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毛澤東在江西蘇區“肅ＡＢ團”的歷史考察

　　距今６９年前，一場大規模的革命恐怖浪潮席捲中共領導的江西蘇區。在一輪名曰“肅ＡＢ團”的大清洗中，幾千名紅軍官兵和根據 地內的黨團員及普通群眾慘遭殺害。干此事的並非中共的死敵——蔣介石和國民黨，而是根據地的中共黨組織和由毛澤東親自指揮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這段史實以 後隨著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地位的上升被完全改寫。直至８０～９０年代，在撇開毛的個人責任的前提下，當年這場事件的大致輪廓才初步顯現，但仍有許多晦暗不明 之處。本文所要研究的是：毛澤東為何要在紅軍和根據地內發起“打ＡＢ團”？毛為大清洗尋找的依據是什麼？大恐怖與建立新社會有什麼關係？為什麼毛在掌握中 共實權後不再採用“打ＡＢ團”的方式解決黨內矛盾？

事件的起因：以暴力維護領導權威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革命運動中聲譽鵲起 始於１９２７年國共分裂後，最先走上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道路，從此成為中共武裝革命的著名領導人。在這之前，毛雖是中共建黨元老之一，但是在 １９２１～１９２７年，黨的聲光全被陳獨秀等所占，儘管毛被公認為“農運專家”，然而還是屬於年輕一輩，對黨的決策不起任何主導作用。

　　 國共分家，中共潛入地下，革命的中心地帶逐漸從城市轉向農村，黨的鬥爭形式、組織構成和黨的性格均發生了深刻變化。由於中共已從合法政黨轉變為秘密政黨， 列寧主義黨的民主集中制已完全制度化，中共中央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司令部的權威也基本確立，由此中共開始了軍事共產革命階段。

　　進入軍事共產革命階段的主要標誌在於１９２７年後，中共破天荒地有了自己控制的地盤——紅色區域，從此中共可以在這些地域公開推行自己改造中國的革命政綱，這是中共自成立以來從未遭遇過的新情況，毛澤東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嶄露頭角、聲名大振，使黨的聲光逐漸聚於其身。

　　毛澤東無疑為中共革命立下最大的功勳，他在江西農村的努力及其實踐為中共開闢了一條新路。但是在２０年代末至３０年代初，毛必須接受來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領導，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毛不僅不是黨的名正言順的領袖，甚至在江西蘇區，毛的個人權威也還未徹底鞏固。

　 　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是靠熟悉農村和農民情況、善於領導軍事鬥爭起家的，然而中國現代革命戰爭與歷代農民戰爭有一個重大區別，即反抗國民黨的武裝革命是受共 產黨直接領導的。黨為武裝革命提供了意識形態的義理系統，並擁有對這套義理系統的充分解釋權。黨還為武裝革命提供組織框架和幹部來源，黨不僅有建立革命武 裝的發號施令權，也有任命幹部、調動幹部的組織指揮權。儘管毛在創建紅軍、開闢紅色根據地方面功勞蓋世，但他仍受到黨的制約。

　　 １９２７～２９年，毛澤東在江西辛勤開拓，對受制於上海中央雖多有不滿，但基本上對中央持順從的態度。毛在理論方面雖不時有越軌之舉，但其言論大致均在中 共中央意識形態的框架之內。毛在組織關繫上，也未有明顯的越權行為。毛經常向上級黨委和中共中央書面匯報根據地的鬥爭情況。

　　中共中央是 以頗為欣賞的態度看待毛澤東在江西創造的這番事業的。１９２８年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大，在毛未出席的情況下，將毛選入中央委員會。總的來說，上海中央對毛 的活動，包括毛在江西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是樂觀其成的，尤其在１９２９年發生的朱德與毛澤東的爭論中，中央表態明確支持毛，促成了毛在江西蘇區領導地位的確 立。

