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还是天灾？― 听父母讲述大饥荒的经历

――　端午节忆父母之二

大跃进及其后的三年大饥荒，是中共治国史上最可耻的失策之一，也书写了中国历史上非常惨痛的一页。然而因为种种原因，人么时至今日对那场灾难的全貌仍不甚了了，更遑论深刻检讨历史教训，以儆后人。

没有勇气面对过失的国人里面，常常流行着两种回避态度。一种态度以所谓的发掘真相为由，找出种种“证据”试图淡化那场饥荒的严重性，说到底就是搬弄数字游戏。大饥荒里饿死了多少人？5000万，3000万，还是1000万？这让人想起了日本人纠缠所谓“南京事件”的死亡人数。弄清死亡人数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但是无论死多少人，灾难还是灾难，罪责就是罪责。网友朋友们不要忘了官方发表的人口统计数字，在一向以人口暴涨为患的中国，那几年的人口增长率竟然为负值。

如果说上述观点尚可商榷，另一种观点就属于不可理喻了，有人不惜玩弄各种障眼法，甚至以威胁的方式，百般否认大饥荒的存在。但是，这些手法尽管花样翻新，总脱不了一个可笑的逻辑，即“我没见到的东西就是不存在”。对持这种观点的人我要说：你的儿子肯定没见过你和老婆嘿呦，但他若由此否定你是他老爸，连我都要打他的巴掌。如果数千万死难者的血仍然不能给中国后人换来一个教训，我们有何面目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民族站在世界上？

有网友会问，你经历过那场大饥荒吗？当然没有，但是许许多多的普通农民，通过他们口述的切身经历，仍然在向后人诉说着血写的事实。笔者逝去十多年的父母也是这些普通农民之一，为了不让这段历史湮没，我们有必要将这些千千万万的普通经历记录下来。

笔者的老家是个自然条件相当优越的村子，三面环水，大河川流不息，背靠大平原，土地肥沃又可以灌溉，加上道路四通八达，自春秋时代有记载以来一直人烟不绝。只可惜老祖宗没有钻探设备，否则找个附近的大煤田安家，后人都可以农转非了，扯远了。

1960年春天父亲十二三岁，家里兄弟姊妹多，眼看着断了粮，幸好父亲的姥姥家有些存粮，偷偷捎信来让人去取。那时候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私自买卖是禁止的，爷爷就让未成年的父亲去拿。父亲到了他姥姥家，用小布包背回了一些粗粮做的煎饼卷子(把煎饼加热叠起来的干粮，搁现在是健康食品)。

快到村口时，碰到一个中年男人坐在路边，用低沉的声音问：“小孩，你背的什么？”

父亲头皮发麻，没敢说话撒腿就跑，中年男人就在后面追。父亲跑了大约半里路，回头发现那个男人躺在地上喘着粗气，没能跟上来。后来，父亲每当讲到这一段就反复自责：“当时真该往地上丢个煎饼卷子。”

父亲背回的煎饼卷子帮全家挨过饥饿，但并非所有人都有此幸运。据父亲和其他老年人回忆，当时三百多人的全村饿死了十五个人，每个饿死人的家庭都有一段故事。

有一对孤儿寡母，孩子饿得奄奄一息，寡妇捉到一只蟾蜍烧了给他吃，可惜没有除干净毒液，孩子被毒死，寡妇也投了河。另有一家因为成分不好，自然最先遭殃，一家四口人，一个女儿饿死，妻子和另一女儿饿到不省人事，男人万般无奈，恳请一户光棍汉用米汤来营救，条件是妻子被救醒后要改嫁给他。

父亲又说，我们村还不是最惨的，旁边有一个村子也差不多有三百多人，饿死了三十多个。

我姥姥家是沂蒙山区南部的一个大山村，就是当年罗帅的抗日根据地。村子地处大山深处，交通不怎么便利，耕地也少，且大多是山边的梯田，无法灌溉。挨饿那一年，母亲刚十岁，眼看着家里粮食将尽，几户要好的邻居们到处打探能弄到余粮的地方。某天夜间，几家男人(当时我姥爷流浪在外)结伙翻山越岭，到山那边更偏远更闭塞的村子搞来了一袋长着绿毛的地瓜干(把红薯切成片再晒干，便于储存的东东)。

半夜回到家，不敢开灶，孩子们就大啃大嚼起来。母亲说，她感觉自己从来没吃过那么香甜的东西。

“那么姥姥村里饿死了多少人呢？”

“没听说饿死很多人，有几个身体不好的饿死了”。

“为什么姥姥的村里很穷，饿死的人不多，咱们村很富，却饿死了很多人呢？”

父亲给出了答案：“咱们村离公社近，一来工作组就到咱这儿。挨饿的前年秋天，大家都去吃食堂炼钢铁，没人愿意干活。一场秋雨，地里的庄稼全烂掉了。”

所谓自然灾害，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