奖，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第一名等。
9、福特基金会资助过厉以宁
http://www.sn.xinhuanet.com/misc/2008-03/28/content_12819734.htm
1993年，邹东涛经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同意，进入北大经济学院作访问学者，参与厉以宁教授主持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关于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的课题研究。
10、长期受福特基金会资助： 林毅夫
http://business.sohu.com/20040916/n222072332.shtml
1993年福特基金会开始帮助中心发展的时候，在北京的项目官员是史蒂夫。正如林教授说的，80年代林毅夫跟他见过面，想回北京，促进中国经济教学的发展。后来1993年林毅夫回来了，正好他在北京做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官员，林毅夫去找他，希望成立这么一个中心，校长也已经同意了。目的是一方面进行最高水平的经济研究与教学。另一方面，跟国外最好的高校经济学中心保持很密切的关系，他认为这个梦想很好，马上同意资助。中心1994年就成立了，开始的时候发展计划并不宏伟。没有想到两年之后就已经成为名气越来越大的经济学中心，教的学生多起来了。新来的学者专家云集，著作累累。
11、福特基金会长期资助樊纲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352.shtml
国民经济研究所
西方发达国家一致认为樊纲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其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一直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
12、胡鞍钢
http://jjckb.xinhuanet.com/gnyw/2009-09/30/content_183872.htm
1995年初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995年经美国华盛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评选，获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资助”。
13、吴晓波:为中国的企业立传
http://sh.xinmin.cn/minsheng/2009/10/23/2788919.html
2003年左右，吴晓波陷入了焦虑之中。
两年前，他写了一本研究中国企业失败案例的《大败局》，一经出版，短时间内销售达20万册，创下了财经类图书销售的奇迹，之后6年内重印28次。随后，企业竞争寓言《穿越玉米地》和分析案例的《非常营销》，虽然都保持了稳定的销量，还是未能企及《大败局》到达的高度。
就好像一个侠客拿着一把刀，走到大街上，却找不到一个可以砍杀的目标。吴晓波为找不到一个好的题材而苦恼。
2004年，在福特基金会的邀请下，吴晓波到哈佛大学做民营企业的课题。在那里，他惊诧于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生活的一无所知，即使是来自台湾、香港的学者，对大陆的认识都是“概念性的、意识形态的，带着许多想象”。此时，吴晓波已经写了六七本财经类书籍，内容涉及中国的乡村经济、国有企业等。
14、张军：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的程度还“浅”
http://www.qstheory.cn/jj/jjyj/201110/t20111022_118737.htm
张军教授，现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他是当今中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增长和发展政策有深厚的研究。他兼任多个地方政府的咨询顾问，曾参与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欧盟、南非等研究与咨询项目，是国际上十分活跃的中国经济学家。过去十年间，他是Wilton Park Conference、The Chatham House、The Chicago Society、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The Brenthurst Foundation、The Forum Asia（CASA）、Mizuho Global Forum、财富论坛、福布斯论坛等特邀演讲嘉宾。他新近出版的著作包括《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改革、转型与增长：观察与解释》、《这样的故事最中国》，以及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Cengage Learning,2009）和Economic Transi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irty Years ofReform and Opening Up（McGill-Queen University Press，2008）等。
15、邹至庄、杨小凯、许小年
http://old.jfdaily.com/gb/node2/node142/node144/userobject1ai1395546.html
为了帮助中国学生出国留学，邹至庄热心联系，牵线搭桥。1985年、1986年、1987年三年，由他主持、联系，福特基金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办了三届“福特班”（邹至庄在美国汽车业界影响力极大，著名的“邹测评”即是对汽车产业的预测，该论文在美国实证经济学方面是引用率最高的），每年有若干来自欧美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在西方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经济学精英人物前来执教，“福特班”实际上成了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摇篮，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发展、为推动中外经济学学者之间的交流开辟了一条重要渠道。福特基金会还每年资助60名学生去美国留学，选拔考试由邹至庄亲自出卷，国家教委出面组织，命名为“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在全国重点高校中选拔佼佼者。如今已成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周林，当年是第一届的第一名，他说，那是美国学校了解中国学生的开端，为后来大批中国学生留美搭了桥。
杨小凯经历坎坷，在文革中因直言坐过10年牢，没有上过大学却写出了高水准的教材《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1983年，邹至庄在武汉讲学，见到了杨小凯，惊喜于他的才华，很快为他联系到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杨小凯于2004年不幸因癌症逝世，他的遗孀吴小娟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当时由于杨小凯的政治背景，出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邹至庄教授亲自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写信，希望能够给予帮助，此信后转到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办公室。在刘校长的协助下，杨小凯带着仅有的30美元，一个人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有幸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高手迪克西特、格罗斯曼。在普林斯顿博士考试很难，邹至庄常常打电话告诉杨小凯考试成绩，给他鼓励。
经邹至庄如此“间接”培养的英才，有谢丹阳、陈松年、许小年等等。李稻葵1985年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不巧错过了“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的申请日期，就和另外几个获得留学资格的同学一起作为访问学者，去了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那时候访问学者年龄普遍偏大，被称为“老访”，20岁出头的李稻葵就成了哈佛校园里最年轻的“老访”。
徐滇庆：悼念杨小凯
http://finance.sina.com.cn/jingjixueren/20040719/0948878597.shtml
不久小凯和我先后来到美国。小凯在普林斯顿，我在匹兹堡。1985年夏天，我接到小凯的电话，他和钱颖一、于大海正在筹备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研讨会，还从福特基金会申请到了5000美元的经费。当时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5000美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我很佩服他们三个的本事，当即表示一定如期来纽约赴会。这次研讨会在纽约总领事馆召开，会议开得非常成功。邹至庄和茅于轼老师都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林毅夫、海闻、田国强、左学今、汤敏、左小蕾、杨文艳、王辉进、文贯中、张欣等人。正是杨小凯在这次会议上发起成立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16、“福特班”
http://news.163.com/09/1024/08/5MCKE4N6000120GR.html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办的三届“福特班”，被喻为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摇篮，其资助就来自美国福特基金会，当时该基金会每年还资助60名学生去美国留学，不少人现在都已成为中国经济界的知名人物。