　　１９２９年古田會議後，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已經初步形成，促成毛領導權威形成的兩個最重要條件都已具備：一、中共中央對毛的明 確支持為毛的權威提供了法理基礎；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領導下，根據地地盤擴大，人口增加。一度與毛意見相左的朱德，因軍事失利，威望有所損失，毛的 軍事成功則為毛的權威提供了事實基礎。作為毛領導權威的具體體現，１９３０年，毛擔任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在統一的蘇區黨領導機構尚未建立的 形勢下，毛所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成為江西蘇區最高領導機構，毛於是成為江西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上海中央的指示只有通過毛才得以在蘇區貫徹。毛從此擁有 對中央指示的靈活解釋權，毛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意見與中央的意見合而為一，以中央的名義強制推行。然而毛畢竟不是中共中央，在蘇區內部仍有部分紅軍和黨組織 援引中共中央來消極對抗毛的新權威。

　　２０年代末至３０年代初是中共武裝革命的草創年代，一時豪雄四起，在反抗國民黨的大目標下，革命陣 營內部的矛盾被暫時掩蓋。但根據地內，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矛盾、留蘇幹部與國內幹部的矛盾、知識份子幹部與農民出身的幹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使之可以凝聚 的唯一力量來自於中共中央的權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識形態義理系統的理論權威。只是此時的中共中央遠離鄉村，城市中央對根據地的領導必須通過毛澤東來體 現，因此，毛個人的識見、智慧、人格因素和作風態度就顯得特別重要了。

　　毛是江西蘇區所有武裝同志中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為剛強的，且最 善用兵打仗，但其人作風專斷，使許多軍中同志對其“敬而畏之”。在１９２９年朱、毛紛爭中，朱德因其為人寬厚、作風民主，得到紅四軍（紅一方面軍前身）多 數幹部的同情和支持。１９２９年７月陳毅赴上海匯報請示中央對朱、毛紛爭的意見，中共中央明確表態支持毛。陳毅返贛後，親自請毛出山，朱德、陳毅為忠誠的 共產黨員，一切服從中央，重新理順了與毛的關係，使紅四軍內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毛與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分歧卻因各種原因而尖銳化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發生了毛澤東“打ＡＢ團”的大清洗。這場事變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 組織的挑戰，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己權威與意志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而不管這種反對力量是來自紅軍內部或是地方黨組織。為了維護自己在根據 地的權威，毛一舉掙脫黨道德和黨倫理的約束，不惜採用極端手段鎮壓被他懷疑為異己力量的黨內同志。

　　毛澤東用流血的超常規手段解決黨內紛爭，究竟要達到什麼目標？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蘇區的列寧。

鎮壓“反革命”，何愧之有

　　將大規模的恐怖施之於黨內和軍內，與黨道德和黨倫理存在巨大衝突，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毛澤東自有辦法。他聲稱：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黨和紅軍已被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所控制，為了挽救革命，必須對之進行徹底改造，這樣，毛的鎮壓就有了思想的旗幟。

　　李文林是知識份子出身的贛西南黨與紅軍的創始人之一，與毛澤東及紅四軍的關係一度十分密切。但是到了１９３０年初，經歷多次組合的江西地方紅軍和贛西南黨團機構在若干問題上與毛澤東產生了意見分歧，和毛澤東的關係也日趨緊張。

　 　贛西南方面與毛澤東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１）土改政策問題。贛西南方面主張執行中共六大關於“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決定，反對毛澤東提出的 “沒收一切土地”的主張。（２）軍隊及地方黨機構的歸屬及人員配置問題。１９２９年１１月底，毛澤東提出合併贛西、湘贛邊界兩特委，成立新的贛西特委，毛 並決定將李文林領導的紅二、四團合併到彭德懷部另成立紅六軍。贛西南方面則認為此決定須經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１９３０年１月，毛澤東任 命紅四軍幹部劉士奇、曾山組成贛西特委，作為領導贛西南等地的最高機構，但是卻受到贛西南方面的抵制。

　　為了解決與贛西南地方紅軍、黨團 機構的矛盾，毛澤東於１９３０年２月６～９日，在贛西特委所在地吉安縣陂頭村召開了由紅四軍前委和贛西南方面負責人參加的聯席會議（後來史稱“二·七”會 議），江漢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身份參加，劉士奇等作為助手配合毛澤東組織了這次會議。

