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的儿子回忆1971年的人生剧变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5月01日15:56:59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41年之前的我，哪里会想到、哪里敢想到伟大的领袖和英明的党中央，会撒一个、会撒一串弥天大谎，蒙骗全党、全民？我能数出对现在的年轻人一百条、一千条看不上眼之处，但他们至少有一条，比当年年轻的我要高出一百、一千倍：绝不会对中南海发出的号令，诚惶诚恐，亦步亦趋 　　老高按：“政变”“谋杀”“叛逃”“阴谋”这些词，最近充斥于媒体。亲朋好友见面或通电话，寒暄了没几句，就会谈起薄熙来、谷開來、海伍德……这让我想起了41年前的岁月——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后，社会上弥漫的那种紧张而又茫然的气氛：小道消息满天飞，越传越蝎虎…… 　　41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1971年。我对那一年的印象，正如我去年在给《新史記》第3期所写的一篇千字文中所说： 　　“九一三”事件，对国人对世界都宛如一个晴天霹雳，是毛泽东路线由烈火烹油鼎盛无比的最高峰，跌落至永劫不复的深渊的转折点。我还记得我最初得知这一消息的瞬间：秋夜中急匆匆赶往工厂上夜班，尽管夜阑人静，路断人稀，当时的女友还是生怕路旁有耳、用近乎耳语般的声音告诉我：林彪……叛国出逃……机毁人亡。当时的我，三魂惊掉了两魂、七魄震散了六魄——“副统帅？叛国出逃？机毁人亡？”“九一三”之后出生的读者，可能难以体会、难以想象这一消息对政权、对人心的冲击力度，有人曾说：“九一三”之后中国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不会吃惊了。这也正是我当时的和此后40年的感觉。 　　不过，一般人的感受，恐怕都比不上林彪集团的成员、子女的感受那么强烈——正是在那一年的“九一三”，他们的地位、心态，发生了从九天之上到十八层地狱的剧变。邱会作的儿子程光，写了一篇《我的一九七一年》，难得他在“九一三”事件34年之后回忆当年，笔调从容、平实；但是字里行间，读者不难体会到时代的诡异氛围和人际之间的畸形关系。 　　41年之后的人们，与当年的人们，有了深刻巨大的改变。当年的我，哪里会想到、哪里敢想到伟大的领袖和英明的党中央，会撒一个、会撒一串弥天大谎，蒙骗全党、全民？而现在的年轻人，我能数出对他们一百条、一千条看不上眼之处，但他们至少有一条，比当年年轻的我要高出一百、一千倍：他们绝不会对中南海发出的号令，诚惶诚恐，亦步亦趋。 　　“九一三”之后的大部分传言，后来被一一否定。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种种日益离奇、日益骇人听闻的传言，是否也会被一一否定？ 　　“薄熙来、谷开来干得出被指控的那些事”； 　　“薄熙来、谷开来干出了被指控的那些事”。 　　这两句话，“干得出”与“干出了”，毕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判断。前者，是我们对他们的主观感受，任何人都可以这么表达；而后者这样的客观陈述，就必须是有证据支撑。 　　昨天有位朋友来电话，他说，证诸中共的信用史，透支太多，早成了负数——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其中也包括坚不平反的林彪事件），如今怎么能让我们轻易相信他们？