许小年、胡祖六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829/23072400532.shtml
因为中方原因，“邹至庄留学计划”只举办了三期，但是影响深远，堪称经济学界的“幼童留美计划”：一方面这些学生几乎人人都成就斐然，杨小凯、李稻葵、周林等著名经济学家均受益于此，方星海、许小年、胡祖六、李山等财经名人亦系出此间；另一方面，示范作用使得经济学从此成为显学，“只要给予机会，中国的学者和学生会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经济学”。
福特项目培养出了数百个经济学博士、一流经济学家
http://www.p5w.net/news/xwpl/200912/t2714411.htm
在经济学教育方面，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取得了一个重要的进展――现代西方经济学开始被引入到中国的大学课程中。在教育部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我们建立了两个经济学研究生培养中心――中国人民大学（1985年至1995年），复旦大学（1988年至1993年）。培养中心会邀请一些国外知名经济学家来教授现代经济学课程。同时通过与教育部的合作，我们设立了一个项目旨在选派研究生去美国和加拿大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些项目培养出了数百个经济学博士，其中有一些已经成为中国和北美地区的一流经济学家，也有在顶尖的经济学院担任领导职务的。中国的顶尖学校都很有经济实力，它们提供的薪酬在国际市场上也很有竞争力，并且能够在每年1月份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招聘有能力的青年研究人员。
中国教育部与美国福特基金会1984年达成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
http://www.chinanews.com/edu/edu-zcdt/news/2010/06-23/2359038.shtml
2010年06月23日 17:27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北京6月23日电 (记者 马海燕)
中国教育部与美国福特基金会1984年达成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当时成立了由黄达教授担任主席的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成为该项目的首批实施者。自1985年起连续十年举办了10届培训班，共有417名优秀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参加了培训。罗伯特•蒙代尔、尼古拉斯•斯特恩等六十多位经济学家都曾为该班学生授课，教材也采用的是当时美国最新经济学教程。
纪宝成说，该项目的25年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曾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但在邹至庄、帕金斯、黄达等经济学者的推动下，该项目即使在最困难时期也没有放弃。1989年8月23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到访的美中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委员会主席邹至庄、帕金斯教授一行，成为当时中国领导人接见的首批外国代表团。这也为中美交流开辟了重要渠道。
时至今日，培训班学员都已成为中美两国高校、研究机构、政府和知名企业中的骨干力量，在提高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水平，缓解国内高校优秀当代经济学师资短缺问题，促进中美经济学教育与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完)
福特基金会设立的一个经济学家培训项目 美国财长盖特纳：中美要建全新双边关系
http://old.jfdaily.com/news/xwgj/200906/t20090601_657426.htm
www.jfdaily.com 2009-06-01 14:03 稿件来源：新闻晚报
在北大期间，盖特纳还将与之前的老师碰面，并参观福特基金会设立的一个经济学家培训项目，这一项目正是在他父亲老盖特纳担任福特基金会亚洲事务负责人时设立的。
17、赵人伟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xuejie/20090904/1196255.shtml
1987年，美国福特基金会开始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并计划资助国内的一些经济研究。福特基金会与时任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的赵人伟达成了合作协议。福特基金会赞助了20万美元，赵人伟等人因此开始了中国研究机构最大的一次付费入户调查。
18、刘小玄与董辅礽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824/18086657405.shtml
刘小玄曾经参与董辅礽领导的课题组的工作，她回忆说：“董老非常重视经验数据搜集和实证调查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吸纳西方的先进方法为己所用。他经常为青年学者创造出国学习和进修的机会，让他们把学到的国外先进方法和理论带回国内生根发芽，为了推进研究方法的更新，他力争到了福特基金会的研究经费，为所里购置电脑，建立计算机房，进行调查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在我印象里，他是一个充满活力、思想不老的学者。
19、哈继铭
http://news.hexun.com/2008-03-20/104623790.html
学历：
经济学博士，美国堪萨斯大学，1993年
经济学博士生，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1987-88年
管理学硕士，复旦大学管理系，1987年
福特基金会经济学培训中心，人民大学，1985-86年
管理学学士，复旦大学管理系，1984年
20、胡舒立
http://liweiao.blog.hexun.com/19826024_d.html
http://finance.dayoo.com/gb/content/2006-08/15/content_2601069.htm
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任《工人日报》记者；1985年，美国“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破格邀请她到美国“访问”5个月，1992年任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部主任；1993年，胡舒立赴美国接受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C0FJ)的专业培训；1994年胡舒立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一年发展经济学，1995年，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颁发给她“杰出新闻记者奖”；1998年胡舒立回国创办《财经》杂志。
21、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杨、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
社科院李杨批张宏良--谁给了他们裸体做“俯卧伸”的勇气？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88598.shtml
俞飞龙 2008-7-8
昨天晚上，一个朋友给我发来7月6日社科院“银行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长达5万余字的全文记录，仔细阅完不禁拍案而起——我能够想象中国精英为了利益可能无耻，但我没想到某些精英今天竟会无耻到这种程度！当世界各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都在不停地修改政策，限制其他国家参与本国战略领域投资的时候，中国精英们竟依然在不断地把中华民族的战略产业贱价出售——“继续扩大金融领域的开放”，荒唐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清朝战败后与列强签订的、直到今天仍被我们视为耻辱的所有卖国条款——今天上午我特意查了下，当初清朝被迫签订的《南京条约》、《厦门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天津条约》、《中俄密约》等等，都只是割地赔款，开埠贸易，还没涉及到允许外国势力参与可以影响甚至控制本国经济的金融行业。甚至在国内舆论对此一片哗然之后，竟还敢于公然在人民网上全程直播他们几乎赤裸裸的卖国主张。在这个几乎汇聚了当前金融界大腕的学术会上，一干人把“引进经验”与“分享利益、分享权力”混为一谈，把“规避金融风险”的道路定向为必须“邀请外国资本参与”，把“账面溢价”（回避了金融在经济领域的战略本质）变成“开放有功”的依据……谁给了他们如此大的胆量？谁让他们如此飞扬跋扈、敢于公然与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敌？谁让他们能玩弄中国未来于股掌之间？请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记住这群公然在“银行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上做“俯卧伸”的“学者”——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杨、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全国人大常委辜胜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宋逢明、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郭世坤。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杨因卖国有功，被升为社科院副院长。
李扬副院长会见美国福特基金会副会长约翰·柯本一行
