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表面上看，历史之所以好玩，是因为它的创作者是一位把“偶然”运用到了极致的戏剧大师。不过，历史的深奥或者悲哀实际上在于，每一个偶然背后都隐藏着巨大而沉重的必然。

　　因为 “一个梦的家当”而起义这种异事，并不是只发生在洪秀全身上。我们随手翻捡史书，在他之前和之后，都可以找到相似的例子。

　　乾隆三十九年山东清水教起义的领导人王伦在起义之前，曾经“梦见是龙”，因此预测自己“将来大贵”(《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16)。这个梦坚定了他起事的决心，后来又被广泛宣传，成了教徒们信心的来源。

　　嘉庆年间天理教起义的重要首领李文成，之所以始终坚信自己能成大事，也是因为一个奇怪的梦：“夜梦魔神语之曰：君乃十八子明道震宫九教主也，得东方生气，居河洛之中，协符大运。文成惊异，益自负”。(《靖逆记卷五》)

　　甚至在洪秀全的伟业烟消云散一百多年以后的新中国，这种事还曾经多次重复。比如一九八O年左右，四川巴中县青山乡曹家沟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农民曹家元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他爷爷坟前坐着一位白须老人，老人头上有一条一丈多长的金龙腾飞。老人说：“我是你爷爷，把这个坛子给你吧!”他打开一看，里面都是黄澄澄的金子。

　　不久之后，他又做了一个怪梦，梦到他进了县剧团，演出“黄袍加身”的戏，宫娥彩女排成两排，站在他的身后。

　　这两个梦使他相信他有皇帝之运。因此自命不凡。后来一九八二年春节扫房时，他又在木仓中偶然拾得《五公经》一本，读了这本书更加相信自己就是书中的应运之人。从此遂不再劳动，专心研究《五公经》，投入民间宗教事业，学会了“出神”，“走阴”，在发展了一批信徒之后，于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六日在曹家沟自家院中举行了登基大典。信徒八十一人跪拜在地，在小小山村里场面相当壮观。当然不久后此事就被公安机关侦知并迅速剿灭。(《帝梦惊华》)

　　二

　　洪秀全经历背后隐藏的另一个规律是，那些民间宗教的创立者，起初往往都是在俗世的奋斗中屡屡受挫的“LOSER”。

　　在解放之后破获的许多起会道门案件中，这个规律表现得很明显。一九九O年代初在苏北盐阜创立了黄坛教的朱良美，在创教之前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光棍”。他因为长相肥丑又不务正业，被人称为“猪郎公”。被命运逼到角落后他狗急跳墙，宣布自己是观音菩萨的儿子，创立黄坛教，以此奇招一举扭转了人生的颓势。他以 “狐仙附体帮人治病”的方式，发展了附近六十户二百五十余人入教。原本娶不上老婆的他成为教首后给自己设了三宫六院，在信徒中挑选“娘娘”，前后封了“正宫娘娘”、“东宫娘娘”、“西宫娘娘”及“贵妃”共计十七人，过上了帝王级的豪华性生活。(《帝梦惊华》)

　　一九九一年在河南嵩县老曼场创立“万顺天国”的李成福命运与朱良美异曲同工。他因为家境贫困又不务正业，一直没娶上老婆。直到三十四岁，才和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订了婚，订婚不久，那个水性杨花的寡妇又移情于他的弟弟，成了他的弟媳。悲愤之下，李成福离家出走，背井离乡，发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衣锦还乡。在挖了两年山药之后，他凭着自学的看风水算卦的本事在异乡获得了山民们的尊重。他手持几本《奇门遁》、《推背图》，向山民们宣布，这个朝代快完了，他要执掌江山。巧舌如簧的他居然成功地发展了一批骨干，创建了“安民党”，筹建“万李起义军”，并在一九九O年正月的一个晚上宣布“万顺天国”正式成立。可惜他远没有洪秀全走运，天国成立不久就进了监狱。

　　当然，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还是嘉庆年间天理教起义的总导演林清。这次起义因为义军传奇般地攻入紫禁城而垂名青史。起义总首领林清的命运转折，生动地向我们演示了民间宗教是如何“变废为宝”、“点石成金”的。

　　林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生于北京近郊。父亲是一名衙门里的书吏。他的前半生几乎完全是由大大小小的失败串连起来的，这些失败之间甚至没有什么缓冲地带：

　　林清“少无赖，(其父)先本捶挞之，不克悛，屏处药肆。”(《靖逆记》)读了几年书后发现不是读书的材料，于是在十七岁那年，父亲把他送到一家药铺里当学徒。三年学习期满，他学了点中药知识，“并略懂医病”，于是走上了社会。

　　走上社会之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三里河一个药店里当伙计，本来这是一个不错的职业，不幸因为他刚走上社会就染上了嫖娼的恶习，得了梅毒，长了一身的毒疮，“被药铺逐出”。