我深以为然。对当下各种传言，我们不妨姑妄听之，但是真是假，就得经过自己头脑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 　　下面转载程光的这篇文章。 我的一九七一年 程光，《往事回眸》（香港北星出版社） 1 　　1971年元旦刚过，部队里干部请假探亲的就多了，想回家过春节，但得到批准者很少，因为我们124师是甲种战备值班师，休假干部不得超过百分之三。我没想这事，我到部队时父亲要求，一定要把春节和其他节日休假的机会让给别人。那时我是370团3营8连指导员，连长离职在外学习，我不好离开岗位。我在部队那么多年，没有回去过一次春节。 　　我们师从去年就在“支左”中增加了项任务，国防施工。我们团参加的“705工程”在广州白云山脚下，那里是军区战时指挥所，已建了多年有些陈旧，现在要扩建。工程属于绝密，虽然任务很急很重，但只许部队参加施工，干起活来非常累，星期天也不能休息。军区首长常来督促检查，工作上一点也不得马虎。 　　春节刚过，我的连队接到命令，到距离“705工程”不远的一处名叫“老虎洞”的地方执行任务，是为一处刚建好的独立房子的外围架设铁丝网。那是座平房，约有六、七百平方米建筑面积，房子背靠白云山，房后几米远就是七八十度的山体陡坡，房前有个小院，大门外的路与附近一条公路相连。房子的墙体是青色的，如果不是走近它，很难发现。 　　架设铁丝网是工兵作的事，由我们步兵承担，不仅专业工具少，而且没有经验和技能。好在总长度不太长，只有四百多米，大家边干边学。 　　架设任务完成了，团首长把我叫去，让连队在这里继续作防空隐蔽工程，并担任警卫。“防空隐蔽”是军事术语，就是在那座房子附近和院子里种树种草，把因施工而造成的裸露植被弥补，形成与原来基本一样的地貌，使之从远处或是后面的山上看，那里与周边丛林草木环境近似，不易被发现。 　　我组织施工，还要警卫，就围着房子用心察看，觉得有点眼熟。房子只有一层，但比一般住房要高许多，它宽大的双层玻璃窗，长长的走廊，厚重又密封的门，和广东当地注重通风开敞的房子不一样。我想来想去，像北京西山军队领导住的房子，再细细地看，和北京毛家湾林彪的住所相似。 　　全团都为“705工程”紧张施工，而我们连在这儿搞绿化作警卫太轻闲，我有点不愿意。团政委似乎看出来了，找我谈了话，说这是军委主要领导到广州时居住的房子，要忠诚可靠的人来完成任务，团里考虑再三，才决定是你。 　　三月初，在室外绿化的同时，室内也开始了布置。军区一个管理科长带着一批人进驻到院子里的偏房，有炊事员、服务员、内勤和花匠。那几个女服务员，一看着装就知道是军区接待部门为首长服务的。他们凡是要搬重点的东西，一律叫我派战士去，帮帮忙不算难，可是战士回来常诉苦，说他们摆放东西时经常变来变去，指手划脚吆喝。战士们累了不算，常常被训斥。 　　那批人到来不久就和我们发生了矛盾。战士每天和泥土打交道，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是烂泥，可是院子里有自来水的地方只有那所房子厨房外的一个棚子，人一多就把周围的地上搞得都是水。他们就骂战士，时常发生口角。战士怕那个科长，我却不然，不许他训斥战士。他很恼怒，说你一个小小连指导员竟敢影响我们的工作？我不客气地说，你把我的战士不当人，我就不再让他们为你帮忙。他连声说反了反了，要反映到你们师，处分你这个指导员。 　　和那个科长吵架后的一天中午，我接到师部一个电话，说军区办公室通知，指名叫我下午六点前准时到某地去有要事，要绝对保密。我感到好笑，因为通知的地点就是我们连警卫的地方。下午，我按时到了门口，正要进去，看到科长坐在传达室，还带着两个内勤。他挡住了我，傲慢地说，军区领导要在这接待北京来的首长，不许闲杂人员靠近。我说我也接到这个通知，才加派了双岗和几组游动哨。