http://sspress.cass.cn/news/19403.htm
作者：夏萌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1-3-29 14:04: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75 期社科院专刊头版文章之一。
本报讯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扬在我院贵宾厅会见到访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副会长约翰·柯本一行。约翰·柯本此行旨在深入扩展科研领域、双方学者互访等事宜，加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合作。
李扬首先对约翰·柯本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对福特基金会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科研项目和人才培养的资金支持表示感谢，并对双方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表示赞同。他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福特基金会的学术合作获得了很大成效，相信此次访问对双方今后的合作与发展将起到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扬说，今年“两会”期间，我国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收入分配和通货膨胀问题成为讨论焦点。这些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重点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深入了解和分析研究国外现行相关制度如何运行，有助于推进我国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当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美学者应加强在国际货币体系、汇率、衡量全球经济失衡指标等问题上的交流与研究，有助于双方政府制定更加有效的政策。在很多领域，中美合作不断加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福特基金会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展开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我们将全面推进研究方式与组织方式改革，深化与国际组织、科研机构的合作，聘请国外专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客座教授甚至任职。将来双方的合作领域更广泛、合作方式更多样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愿为双方进一步的合作给予全面支持。
约翰·柯本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以来给予的支持与帮助表示感谢。此外，约翰·柯本还介绍了福特基金会近年来的科研调整、人事变动以及基金会资助项目调整结果等相关情况。希望在现有合作基础之上，在更广泛的领域内继续深入开展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张友云、局长助理周云帆等陪同会见。福特基金会方面随行的有副会长兼财务总监尼古拉斯·加布里埃尔、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费约翰、代表助理牛彩霞。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夏萌）
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会见福特基金会副会长
http://www.cass.net.cn/file/2005040535019.html
本报讯3月22日，陈佳贵副院长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福特基金会副会长贝瑞·哥博曼先生。
陈佳贵对客人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说，我院与福特基金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许多研究课题都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我院是一个社科研究单位。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随着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国家要求我院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发挥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希望双方今后能继续保持并拓展合作关系和合作领域。
贝瑞·哥博曼对中国社科院多年来对福特基金会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福特基金会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加强与中国社科院的合作。双方还就我国“三农”问题、经济发展以及区域发展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国际合作局局长黄平和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华安德先生等参加了会见。（国美）
陈佳贵主导中国社科院增选学部委员，马列专家难入选，李泽厚可能成“院士”
史元
有着“亚洲第一智库”之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自2010年下半年来一直在“悄悄”地搞着一个“大动作”——增选学部委员。作为中共党中央的思想库、智囊团，中国意识形态的重地，这次增选所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很值得玩味。
第一，最后的时限和耐人寻味的低调——增选背后的矛盾。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产生首批学部委员的同时，亦规定学部委员的增选每2至4年进行一次。那么，根据这个规定，增选期的底限是2010年，也就是说2010年应完成增选，但据社科院网站信息，2010年10月以后，社科院才开始启动学部委员增选工作，至今仅公布了14名正式候选人名单，增选的学部委员正式名单仍要等待时日。看来，比如增选程序上民主与行政的矛盾，学部委员标准的政治与学术的矛盾，待遇上名誉与利益的矛盾，背后埋伏着各种矛盾是增选逾期的主要原因。
第二，马克思主义阵地并不那么坚强——民主选举让马列专家难入选。
2006年首批学术委员不仅有冷溶、江蓝生、陈佳贵等院领导，有程恩富等多位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有杨天石等争议人物，此外，包括诸多研究所的所长也都位列其中，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所言，那是一次行政主导的评选，是一个平衡各方利益的产物。据说，此次学部委员增选采取了多轮投票的“民主”推选方式，而目前社科院网站所公布的14名正式候选人名单就是民主选举的结果。此14名正式候选人中有常务副院长王伟光，有法学所所长李林，人口所所长蔡昉，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身兼多家公司独立董事的财贸所所长高培勇，科研局局长李汉林，历史所著名家古文专家宋震豪等等。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此前获选呼声很高的一些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如著名国史专家当代中国所所长朱佳木，成功预测美国金融危机、反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著名经济学家何秉孟，批判“普世价值”的箭头人物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侯惠勤等则无一入选。这些“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资深专家学者不能入选，足以说明，尽管陈奎元一再强调社科院坚强马克思主义阵地的定位，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并不能经得起社科院“民主选举”的考验，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并不是那么坚强，中国的意识形态危机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李泽厚可能成为“院士”——学术压倒政治？
此次社科院院士增选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据说思想大师李泽厚极有可能被增选为荣誉学部委员，从而成为社会科学界的“院士”。李泽厚是“告别革命”的提倡者，被海外媒体誉为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者，其学术知名度有目共睹，但其政治观点也众所周知。在首批学部委员名单公布时，李泽厚未能入选，曾被媒体广为关注，当时有一种解释，说是院长陈奎元因政治原因否决了李泽厚。时隔4年，李大师欲被卷土重来，学术难道终于压倒了政治？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重镇，学部委员增选中的几个变点，表面看不起眼，实则似乎有着很重的玄机。
附
假如在土匪山寨里搞选举
旁观者
在土匪山寨里搞选举，选出来的肯定是土匪。在美国开国精英奴隶主群体中搞选举，自然选出来的是奴隶主华盛顿。在南方报系、炎黄春秋系内搞选举，选出来的自然是汉奸。在自由主义者扎堆的社科院搞选举，选出来的自然是自由主义大师李泽厚了。
真要搞民主选举，不如搞全国性的，问问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是拥护毛泽东思想还是拥护告别革命的李泽厚。问问全国人民，是否同意李泽厚当“院士”。
社科院此次增补学部委员，右翼把持增选程序，把马克思主义学者全部搞掉了。
