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第一版以《芝加哥的殉道者》為名，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巴金全集》第21卷第55-122頁《自由血》。巴金是1927年為了紀念乾草市場的八名安那祺主義者殉道·受刑40周年而編譯的，從中可以感受到愛瑪·古爾德曼等安那祺主義者在殉道·受刑者那裡得到的精神激勵，是很好的歷史介紹和思想啟蒙作品，在今天讀起來仍然激動人心。[據李存光先生整理的《佚簡新編》可知，1948年7月始，甚至直到1950年9月，巴金一直與美國的無政府主義者通信，在信中，他稱他們為“Dear comrades”，向他們索取或與之交換無政府運動材料及文學作品。例如他向密歇根州立大學圖書館Labadie收藏室負責人Agnes Inglis索取(寄送)無政府主義者Sacco(薩柯)和Vanzetti(凡宰特) 的材料、Kropotkin(克魯泡特金)的材料，尤其多次搜求芝加哥Haymarket Affairs（乾草市場事件）中無政府主義殉難者的資料，並且對其中的A.Spies 和他的妻子Nina Spies表現出濃厚興趣。在1950年9月18日的信中，他聲稱“我尚未放棄寫一部有關Nina Spies的書的打算，不過我將推遲這一計劃”，但沒有說明推遲的原因。][1] 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主客觀條件都不容許巴金再回到乾草市場的悲劇歷史了。

五·一國際勞動節在中國被立為國家節日，卻被有意掩蓋了其來自乾草市場悲劇的安那祺主義歷史[2]，巴金1927年的編譯成為中國大陸對乾草市場悲劇真實意義的唯一介紹。幸運的是，台灣的勞動團體、勞工法學者沒有無視乾草市場，翻譯介紹過這段歷史。本書第二版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改名《芝加哥乾草市場的殉道者》，增加林佳和翻譯的“1886年芝加哥乾草市場悲劇記事”和阿衛編譯的“芝加哥乾草市場事件--國際五一勞動節的歷史”。這三篇對乾草市場悲劇介紹的中文文獻，基本上提示了該事件的背景、事實和意義。

另一方面，正如所有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一樣，美國和世界上的安那祺主義者、工會（包括芝加哥警察工會）、作家、研究者（包括為警察辯護者）和政府機構不斷發掘，更清晰揭示了這一悲劇的具體細節和歷史價值。光是“學者們就乾草市場事件發表同樣的觀點已經一個多世紀裡，關於這個主題發表的最近參考書目多達1530 條。”[3] 本文根據互聯網上搜索到僅有的相關中文介紹[4]，參照維基百科[5]等，簡述事件的性質和意義。

1886年5月1日，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全美多個城市，包括紐約、底特律、密爾沃基等，同時舉行罷工，罷工工人的總數估計有30-50萬人。但這次工人運動的中心是在芝加哥，估計有3-4萬人參加罷工、8萬人參加遊行。那一天，安那祺主義者阿爾伯特·柏爾森司[6]Albert Parsons和他的妻子及孩子們一起，作為組織者與遊行隊伍沿着密歇根大道遊行。

5月3日，罷工工人們在麥考密克聯合收割機廠的外面舉行集會，安那祺主義者奧古斯特·司柏司August Spies發表了演講，倡議工人們團結起來，支持工會。集會開始時未出現暴力活動，但下班鈴響後，一些罷工工人不聽司柏司勸阻，轉向從工廠大門出來的頂替工人，彼此發生衝突。警察向人群開槍，打死兩名工人，也有報道說打死6人（插圖)。

警察的暴力引起了工人的憤怒，芝加哥的安那祺主義者們迅速印製傳單，號召第二天5月4日在芝加哥的集市中心乾草市場廣場集會。這些傳單用英文和德文兩種文字印刷，向市民通告警察的開槍行為，號召工人起來維護正義。第一批傳單上寫着：“工人們武裝起來，展現我們的全部力量！”當司柏司看見這行字時，他堅決要求取消這句口號，否則他就不在集會上作演講。很快，大部分傳單都被銷毀了，但沒有被銷毀的小部分老傳單後來成為“罪證”之一。新印製的2萬多份傳單撤掉了這句口號，被散發到市民的手中。

