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历史的朋友们一定知道1924年黄埔学生军镇压广州商团叛乱的事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些有财产、有家小的商人为什么要“叛乱”呢？我是一直觉得比较荒谬。近日，看了温小鸿《1924年广东商团事变再探》一文，大有恍然大悟之感，因原文实在过于冗长，特就以下三点进行了编辑以为大家探讨：

1。广东商团的诞生与发展：

自辛亥革命以来，全国商业就受到军阀势力的敲诈和不断发生的战争以及暴乱的影响，为了保障商业活动的正常运行和商人的合法利益，武装商团这样的组织首先在广东应运而生。1912年2月，由粤商维持公安会首先组织了"粤省商团"，并获得北京政府备案并批准持械训练。

商人以武装组织的形式参与维持社会治安，不应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当时，多数商人也认为"维持公安是政府的责任，粤商负此责乃临时过渡性质。"可是由于世道越来越不安全，几年以后，这一"过渡"非但未能结束，反而愈加扩大。1917年，全国商会联合会向各地颁发了经北洋政府核准的商团组织章程，全国各地组织商团成了固定制度。在广东，除了在广州成立粤省商团总公所外，一些市镇也设立了商团，其活动经费和成员均由各行商人自由凑合、自备武器、购置制服、缴纳团费，并要派人出操、巡夜。广东光复后，政权迭次变更，内乱不断。每当社会发生政治危机时，商团都派出武装小分队上街巡逻，保卫商场。1919年春，在粤省商团总所的帮助下，江门商团成立，数月间便成立两个大队，共200多人。1923年-1924年间，伴随着财政、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激化以及治安的严重恶化，是广东商团的超常发展。1923年初，佛山商团(该团成立于1912年) 由一年前的300多人扩充至1600多人，组成12个分团分驻市内各处。香山县商会也于此时建立了有14个分团、一个总团的香城商团。同年11月，广州市郊沙河成立商团。1924年2月，粤省商团公所召开委员会议，决定将广州商团重新编成10个分团，共有团员8000人(其中4000人为后备)，全省共有5万人。随后，在商团的年度选举中，广州总商会会长、香港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当选为团长。陈廉伯，广东南海人，是中国第一家以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厂主陈启源（1834-1903）之子。到了陈廉伯这一代，其家族在广东的丝织业以及与之相关的进出口业乃至金融业等，均有显赫的地位。

广东商团的不断发展，实际上是辛亥革命后南北军阀长期混战、国家长期不统一、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造成的。如果社会是安定和有序的，维持治安(特别是专职)应该是政府的责任。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一方面，对于政府来说，管治能力削弱，警察经费紧缺，力量单薄。更严重的是，匪患不已甚至兵匪一家，军人根本不把警察和司法机关放在眼里。另一方面，对于商人来说，他们自信地认为，10余年来，"粤垣政局迭变，商场未大受蹂躏，皆商团自卫之力"，他们"信不过警察，也信不过防军"，"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是当时普遍存在的心理"。

2。广东商团事变爆发前的广东政局：

1922年底，身在上海的孙中山经过与浙江卢永祥、东北张作霖等的联络，并争取到日本资金的大力支持，发动了驱逐广东督军陈炯明的战争。驻广东西江一带的粤军魏邦平部；驻广西一带的滇军杨希闵、范石生部；桂军刘震寰、沈鸿英部等各军联合组成西路讨贼联军加入这场"讨陈"战争。1923年1月15日，西路讨贼军将陈炯明、叶举等逐出广州。一时间，广州及附近一带地区各路军队云集，据粗略统计，仅西路讨贼军桂军和滇军。各类经改编后冠以"中央直辖军"，加上当时尚在福建的东路讨贼军粤军许崇智部就有10万余人，还不包括各种名目的"民军"。

为了防止军队各自划地为牢，孙中山还未回到广州，就以大元帅的名义下令划分各军的防区：沈鸿英的桂军调往肇庆，防守西江一带；杨希闵的滇军驻防北江地区；刘震寰的桂军防守东江、石龙和东莞。命令虽早已下达，但各军却置若罔闻。他们"藉口饷项无着，将该就地税收自行截收，以充伙食。一军作俑，他军效尤，于是全省收入，为军队截收殆尽，丝毫不归省库"。特别是占据了广州及广九、广三、粤汉铁路沿线富庶之地的滇、桂军，截取当地税收，更不愿调往指定防区。各军最初所截取的地方收入大致如下：滇、桂军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广州、佛山一带的税收，其中滇军约截收319万元；桂军约10万元；部分粤军(许崇智部尚在福建) 截取西江地区及江门等地的税源，约109万元。其他各军约100万元；海军37万元。由于军队私自截留税收，导致广东的财政税收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各项主要税收均锐减。