正式候选人名单见下。http://www.cass.net.cn/file/20110119288428.html
中国社科院启动学部委员增选工作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更新时间：2011-1-13 本报讯 日前，中国社科院召开学部委员增选工作会议。会议按照院务会议的部署，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规定和院工作计划安排，决定于2010年11月起，正式启动院学部委员增选工作。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高全立介绍，2006年8月学部成立，这是中国社科院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中国社科院改革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学部自成立以来，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本着学术指导、学术咨询和科研协调的职能定位，积极努力、扎实、有效地推进了各项工作，学部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进一步提升中国社科院的学术形象、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开展学部委员增选工作，是加强学部建设、全面推进学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科研强院、人才强院、管理强院”战略的重大举措，是提升中国社科院科研实力、提高中国社科院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影响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社科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集中体现。院学部主席团代主席陈佳贵主持会议，院副秘书长、学部主席团秘书长郝时远就学部委员增选工作的若干问题和实施细则进行了说明。会议当天，学部主席团还举行了全体学部委员大会，就学部委员增选工作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部署。据悉，此次增选学部委员是中国社科院组建学部以来的首次，也是开创和规范学部工作的重要任务。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大山中走出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陈佳贵传奇 来源：广安日报 时间：2006.6.6
广安日报记者 陈卫平 编者按 《广安人在北京》采访组历时半个月，先后采访了大批在京广安籍乡友。本报从今天起，将于每周二、五在一版陆续推出其中优秀代表的系列报道，介绍他们勤奋学习、奋力拼搏取得的突出成就，弘扬他们乐于吃苦、敢于争先的创业精神，以鼓舞和激励全市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敬请读者关注本栏目报道。并请向市委宣传部及本报提供其他在京广安籍乡友的相关线索，以便扩大联系面，适时安排新一轮采访宣传。
火红5月,激情无限。 在北京长安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内，我们有幸见到了该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著名经济学家陈佳贵。他那大山般的赤子情怀，儒雅型的学者风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从他讲述自己的一个个精彩故事中，来慢慢解读这位华蓥山之子的传奇人生。
苦难中成长
“苦难是人生的一大财富”。这是陈佳贵对自己及所带博士研究生们常用的名言，也是他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历史写照。 1944年10月，陈佳贵出生在四川省岳池县伏龙乡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割草、放牛、放羊与上学伴他度过少年时代，日子虽苦，学业却未荒疏。小学毕业，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华蓥初级中学。陈佳贵高兴不已，而他的父母亲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学校离家30多公里路，他们担心小佳贵身体吃不消不说，而每月必须交纳的3元钱伙食费更把一家难住了。求亲告友，东凑西借还不够，父亲一咬牙，将准备盖新房子的木料扛到市场上去卖了，总算勉强凑够了这笔费用。这样的窘况留给小佳贵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影响了他一生。上初中后，为了替家里减轻负担，他常常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去山里挑煤挣钱。他人小个头矮，一次最多只能挑三、四十公斤。每从煤矿挑一担煤到学校所在的华蓥街上，他能挣到的也就2角多钱。暑假期间，为了筹集下学期的费用，他又到渠江边的罗渡煤站挑煤转运到船上外运。每次挑50公斤的，来回走2公里路，上坡下坡，磕磕碰碰，一次只能挣到3分钱，一天苦力下来能挣5角钱就算很不错了。挑完回家，他的肩膀红肿得像生了毒疮一样，火烧火燎般地疼痛，脚也常常被草鞋磨起了大血泡，身子累得像散了架似的，但他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到县城上高中后，由于两个姐夫相继参加工作，有时给些资助，但他仍为交不起每个月的伙食费而发愁，想尽多种办法才维持下去。 生活的困难与艰辛，不仅磨炼了他的意志，而且激发了他努力学习的斗志。从小学到中学，他的学习成绩都很优异，初中毕业时被学校授予优秀学生称号，考入县上重点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山乡第一代大学生。金凤凰，由此从大山飞向了远方。 1964年，陈佳贵迈出家门，走向北京城，开始人生新的驿站。第一次远行，路费，是家里东挪西借的；被子、被面是大姐家的旧床单做的。 不料，上大学时又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在那疯狂的年代，学校领导和不少老师都受到冲击和摧残，连他这个青年学生也未能幸免。运动刚开始不久，有个造反派就把他在党史和政治经济学课程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整成了黑材料，列举了他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十几大“罪状”，在一次揪斗“走资派”、“黑帮”的大会上抛了出来。他被打成“反动学生”、“修正主义的黑苗子”。“十六条”出来后，又被视为“放在运动后期处理”的人物，入了“另册”。远隔千里的父亲，也因解放前为地主当过长工、看过院子而被诬为“管家”批斗，这对他来讲，更是“雪上加霜”。就在他身边，有的同学不堪运动重压，精神失常；有的老师不甘心受侮辱、受摧残，自杀身亡。 面对这一切，血脉中流淌着川北汉子特有的倔强与不屈本性的陈佳贵，不灰心、不气馁、不低头，而是千方百计找书看，求学问，长知识，强根基。在那动乱的年代，不仅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阅读了《国富论》、《企业论》等经济学名著，为他后来做人、做学问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甘肃一个3000多人的纺织厂工作，在大西北严寒与风沙中磨炼近10年。从普通工人到科长，样样干得出色。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使他得到全面的锻炼提高。
苦读中成才
苦读，是陈佳贵人生的一大乐事。在异常艰苦的岁月里，他从未放弃过对知识的孜孜以求。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的消息使陈佳贵精神为之一振。抱着对知识的渴求，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他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0多年之后重做学生，8人同住一间宿舍，他却毫不减当年的学习热情。特别是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先生，他更是倍加珍惜分秒、孜孜不倦勤奋读书。他常常骑自行车前往北京大学等旁听讲座，翻阅书籍，汲取中西经济学理论营养。硕士毕业论文《论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性》获得专家高度评价。由此，他被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担任蒋一苇所长的助手。刚开始，由于院里条件限制，他长期没有分到房子，只好去租外面的简易房子住，且经常搬家，北京的东、南、西、北城几乎被他住遍了，而唯一不变的是对知识的渴望，对学习的痴心，对学问的执着追求。 1984年，陈佳贵再度师从蒋一苇先生，攻读企业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有机会作为访问学者到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修。在一年时间内，除了开展必要的学术交流外，他还选修了市场学、发展经济学和国际企业等一系列课程。1991年，陈佳贵远赴大洋彼岸，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经济学院如饥似渴地学习经济理论，研究美国经济和企业发展情况，深入系统地了解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 陈佳贵从事经济学学习和研究20年来，正值中国经济大变革年代。他在自身经历中感受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和涛声回荡。如果说时代造就了他，那么他也无愧于时代赐予的机遇，他以一篇篇 饱含智慧的心血之作奉献社会和人民。至今，他已出版专著13余部，发表论文200多篇，总字数达到400余万字的科研成果自成体系，显示出匠心独运的大家风范。科学揭示了企业改革、企业管理和企业发展的关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经济理论宝库，奠定了他著名经济学家的应有地位。
苦研中成功