5月4日傍晚，天下着小雨，乾草市場的集會平和地開始了。司柏司站在一輛四輪馬車上作為臨時講台對人群演講（插圖為2004年建立的模仿紀念雕刻），大批的警察站在附近監視。司柏司首先宣布：有人說這次集會的目的是要拉開暴動的序幕，所以我們看到那些為了“法律與秩序”的戰爭準備。然而，我要告訴你們，從一開始這個集會就不提倡任何這樣的目的。這次集會，是要告訴大家爭取八小時工作制運動的總形勢，和如何對應在這個運動中發生的各種情況。

柏爾森司等人隨後輪流對人群作講演，集會一直都很平和，以至於在場的芝加哥市長都覺得沒事了。他讓帶隊的警察局長Bonfield幫非爾得少管閒事，自己就回家了。塞繆爾·菲爾登Samuel Fielden是最後一位講演者，他在10點半時結束了演講，在場的只剩下幾百人，大家準備散場了。幫非爾得卻帶領警察向馬車講台圍攏過來，命令集會解散，引起混亂不安。幫非爾得的這一舉動，即使沒有預謀（有人指責如此），也只是為了顯示“法律與秩序”而炫耀權力，引發暴力。突然，一枚雷管炸彈被扔進了警察的隊伍里爆炸，當場炸死警察Degan、炸傷多人。警察們立即開槍，但槍擊只持續了幾分鐘就被命令停止了，因為幫非爾得也怕黑夜中警察自相殘殺。一位警察告訴《芝加哥論壇報》的記者：“很多警察是被自己人的左輪手槍打傷的。每個警察都要保護自己，一些人逃到了廣場的外面，其他人打光了他們的子彈，主要都是互相對射。”至少有4名工人被打死，傷亡的普通市民無法統計，因為很多人害怕被逮捕，不敢去治傷。

隨之而來的大搜捕可想而知。最終，八名安那祺主義者，包括柏爾森司、司柏司和菲爾登，被逮捕並以謀殺罪被起訴。八名被告人有5人在德國出生、1人在美國出生在德國長大、1人在英國出生、1人在美國出生，炸彈爆炸時只有其中2或3人在現場。

[[7]謀殺案的證據不充分，若由一個隨機挑選出來的、真正公正的陪審團審判，很可能會對被告作出無罪判決。政府為了避免這種冒險，惟一的辦法就是對陪審團進行牢牢的掌控。當時，所有的資源都掌握在政府、法院和大企業主的手中，要把陪審團變成一個擋箭牌不是不可能的。最關鍵的一步就是挑選什麼樣的人組成陪審團。

1886年6月21日，法庭正式開庭，第一個步驟就是挑選陪審員，這花費了三周的時間。在挑選程序中，控辯雙方對每位候選人都可行使“有因迴避”和“無因迴避”的權利，“有因迴避”沒有名額的限制，但是否迴避需要法官作最後決定。“無因迴避”有名額限制，針對每個被告人，雙方各有20次的“無因迴避”權，無需法官的同意。換句話說，控辯雙方對八名被告共享有160次的“無因迴避”權。

在挑選的第一周，最初被召集的陪審員候選人全部落選，主要是因為被告方的反對。這時，本案的法官加里Gary並沒有隨機地去抽選候選人，而是採用了一個在實踐中很少使用的作法，即派有控方傾向的司法官去預選陪審員候選人。

加里特別指派一名叫賴斯Ryce的法警去預選候選人。這名狂妄的法警在預選陪審員時告訴他們“我負責這個案子，那些傢伙(指被告)肯定要被吊死”。他自己在事後吹噓說，在預選時如果發現某人對“被告有罪”表示冷淡或反對，他自然不會挑選這樣的人。通過預選的方法，賴斯有意把那些“想吊死那些傢伙”的候選人送進法庭。一位落選的候選人在被告將被執行死刑的前四天，寫了一封書面的證詞給當時的州長，證明賴斯確實說過上面的話，他還寫道：我願意作證，不是因為我同情安那祺主義者，而是因為公民有維護法律公平的義務。

讓我們來看看賴斯預選出的這些候選人吧。一位候選人在被詢問時說：“我覺得那些人是有罪的，但我不知道是什麼罪。從報紙上的大量報道中我有了這個印象。現在法庭應該拿出一些積極的證據，讓我認為這些人是無罪的。”他的思維邏輯是假定被告有罪，與“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背道而馳。當被告對該候選人申請“有因迴避”時，卻被法官否決，被告方不得不使用“無因迴避”排除這樣的候選人。