　　在“二·七”會議上，兩個月前經中共中央批准恢復了對紅四軍領導權的毛澤東，在劉士奇、曾山的幫助下，發動了一場對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激烈鬥爭，這場鬥爭為日後掀起“肅ＡＢ團”運動埋下了火種。

　 　毛澤東等列舉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嚴重政治錯誤”主要有兩項：（１）毛等批評贛西南負責人江漢波、李文林提出的僅“沒收豪紳地主土地” 的主張，是“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指出“由此發展下去勢必根本取消工人階級爭取農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陳獨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 命全部”。（２）毛等指責江漢波等用“非政治的瑣碎話，煽動同志反對正確路線的黨的領袖”——這裡所提到的“黨的領袖”，是指毛澤東派任贛西特委書記的劉 士奇。

　　由毛澤東主持的會議將贛西南方面的負責人扣上“富農份子”的帽子，宣布開除江漢波的黨籍，李文林被調離出主力部隊，轉任地方工作。２月１６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一號》，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通告指出：

　 　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 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塞維克化。

　　“打倒機會主 義領導”在此前還是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這個１９２７年“八·七會議”前後始出現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變陳獨秀的路線並中止其在中央的領導職務。在這之 後，中共雖已愈益強調思想統一，但黨內還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時期民主傳統的痕跡。依那時的黨道德和黨倫理，不同意見仍可在黨內爭論，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產國 際總部則擁有最終裁判權，未聞有將持不同意見的黨內同志予以肉體消滅的事例，但是到了１９３０年，毛卻將“打倒機會主義領導”與肉體消滅結合起來。

　 　將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轉變成一個對敵鬥爭的概念，這中間需要過渡和轉換，毛澤東輕而易舉就找到了這個中介環節。他宣布，黨內機會主義領導本身就是地富反 革命份子，從而將對敵鬥爭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消滅地富反革命，與黨內鬥爭的概念“打倒機會主義領導”順利地銜接起來，一舉獲得了鎮壓的正當性，所謂鎮 壓有據，消滅有理。１９３０年春，在蘇區內已流傳國民黨“ＡＢ團”進行滲透破壞，其組織已被陸續破獲的消息，根據地的對敵警惕氣氛空前高漲，在這樣的形勢 下，毛完全可以用“鎮壓反革命”來要求紅軍和根據地的黨組織、蘇維埃政權全力支持和服從鎮壓“ＡＢ團”的政策。

　　１９３０年“二·七”會議後，革命恐怖的氣氛在江西蘇區已逐漸形成。贛西南特委在書記劉士奇的領導下，遵照紅四軍前委《第一號通告》的精神，率先發動“肅ＡＢ團”的宣傳攻勢。６月２５日，中共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發了《反改組派ＡＢ團宣傳大綱》，命令各級組織：

　　＃如發現群眾中有動搖表現不好的份子，應捉拿交蘇（維埃）政府究辦，凡出來生疏的經過赤色區域必須嚴格檢查，如有嫌疑應即拘捕交蘇維埃政府，赤色區域內的民眾流通應持所屬蘇維埃通行條子。

　　＃工農群眾只有階級之分，不要顧至親戚朋友關係，凡是來到自己家裡或發現其他地方有行動不對的人不論親戚朋友，應報告蘇維埃拿辦。

　 　《大綱》同時號召“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奸細”：“現在各級蘇維埃應加緊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殺豪紳地主反動富農份子以示警 戒，但是殺人要有反動事實可證，嚴禁誤殺。”這份《大綱》雖然提到殺人要有證據，“嚴禁誤殺”，但是恐怖大門一經打開，事態很快就失去控制。

　 　１９３０年７、８月間，“肅ＡＢ團”迅速從基層清洗轉移到上級機關。８月，李文林出任根據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在“打 ＡＢ團”的積極性方面，李文林並不輸於前任特委書記劉士奇，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贛西南特委在１９３０年９月２４日印發的《緊急通告第２０號——動員黨員 群眾徹底肅清ＡＢ團》文件中宣布：“紅旗社列寧青年社，贛西南政府，都有ＡＢ團的小組……所有混入在黨團特委的贛西南政府的ＡＢ團份子全部破獲。並將各縣 區的組織通通供報出來了。”