理论的根本落脚点在于实践。 陈佳贵自成体系的经济理论不仅源于实践，而又根植于实践，直接与中国经济之命脉相融通、相作用，产生巨大效能。 1989年，陈佳贵带领一个研究小组，风尘仆仆地来到杭州，参与了杭州万向节企业集团的股份制改造工程。他与小组成员夜以继日地研究、制定方案，为这一乡镇企业成功走向大规模现代化集团公司尽了一份力。该公司上至董事长鲁冠球下至车间工人们无不感到，这样的经济名家才是企业的贴心人。 1982年，陈佳贵参与了首都钢铁公司利润递增包干方案这一重大企业改革的调查研究，参加了递增包干方案的设计和给中央报告的起草工作。后来，国务院批准了这一方案，首钢便成为全国第一家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的特大型企业，推动了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 1982年至1983年，陈佳贵又参与重庆市调查经济体制改革情况，研究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等问题，参与撰写“重庆市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后来该方案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实施，重庆市便成为我国第一个实行计划单列的城市和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 1981年以来，陈佳贵走上领导岗位，先后任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副所长、所长、党委书记。1998年至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等。并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 他涉及的领域更宽，接触的社会面更广，研究的科研成果也更丰硕。他的专著《现代大中型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获得中宣部颁发的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前不久，陈佳贵领衔研究的另一理论成果“工业发展，国情变化与经济现代化战略——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国情分析”，提出了“中国是农民大国，不是农业大国；是工业大国，不是工业强国”的观点，引起了理论界和决策层的极大关注，为更好地掌握国情、制定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陈佳贵有时还直接参加温家宝总理等主持召开的经济理论座谈会、研究会，为国家经济建设建言献策，继续贡献自己的余热。 从华蓥山中走出来的经济学家陈佳贵，就是这样拼搏着、奉献着，一步一步留下了自己闪光的脚印。
陈佳贵-人物经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成员。 男，汉族，1944 年10 月生，四川岳池县人， 1969 年参加工作， 1973 年 陈佳贵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 1964年至1969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学习。 1969 年至 1970 年在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劳动锻炼。 1970 年至 1971 年在甘肃省农宣队平凉分队工作，任组长。 1971 年至 1978 年在甘肃棉纺织厂工作，任计划员、生产计划科副科长、科长。 1978 年至 1981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1 年至 1985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副主任。 1985 年至 1988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其间于 1986 年至 1987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学者）。 1988 年至 1990 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机关党委书记兼研究室主任； 1990 年至 1991 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机关党委书记、副所长。 1991 年至 1992 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院进修。 1992 年至 1995 年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先后任机关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兼副所长。 1995 年至 1996 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 1996 年至 1998 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1998 年11月至2009年7月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陈佳贵-人物成就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 陈佳贵会长、中国经社理事会副主席、中国工业经济联合总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等荣誉称号。 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院长期研修。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称号。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所长等职。并任工经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兼理事长。 曾在企业从事8年计划管理工作和生产管理工作，进入研究所后主要从事工业经济、企业经济、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研究。已经出版著作（包括独著、合著）13部，发表论文200多篇。其中《现代大中型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获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论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性”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论文奖，《市场经济与现代企业制度》获《经济日报》举办的优秀经济读物奖，参与写作的论文多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0余篇论文获优秀作品奖。
中国社会科学院从1987年开始就从福特基金会拿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福特基金会协议备忘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政府”）的同意，代表中国接受基金会资助的单位，和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州纽约市的福特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
本协议于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胡绳
福特基金会主席 亚历山大·赫德
《中国经济转型30年》发布会暨经济发展座谈会
http://news.qq.com/a/20090605/001200.htm
http://news.QQ.com 2009年06月05日15:36 中国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定于2009年6月1日（星期一）下午15：00，在北京西城区金城坊东街1号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Ritz-Carlton）酒店大宴会厅举行《中国经济转型30年》新书发布会暨中国经济发展座谈会。
谢寿光:
尊敬的佳贵院长，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由福特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中国经济转型30年》新书发布会暨中国经济发展座谈会现在开始！
2009-06-01 14:55:46
谢寿光:
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请允许我代表主办方介绍今天出席会议的专家和领导。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陈佳贵教授，福特基金会白爱莲女士，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柏恩敬先生，本书主编蔡昉先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蔡继辉，工业与信息技术产业部范世涛先生，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安东篱女士，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费约翰主任，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贺康玲女士，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何进先生，清华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胡鞍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黄平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所长，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李文晶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李扬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