　　他的第二份工作收入又低，又不体面：在顺城门外大街打更。这一般是老头们干的活儿。不过也有好处，打更都是深更半夜出来，不怕人瞧见他的毒疮。不久之后，父亲去世，他的毒疮也好的差不多了，就回乡顶替父职，任黄村巡检司书吏。

　　书吏虽然工资低微，有的甚至没有工资，但是因为充当着官僚体系与民间社会的连接剂，拥有操纵潜规则的空间。那些心黑手狠而又“门儿清”的书吏中，不乏发财致富者。可惜林清发财之心过于操切。当上书吏不久，他就因为私扣民夫工资而被革退。这是他第二次失业。

　　被“开除公职”之后，他并不服输，决定自己创业，投身商业，用没被官员查出的那部分贪污款与他姐夫一起在黄村合伙开了个茶馆。一开始，他跑东跑西很卖力气，茶馆经营的势头不错。怎奈他做事只有三分钟热度，事业刚开头，他就开始陷入赌博之中，不久把自己的这份本钱输得精光，被姐夫撵了出去。这是他第三次失业。

　　遭遇了这连续三板斧后，他对人生并没有失去信心。他的长处就是从不服输，“大不了从头再来”。他怀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偷越边墙，潜入满清皇帝们圈为禁地的热河。在那里他凭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头和曾经经管河务工程的“工作资历”，获得了一位管理皇家工程的“汪巴大人”的信任，参与管理“布达拉石作工程”。工程项目自古至今都是贪污腐败的最佳渠道，这次工作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一次，很快他就赚了一大笔钱，“衣锦还乡”，大摇大摆地在人们惊讶的目光中回到了黄村。

　　然而好景不长，财主日子没过几天，赌博和嫖娼很快把这笔钱败光了，他再一次成了穷人。

　　不过见识过花花世界的他已经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于是他再度外出，南下苏杭。在苏州他谋到了一份在“四府粮道衙门”当长随的工作。《靖逆记》记载： “清有口给，能营贿赂所得，即散去若粪土。及事觉，官绳以法，清潜逃”。也就是说，他又一次因为过于大胆地贪污枉法而失业。这是第四次。

　　这次失业的后果十分严重，因为这是遥远的他乡，举目无亲，他连家都回不了。想来想去，只好靠记得的几个药方当了上游方医生。游方医生其实比乞丐强不了多少，居无定所，饥一顿饱一顿，更谈不上能攒下钱了。没办法，他平生第一次当了苦力，在粮船上给人拉纤。这份工作的好处是他可以沿运河一路北上，回到北京。不过当粮船到达北京时，他已经形同乞丐。

　　回到北京之后，他又卖过鹌鹑，当过鸟雀铺店员，也因为好吃懒做，都没干长久。还因为将鸟雀店本钱花光，“险些被人送官”。只好灰溜溜回到黄村，落脚在外甥董国太家。

　　总结前半生，林清换了十来种工作，除了在热河一次外，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这一方面固然说明“大清盛世”中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并不如王朝自己宣传的那么安稳，另一方面也说明林清本人性格中存在着致命的缺点：好逸恶劳，性情浮躁，做事没长性，大手大脚，花钱散漫。

　　直到加入民间宗教后，这个“屡战屡败”、“百无一能”的“废人”的命运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重大转折。嘉庆十二年(1807)，三十七岁的林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加入了荣华会(即“八卦教”中的坎卦教)。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林清加入荣华会是因为真正的信仰，《靖逆记》说“清之初入教也，意图敛钱无大志”。这个说法是根据林清自己的供词：“我起初倡会，原是意图敛钱。”

　　然而林清马上就发现他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终身事业。他发现他简直就是为宗教而生的，他具有成为一个伟大民间宗教家的一切条件：

　　第一，他有极好的口才。《靖逆记》说：“清有口给”，知道怎么讲教理讲得深入浅出而又神乎其神，非常适合传教和辩论。走南闯北的经历，又使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更加油滑熟练。

　　第二，他见多识广，脑筋灵活。又生性慷慨，善于结交。如前所述，《靖逆记》记载他得来的钱，“即散去若粪土。”

　　第三，他略懂医术，而免费治病是民间宗教传教的最好方式。他经常走街串户，以行医为名进行传教活动，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成功。

　　所以入教不久，他在教内地位就节节上升，迅速取代了原来的教首郭潮俊，此人虽然资格较老，然“性怯懦，遇事畏葸”，教门一直打不开局面。林清做事有魄力，敢闯敢干，在他成为教首后，因他“有大刀阔斧和勇于进取的作风，从而改变了以往教门的保守势态。使坎卦教不再囤于大兴县农村、乡镇的一隅之地，走向了北京内城、京边诸县以及直隶地区;教徒也从单一的农民，发展到各个阶层。”