我想径直进去，因为站岗的是我的战士，但我怕引起麻烦，毕竟今天不同往常。他看我留在门口不敢进，得意地说，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早点走吧，别妨碍我们工作！这时，一串长长的车队开了进去，是军区首长们的车子。 　　过了一会儿，里面出来一个干部到传达室看了看，问首长叫的一位客人来了没有？科长说没有。那个人反复出来几次看看，急了，说就等这个人了。正在这时，吴法宪的女儿吴仲秋出来了，她是广州空军医院的医生，见到我说，“就是他”。 　　我被领进了餐厅，里面摆了两桌酒席。吴法宪坐在主桌上，丁盛司令员、刘兴元政委和军区首长们围坐在傍边，吴司令向我打了个招呼，我和吴仲秋赶紧坐在了次桌上空着的位子上。 　　席间，听他们说着，这是为林副主席修的一座房子，原来他住过的房子太破旧，不好用了。从吴法宪的口气中听得出，林彪、叶群并不知道此事，军委办事组之前也不晓得，因为军区领导要吴向上报告一下，请林总天凉时来冬休。吴答，他说一下可以，但来不来不知道。林总不许专门为他修房子，在外地都是住原来的老地方。 　　军区领导不以为然，说他们在修建另外一个新的工程，是更好更大的房子。吴法宪看上去毫不知情，因为军区首长强调，那是中央办公厅汪主任布置的，说“那个人”今年冬天前可能要来住，汪主任近期要亲自来查看。吴法宪说，“那个人”的事全听汪主任的，他叫你们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天以后，科长对我不仅客气，还特地打开了房子后面工作人员用的一处卫生间，劳动一天下来的战士可以在那儿洗洗。可惜这样的日子没多久，上级就通知我带着连队离开了。 2 　　我们连去参加全团刚进驻的白云山麓磨刀湖畔一项“国防”施工。那里已经全面开工了，工程规模大，占地数千亩，离开那儿很远之外就辟成“军事禁区”。从已开工的建筑看，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有多栋自成一体而又互相连接的别墅。 　　这里施工的人密集，有一个工兵团和我们一个步兵团，还有汽车运输部队和一些从外地来的特殊军事专业施工队伍，它们中间有很多技术人员。 　　磨刀湖是早年修建的一个水库，岸边树木繁茂风景宜人，在白云山的衬托之下美丽幽静，只是开阔的湖面略显单调。舟桥营架起一道浮桥伸向湖中，由汽车运来大石块向湖中倾倒，要堆出一个看似“天然的”岛来点缀景色。浮桥狭窄，只能一辆车子到了桥的端头倾倒之后退出来，第二辆车才能开上，因此很费时间。为了加快进度，这里晚上挑灯施工，领导常站在浮桥口上指挥督战。 　　我们连的任务是架铁丝网，这里的地形要比老虎洞那复杂，线路也长了几十倍。每支一百多斤重的水泥桩、两百斤一捆的铁丝蒺藜要由战士们扛着担着爬上没有路的山林里。架设路径要精心选好，铁丝网要紧贴着时起时伏的地面在繁密的树林中穿行，既不能在铁丝网下面留下20公分的空隙（不能让人钻过），也不许离树木两公尺近（防止人攀树跳过），这样一来，柱桩的密度比常规增加了一倍。固定柱桩的基坑为30公分直径一公尺多深的洞，有的是在表面是浮土下面是砂石的山坡上一点点抠出来的。为了按时完成任务，连队一清早就要上山，天黑才回来，我和战士经常全身是泥，膝盖跌的青肿，手上身上总有几处被铁蒺藜扎出的伤。 　　好不容易架好了铁丝网，又叫我们连负责砌曲折绕行于那几组房子周围的“天然小路”，为了让散步者少走回头路和有行走的乐趣，小路有时弯曲沿着山边，有时逶迤傍着湖岸，路边不断要出现小景致。小路沿山时，山坡一边要有挡土墙，傍水时要有防波堤，均为大石块砌成。石块大的重七八十斤，小的也有四五十斤，边缘是锋利的刃口。为了让它们少有人工痕迹地垒起来，要精心选择形状，往往要反复挑选、搬上搬下地试着对缝拼凑才行。战士们的手多被划破，手套上渗出了血。