美大处李斌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李特先生，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李燕女士，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李善同部长，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李萍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美大处刘泉平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刘承芳女士，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卢迈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研究中心潘家华主任，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施雪华女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童根兴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爱群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汪三贵先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绯，中国社科报王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薛铭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玉海云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张蕴岭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美大处张巧枝女士，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张迎杰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人伟教授，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钟甫宁教授。我们为所有出席今天会议的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22、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庆祝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国际研讨会
http://www.cenet.org.cn/article.asp?articleid=15552
发布日期：2004/9/8
主办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资助方：福特基金会
时间：2004年9月16－17日
地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
2004年9月16日
8:00 – 8:30 来宾登记 8:30 – 8:45开幕式
主持人：海闻 致辞：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志攀（北京大学副校长）
8:45 – 10:00 主持人：林毅夫 主题演讲：吴敬琏 改革二十五年：经验、教训和比较
第一部分：中国经济改革回顾
主持人：林毅夫
演讲人（每位20分钟）
Dwight Perkins： 中国经济增长：一个历史和国际的视角
Ross Garnaut：过去二十五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樊纲：转型混合体：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制度转型
评论人（每位10分钟）
钱颖一、 Bert Hofman、李稻葵
12:00 – 1:30：午餐 午餐演讲：David Dollar 保持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1:30 – 3:15 第二部分：国有企业和银行 主持人：陈平 演讲人（每位20分钟）林毅夫：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的关系 张 春：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 平新乔：中国银行业的规制和竞争
评论人（每位5分钟） 张新、白重恩
第三部分：中国与世界经济 主持人：李稻葵 演讲人（每位20分钟）
John Wong：中国动态经济增长：对东亚的启示
黄海洲：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发达国家中的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
胡祖六：适合中国的长期汇率制度
宋国青：汇率制度与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
评论人（每位5分钟）
施建淮、李扬
第四部分：资本市场
主持人：姚洋
演讲人（每位20分钟）
Andrew Sheng：适合经济增长的最优金融结构：东亚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方星海：中国金融改革的逻辑
张新： 区域资本市场
评论人（每位5分钟）
陈平、李扬
福特基金会培养与资助中国政法系学者及新闻记者
1、蔡定剑
1986年至2003年底，他先后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任职至副局长（副厅级），2004年转入学界，任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北航法学网>>北航法学>>理论法学
王晨光、蔡定剑教授主持的福特基金会项目“中国法制30年”的子课题，特别致谢该课题的资助。
中国法制30年评审会暨理论讨论会纪要
http://www.e-cpcs.org/newsinfo.asp?Newsid=15111
为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福特基金会组织编写一套全面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各方面成就的大型研究丛书，其中包括法制卷-《中国法制变迁30年》，蔡定剑教授和王晨光教授应邀担任该书主编。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2494
吴薇开始与中律原法律咨询公司总裁张乐伦一起，对蔡定剑进行口述访谈记录。张乐伦此前服务于福特基金会，曾长期与蔡定剑开展一些国际合作项目，比如就反就业歧视等多个项目展开合作。
http://news.163.com/11/0130/09/6RKSGCAN00014AED.html
200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国法研究中心”的艾德华（Randle Edwards）教授即将退休。中国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有过访美经历的政法界人士，不拘年龄和性别，许多人都认识这位精力充沛且富幽默感的艾教授。他主持的中国法项目，尤其是福特基金会支持的美中法律教育交流项目（CLEEC），在十数年的时间里，为许多人提供了难忘的学习机会。作为当时众多受惠者中的一员，我有意编一本文集，用来纪念艾教授的荣休。为了这个目的，文集的撰稿人应当有在哥大法学院学习或访问的经历，最好同艾教授有个人的交往和友谊。我知道定剑曾经在哥大法学院访问，而且同艾教授相熟，所以也约他写稿。定剑高兴地答允此事，并且如约写了文章寄来。
2、江平
江平--——江平先生70华诞人生回顾
http://www.civillaw.com.cn/flxr/jp
中国当代 法学要博采众长、融合中外，必须要了解外国法律和法学。 ’所以，他有一个迫切的念头，就是要组织翻译一套外国法律丛 书。为此，他到美国福特基金会争取资助，并组织了外国法律文库 编委会，丛书的规模，初步确定了30余种。目前，翻译工程接近尾 声，出版计28本，译字总计1000多万，对我国文化建设和法制现 优化事业，价值不可限量。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8373
“外国法律文库”。1991年我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组织了十几位国内的知名教授和中青年学者，又聘请到几位外国的著名法学家，组成“外国法律文库”编委会，开始从事一项大型的外国法律名著翻译工作。目前翻译工程已接近尾声，总计出版了28本译著，达1000多万字。三是“美国法律文库”。这是为落实1997年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中美元首法治计划（PresidentialRuleofLawInitiative）”，由美国新闻总署资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另一大型法律图书翻译项目。此外，我还应邀担任了“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的编委会主任。
3、贺卫方
贺卫方--福特基金会法官培训班协调人
http://www.china-review.com/lat.asp?id=27542
你们都还记得斯坦福大学的那位著名的学者——Lawrence Friedman教授，Friedman教授曾经来过武汉，过去在中南政法那边搞了一个中国地方法官培训班，请了一些外国著名的学者、法官来给中国的法官讲课。多多少少当时人们说这是杀鸡用牛刀。请的人物腕太大了，但是中国的法官都是来自湖北省各县的。他们法院系统的想法不一样，他们说已经取得本科学位的、有严格的学历的，就不用来了。来的都是没有学历的那些人。福特基金会提供资助。我当时作为这个项目的协调人，在武汉协调。我就给来的客人介绍说应该怎么讲，他们的背景是怎样的，也帮助这些法官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之中。当时还有一张跟Friedman教授的合影，觉得很荣光。
http://www.148cn.org/data/2006/0513/article_3115.htm