为了尽力筹集军费，满足大兵压境的需要，大元帅府不得不采取军事优先的财政政策。一方面，经常向广州市的商人和各县紧急摊派。1923年4-8月，广州市政厅要求各商会和慈善机构5天内分别筹集50万元军费；要求丝绸、当铺商人分别捐赠紧急军费20万元和10万元；要求广州电力公司上交20万元军费，并批准该公司向用户加收2%的电费。1924年农历年关前夕，由于财政困难导致军心不稳，大元帅府财政部决定由广州总商会和广东善团总所负责发行"短期军用手票"50万元作为纸币发给军人，以替代军饷。当年上半年，东江战事处于相持阶段，每日光军费就需2万元，其中广州市须负担6500元。7月，广东省财政厅令所有地方税和厘金分别增加20%和50%，每5天缴付一次。1923年6月，广东省署令东莞、番禺、香山、新会和顺德的沙田早稻每亩征收2角特别军费。9月，又令较富裕的香山、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台山、鹤山和开平等县每日须解款800-3000元到省，以应军事急需。12月，下令全省预征1924年钱粮，1924年5月，又令省署管辖下的24个地区行政长官半个月内筹集紧急军费20万元，各地分别按地区大小分别筹集500-2000元不等。6月，省财厅令在新会县一次性征收"葵亩捐"，每亩收1元或按3000把葵扇计1亩征收。此外，征收招商承办厘税、扩大征收房屋租捐、强行征收商业牌照税等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另方面，因想方设法另辟税源，广东革命政府居然放开早就实行的赌禁、烟禁，以至于广州一带民风大坏。

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总仍屡屡发动进攻东江陈炯明部的战争，其结果是广东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尤其是军民关系紧张、政府财政信用降低以及罢市、抗税情况增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商团间的关系更显微妙。

3。事件爆发的具体原因和结果：

对于商团的发展，辛亥革命以来广东历次政府都是采取支持或默许的态度。1919年7月，当广东桂糸政权统治发生危机时，广州商团决定"循旧例"武装巡逻。1923年4月，粤省商团总公所就近日社会治安恶劣，向当局要求商团军昼夜上街巡逻，并佩带"粤商团军"标志，省长徐绍桢当即予以批准。同月，由于水路治安恶化，大元帅府颁布"筹办全省船民自治联防章程"，鼓励航运商人筹建商团。次年5月，广东内河航商商团成立。1924年1月14日，孙中山出席广州商团和警察联欢会时还发表演说，称"商团和警察的责任是维持治安"，并说："警察是政府的杌关，商团是人民的机关，今天商团同警察是正式见面的第一日，也就是政府与人民结合的第一日"。孙中山还要求商团，作为有枪阶级，"也应该担负革命的事"，"不可再守中立"等等。

对于孙中山的提议，广州商团的领导层并没有积极的回应。在此之前，廖仲恺曾与陈廉伯彻夜长谈，希望他加入国民党，以其在广东商界中的名望和实力帮助孙中山的革命。对此，陈曾予以婉拒。表面上，他以身家性命重要、不宜卷入党争、政争为由，实际上反映了在共产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政策以及工农运动兴起后，商人出于阶级本能的恐惧。他们承认："自共产之说倡，我国资产阶级、商人阶级，靡不惴惴然若大祸将至，其深恶而痛绝之，至矣极矣"。 6月29日，当孙中山在广州北较场检阅广东警卫军、武装警察和广东商团军并举行授旗仪式时，参加仪式的商团军领导对孙中山所授商团军大旗中印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小旗表示不满，认为这将丧失商团军一贯持有的中立性。

"商团事件"发生前的两、三个月间，广东各地商人罢市异常频繁，到处弥漫着对政府、军队的不信任态度、愁怨之气和逆反心理，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各行商人联合罢市、拒用中央银行纸币、各地商团联手抗击军人盘剥。1923年以来，虽然商人罢市已相当普遍，但基本上还是以本行业为主。1924年5月底，当广州市政当局宣布实施"统一马路两旁铺业权办法"，开征"铺底捐"这一几乎涉及所有商铺的措施时，惹起各行商人众怒，差点酿成全城总罢市。后来，国民政府当局虽然顺从民意，取消了这一措施，但广州商人已经历了一次联合罢市的预演。

