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村史以及写县志时，霍新会老人把这些“吃不饱”的经历和社员“磨洋工”的事，统统“过滤”掉了，唯恐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根弦儿他一直紧绷到现在。即使现在写村志，或是给报社投稿，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会不会带来麻烦”。写来写去，算是想明白了，“村志实际上也是一部有选择的历史”！


　　老高按：前几天我在博客上发文《一位可敬的拯救抗战历史的中国农民》，转载了两篇关于北京昌平农民杨国庆搜集抗战期间南口战役文物、建立博物馆的报导。我在文中说，这位历史拯救者让我肃然起敬，“一位普通农民，有这么深切的历史意识，让我这个自称‘历史爱好者’，并且正在从事历史杂志和历史网站编辑的人汗颜”；同时，我也为中国民间活跃着众多历史拯救者而感到振奋。
　　今天，我又读到另一位历史拯救者——山西沁水县老农民霍新会写历史的故事（载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但这次，我没有感到振奋，而是心头发沉，为之黯然——虽然此人也让我肃然起敬。
　　他写的，是真正的“野史”——村野历史。这是县史、省史、国史的基础。中国历来有官史和野史两条脉络，唯独在最近六十多年，权力者凭借权力，垄断历史，强行将民间历史纳入官方框架，致使民间历史奄奄一息，传统基本断绝。我们从霍新会的遭遇和内心挣扎过程就可以看出，民间历史遭受了何等摧残！我们从他的遭遇和内心挣扎过程也可以得出结论：我们难道能相信官方所发布的历史？！
　　霍新会内心的拉锯战，也程度不同地在专业史学工作者内心发生过、发生着。这种“心有余悸”不从体制上根本消除，我看官方编定的历史是不可能取信于人的。



　　这是一双扶犁之手。关节粗大，手掌满是老茧，手背上则是像鳞片一样的皮肤，有几处还因天气寒冷干燥而皲裂。
　　正是凭着这双手，山西省沁水县农民霍新会洋洋洒洒地写出300余万字的地方史志，有县志，有村志，还有一些专志。
　　尤为难得的是，在中国当代史的三个节点上，霍新会都在史册中留下自己的文字。第一个节点为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当地搞得轰轰烈烈；第二个节点为1980年，改革序幕在当地刚刚拉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是个热门词语；第三个节点为2003年，关于“煤老板”的故事，正在各地流传。
　　“人活一辈子，不能忘本。我是有点文化的人，我要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大家。”霍新会说。今年他虚岁70，身体开始哆嗦，走路略有蹒跚。