有一次，一段挡土墙砌好后发现少插了一只渗水的竹筒，只要在附近略多一两个出水口即可。可是指导我们施工质量检查人员要求立即拆掉返工，但是战士认为不影响质量，因为这比常规工程标准已高了很多。那个人立即向上汇报，一个领导在团首长陪同下来了，他训斥说，“这里不许一点马虎，如果少了一个渗水眼，挡土墙万一倒了，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会造成天大的罪行。” 　　当时正值文革“三忠于、四无限”的年代，如果工作中出了差错，人们常会说那是“对毛主席不忠”，差不多都是口头禅了。但是我感到他说的是具体所指。等领导走后，我问留下来监工的技术员，为何动此大驾，让我和战士受这么严厉的训斥。技术员之前就认识我，好像知道我有“背景”。他听我这么一问，有点惊讶，以为我不知道房子用途，便用手向天上指了一下太阳。他见我作一脸疑惑状，又指了指我胸前的毛泽东像章，小心地向四周看看有没有人，急忙收回了手。之前我就知道，汪东兴亲自来看过这里，我心里明白，不敢流露。 　　工程日以继夜地进行，我们一天要干十几小时活，天朦胧亮起床，天黑看不到了才回来，被汗水湿透的衣服来不及洗，只好挂在外面让风吹干，第二天再穿时衣服上已凝结出一层灰白色的盐霜。大家谁也不敢埋怨，拼命在干，因为领导强调，一定在国庆节前竣工，时间紧迫。 　　建筑群很快就展现了面貌，它的高大宽阔，它的坚实厚度，它的特殊外环走廊，它那背山面水的宏大气势，远非老虎洞那可比。老虎洞那的房子还不如这里工作人员的偏房，显得简陋了。有人猜出了这群新房子的用途，只是不敢说。它就是后来被命名南湖宾馆的地方，为毛泽东专门修建的住所。 3 　　5月初，团里值班室通知我到广州大沙头某地去一下，有人找。我按地址找到那，是国宾馆。我父亲的刘秘书到门口接我，说他们陪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来访问几天。我向团里打电话请一天假，团长说，你就陪陪父亲，等他走了之后再回来。 　　我在宾馆里遇见了正在散步的黎笋，之前中联部陪同来的一个处长对我交代，黎笋总书记喜欢问话，如果问他多大了，你只能说小一些，说他六十多了。黎笋中等偏高的个子，脸色黝黑。果然，黎笋没说几句话就问我了，是身边的一位越共宣传部门领导译的，他流利的中文让我误以为是中方翻译。事后那位中联部的处长说，越南和朝鲜过去都使用汉字，越共建政后强制取消，推行拼音，他们把这当成了脱离中国影响、培养独立意识，并且在“亲苏”“亲华”之间摇摆。 　　我见到中联部长耿飚，行军礼后说“耿伯你好”。我和他儿子耿志远是清华大学同学。他楞了一下，说我穿了军装差点没认出来。我说，上次见面还是几个清华同学到你家里下围棋，我们赖了棋被你抓个正着。 　　这次外宾主要是参观和娱乐，对于如此精心安排休闲而没有外事活动，我有点疑问。我听刘秘书说，黎笋是“亲苏派”，中央特意安排得好些，是作加深友谊的工作。在广州参观第三十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时，贵宾对展出的许多小玩意儿爱不释手。离开那里之前，父亲把在场的外贸部和广东省负责人叫来说，“凡是外宾喜欢的，可以拿，然后再依样送一批到国宾馆。” 　　第二天中午送别宴会后外宾立刻要启程回国，宴席将结束时父亲对黎笋说：“你们马上要回到抗美战争第一线，一些小礼物不成敬意，已送到白云机场你们的专机上了……”翻译有意把父亲的话大声说出来，坐在各宴席桌上越南外宾听了，无不欢呼雀跃，有的还热烈鼓掌。 　　后来父亲垮了台，中越也交恶了。有人揭发他的“罪行”，说足足向飞机上装了一辆卡车的东西。父亲说：事后呈给他审阅的清单上是手电筒、橡胶雨鞋、旅行热水瓶、尼龙蚊帐、毛巾被、清凉油等生活日用品，还有孩子们学习用的铅笔、圆珠笔、写字本、文具盒及少量的香烟、糖果。