　　這份《緊急通告》還詳細規定了“肅ＡＢ團”的審訊方法和處決人犯的基本原則：“ＡＢ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 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形（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ＡＢ 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

　　一經發現“ＡＢ團”份子，下一步就是槍斃。《緊急通告》要求：

　　對於首領當然採取非常手段處決，但須注意，在群眾大會中由群眾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ＡＢ團殺無赦。……工農份子加入ＡＢ團有歷史地位，而能力較活動的殺無赦。

　　贛西南特委厲行“肅ＡＢ團”，到了１０月，在贛西南三萬多共產黨員中已“開除的地主富農有一千多人”，消滅了一千多“ＡＢ團”。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１/４被打成“ＡＢ團”，也大多被殺。

　 　在贛西南特委大張旗鼓“肅ＡＢ團”時，毛因忙於主持軍中事務，並沒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ＡＢ團”，進入１０月後，毛的態度發生轉變。１９３０年１０月 １４日，毛澤東在江西吉安縣城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通報他對贛西南黨的狀況的看法及準備採取的措施。毛在這封信中繼續發展了他對贛西南黨團機構的基本觀 點，指出：近來贛西南黨“呈一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ＡＢ團份子，各級指導機 關，無論內外多數為ＡＢ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毛申明，為“挽救這一危機”，決定進行一場以“打ＡＢ團”為號召的肅反運動，以對贛西南的黨團機構“來一 番根本改造”。

　　毛澤東真的相信有如此多的“ＡＢ團”嗎？答案是似信非信。１９２７年後，為生存而奮鬥的中共，長期處在被封鎖和斷殺的極 端殘酷的環境下，作為一種自衛反應，毛習慣對國民黨的反共行為給予嚴重的估計，在諸如國民黨向共產黨區域派遣破壞特務，國民黨利用“自首政策”脅迫中共人 員充當特務等問題上，毛看得尤其嚴重。在激烈的國共鬥爭中，毛已形成一種思維定式：即對於國民黨在共產黨區域的活動，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若從“警惕 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級領導人當中未有超過毛澤東者。在另一方面，連李文林等人也大打“ＡＢ團”，毛就更沒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ＡＢ團”。

　 　然而毛澤東又絕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十分清楚，蘇區不可能有如此多的“ＡＢ團”，既然恐怖閘門已開，正可順勢引導，將所有公開和潛在的反對勢力一併鎮 壓下去，毛作出了一個驚人之舉：在鎮壓李文林等贛西南領導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揮的紅一方面軍（紅一、三軍團）進行大清洗，開展“打ＡＢ團”運動。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毛率紅一方面軍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並動員彭德懷在打下長沙後退出。毛的這些舉措引起部分紅軍指戰員不滿，軍中一時思想混亂。為了 消除軍中的不穩定情緒，毛在率軍退出吉安後，於１１月下旬至１２月中旬在一方面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 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份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４,４００余名“ＡＢ團”份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ＡＢ 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

　　紅一方面軍內部的“打ＡＢ團”極為慘烈，地富或知識份子出身的黨員、過去曾與毛意見相左的同志，人人自 危，朝不保夕。黃克誠當時任紅三軍團第三師政委，該師組織科長、政務科長都被當作“ＡＢ團”被肅掉。宣傳科長何篤才在大革命時期加入共產黨，參加過南昌暴 動，後隨朱德上井岡山。只因何篤才在古田會議前的朱、毛爭論中站在朱德一邊，從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被調出紅一軍團，在黃克誠手下當個宣傳科長。何篤才 與黃克誠甚有交誼，“兩人在一起無所不談”。何篤才認為，毛澤東這個人了不起，論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他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但毛 的組織路線不對頭，“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篤才並舉例說，一些品質很壞的人就是因為會順 從，受到毛的重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干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這位聰明過人、毫無過錯的何篤才不久就被扣之以“ＡＢ團”的惡名遭到殺害。