有些话是违心的，可当时必须那么写

　　农历正月还没过完，沁水县野鹿村里已经找不到一丝过年的气息。一些人家大门上的春联已脱落。还有一些人家，人早早跑到外地打工了，紧闭的大门前被风卷来一团团杂物。
　　2月中旬的一天，阳光暖煦。村里杂货铺前，几个老头在晒着太阳下象棋，偶尔会为悔棋的事争执一番。霍新会裹着一件藏青色棉袄，双手缩在袖筒里，站在一旁静静地观看。经历过风风雨雨，他已经变得不太喜欢说话。
　　年前，他在同县的胡底村写村志。正月十五刚过，他就和对方联系，想早点去干活，早点拿到薪水。可对方说，天气太冷，怕冻坏他的身体。于是老人就闲了下来，等待对方通知。
　　胡底村志是他编写的第6部村志。前5部村志，有3部已经出版，一部正在校对中，还有一部是写本村的，手写本，野鹿村里只有一本，保留在原村贫农协会主席的儿子手中。
　　这本村志，纸张已经泛黄，四周卷起毛边，封面上，用毛笔字写着“沁水县端氏公社野鹿村村史”，落款日期为1965年3月2日。
　　当时，野鹿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公社书记带队在此扎点，提出要大队写一部村史，希望群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这场运动始于1962年。次年，毛泽东指出，要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群众。此后，各地开展访贫问苦的活动，请老贫农、老工人、老红军作忆苦思甜的报告，并通过写史的方式，对群众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
　　野鹿村的第一部村史，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当时，霍新会22岁，是村里的记工员。
　　土改时，霍新会的父亲因为拥有两头牛、5间土楼房以及20亩薄地，成分被划分为“上中农”。为此，霍新会吃尽苦头。
　　上初中时，他追求进步，一遍遍写入团申请书，但组织上始终不批准。上学期间的助学金，贫农出身的同学比他要高一倍。一旦与人发生争执，如果对方“根正苗红”，那他这个上中农出身的人“天然不对”。
　　他记得有一个同学，家庭出身也是上中农，因为和一个家庭出身是贫农的同学发生纠纷，被老师撵出学校，从此失学。
　　初中毕业后，他未能考上高中，便回村参加劳动。“那个时候，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我表现可积极了。队长还没敲钟，我就出门上工。收工的时候，大家都赶着回家，我还要留下来干活。”霍新会回忆道。
　　积极表现的结果，就是为他换来记工员的工作。这个职位，是当时村里为数不多的干活不累、又能拿到工分的职位。
　　与此同时，他开始给当地的报纸投稿，记录大队里的好人好事。偶尔，报纸上会刊登他写的“豆腐块”。于是他在村里便有了“秀才”之称。
　　接到写村史的任务后，他决心好好写，以图“政治进步”。
　　白天，他照常记工分，抽空就和一些老贫农聊天儿，让他们讲富农如何剥削自己的故事。晚上回到家中，他就伏在昏暗的油灯下一字一句地写。
　　半个月后，他与本村另外两个社员，写出了野鹿村历史上第一部村史，共两万余字。霍新会写了一万字。颇有趣的是，编写村史的3名社员，均是上中农家庭出身。
　　在这部“贯穿阶级斗争一根红线”的村史中，编撰者历数地主富农的种种罪恶，以激发“修房的睡露天，织布的无衣穿，养猪的不见肉，栽树的不见果”的阶级仇恨。
　　从标题可见一斑。村史分5章，其中前4章的标题分别是：“八家老社掌村权、作威作福欺压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重重剥削”，“旧社会：穷人的地狱、富人的天堂”，以及“旧社会恶习害人，破家产妻离子散”。
　　“写的时候我紧绷着一根弦儿，不敢写地富反坏右的一点好，也不敢写自己对生活的一点不满意。”霍新会说，“现在看来，有些话是违心的，可当时必须那么写。不那样的话，一来我挣不到工分，二来我可能被批斗，三来写东西也通不过，还得重写。”