人家在前方打仗流血牺牲，难得回到后方“家”里一趟，像小媳妇一样拿“娘家”点东西，人家很“本分”，很“识相”呀。那么多飞机、坦克、大炮都经过我的手送去了，这点又算得了什么？ 　　有一天早饭时，秘书说，“在从化温泉休息的滕代远打电话来，说要到广州看看首长。”父亲打住了他，说，“不能让滕老来看我，那成什么话了！应当是我去看他，还有一些老同志，我都得亲自上门去看，待我忙完了这边的事就安排。” 　　1969年10月，为了防止苏联对我国可能进行突然袭击，在毛主席指示下，周总理具体安排下，北京的一些老同志被疏散到了外地。朱德委员长、董必武代主席、还有李富春、滕代远、张云逸等人到了广州市远郊的丛花温泉。 　　父亲原来要到丛化去看看一些老领导，特别是滕代远和陈奇涵、陈伯钧等老同志，因为工作太忙的抽不开身来，他叫军区后勤代他准备几份水果，送给那些老同志表示慰问，并嘱咐广州军区领导，要把老首长们照顾好。 4 　　送走了黎笋一行，父亲客气地问耿飚，中联部的同志是不是先回去？他还要在广州忙几天国防工业上的事。耿飚说，大家也想在这儿参观一下。 　　父亲要到黄埔的造船厂，看正在建造的新型潜水艇和导弹护卫舰。行前，军区首长来宾馆陪同前往，父亲说，“耿部长对国防工业很关心，他是军队的老领导，是行家呀！”军区首长向耿飚行军礼表示欢迎，耿飚和他们一一握手打招呼。我发现他们有的还认识，说自己原来在那个部队，是作什么的。耿飚曾是红军一军团主力团长，军区首长当时多是连排长。 　　上车时父亲发现了一个问题，耿飚没有人跟随，就对我说，你到耿部长那去当“警卫员”。我赶紧坐在他的车子驾驶员边上，说明了来意。耿飚一听，说好好好。 　　一行人一路参观听汇报，我跟着耿飚，上下车为他开门，过沟坎台阶提醒他注意，他热了脱下来中山装由我搭在手臂上拿着。 　　父亲对潜水艇问的很细，还不顾劝说下到船坞里看在建的船体，他下“死命令”要限期完成。我才知道，中国北方军工厂造的潜水艇和军舰因美国第七舰队封锁无法通过台湾海峡。这些新式潜水艇要弥补我南海舰队的空白，捍卫我国南海主权和利益。那里并不太平，除了美国，其他国家也在窥视，包括昨天刚欢送走的那个元首的国家。 　　父亲还看了一条名叫“向阳红五号”的船。它的外表与普通商船无异，但很神秘，只许少数几个首长上去。船舷边有严密的警卫，对随行人员盘查，有的被劝阻了。我拿着耿飚的衣服紧跟着他，对我没问。 　　上船要走悬吊在船侧的向上陡峭狭窄的舷梯，人在上面走时有些晃抖，很吃力。一见此状，军区首长劝父亲在船下看看，然后听汇报。父亲坚持要上，他和耿飚这两个60岁上下的人在舷梯上一步一步向上爬。我搀着耿飚，感到他在喘气。我们在船上餐厅辟成的临时接待室里听介绍，说它是刚从波兰购来的性能最优、航速最快的一万五千吨远洋货船，被改装为我们第一艘情报船，可以到世界各大洋完成试射的远程洲际导弹的数据测量及其他情报任务。父亲在船上走了一遍就与国防科委和国家海洋局的人谈话，而耿飚对这只船有极大的兴趣，每到一处都对设备问了许多。当他得知可以收到美国太空中的军事和民用卫星情报时就问，有什么可以展示的吗？他们说，全球风云气象由美国一组人造卫星采集全球数据、整理计算后再传出，我们可以收集到很多情报，还可以地理精确定位，说罢在仪器的屏幕上作了演示。我对耿飚说：“耿伯，听说你对科技上的东西很在心，常修小放映机和照相机什么的，在国外当大使时还自己开车、为大家修手表。”他大笑了起来。 　　我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波兰追随苏联积极反华，却卖了最好的船给中国；我们天天喊自力更生、蔑视美国是纸老虎，却暗中采集他的情报；中越口口声声称同志加兄弟，却在南海利益上作防范的准备……政治真是充满了诡谲。 　　离开广州前，丁盛看过父亲一次，单独来的，而不是通常那样和军区几个领导一起。