另有二位毫不掩飾自己偏見的候選人，最終被公訴人和法官選進了陪審團。

丹克爾Denker，27歲，商店送貨員。公訴人問：“對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你有明確的態度嗎？”答：“是的。”問：“這種看法會妨礙你對本案作出一個公正的判決嗎？”答：“我想會。”問：“如果你成為陪審員，你是否能根據證據對被告作判決而不考慮你的任何偏見和意見？”丹克爾終於明白了這個暗示，回答：“我想我能。”法官對這種有明顯偏見的陪審員並沒有多問什麼，只是重複了一下公訴人最後的問題。很明顯，丹克爾正是公訴人和法官想要的那種陪審員。

另一位是森福德Sandford，25歲，鐵路票務員，曾經在紐約當過石油經紀人。當被問道是否對被告有偏見時，森福德回答：“這是肯定的”。公訴人只好引導說：“如果你當了陪審員，不管你有什麼偏見，你都能夠根據證據作出一個公平、公正沒有偏見的判決嗎？”森福德回答：“是的。”他又入選了。這時被告方已經用完了所有的“無因迴避”的名額，只好接受這個陪審員。

在挑選過程中，加里法官總是支持政府訴方的“有因迴避”而否決被告方的“有因迴避”，以至於被告方不得不更多的使用“無因迴避”的名額，其後果就是當被告方用完了“無因迴避”的名額時，不得不接受一個有偏見的陪審團（其中有一人甚至是被炸者的親屬[8]），此時的政府訴人只使用了52個“無因迴避”的名額。

三周的挑選，共有974名候選人被審查，其中750人被“有因迴避”、212人被“無因迴避”。被告的辯護人提請法官注意這個事實，賴斯預選的候選人局限於職員、商人和工廠主，沒有一個工人。但加里法官拒絕考慮辯護人的反對意見。

在缺乏直接證據的情況下，法官加里對陪審團作了這樣指導：本案提起公訴的原因在於被告已經進行了勸告和鼓勵謀殺的行為，如果謀殺行為因勸告和鼓勵被實施，那麼給予勸告和鼓勵的人就是謀殺犯罪。他還告訴陪審團：間接證據是一種與所指控的犯罪活動的背景和某些事實有關的證據，如果那些證據讓陪審團在超越合理懷疑之外認為被告有罪，那麼陪審團就可以認為被告有罪。當被告方要求向陪審團澄清“哪些證據屬於效力應該被懷疑的證據”時，法官予以拒絕。更難以置信的事，加里法官甚至告訴陪審團，在某種情況下，他們是法律的法官，就像他們是事實的法官一樣。這是暗示陪審團可以使現行法律無效。用間接證據定罪並不符合法律的宗旨，法官的法庭指導令陪審團困惑並且不知所措。

當有罪判決作出後，被告要求重新審判，理由是陪審團擁有偏見，法庭沒有證據證明被告犯了謀殺罪，無法證明被告是罪犯的同謀者。加里法官用他的邏輯駁回了被告的要求：判決並不認為被告以任何具體行為參與了謀殺事件，但判決同意這樣的理由，被告通過演說和散發傳單，鼓動大量的人而不是個別人從事謀殺行為，有日期、時間和地點，這已經埋下了隱患。鼓動的後果是某個我們不知道的人，受鼓動的影響，扔了炸彈，炸死了警察。鼓動者就是謀殺犯罪。[9]

1886年8月19日下午3點半，陪審團退出法庭去評議。他們被要求儘快地做決定，只有3個小時的時間來討論八個被告大堆的證據。陪審員們是考慮了法庭的指導還是考慮了自身的責任，不得而知，但當天陪審團並未作出判決。

8月20日上午8點半，一千多人聚集在法院前面。每一個走進法庭的陪審員看起來都很嚴肅，被告們似乎感覺到了判決的內容，臉上隱隱現出焦慮。十點整，法官加里在法庭上宣布：所有旁聽的人，除了法庭人員外，必須原地就座，每個人必須保持絕對的安靜。他轉向陪審員：先生們，你們作出判決了嗎？陪審團的主持人回答：我們作出了判決。他遞給法庭人員一張紙。法庭人員讀道：陪審團裁決被告人司柏司、柏爾森司、菲爾登、阿道夫·菲舍爾Adolph Fischer、喬治·英格爾George Engel、路易斯·林格Louis Lingg、邁克爾·施瓦博Michael Schwab犯有謀殺罪，起訴書的指控成立，判處死刑。陪審團認為被告人奧斯卡·尼伯Oscar Neebe犯謀殺罪，起訴書的指控成立，判處15年監禁。][10]