那个时候，就想饱饱吃一顿

　　霍新会参与编撰的第一部村史，以“社员生活胜天堂”这句话结尾。现在回顾，他并不赞同这个结论。
　　“连饭都吃不饱，离天堂远着呢。”这个老人说。他吃饭非常慢，一点一点嚼。偶有掉到桌面上的食物，他也会夹起来吃掉。有同桌吃饭的人劝他别这样，但他坚持要吃，“浪费了不好”。
　　霍新会出生于1943年。当年，沁水县遭遇灾荒。在后来他参与编撰的《沁水县志》中这样记载：“本年，士敏县（编者注：当年7月，沁水县大部分并入士敏县）遭受大旱灾和虫灾。1943年春至1944年夏，共饿死2640口人。”
　　霍新会出生的第二年，当地又流行伤寒、疟疾、霍乱、梅毒等疾病。
　　由于野鹿村地处偏僻的山腰，疾病没传染过来。但日子也并不好过，土改前，霍家那20亩薄地所产的粮食，全家老小勉强够吃。沁水县1948年便展开“土改”运动，他家的家产被分，吃饱就成为大问题。三年困难时期，大队“人民食堂”几乎每顿都是“氢二氧、煮南瓜，再加一把氯化钠（即盐水煮南瓜）”，仍旧顿顿吃不饱。
　　有一顿没一顿地，霍新会慢慢长大，可个子老也长不高。现今，他身高不足1.6米。当年，吃饱饭是霍新会最大的梦想。“那个时候，我就想饱饱吃一顿。”
　　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的这个梦想才实现。其时，他已年近不惑。
　　几十年后，肚子饱不饱的问题，仍停留在霍新会的日常意识中。以至于现在，他见面打招呼，还习惯说“吃了没有”。家里来了客人，虽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但他第一反应仍是招呼老伴给客人做饭。
　　当年，大家吃不饱，上工就开始“磨洋工”。常常是“上地人叫人，地头人等人，收工人撵人”。小队长不叫，大家就尽量拖着不上工；走到地头，等着大家到齐，才开始干活；收工的时候，大家就像兔子一样往家赶。
　　“我当记工员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霍新会说，“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其实是穷过渡。”
　　然而在写野鹿村村史以及写县志的时候，他把这些“吃不饱”的经历和社员“磨洋工”的事，统统“过滤”掉了，唯恐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根弦儿，他一直紧绷到现在。即使现在写村志，或是给报社投稿，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会不会带来麻烦”。
　　这部村史并没给霍新会带来什么政治进步。村史写出来不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结束了，很多人根本没见到过。
　　“估计大队干部也不好意思拿出来。村里本来就只有几户过得光景好一点，他们都很节约，也不剥削人，不像写的那样。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拿出来反而会造成矛盾。”霍新会说。
　　改革开放以后，“勤劳致富”成为村里人新的目标。大家各显神通，吃饱穿暖，修房盖屋。现今更是如此，谁家在城里买了楼房，在村里盖了房子，或是开辆轿车回来，都会成为村里人议论和羡慕的对象。
　　富人不再被批判，恰恰相反，穷人则为大家所讥讽。当年，霍新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不少声誉。而现在，他曾经的声誉，完全被家庭的贫困所遮盖。村里不少人，总会以“那个住土房子的老头”指代这个曾经的“秀才”。即使在霍新会儿子眼中，知识也“不是什么本事”。
　　村里到处是砖瓦房，有人家甚至盖起二层楼，可霍新会仍住在上世纪80年代盖起的3间土房子中。
　　在众多的楼房中，霍新会的这栋房子显得低矮。屋子里用红蓝混色的塑料布打顶，墙壁上还贴着一些旧报纸。房间很暗，大白天如果不开灯，根本不能看书写字。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着自己“寒酸”的家，他常常发出感慨。
　　写完村史后，他继续积极表现，继续用努力工作洗刷家庭出身留在自己身上的烙印。
　　那些年，他陆续获得“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等称号。直到现在，他还能熟练地背出“老三篇”的一些章节。
　　他的努力，为他换来一份体面的工作。当地新建一个大的水利工程，他被抽调到工程处工作，负责宣传，并主编一份发行1500份的《沁河战报》。
　　“我还带了大红花，家里人脸上都有光。”回忆起这段往事，霍新会得意地笑了。
　　然而他最终未能转为正式工。1979年，国家调整国民经济时，他回了家，仍旧当农民。那双摆弄文字的手，再次到地头扶犁耕种。

写史要客观公正，但有一个“框框”