福特基金会在过去的６年中与中南政法学院以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合作，举办湖北省地方法官培训班，一些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和法官来到武汉，为当地的法官讲课，仅湖北一省受到培训的法官便达到６００名以上。通过这样的培训，法官们更系统地把握了法律专业知识，培养了对现代司法理念的认知，也学习到更多的司法技能。近年来全国各地法院也都开展了不同类型的法官培训，这些必将对中国未来的司法公正以及社会秩序的改善产生深远的影响。
4、于建嵘
于建嵘是福特基金会重点扶持对象
http://news.qq.com/a/20081211/002116_12.htm
福特基金会找上门来，问于建嵘是否有课题研究需要资金支持，如果需要，请写一份申请，附带一份详细的研究方向说明。数年之后，当于建嵘再向福特基金会申请之时，研究方向说明已经可以省去，“于博士想做研究？好，需要多少？”很快，19.8万美元汇到于建嵘的户头—— 后来于建嵘说 “不怕被开除”，也正是源于此，他不愁没饭吃。
出处：《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46期
5、北大妇女法律中心被撤
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0415/2053529.shtml
据悉，自成立以来，该中心一直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每年资金运作规模达100万元人民币以上，这在北京大学240多个人文社科研究机构中也属上乘。同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也为郭建梅鸣不平。“不应该动辄就对境外的资助进行‘妖魔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整个学院都是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资助的呢！”贺卫方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6、福特基金资助“中国调查式新闻记者研修班”
http://home.donews.com/donews/article/7/71524.html
由《南风窗》杂志社与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共同发起,并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助的“调查式新闻记者冬令研修班”，将于12月下旬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为期四天，所有课程及在京住宿免费（往返北京的交通费用自理）。
研修班旨在分享调查式报道的技巧和先进理念，搭建全国各地优秀记者间的交流平台，帮助有抱负的青年记者开拓眼界，实现能力增长，并激励广大新闻界同仁树立更高职业理想。
我们将面向全国，邀请40名年龄35岁以下，除北京和广州以外的各省市电视、广播、平面媒体有职业追求的优秀新闻从业人员参与我们的研修班。
培训形式：主题讲座+研讨辩论会+报道案例展示+参观实践
豪华的主讲专家阵容和针对性的课程设计
新闻行业的标竿人物以及新闻传播领域的专家与学员分享职业心得和行业理念：
张良《南风窗》副总编辑
吴思 《炎黄春秋》主编
张洁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
刘春 凤凰卫视 副台长
王克勤《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
卢跃刚《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
胡正荣 北京广播学院 教授
展江 青年政治学院 教授
等
各领域的一流学者和学员交流如何分析事件背后的时代背景，什么是中国当前的真问题？
蔡定剑 北京大学 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研究中心主任
王长江 中央党校 教授
毛寿龙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
姚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教授
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于建嵘 社科院研究员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高教所教授等
第二届调查记者研修班六月在京开课(附报名表)
http://news.sohu.com/20060522/n243341414.shtml
时间：2006年05月24日
有奖评新闻
让有职业情怀的新闻记者携手共同成长
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和多家新闻单位共同发起的“第二届中国调查记者研修班”，将于2006年6月中旬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举行，为期四天，路费自理，所有课程免费，并统一提供在京住宿。
活动旨在分享调查式报道的技巧和先进理念，搭建全国各地优秀记者间的交流平台，帮助有职业抱负的记者开拓眼界，实现能力增长，并激励广大新闻界同仁树立更高职业理想。
我们将面向全国，邀请60名，各省市电视、广播、平面媒体有良知和职业追求的优秀新闻从业人员参与我们的研修班，名额有限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北京，广州之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新闻记者，原则上不接受旁听的申请。
培训形式：主题讲座+研讨辩论会+案例展示+分组交流
豪华的主讲嘉宾阵容和针对性的课程设计
主讲嘉宾来自：
*中国新闻行业的标竿人物和学员交流经验,分享职业心得和行业理念，帮助大家实现能力增长，并通过同行间的相互切磋砥砺，激发同仁树立更高职业理想，并以更高的职业标准来要求自己；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顶尖学者和学员交流如何分析事件背后的时代背景，分享自己的视野版图中什么是中国当前的真问题？
*中国政界企业界新闻人物和社会热点新闻案例当事人通过对话帮助学员进行案例分析，丰富新闻资源；
*来自世界各国和港澳台地区的优秀新闻同行和关注中国问题的知名专家学者和学员通过交流开拓眼界，共同突破认知盲点。
参与者的要求：向我们证明你是一个有职业追求的优秀记者。
如果您对我们的活动感兴趣，报名材料包括：
1.报名表（点击下载）。
2.可以体现自己职业追求和水准的作品及推荐信。
由专家组根据报名材料确定我们将邀请的学员名单，被邀请的学员将收到具体课程表和报道须知。
报名材料发给 联系人 ：郭先生guoyukuan@gmail.com，邮件文件名注明“调查记者研修班报名”
去年的活动介绍：
★ 活动形式
主题论坛+研讨辩论会+案例展示+参观实践
★ 课程设计（拟邀请主讲嘉宾及研讨内容）
职业素质部分：
主要是介绍技巧和方法，核心围绕如何能保护好自己同时策略的达到报道目的。
内容包括
☼涉及政府问题的报道技巧和尺度
☼调查涉及的法律注意事项及如何保护自己
☼如何说服当事人接受采访
☼如何开展隐蔽式采访
☼如何发现企业问题
☼如何说服主编和主任
鼓舞激励部分：
通过标杆人士的献身说法，给记者们普遍的职业困惑以启发，激励大家内在的情怀，以更高的职业标准来要求自己。
内容包括
☼研讨主题1：什么是我们时代记者职业道德的底线？
☼研讨主题2：什么是中国媒体记者应该坚持的“政治正确”？
邀请专家：
张良《南风窗》主编
张洁《新闻调查》制片人
刘春 凤凰卫视 副台长
王克勤《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
卢跃刚《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
胡正荣 北京广播学院 教授
展江 青年政治学院 教授等
时代背景部分：
帮助记者理解新闻背后的时代意义，什么是这个国家当前最痛最痒的地方？中国当下转型期最迫切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比如土地制度，民间自治，公平与效率，政治民主与体制改革等。每名专家在自己的视野版图中围绕什么是中国当前的真问题？展开讨论。
最后安排一场媒介人士和专家的对话。
邀请专家：
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学 教授
姚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教授
王长江 中央党校 教授
毛寿龙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
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孙立平 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于建嵘 社科院研究员 底层权力问题专家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高教所教授等
案例研讨部分：
通过当事人讲述展现典型个案尤其是个案中报道的主要障碍，并分小组讨论如何选取角度报道和披露，最后有每小组的代表发言，并有专家和当事人点评，目的在于巩固温习前面所交流的报道理念和技巧。
以下为拟选题
案例1，被查封的维权网
案例2，被拆迁户维权代表
案例3，民工子弟小学在城市的命运
案例4，全国人大人大代表的努力
案例5，代表公共利益方向的政府改革
案例6，出租车维权代表
案例7，集资建房发起者
7、福特基金会在华活动：资助“21世纪教育沙龙”
http://learning.sohu.com/20051013/n240531407.shtml
http://learning.sohu.com/s2008/jiaoyuzhichun/
“21世纪教育沙龙”简介及沙龙信息
时间：2005年10月13日10:07 来源：搜狐教育频道
“21世纪教育沙龙”是由《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和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民间开放性的学术交流平台，定期并持续地言谈重大教育政策和教育热点问题。强调政府、学界、企业界、媒体和议政机构之间的无边界交流，以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推动教育实践。
“21世纪教育沙龙”由沙龙运作部——《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工作人员驱动，所有服务强调制度化、规范化。
1. 第一次21世纪教育沙龙
主题：民办教育的发展空间
时间：2003年8月22日
地点：全国政协礼堂
