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与毛的历史，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迷：1976年元月八日，周恩来去世。去世时的周恩来，已经在世界上是同毛齐名并列的中共最高最主要首脑领袖人物，世界谓之“毛周的中国”。而自从1975年以来的“评法批儒”运动，以及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因为提出以毛的“三项指示为纲”，被毛训斥为抽调阶级斗争这个纲，而被迫在中央一再检讨，“批儒”已经在党报上发展到“批周公”，只差对周恩来完全点名道姓批判整肃了。可是一直到周死，这个“周公”还是停留在恒古的那个周公，“周总理”跟“毛主席”一样是不叫名字的专有名词。邓小平也还是在主事。周死了，毛虽然贵为治丧委员会首席，可是不但没有到场参加追悼会，就连以毛的名义送的花圈，也是把活人吓死的这样几个字：《送给周恩来》。既无哀悼字样，更无敬意，也无去掉一个周字的亲近，连同志名分都没有。同刘少奇最后一次被毛召见，出门被毛“送给”一套《四书五经》一样，莫名其妙。

这个没有事件的事件，零零散散一直被各方提及议论。核心的问题是毛周的真实恩怨情仇。中共当局在毛死四人帮被捕之后，为了树立周恩来的伟光正形像，不得不让许多人把这个故事扯出来，但是没人能够以中共权威名义作出圆满解说。邓共必须有限度地批毛，最大限度地扬周，以推动改革，同时保住毛旗帜与合法正统。但是，时至今日，毛周还是无法两全其美。中共只好抬出了不为中共要员中任何人待见的毛的御用护士兼最高权威代言人张玉凤，来再度权威地述说精妙故事。下面就是中央审定的权威版本《毛泽东传》里借张玉凤之口的权威解说，毛为什么不参加周的追悼会。

《一九七六年，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年。

元旦当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了他十年前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标题下方，印着笔迹颤抖的“毛泽东”签名。

同时发表的经过毛泽东圈阅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写道：发表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社论还公布了毛泽东不久前批评“三项指示为纲”时所讲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在这前一天，上年岁末，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两位美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交谈中，讲到毛泽东将发表的两首词。毛泽东说，“老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使两位客人感到出乎预料的是，毛泽东谈话的主题仍是“斗争”。他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他以不容质疑的口吻宣告：“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朱莉、戴维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 “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眼前的事实使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得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

进入新的一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靠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这种状况，人们一般都不知道。

就在这个时候，备受人们尊敬的周恩来，于一月八日在北京病逝。九日凌晨，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毛泽东为首的一0七人治丧委员会名单。

噩耗传来，神州大地笼罩在极度悲伤的气氛里。目击这种情形的外国记者的报道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公布后，街上“差不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沉重”，列车中“军人们捶胸痛哭”，机关、公寓、学校里人们在默默地流泪，“到处有人哽咽”。

这以前，毛泽东已连续接到有关治疗和抢救周恩来的报告，对病情已无法控制和挽救，有着一定的思想准备。他在病榻上默默地读着这些报告，没有讲一句话。八日上午，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向几乎通宵未眠的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他听后沉默很久，微微点头表示知道了。下午，中央政治局送来《讣告》清样，工作人员流着泪为毛泽东读《讣告》：“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而他仍一言未发。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半个多世纪不同寻常的传奇般的关系，自然地使人们十分希望毛泽东能够亲自出席周恩来的追悼大会。但是，人们期望的事实最终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

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

从一月十日起，中外各界人士开始以各种方式沉痛吊唁周恩来。十一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两侧，在严寒中挥泪送别周恩来的灵车，场面极为悲壮感人。

重病中的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周恩来的悼念活动。十四日下午，工作人员向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这篇将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读的悼词近三千字，详细回顾了周恩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高度评价他的历史贡献，字里行间充满着感情。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低沉，不愿讲话。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借助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无休止地阅读书籍和文件。张玉凤回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的阅读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看得出来，他是在用这个办法来摆脱内心的痛楚。

周恩来去世后，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是由谁来接替中国总理的职务。本来，早已主持国务院工作并排名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理应是最适当的人选;但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已持续两个月，使这种选择很难成为可能。如果按副总理排名的次序，下一个是张春桥。江青一伙也渴望张春桥能取得这个职位。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关键问题。

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正在郑重地考虑这件事。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以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听取邓小平的检讨。在这期间，邓仍暂时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许多重要事务(包括周恩来的治丧工作等)还是由邓小平具体负责。同时，毛泽东还多次阻止江青等插手党政业务工作。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他建议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查，并指示将这件事“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十五日，邓小平仍出席周恩来追悼大会并且由他来致悼词，成为他这时很引人注目的一次公开露面。

一月二十日政治局会议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再次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他十分清楚，在目前情况下，自己的处境已日益困难。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此后，邓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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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毛开脱，并掩盖毛对周难以言喻的恩怨情仇甚至极端轻蔑的最“权威”的捏造。

周恩来去世时，毛年高体弱没错。但是他不但头脑仍然极端清醒，清醒到还要亲自做出一系列有关国际国内重大形势的决策，亲自对邓小平与“四人帮”较劲进行干预直至具体人事运作安排，还要通过尼克松的亲人向国际传达中国与中共内部要继续“斗争”的信息，而且他并没有丧失行走能力与行动自由。至少，他没有到连以他个人名义送给周恩来的花圈上究竟怎样措辞都没有话说的地步。任何人，哪怕张玉凤与江青，都绝对无法冒用毛泽东的名义，“送给周恩来”一个花圈了事。这样一个无头绪无称谓的花圈，可以是“送给”任何叛徒特务敌人的“礼物”。

所以他终日拿着当年延安整风恶批王明周恩来武汉“第二中央”以及周的检讨，要张玉凤等天天诵读给他听，一边老泪纵横恶气填胸， 含着一口浓痰见马克思去了。

让中共头疼恼火的是，这些事情，不但在毛死后通过许多权威当事人的口笔，在中共自己的报刊书籍中早已透露流传，更有高华那样的著名中共党史学家，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那样的严肃经典著作中系统说明毛周的历史恩怨。如今要靠无名秃笔借张玉凤这样被中共高层要员不齿的“污点证人”的说辞来圆场，只能是越描越黑。 

周一直是毛的心病。而毛周的恩怨情仇，就是中共无法掩盖也无法根治处置的毛病：伟光正的历史，一经捏造，只能永远捏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