　　在水利工程处干的那几年，霍新会为自己攒足了名声，也为他以后写县志村志打下了基础。
　　1980年，国务院指示，要各地“编史修志，为历史研究服务”。沁水县就此成立县志办。办公室的一名干部认识霍新会，知道他“写一手好文章”，便邀请他加入。霍新会欣然应邀。
　　也是同一年，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提出，编写方志要遵从“三新”及“三性”观点。所谓“三新”，即“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三性”则指“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
　　胡乔木的讲话，为当时的地方志编撰定了基调。沁水县也照此着手编撰本县县志。
　　到县志办后，霍新会“大吃一惊”：参与编写县志的，大都是曾经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些人来写县志？”霍新会说。
　　后来，他很庆幸，其中几个人的思维方式，还是启发了他，让他那根紧绷的弦儿稍松了一下。
　　初期，大家在一些问题上颇有争议。比如，文革该如何写，文革前的各种运动该怎么写，现代人物如何评价等。
　　霍新会还记得，一个当年的国民党老兵、黄埔军校毕业生曾提出，要客观对待国民党抗日历史，要客观评价党在改革开放前30年提出的政策等等。每次开会，这人都要提到这些问题。但是，“始终没有人敢定调子”。
　　争论不下，这个老兵便拂袖而去，不再参与编写县志的工作。
　　1981年6月，党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决议，为当时地方志的编撰工作，划了一个“框框”。县志办内部也达成一致意见：凡是涉及到历史问题的，都不能超出《决议》的定性。
　　但在霍新会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个人原则：“书写历史，要尽量客观公正。”
　　饥饿是他永不磨灭的记忆。“不把这段历史客观描述，回避失误，只写成绩，会让人觉得历史不真实。”他说，“当时我内心很挣扎。”
　　内心的挣扎一直持续到现在，与他那根紧绷的弦儿不停地斗争。不过在写赵树理时，他的“弦儿”开始为他的内心退让。
　　赵树理是沁水县作家，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山药蛋派”，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反右倾”开始，赵树理便被定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批判对象。文革开始后，他遭迫害致死。
　　对于赵树理，霍新会相当熟悉。他的家离赵树理的家乡不超过10公里。少年时，他因喜爱文学，不止一次跑到赵树理的家乡，还有幸听过赵树理讲课。
　　动笔之前，他多次访问赵树理的亲朋好友，甚至还两赴太原，与赵树理的一名同学、离任的山西省副省长交流。
　　后来，他写了一篇最长的人物传记，8000多字。初稿中，他特意写了赵树理因何受到批判。但是在成稿中，字数被删掉不少不说，他特意写的那一段最终也未能面世。
　　“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违反了写文革‘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二是忘记了人物传记要写积极向上的一面。”他说。
　　写另一个人物贾景德时，霍新会内心也挣扎过。贾景德是沁水人，曾做过阎锡山的秘书长，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及秘书长。霍新会在采访中，得知他为家乡做过不少贡献，比如办工厂、修公路等。
　　霍新会本想将其对家乡的贡献写进县志。可是他的方案没被认可。最后他只寥寥地写其在国民政府担任过什么职务。
　　“搁现在，我一定会重新评价这两个人。”霍新会说，“但我有‘政治恐惧’，怕写多了挨批斗。”
　　被否定的次数多了，他便不再在编辑会上提出自己的意见，一切“按领导的意思写”。
　　“说了有什么用？我就是一临时工，说得多了，连饭碗也砸了。”霍新会说。