　 　毛澤東既然對自己直接率領的紅一方面軍也大開殺戒，那麼對一貫與自己唱反調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就更不會有絲毫顧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肅ＡＢ團”問題 上態度十分堅決，但是到了１９３０年１０月，隨著“肅ＡＢ團”中暴露出的亂打亂殺現象的日益嚴重，李文林的態度開始轉趨冷靜，１０月底，省行委發出通告， 批評“肅ＡＢ團”鬥爭中存在的簡單化錯誤，強調對工農群眾擴大自首範圍，對捉拿老同志更要小心謹慎，如案情重大，則必須將人犯押往省行委肅反委員會審理， 解除了縣以下基層組織的處決權。

　　當李文林的肅反狂熱降溫時，毛澤東卻開始升溫了。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毛澤東的“根本改造”的利刃終於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及其所轄的贛西南地方紅軍。此次行動更因李文林等堅持執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線，反對棄攻南昌的主張而更加慘烈。

　 　１９３０年５月，贛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參加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此次會議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李文林返 回後，於８月上旬主持召開了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部署貫徹李立三的精神。“二全會”不指名地指責了毛的一系列的觀點和做法，撤銷了擁護毛的主 張、被毛派至贛西南特委任書記的劉士奇的職務，並建議上海中央開除其黨籍。這一切惹起毛的極大憤怒，毛早已習慣以中央在江西蘇區最高代表行事，豈能容忍有 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擁護中央為名反對自己？此時毛尚不知“立三路線”這個詞語，於是認定“二全會”是“ＡＢ團取消派”的會議。

　　１９３０年 １０月，紅一方面軍攻下吉安，在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文件中發現了一張據稱是李文林的地主父親用真名簽字的便條，雖然這張字條究竟內容如何已不得而知，然而將 李文林與“ＡＢ團”聯繫在一起已經有了所謂證據。１０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峽江會議和羅坊會議上公開反對毛提出的“誘敵深入”的軍事作戰方針，主張執 行李立三有關攻打大城市的指示，與毛的衝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認定李文林就是“ＡＢ團”首領。１９３０年底１１月底，李文林在寧都縣黃陂被拘押，緊接著一批 與李文林有工作聯繫的人相繼被捕。毛澤東根據犯人被刑訊後的口供，於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３日寫信給改組後的江西省行委，認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 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等為“ＡＢ團”份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並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以全部撲滅”。毛在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後 “務必會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對“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份子，並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 區域，那個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ＡＢ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

　　李韶九攜著毛澤東指示信於１２月３日前往富田，５日毛又派兩位紅軍戰士將第二封指示信送給已出發的李韶九和省行委。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從已被捉人的線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為了督促貫徹兩封信的指示，毛又派出總前委秘書長古柏趕往富田“協助肅反”。

　 　１２月７日下午，時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代表總前委，到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向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負責人面交了 毛澤東的指示信，隨即將省行委和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周冕、謝漢昌、馬銘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對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燒香 火”等多種刑法，被打同志“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同志“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 １２月８日，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來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當作“ＡＢ團”抓起來，被施以嚴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在 慘酷的刑訊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萬邦、劉敵、周冕、馬銘等“是ＡＢ團首領，並供出紅軍學校有大批ＡＢ團”。對於這次刑訊逼供，蕭克將軍在１９８２年曾 回憶道，“即便過了半個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一嘆。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不堪回首”。