1924年中，由于社会治安恶化，各地商团有了联合行动的要求。5、6月间，广州、佛山、番禺、东莞、顺德、清远、江门、香山等108个商埠代表在广州商团驻地举行全省商团代表大会，决定组建"广东省商团联防总部"，推举陈廉伯为总长，佛山商团团长陈恭受任副总长，并宣布于8月13日举行联防总部成立庆典。会议还决定各埠集资，由商团联防总部统一向国外订购武器弹药。7月初，驻顺德九江的滇军因强行开征蚕丝附加税并收缴当地商团、乡团枪支导致严重冲突。九江商会和乡民联名致电广州商团总部，要求按照"联防协议"出兵增援。于是，广州、佛山的商团派队支援，各地的商人也纷纷表示声援，迫使滇军撤出九江。事后，上海的商业报纸发表评论："兵多而不能防匪，反为民害，人民厌恶军队之心甚于恶匪，此种仇怨之气积之愈久能不如九江商团奋然而起耶？"

1924年8月10日，广东商团于两月前向国外订购的一批价值约100万元的枪械弹药运到广州。当商团欲凭大元帅府军政部于8月4日颁发的、有效期为3个月的枪械进口许可证向海关领取这批武器时，被粤海关税务司告知，非有大元帅府的命令不得提取。初时，大元帅府指这批枪械的进口许可证在时间上不合常理（武器在两月前订购，许可证在武器到岸前6天才申领），疑为私运武器，宣布吊销这一进口许可证。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大元帅府秘书处公开承认这批武器确为商团所购，并非私运，只是申领许可证时在时间程序上出错。

既然如此，为何"扣械事件"最终还是走向激化，从而导致"商团事变"发生呢？研究整个事件的过程可以发现，在解决事件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来自明的、暗的金钱交易贯穿其中，反映出当时社会业已存在的财政、经济危机，并一直影响着事件的解决过程。

还在枪械即将到达、陈廉伯等商团负责人忙于申领进口许可证时，已有政界要人找上门来，声称如每枝枪缴交60元港币的佣金，即可保证安全起卸这批武器，为商团所拒。后来，经粤军总司令部高等顾问兼粤汉铁路总办许崇浩从中牵线，商团花了5万元向大元帅府军政部申领到进口许可证。由于有这一内幕，因此，当孙中山下令扣留商团的这批进口枪械、吊销军政部所发的许可证时，粤军一批高级将领如许崇智、魏邦平、李福林、梁鸿楷等均表示不满，主张以妥协方法解决问题。

枪械被扣后，商团不甘于此，多方活动。除发动商人公开向政府请愿外，还设法通过"调人"从中斡旋。8月18日，商团代表在南海县长李宝祥的引领下，前往大元帅府面见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胡指出商团此次在购械时手续上有不合之处，他提出补救办法是，每枝枪另向政府缴交60元，由政府重新核发手续。这批武器中有步枪、驳壳手枪及大、小手枪共9641枝，以每枝60元计，共57.8万余元，这对当时处于财政极度困难中的广东政府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此外，还未包括一批机关枪和1000余箱子弹的处置。次日，大本营秘书林直勉等３人前往粤省商团公所，代表孙中山宣布政府解决"扣械事件"办法，其中就包括了胡汉民的提议。林直勉等人还对商团中人称，"政府正在财政支绌，诸君爱国爱乡，当不吝此区区"。对于政府的要求，商团认为难以接受。各地商团代表在佛山商团团长陈恭受的召集下，在佛山召开秘密会议，议决发动省城及各属商人罢市，以作"消极的抗拒"。51 8月22日，佛山开始罢市，25日，广州及附近县镇全面罢市。

大罢市发生后，截取广州、佛山一带大部分税收的滇军大为紧张。其将领反对孙中山以武力强迫商人开市的主张，称"滇军饷源，全在省城，若令省中商场受军队践踏，即不啻自断其饷源"。罢市次日，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立即界入调停。29日，在范、廖的主持下，与商团订立含有陈廉伯悔过、宣誓效忠政府、当局7天内发还枪械、商团向政府报效50万元；商团改组后归省长节制、商店复业后军队回防及商团联防改组等6顶内容的协议。同日，孙中山对这一调解协议基本表示认可。协议签定后，商人陆续复市。这样事态再次有向缓和方向发展的迹象。