他们关上门说了很久，当父亲送走丁盛后，嘴里自言自语，“这个司令官呀司令官……”我奇怪他把“司令员”说成了“司令官”，问有什么事？父亲不语。 　　他们谈的内容，父亲晚年才对我说，他提醒丁盛：“江青前不久到海南岛去路过广州。从她的嘴里听得出，她对广州军区很感兴趣，对你这个司令官也很感兴趣。你要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你要吃亏、上当。江青这个人品质恶劣得很，是靠不住的。她想利用你的时候，把你捧到天上九霄之上还嫌低。她要是不想用你了，会把你打到地下十八层地狱之下去还嫌不够。到时候她整你，你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丁盛问如何“防江青”，父亲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接近她，更不要单独接近。当然，面子上的事、场面上的‘戏’还是要做。江青喜欢奉承，必要时你就吹她几句，她就不知所以然了，也就不知道你在防范。” 　　父亲要回北京了，来接他的是三叉戟型专机，是空军特地安排的。中国早就想从英国进口，但人家禁售，没有办成，于是就请巴基斯坦先进口，然后转手卖给我们。那时中国领导人专机用的苏式伊尔十八，巡航速度每小时五百多公里，到北京要三个多小时，而三叉戟飞机巡航速度将近每小时一千公里，两小时就可以到。 　　要起飞前，值班空军干部来报告，说是晚一会儿起飞行不行，在从化休息的张云逸突然生病，要回北京检查。我父亲说，“你不早说，一定要把张老安排在最舒适的舱位。”等了一会儿，父亲听说张云逸已由担架抬上飞机了，急忙赶去，送行的刘兴元叫大家不要打扰在舷梯下等，他随着父亲一起上了飞机。片刻之后，刘兴元下来，飞机立即起飞了，我居然没有和父亲说一声再见。 5 　　七月底到了，团里有件公事叫我到东北去办，完成后就休了今年的假。这有点照顾，也很实际，减少了派专人去和一些花费。 　　我回到北京，听母亲说，林彪一家人在北戴河，正巧那几天叶群回来看病，父亲和母亲要去看她一下，我就随同一起到毛家湾去。父亲刚和叶群说了几句寒暄话后，说他工作忙就告辞了。 　　母亲和叶群贴近了说着话，我听得出，是豆豆的婚事，她的男友是部队一个医生，叶群想叫母亲问一问他的学问。 　　一会儿，林豆豆和一个男青年来了，叶群作了介绍。真巧，他是我所在的四十二军一二四师师部医院医务所所长。后来外边传说“招驸马”“选美”如何、如何，那是在瞎说，因为他没有“美男子”的风度，完全是一个给人以信赖感的敦厚和内秀。作为医生，母亲非常重视实际经验，问他一些医学上的事，他的回答让叶群和我母亲很满意。 　　豆豆他们走了之后，母亲说已经托人从湖南买了两床湘乡被面，还想为两位新人作几套衣服。当叶群得知被面每床要30多元，比一般的缎子被面要贵，说一定要照市价付钱，还说结婚时豆豆他们就穿军装吧，最多作两件衬衣，婚事一定要节检。 　　临行前，叶群像往常一样问问我部队里的事。我说，我们那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工资定级是23级，而过去是22级，大家有想法。叶群“嗯”了一声，说应当按大学生定级，知识分子政策还是要执行。 　　我8月初到东北办事，然后回北京休假到9月7日，返回部队路过广州时住了两天，9月10日归队。 　　在广州那几天我听说军区有个重要的传达，很神秘。我到军区的珠江宾馆看望来这里检查工作的总参装备部一位首长，他说他们都不知道军区在传达什么。 　　临回部队前，我把母亲托我带给军区首长的一些北方的水果分别送去。在军区政委任思忠那里，他和我谈了一会儿，说部队反映你锻炼的不错，想让你向政治工作干部上发展，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我说最好不离开连队，如果调到机关，最好作干部工作。