社会说变就变，就像那一段历史没有发生一样

　　在沁水县志办工作5年，临时工霍新会交出80万字的书稿后，就离开了这个地方。
　　在编写县志过程中，与在大集体时代一样，他仍旧有充足的干劲。妻子在家侍弄那几亩薄田，很少能见到他的身影。不过，与以前不一样的是，在大集体时代，身上的家庭出身烙印，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洗刷掉那个烙印。然而，当他快要成功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时代已经不需要他那样的“卖力讨好”。
　　到县志办工作，霍新会奔着转正的目标。可是不久，他就被县志办辞退。人没挪窝，又被县志办临时聘用。但这样一来，他就失去了转正的机会。
　　“20多年的努力白费了。社会说变就变，就像那一段历史没有发生一样。”坐在昏暗的小屋中，霍新会感慨道。
　　他不得不“为稻粱谋”。两个儿子已经长大，做父亲的至少要给每个儿子盖一院房子。不过，这个目标，到现在他都没有实现。他只在上世纪90年代，给一个儿子盖了4间二层楼房。而他和老伴，仍住在80年代盖的3间土房中。
　　老了，霍新会记不得很多事，但也忘不掉很多事。
　　他还记得，有一个农民，是“农业学大寨”时期的一个典型人物。此人他很早就听说过，是那种干活卖命的“主儿”。在一次农田水利建设中，此人遇塌方身亡。“当时县委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学习了两年多。”可是，当霍新会在县志办提出要将此人写进县志人物传记时，被断然否决。
　　“大家学得轰轰烈烈的，结果连个名字也写不进史书。你说说看，这叫什么事儿？”他至今也想不明白。
　　还有，大跃进时期，大家热火朝天地干，结果一句“决策失误”就了事。有些“失误”的农业政策，甚至都没在县志中体现。
　　“成绩归成绩，失误归失误。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现在县志中都不提，怎么个‘以史为鉴’法？”
　　不过在他离开沁水县志办时，他还顾不上思考这些问题。口袋的鼓与瘪，关系着他全家的生计。找工作才是他的首要任务。
　　参与编撰沁水县志时，他结识了周边县城县志办的干部。1985年，当他离开沁水县志办后，永济县县志办邀请他参与编写永济县志，并开出更高的工资。于是，他搭长途车到了永济县城，一住就是4年，完成了该县的“财贸专志”。
　　4年之后，他又回到农村，用那双书写历史的手，侍弄土地。
　　凭着多年来积累的知识和声誉，他也能找个短工干干，帮乡镇企业写写宣传稿，也能拿到高于力气活的报酬。日子稍有了起色，能“赶上父亲的水平”。
　　有一次，霍新会为一家乡镇企业的老板写了篇人物通讯，在当地获了奖。他的名声更大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沁水县委成立通讯组，他被邀请到通讯组工作。干了一段时间，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文章。
　　这些文章，被他一张张剪下来，贴到一个本子上。“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资本。”话刚出口，他就赶紧捂住嘴。
　　一旁的老伴听到，回了一句：“你还好意思说，你看看自己住的什么地方，说出去丢人。”霍新会便不再言语。
　　从1998年到2003年，霍新会踏踏实实干了几年农活。除播种外，家里的农活没有他拿不下的。在此期间，他也去找过政府有关部门，希望能给自己解决转正的问题，但最终没落实。
　　偶尔，他也写点心得体会，投到当地的报纸上。一来二去，他认识了当地一家报纸的负责人。2003年春天，此人一个电话，又打断霍新会务农的生活。
　　60岁这年，霍新会那双满是老茧的手，重新操起纸笔，撰写历史。