[[11]判決之後，第一個演講的是司柏司：我在這法庭上的講話，如像一個階級的代表向另一個階級的代表發言。正如五百年前威尼斯人發利里在法庭上受審時說的“我的辯護就是對你們的控告，我的無辜受刑，就是你們的歷史！”今天同樣如此，政府無法證明我和炸彈案有關，卻判我以罪，這就斷定你們在謀害我，我現在控告檢察長和警察長是兇惡的謀殺犯！

第二個發言的是施瓦博：“現在的社會制度不是在天天殺人嗎？未成年的兒童被迫幹活，婦女們操勞過度而送命，卻從未見有法律保護他們。芝加哥幾萬工人，擠在一個暗屋裡，孩子跟着父母同吃豬狗食，死嬰遍地，瘟疫流行，而富人高樓大廈，豐衣美食，還要飽暖思淫慾。這樣的社會，不就是人吃人的社會嗎？”

排字工人菲舍爾說：“我雖然參加了那天大會的布置工作，但炸彈案與我毫無關係。我從未犯過罪，然而我知道有個人快要犯殺人罪了，這就是檢察長格林奈爾。”

林格是殉道者中最年輕的一個，他只有二十一歲，是個德國籍木工，能製造炸彈。但那天炸彈案與他無關，他並不在場。他說：“你們有什麼證據來證明我的罪呢？你們說我蔑視法律和秩序，其實真正蔑視法律與秩序的倒是你們的警察。我向你們宣告：對你們，我贊成使用武力。當你們把我們絞死，千萬人會來向你們擲炸彈。現在絞死我吧！”

另一個發言的是在1872年離開德國來到美國生活的工人恩格爾。他原來以為美國是自由樂土，一心嚮往自己能成為這個共和國的公民。但一踏上它的土地，他才發覺事實並不是這樣。他說：“我發現在德國社會裡看到的罪惡，美國也有。這就是我為什麼要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的原因。我在工廠里結識了一個同伴，他向我講了科學的社會主義邏輯，他說：只要機器原料等仍是資本家私有，並得到國家保護，那麼要靠我們的雙手勞動來維持生活，那是不可能的。我這才知道美國的‘自由票箱’是一種美麗的神話，只要工人在經濟上仍為奴隸，他們在政治上是不可能自由的。”

柏爾森司最後發言，他的發言長達幾小時，最後他說：“我以為凡是自然界的富源，凡是社會上的財產，凡是文明的財物，都是歷代勞工的成績，應該屬於人類全體，永遠歸大眾享用。……你們以為使我們上了斷頭台，社會運動便終止了嗎？呵！恐怕不至於如此吧！隨着你們對我們的判決，將是美國與全世界人民對你們的判決，這個最大的判決，必將揭出你們的不公，替我們伸冤的。”]

1886年9月4日Harper’s周刊刊登的慶祝判處乾草市場“暴徒”的卡通（Thomas Nast作，見右圖），可以感受到當時代表主流社會的媒體的氣氛。這可以理解為什麼伊利諾州高級法院接到上訴後，知道庫克地方法庭加里法官的判決違背法理，也不肯違背“民意”，反倒作出了一個長達267頁的意見書，來解釋他們為什麼維持原判的理由。聯邦最高法院更自在：它可以用任何自己認為方便的理由迴避燙手的政治案子。雖然有四萬人簽名的請願書，聯邦最高法院1887年10月27日以該案的問題不屬於重大的聯邦問題為由，拒絕審理此案，從而確定了八名殉道者的命運。

死刑執行前，當時伊利諾州州長歐格斯柏Oglesby迫於各方壓力，願意把被告的死刑減為終身監禁，但要求被告必須寫一份認罪書請求赦免。柏爾森司、菲舍爾、林格和英格爾拒絕了這個要求。“自投法網”的柏爾森司最有希望不死，他告訴來請求他認罪不死的知名編輯：如果我認罪不死，別的同志必死無疑。他還抱有一絲期待：如果他不認罪而生存，別的同志也有可能生存。司柏司、菲爾登和施瓦博寫了請求書，但三天之後，司柏司撤回了請求，他寫信給州長請求只絞死自己一人以免除其他人的死刑。最後，州長對菲爾登和施瓦博改判為無期徒刑。1887年11月10日，在執刑的前夜，林格這個年僅23歲的年輕人，在自己的牢房裡用偷帶的自製炸藥含在嘴裡自殺，於次日下午死亡。