任政委笑了，说干部工作是有很多人羡慕。但你父亲要求你学真本事，你们师决定你调到372团政治处当宣传股副股长。你当连队指导员前当过宣传干事，写的文章有的在《战士报》、《解放军报》上发表了，有些基础。372团是42军里政治工作很优秀的，他们编写的连队思想工作《六十个怎么办？》，受到林总的高度评价，你到了那里，要从这些基层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多学习。 　　我到了372团报到，团政委和政治处主任问我，说到我们军的老政委（任思忠）对这个团政治处一直非常关心。我说他在我临来前还交代，要团里抓好《六十个怎么办？》，发扬政治工作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 　　我捎来的这个话，被师团当成了军区首长“指示”，立即布置贯彻执行。我刚到新的单位人们就知道了我的背景，这令我很不安，感到害臊，要加倍努力工作才行。 6 　　1971年国庆节要来了，我20天没有收到家信，有点奇怪。以前我到了部队后立即报个平安，我母亲会很快回信，之后每半个月来往一次写信，联系不断。好在报纸画报中常有中央领导活动的消息，时常可以看到我父亲的相片，因此我非常留心。那年9月中旬后十几天里突然没有了这样的消息，直到25日报纸上才有“李先念副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的新闻，配发了周恩来、叶剑英和我父亲送李先念时在飞机前的合影。 　　我想，国庆节各大报刊会发领导人参加庆祝活动的消息，但是没有想到，北京没有举行天安门广场的焰火晚会，对此，部队里提前传达了通知，说是为了战备。 　　1971年国庆节假日刚过，团政委突然让我去，不是通常那样让通讯员来喊，而是保卫股长“随便”来叫。政委严肃地说，上级决定送你到广州学习。我说回去准备一下，他说不必了，这就走。保卫股长带着两名连里抽上来的干部已站在我身后，用眼神示意我不许再问，带我上了门口停的一辆吉普车。他们让我坐在后排，两边各一个人夹着我。我们到了广州，在军区附近的中山二路一个院子的楼里住下了，大门口站着双岗，楼门口有内岗，是特别加强的警戒。还有人押进来，他们是黄永胜的两个儿子，还有几个穿空军衣服的年轻人。 　　一会儿，一名干部来向我们宣读文件，是1971年9月29日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内容只有一句话：“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宗派话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停职反省，彻底交待。” 　　听到这儿，我的头轰了一下，感到全身发热……我难以置信，我9月7日离开家，才几天就发生“九一三”，一点迹象也没有呀！ 　　从此，每天开始了“学习”，说是对“林陈反党集团”揭发批判，不知为何成了对我们的批斗，要交待所知道的阴谋。我刚好八九月份在北京，办案人员穷追不舍地逼我作揭发。我把所能记得的都说了，但他们不满意，不时说出一些凶恶的话，似乎我是“同党”，将要受到严惩。 　　我实在没有可交待的事，巨大的精神压力使我整夜难以入睡。在我的要求之下，医生每晚给几粒安眠药。他对管学习班的人说，这样不睡觉，几天后他身体就垮了，不能“学习”了，这才得到同意。每天只给我了两粒，我说不够，又加了两粒，我假装服下，暗中积攒成堆，我想，与其这样无辜地扣上反革命帽子苟且余生，还不如一了百了，我一生中第一次想到了“死”。