　　１２月７日至１２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時間裡，李韶九等坐鎮富田，厲行肅反，抓出“ＡＢ團”１２０多名，要犯幾十名，先後處決４０餘人，其中李韶九在未動身前往東固前親自布置將２５人處決。李韶九等的殘酷行動終於引發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２日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的爆發，造成江西蘇區內部的嚴重危機，對毛澤東的聲譽損害極大，毛親自出馬，毫無愧怍，於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２０日草寫《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為 自己的行為辯解。在這封答辯信中，毛堅持“肅ＡＢ團”均是有根有據的。他說：紅軍中“ＡＢ團”要犯的口供“多方證明省行委內安了江西ＡＢ團省總團部，段良 弼、李白芳、謝漢昌為其首要”。毛認定段良弼等為“ＡＢ團”首犯乃是證據確鑿，他說：“如果段、李、金、謝等，是忠實革命同志，縱令其一時受屈，總有洗清 的一天，為什麼要亂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別人還可以亂供，段、李、謝這樣負省行委及軍政治部主任重責的，為什麼可以呢？”毛明知將段等定為“ＡＢ團”全 靠刑訊逼供，卻對刑訊逼供無隻字批評，反而指責段等不能為革命一時受屈，而不能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邏輯，只要段良弼等承認是“ＡＢ團” 頭子，即可證明彼等是貨真價實的“ＡＢ團”——毛的這種邏輯和思維方式，成為日後極左的審幹肅反的常規思路，是逼供信屢禁不絕的最重要思想根源。在這樣的 思路下，毛堅持“肅ＡＢ團”不僅無錯，反而是對革命的巨大貢獻。他說：“ＡＢ團已在紅軍中設置了ＡＢ團的總指揮、總司令、軍師團長、五次定期暴動，制好了 暴動旗，設不嚴厲撲滅，恐紅軍早已不存在了。”毛聲稱富田事變將“叛逆的原形完全現出來了”，號召對事變進行堅決鎮壓。

　　毛澤東理直氣壯 乃是他認定自己就是紅軍和黨的象徵，毛就是根據地的中央，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反毛即是“ＡＢ團”，所殺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裡，只要 目標崇高——撲滅“ＡＢ團”就是保衛革命，即使手段嚴厲一些，也無關緊要。在大恐怖中，總前委和毛的個人權威完全確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蘇區的列 寧！

革命恐怖與純化新社會

　　毛澤東放縱“打ＡＢ團”是否還有其他目的？換言之，毛是否另有企圖，即通過大恐怖來重建根據地的新社會？

　 　在２０年代以後，毛澤東已成為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忠實信奉者，毛領導開闢江西革命根據地本身就含有創建無產階級新社會的明顯目的，而創建這樣一個 新社會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將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依照這種思想邏輯，舊世界的代表和象徵——地主豪紳及其依附於他們的知識份子，就必然成為革命的對象，於是 為工農打天下就和消滅地主豪紳反革命成為一體兩面的事情。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１９３０年的贛南根據地有很大的發展，即將與閩西根據地連 成一片，經過幾年的經營，新社會的形貌已大致形成，其主要特徵是，根據地內絕大多數地主都已逃亡或被清洗，但是為數尚多的富農及地富出身的共產黨員仍在根 據地內生活和工作。１９３０年後，新社會改造的主要目標集中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全力打擊殘餘的地富份子及其子弟，包括清洗黨內出身於地富家庭的知識份子黨 員。在“肅ＡＢ團”中，地富出身的黨員首當其衝，成為被消滅的對象，即表明這種鬥爭所具有的“純化”的性質。

　　在中共黨內，毛澤東長期以反教條、反極左而聞名，並由此獲得全黨的擁戴。但是在３０年代初，毛卻並非如此，在某些方面，毛的極左與共產國際不相上下，這尤其體現在對待富農的方針上。

　 　１９２９年，共產國際開始推行“反富農”的新方針，隨即迅速傳至中國，毛澤東在蘇區積極貫徹並發展了共產國際這項“反富農”的方針。１９３０年６月，毛 主持制訂了《富農問題決議案》，雖然強調了“抽多補少，抽肥減瘦”的分田原則，但是在對待富農的問題上，毛的態度與共產國際的有關方針並無任何差別，甚至 更為激烈。毛猛烈抨擊富農，甚至還將打擊的矛頭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僱工的富裕中農，指稱他們是“第三種富農”，號召“堅決贊助群眾沒收他們的土地， 廢除他們的債務”。更有甚者，毛居然發明了“富農共產黨員”的概念，把贊成中共六大“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同志，一律視為“黨內的富農成分”，要求將他們 從黨內“洗刷出來”，“無條件地開除富農及一切富農路線的人出黨”。