1887年11月11日中午，四名被告被絞死。據目擊者說，因為他們頸上的套索系得太松，並沒有立刻死亡，掙扎了大約8分鐘。英格爾、司柏司高呼：“安那祺主義萬歲！”從容就義。哲人菲舍爾道出了現代人生的至理名言：“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時刻。” 柏爾森司留下挑戰美國人民的預言：“我們在墳墓里沉默比被絞殺的聲音更有力量的時候快要到了！”。

1893年，本人是德裔美國人律師的伊利諾州新任州長奧蓋爾德對該案作了大量調查，質疑陪審團預選、被告有罪證據、法官公正性等，都指出其缺欠，無條件釋放了仍被關押的菲爾登、施瓦博和尼伯。[12]

以下的這本為美國中小學生出版的圖畫書說明通過這一事件美國社會在思想寬容、言論自由和法律公正方面的進步。這本《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系列歷史普及讀物《乾草廣場悲劇》The Haymarket Square Tragedy由Michael Burgan編寫、Compass Point Books公司2006年出版。本書內容只有大字體排印的48頁，由伊利諾州勞工史協會Illinois Labor History Society主席Leslie Orear和Boise州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教育學院Rosemary Palmer博士作顧問審閱。書中告訴美國中小學生：“沒有人不知道誰扔了炸彈，但（起訴官）Grinnell說這些安那祺主義者‘與實際扔炸彈者一樣負責’。…他利用美國人對無秩序和暴力的恐怖挑起對這些被起訴者的仇恨”（第34頁）“為8位安那祺主義者辯護的律師指責Grinnell和他的證人撒謊，他們提出有些被起訴者5月4日根本不在乾草市場附近的證明，沒有任何被起訴者那天晚上訴諸暴力。”（第35頁）“四位（死難者）馬上被稱為烈士，15萬以上的芝加哥民眾湧上街頭為他們送葬。” （第38頁，插圖）

事後，連法官加里也不得不承認他的法庭指導違背所有的法律判例。他為自己辯解的理由是：這個案件是“史無前例”的，它需要法官做一個“史無前例”的法庭指導，他自己只是“執法過於嚴格”。實際上，加里後來不僅沒有被處罰，反而得到共和黨和民主黨的信任被提升。而僅僅實現把乾草市場案件確立為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司法錯案之一、把這起審判也成為陪審團審判史上的典型污點案例，也經歷了長久的鬥爭。芝加哥政府在爆炸地點最初建立的設立的耀武揚威的警察紀念像（插圖）經過被不斷的抗議（包括兩次炸毀）才被移掉。

當然，要進一步改變美國社會、實現殉道者為之殉道的安那祺主義理想，又伴隨了多少新的犧牲！連對乾草市場悲劇的利用和曲解，直到今天還在繼續。但是，他們的犧牲畢竟結出了果實，讓我們生活在一個更加自由、平等、公正、人道的社會。作為結尾，我想引用黑格爾對最早的安那祺主義殉道者的評述：“蘇格拉底以他的良知與法庭的判決相對立，在他的良知的法庭上宣告自己無罪。但是沒有一個民族，…能夠承認一個良知的法庭。…一個國家的第一條原則是：沒有什麼較高的理性、良知、正義，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除去國家所認為公正的東西而外。教友派、再洗禮派等等，抗拒國家的確定的權利，…在一個真正的國家裡面是不能立足的。這種可憐的自由，即思想和信仰每個人所願意的東西的自由，是不存在的；這種回到自己的義務的意識之中的作法，也同樣是不存在的。”“人們也許會設想，這種命運並不是必要的，蘇格拉底的生活並不是必須採取這一個結局，…然而我們必須說，是通過這一種結局，這個原則才得到了它的真正的榮譽。”“一個偉大的人會是有罪的，他擔負起偉大的衝突…但是他的事業，由他作出來的事情，卻保留下來了。”“從它的灰燼中便升起了一個更高的精神。”[13]

[趙京2012年11月26日 第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