不想几天后，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揭开了反直战争的序幕。孙中山认为这是他实践反直三角联盟、在北京实行"中央革命"、推翻北洋军阀的极好机会，于是决定立即出师北伐。9月4日，孙中山召开会议作出决定，湘、赣、豫军全部参加北伐，滇、桂、粤军抽调一部随行。但是，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大元帅府并没有强有力的财政支援，更妄论政府自身正处于极度财政困难中。按照8月29日签订的6项协议，政府应在7天内发还所扣枪械。时限过后，承诺并无兑现。于是，商团又开始鼓噪罢市。实际上，商团的枪械未能如时发还，与当时正在紧锣密鼓、而又缺饷缺械的北伐有关。9月12日，胡汉民在给范石生的函中称，"政府北伐，固我粤人所当尽力者，则商人如何设法，为政府筹措二三百万之入款"，"令我北伐军费有着，师行无滞"。 9月18日，在大元帅府召开的北伐军事会议上，各军总司令提出为了筹集北伐经费，要求政府在与商团订立的还械6条件中，额外附加要商团代筹北伐经费300万元的内容。事实上，本来就不愿开赴北伐前线的滇桂等军将领，现在藉口饷械缺乏，更有了拒绝执行命令的"充足"理由。

此后10余天，商团仍然为还械协议中增加索款一项与政府争持不下，直到双方矛盾再次激化。10月4日，广东商团以尚未领回被扣枪械为由，联络广州及100余个县镇在佛山开会，决定发动笫二次罢市，并再次前往广州向政府表示抗议。9日，孙中山令发还部分枪械给商团，但商团以所发还的非原枪械且坚持全数发还为由，于同日发动全省罢市。商团指责政府早已将他们所购枪械分给各军，虽然只是商团单方面的指责，但在当时北伐紧急、饷械皆缺的情况下，商团从国外购进的性能较先进的武器被挪作北伐亦不足为奇。

孙中山去了韶关后，在给蒋介石的函件中，也曾提到要蒋设法将扣留商团的子弹运往韶关。"扣械事件"发生后两个月里，孙中山一直未下武力解决事件的决心，甚至打算藉北伐离开广东这个"不生不死"的是非之地。促使他最后决心武力解决商团，与来自苏联政府的财政援助有很大关系。早在1923年初孙中山与苏联政府签订《孙文越飞宣言》时，对方已承诺要给孙中山的革命提供财政支持。但直到一年多后的1924年10月7日，也就是广东商团正在发动第二次大罢市时，由苏联军舰装载的第一船武器弹药才抵达广州黄埔。这批武器对孙中山尤如雪中送炭，既给他带来了惊喜，同时也鼓舞了他用武力手段来镇压商人们的决心。

10月9日，孙中山在给蒋介石、胡汉民的信函中，提出为了对付商人罢市后的局面，要立即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一崭新的名词显然由苏俄引进。孙中山镇压商团的决心已定，且拒绝听取一切调和手段的建议，苏俄代表鲍罗廷即为他拟定了详细的镇压商团的计划。

10月12日，由孙中山自任会长的"革命委员会"成立，鲍罗廷为顾问，领导解决商团问题。13日，广州宣布戒严。14日，省长胡汉民下令解散商团，鲍罗廷、蒋介石、廖仲恺、谭平山等指挥黄埔学生军、警卫军、工团军、农团军等同时出动，镇压商团，捉拿骨干分子，收缴商团枪械。至20日，广州、佛山、东莞、顺德、江门、清远等地商团陆续被缴械、遣散，以"扣械事件"引发的"商团事变"最后终于以武力平定收场。在镇压商团过程中，不法军人、地痞和土匪、暴民等乘机在广州商业最繁华的地区——西关一带大肆烧杀抢掠，结果极其悲惨，无数商家财产化为乌有、人民流离失所，革命政府此举也遭到北京政府和各国使馆的谴责，直斥为“暴行”！

在以往教科书和大多数国内著作中，出于某种政治考虑，对广东商团事变定性为"叛乱"显然是武断和错误的，其本质其实是“官逼商反”的一种表现。我们相信，随着理性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近代历史的真实将会逐渐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