　　這樣看來，毛澤東決意發起“肅ＡＢ團”確實包含多重目的，鎮壓贛西南紅軍和黨組織不僅在於翦滅組織上的離心勢力，同時也是為了先行掃清黨內的障礙，以推行毛的改造社會的理想。在毛的世界裡，鎮壓是和“純化”互為聯繫的，其最後目標是建立一個由毛主宰的新天地。

　 　毛澤東的這套思想邏輯究竟從何而來？就“純化”的層面而言，毛應受到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理論的影響，尤其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經驗的影響。 １９２８年１月２４日，毛親自為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大會書寫了這樣一幅對聯：“想當年，你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殺土劣，怕不怕，刀 上加刀。”若就清洗黨內反對力量的“鎮壓”層次而言，則無法找到毛受蘇聯經驗影響的直接證據，因為蘇共鎮壓黨內反對派的經驗此時正在形成之中。２０年代末 至３０年代初，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鬥爭還未發展到肉體消滅階段，斯大林發動大清洗還在以後幾年。可以得出的判斷是，毛在黨內大搞清洗，基本上源於他在打江 山中獲得的經驗與體會，在這方面，毛似乎更多的受到歷代農民造反經驗和《水滸》一類的影響，或者根本就是毛自我體悟的產物。這樣，毛就在國際共運中首次創 造出了將對敵鬥爭方式用之於黨內的模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肅ＡＢ團”具有原創性。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重新回到紅軍和黨的核心層，在 新形勢下，黨內、軍內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然而毛改變了策略，他已不再運用“肅ＡＢ團”那樣極端的方式來解決黨內和根據地內部的矛盾。難道毛澤東已認識並 改正了自己過去的錯誤嗎？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簡單。確實，毛在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的講話中曾提到一句：“肅反，走了極痛苦的道路。反革命應當反對，黨沒 成熟時，在這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犯了錯誤”，但毛從未就自己與“肅ＡＢ團”的關係問題作過詳細的解釋和“自我批評”，“肅ＡＢ團”不僅一直被肯定，富田事 變也被作為“反革命暴動”的鐵案，長期不得平反。儘管如此，在毛掌權後，確實已不在黨內再搞“打ＡＢ團”一類的肉體消滅。

　　真正的原因乃 是毛澤東已實際控制了中共中央，他已有了號令全黨的合法性，已不再需用極端手段來維護自己的領袖權威。１９３５年後，毛占據了中共中央領導層的核心地 位；1938年，毛又得到共產國際對他中共領袖地位的承認。隨著毛在黨內地位的加強，他的主張和意見也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義理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毛從而也 獲得了黨的意識形態的法理性。現在，針對黨內的革命恐怖更多是以威懾的形式出現，而較少訴諸赤裸裸的暴力。在一般情況下，革命恐怖只是作為配合毛的政治教 育的一種輔助手段。在以後的歲月里，作為革命策略大師的毛澤東已能收放自如地掌握革命恐怖的機器，就像中藥師配製藥方一樣，知道如何根據現實需要來調配這 兩方面的比重，在毛的操縱下，革命恐怖機器已具備了某種“智能性”。１９４４年，毛果斷地宣布中止延安和各根據地的搶救運動——那場運動曾經使根據地的許 多老黨員誤以為又要再來一次“肅ＡＢ團”式的大清洗，但是他們錯了，毛無意也不願再重演當年的鬥爭，當毛的目標已基本實現後，針對黨內的革命恐怖機器立刻 停止運轉。在劉少奇的支持和協助下，毛又掌握了一種新方法：通過在審幹—搶救運動中建立的制度機制，動用黨機構來洗刷共產黨內部，從而使黨永遠處在一個不 斷被"純化”的持續狀態中。

　　如此看來，３０年代初的“肅ＡＢ團”已成絕響。從延安時期開始，毛不斷重申“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可是毛 終究難忘那如火如荼的“肅ＡＢ團”的緊張歲月，對當年的“肅ＡＢ團”，毛還是作出了他自己的“批判與繼承”——在黨內中止肉體消滅，同時保留、發揚群眾性 肅反的革命傳統，從此鎮壓與“純化”又有了新的形式，並與黨機構的審幹肅反措施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於是，搶救運動之後，又有反右、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