几天之后终于积到二十多粒了，我在吞下药之前的一瞬，回顾还留在世上什么憾事，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文件不是说“停职反省”还称“同志”吗，万一爸妈活着出来了，知道了我已死去，该多么难过！再大的屈辱折磨我也要承受，要活下去！ 　　10月中旬一天，说是中央首长要找我们谈话。上路时我看到走廊宣传栏里报纸上的标题：周恩来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访问广州。我们被解送到珠江宾馆的大餐厅，是最先到的。一会儿，军区首长的夫人和机关师以上干部入场了，夫人们多与我很熟悉，现在要么装作不认识，面无表情；要么怒视，好像要划清界限。只有父亲的老战友杨梅生副司令员的夫人刘坚走过我身边时小声说了句，“要懂事，小心爱护自己！”这位红军出身的老阿姨的话令我眼睛发湿，我忍住了要流下的泪，怕别人看到。 　　军区首长陪着李先念来到了会场，他讲话第一句就是，“总理原来要来的，突然有急事回北京了，叫我来谈谈。” 　　李先念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对我们“不许歧视，要一视同仁”的指示后，自己说起来了，好像对“九一三事件”已掌握了案情。他说，“邱会作在自己乘坐的汽车后背厢里放了支冲锋枪，想要谋害……”一刹那，认识我的人都把眼光投向了我，我臊得恨不得有个洞钻到地底下去。这个刺激让我长久难忘！ 　　十年后我见到父亲问了。他并不介意，说会有那个事儿吗？先念和我的工作和个人关系密切，他要划清界线，才说那个“官话”。“二月逆流”，先念是从中最早解脱的，也是对别人说了狠话。 　　那天会后，学习班宣布，“执行周总理的指示，本次学习结束。你们都回原单位原来的岗位，思想上不要有包袱。”第二天，我被送回了部队。团政委说，他们已经学习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叫我安心工作。说罢，他把两封拆开已看得破旧的信给了我，是9月24日我母亲和哥哥写给我的，过去我收到家信最多五天，这次被扣下了一个月。哥哥在信中用暗语写了“树林起火，祸及他人……”母亲叫我“想得开，千万不要走绝路”。信是他们被监管前抓紧写的，幻想我能收到，但“落了网”。当时我以为再见不到他们了，把这两封信当了永别的念物，至今还保留着。 　　我回到了政治处，同事们没有明显歧视，但我走到那儿，都有人指指点点。我向团里提出来到团里的农场去工作，那怕是天天劳动也行。几天后政治处主任对我说，意见已反映上去了，上级不同意，说那样就违反了周总理的指示。你感到工作为难，那就分管一下文化工作，思想教育工作你愿意参加也可以。我突然有了想法，说想参加宣传教育，因为这样我可以阅读到更多的文件，我要把它们偷偷地抄下来，以后一定有用。 　　很快，轰轰烈烈地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开始了。广州军区揭发的一个重点是“林彪要到广州另立中央”，地点没明说，但暗指是南湖。我们部队是那里的建设者，发言时批判的人少，但私下却在议论，说那不是给伟大领袖修的吗？一个干部正在说着，政委目光射过去，大喝道，谁敢这么说！管好你的臭嘴！那个干部小声嘟囔：又没说假话…… 　　1971年的年底近了，天气变凉。广东的冬天并不严寒，可是我突然感到很怕冷。我没有任何家人的消息，也不许离开营区外出，只是工作还“正常”，但我知道，今后一定有苦日子难熬。我开始天天洗冷水澡，经常跑步锻炼，对寒冷逐渐适应了。 　　作于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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