留个纪念还是留住历史？

　　进入21世纪，三晋大地上，“煤老板”似乎一夜之间冒出来，迅速抢占各大媒体的头版。
　　依托煤炭资源，一些村庄也富了起来，当地开始流行修村志之风。在那家报纸负责人的介绍下，霍新会开始给泽州县的一个村写村志。“经济发展了，留个纪念。”有村干部对他讲。
　　这个村有两个煤矿，村民的收入水平因此直线上升。一年多后，霍新会写了30余万字，交给对方。此后，他几乎没有空闲，这个村写完，就有那个村来约。这几年，他一连写了4部村志，胡底村的那部也快完工了。
　　现在的霍新会，更像是一个熟练技工，往固定的模子里填东西。甚至连调子都一样。
　　“多写写农村的变化，写写现在老百姓过的好日子。”几乎每个村干部都会这么跟他说。
　　打工者霍新会于是就写农村的变化，写老百姓过的好日子。“我就是一打工的，写不好人家不给钱。”霍新会说。
　　每部村志，他通常需要一年多的时间，能拿到一万多元。不过，这点钱也不好挣。有一个村，至今还欠他不少工钱。
　　当然，在他眼中，农村的确在发生变化。光从一些顺口溜就可看出：
　　上世纪50年代，农村姑娘找对象，流传着这样的话：“一工二干三学生，退伍军人等一等，老农民发癔症。”
　　到了60年代，“不嫁工，不嫁干，要嫁就嫁放羊汉，穿毛衣、吃饱饭。”
　　80年代，农民的地位开始提高，找对象相对容易点儿了。当地开始流传“穷工人、富干部，老农民有前途，没钱花了卖红薯”的顺口溜。
　　进入本世纪，“小康工人富干部，人民教师坐花轿，辛苦农民吃得饱，小康路上迈大步”的说法又流传开来。
　　然而，还有另外一些变化，他没法写在村志里。一些禁区是他触碰不得的。比如农村的计划生育、“三农”问题、环境问题、村干部的贪腐、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现象等，都不能载入史册。
　　要写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框框”依然在，正如他在写县志时一样。他也不想去碰，当年那根紧绷的弦儿还会时不时拽他一下，更别说他时刻忘不了的自己“打工者”的身份了。
　　但留住历史的念头时不时会冒出来。
　　有一次，他写了一些反映上世纪60年代干部专权的顺口溜，比如“队长有权，会计有钱，撑死保管，饿死社员”、“惹了小队长，一年不顺当，秋后不分菜和粮”等。结果，在审定书稿时，这些顺口溜全部被删掉。事后有人对他说：“领导看了，很不高兴。”
　　“认了吧，现实就是这么一回事。”霍新会当时想。
　　好在也有让他“尽兴”的时候。在当代人物传记中，他可以尽可能多地写这个人做的事，而不是写成简历。那些在县志中略掉的“地富反坏右”，也能比较客观地出现在村志中。
　　写来写去，霍新会算是想明白了，“村志实际上也是一部有选择的历史”！
　　他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是，在一个村写村志时，当地一家的祖上，曾有人在国民党部队任职，后来此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最终平反。因为此人对村里做过不少贡献，村志编撰班子打算将他写进史书。但去征求家属意见时，遭到对方拒绝。
　　“人已经不在了，就不要再翻旧案了。万一来一场什么运动，我们家就没法活了。”对方告诉霍新会和陪他同来的村干部。
　　霍新会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个家属的强烈反应。“就和我一样，过去的事，一提就害怕。”
　　事实上，霍新会及家人从未被真正批斗过。但他见过别人挨批斗，也见过父亲去“陪批”。村里原有一个富农，在挨批斗时，“连亲生儿子都骂他”。
　　那个场景，霍新会一直记着。“想想真可悲。”他叹息道。
　　如今再去他写过村志的村子时，一些村民看到他会打招呼：“我们村里都出书了，很多人都夸你呢。”霍新会“嗯嗯”地应着。可一转身，他就哀叹一声。
　　年近古稀的霍新会，很想为自己的村子重新写一部村志。在这部村志里，他要详细地记录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一个人，不管失误与成绩，一股脑儿写下来。这是他心中的“客观记录”。
　　“这部村志属于我，属于这个村庄。它不属于哪一个领导，我也不要看谁的眼色。”
　　许多年过去，这个村子变化太大。水泥路从村子边上经过；那条小溪依旧在流淌，可是水已经很小了；几乎家家都盖起新房，可人心散了，村子也不再热闹，只留下一些老头儿老太太。
　　村里有一座庙，庙前有个戏台子。霍新会小的时候，这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每年还会唱两台戏。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为羊圈，地上满是羊粪。庙里墙壁上的壁画，已经残缺不全。霍新会记得，曾经，这些壁画“美轮美奂”。
　　过年这段日子，他每隔几天就会到庙里看看。壁画快没了，人也快没了。在这个地方挨过批斗和批斗过别人的人，一个个老去了。想要找一个能完整讲述过去的人，变得异常困难。
　　“再不抢救，村子就没有过去的影子了。”霍新会说，“我也老了，快要写不动了。也许，一辈子我也完不成我想写的村志。”

 

霍新会在老屋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