主要参会人员：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法研究所所长劳凯声教授，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朱永新教授，上海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胡卫，浙江大学教科院吴华教授，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任定成主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文东茅副院长、阎凤桥副教授，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蓝劲松副教授，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周海涛博士，英国剑桥教育咨询公司专家胡文斌，香港城市大学人文学院莫家豪副院长，中国公共政策分析年报执行主任岳经纶等；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组组长侯小娟，教育部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副司长孙霄兵，全国人大常务会秘书处副局长蔡定剑，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季平，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文珊等；
2. 第二次21世纪教育沙龙
主题：高等学校的制度创新
时间：2003年10月24日
地点：北师大英东学术会堂
主要参会人员：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21世纪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邬大光，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张民选，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杨忠，九江学院院长黄保强，苏州工业园区事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单强，以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程方平，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史朝、王保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作宇，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阎凤桥，北京语言大学谢小庆，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李盾，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睢依凡、蓝劲松，等等；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傅惠民、李宝芳、范天佑，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文珊等。
3. 第三次21世纪教育沙龙
主题：营造书香校园
时间：2003年11月9日至10日
地点：苏州市会议中心
主要参会人员：
朱永新、中央教科所所长朱小蔓、中央教科所研究员程方平、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谢维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劳凯声、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九俊、原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嘉毅、浙江省教育学院院长方展画、天津教育学院院长张武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张文贤、南京师范大学德育模式研究室主任班华、江苏教育学院教育管理系主任王铁军、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心理中心主任严文蕃、湖北大学教科院院长程斯辉、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田家炳教育书院院长傅维利、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曾天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石中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汉文、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徐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藤星、苏州大学教授范培松、语文教育专家商友敬、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顾月华、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范小青、江苏作家薛冰、陶文瑜、朱文颖等专家、作家
4. 第四次21世纪教育沙龙
主题：癸卯学制百年纪念——反思中国的教育现代化
时间：2004年3月26日
地点：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一层阳光大厅
主要发言嘉宾及题目：
张杰庭（锡华教育集团董事长）：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和改革
陈学飞（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反思我国的研究生教育
孙立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断裂社会中的教育与阶层再生产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学统的衰微与“计划学术”
康晓光（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
谢 泳（著名学者、《黄河》杂志副主编）：1949年之前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
雷 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教育改革与社会环境
杨东平（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科学发展观与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
8、吴欢：一支冲高急升的艺术股票
http://news.artxun.com/wuhuan-1525-7622566.shtml
吴欢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编剧班毕业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又写出二十多部中短篇小说和电视剧，文字量达到三百万以上。
一九九五年他去香港定居，按他自己的话说“由于不会做生意，只好又拿起笔写作，并恢复了他从三岁开始的书法和绘画生涯。”结果，他只用三篇在香港著名杂志《镜报》上发表的政论杂文，就轰动了新闻界和整个海外文坛。香港作家联合会主席金庸先生爱才心切，惊喜地给他写了四页纸的信，热情的夸奖他“文章立论精当，勇敢锋锐，书画皆有奇气，侠气，甚佩！”
吴欢带着他的笔，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二零零六年三月他的展览居然开到了美国纽约联合国，并由秘书长潘基文为他主礼开幕式。并向二十几个重要国家驻联合国代表赠送了国画，推广了中国文化艺术。这一殊荣令全世界的艺术家为之震动。
接着吴欢又应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先生的邀请，做为重要嘉宾赴纽约，为该会成立四十周年庆典题“四十而不惑”五个大字。并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等五百美国政经名流欢宴，向可口可乐公司，强生公司总裁等赠画，表彰他们对中美经济合作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二零零六年六月吴欢又亲赴日本举行画展，得到安倍晋三，福田康夫两位首相的亲自接见，对中日关系的和平与发展再立新功。
二零零六年九月做为中华慈善总会的常务理事，他向汇丰银行全球总裁葛霖先生赠画感谢他对中国捐款的慈善义举。
二零零七年意大利国际艺术节上，该会主席亲自到吴欢先生家中邀请他赴展，并把他安排在最尊贵的一号展位。
二零零八年，吴欢的足迹又踏上了中东阿拉伯酋长国的名城迪拜。他的作品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他的一幅金松图国画以一百万人民币卖出，创造了当代画价高位。
二零零八年春，吴欢受邀参加了“中国人权基金会”，并奉命筹组国际艺术家联盟任主席。在此期间他通过自己在美国政治与经济界的私人关系，积极联络并促成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代表团赴美访问，进入美国主流社会会见了许多著名基金会，智库以及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包括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斯塔基金会、花旗集团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战略暨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共和研究所、全国民主研究所、哈佛大学等，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零零九年六月在金融危机遍布全球的时刻，吴欢又在北京会见了美国金融大亨索罗斯，听取了他对中国的看法与教益。
总之，吴欢的艺术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高端，非比寻常的领域。其实质就是文化与政治在他的身上体现了高度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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