　　林清雄心勃勃，很快就依仗实力，统一了这一区域范围内的白阳教、红阳教诸教派，成了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最大的宗教首领。他把自己宣传成是“弥勒佛转世”，全称是“掌理天盘八卦开法后天祖师”。教徒们认为他是“文圣人”、“就同孔圣人一般”。他向每个教徒收取“根基钱”，迅速成为巨富，过上了“食有鱼出有车” 的生活。

　　林清第一次尝到了真正的成功滋味。他在民间宗教中，不但获得了温饱和金钱，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地位、尊重和信任，体会到了以前世俗事业中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成功感。这种感觉实在太甘美了，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的二流子林清几乎变了一个人。《董国太供词》称“自从掌教，据说他不嫖赌了”。他的眼里燃烧着辉光，他的身上笼罩着严肃。他不再赌博，也不再嫖娼，举手投足，完全是成功人士的模样，浑身上下，一派威严的“圣人”风度。

　　三

　　民间宗教或者迷信与农民起义的结合，自始至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定势。东汉末年黄巾军大起义，凭借的是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北宋的方腊起义和钟相、杨幺起义，利用的是“摩尼教”。元末红巾军起义的主要精神力量是白莲教。这一宗教后来生命力如此强大，以至于明清两代的所有农民起义，几乎都有白莲教背景。

　　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那些创建宗教的人，都想推翻政府，称王称帝。虽然欲望是没有边界的，但理性却使教主们不得不小心从事。事实上，在历史上更多的教主满足于“温饱”。他们稳健而谨慎，狡猾而现实，把教门经营成了一桩兴隆的“地下买卖”，境界最高者甚至成了子孙世袭的“地下王朝”，既回避了风险，又获得了最大化的利益。这其中的典型就是清代中前期“八卦教”(也就是“荣华会”、“天理教”的前身)首领刘家。

　　山东单县人刘佐臣在康熙初年创立了八卦教。这个教门杂糅儒释道三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旋律。刘佐臣宣传，宇宙三世分别由李老君、释迦如来佛和孔夫子掌管。他说自己是孔子转世，也就是宇宙的最后主宰。

　　这一教门的最大特点是特别善于敛财。它的组织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敛钱系统，其原理与传销异曲同工：各地分支机构象地主收租一样，定期收取教徒的“会费”，说是“以出钱多寡定来生福泽厚薄”，说这些钱是“往西天取金沙费用”。这些会费层层盘剥，层层上交。谁发展的下线儿多，谁抽的头也多。当然，最大的抽头者是刘佐臣，所有的钱，最后都有一部分成成会汇总到山东刘家。

　　配合这种敛钱体系，刘佐臣在教门内部推行“儒教专制化”。他用儒学纲常为教内纪律服务，强调分尊卑、明长幼，要求信徒们“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在教内建立了严格的层级体系，按官位大小，依次分肥。到嘉庆年间，这个教派的层级体系发展完善到与一个王朝相似：“秋仕”相当于秀才，“麦仕”相当于举人，“号官”相当于县官，“法官”相当于知府，教主当然就相当于皇帝，教内成了专制小朝廷。教主到各地视察，有专人打前站，见面时“文武大臣”分列两旁，山呼“万岁”，对“皇帝”之命唯命是从。甚至“皇帝”说自己流下的鼻涕是玉浆，信徒们也抢着吃。

　　这一教门的另一个特点，也是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世袭的宗教。刘佐臣精明无比，一开始就将这一教门设计成刘氏家族的“吃饭本儿”。他既称自己是孔子转世，又称孔子世世代代在刘家转世下去。因此从康熙初年至嘉庆二十二年间，虽然屡遭政府打击，但他的后代始终充当八卦教教首，传承六代，历时一个半世纪，几如一个王朝。

　　为了保持既得利益，这一教派一直保持地下状态，从不公开活动。它满足于事实上的“小王朝”而绝不对现实秩序发动任何挑战。不但不挑战，它甚至还地上地下两不耽误。刘佐臣死后，他儿子刘儒汉继续经营，刘家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刘儒汉已经不再满足于充当地下“邪教”教首，还想获得现实世界的“功名利禄”。于是他在康熙四十五年捐官，花了银子一千七百两.外加一千零四十担大米，共合四千六百余两白银，“旋由捐纳选授山西荣河县知县”，走马上任去给大清朝服务去了。直到康熙五十八年“犯案”，“参回原籍”，他一共做了十几年清朝的地方官。

　　及至乾隆年间，刘家的财富积累得更多。乾隆皇帝打击这个教门，抄家时起获大小贮银罐二十七个，共计白银12427两，黄金一小锭，二两五钱。此外，还有“田庄数处，地数十顷。”这当然都是教徒们的奉献。

　　当然，世袭现象并不是八卦教的专利，明清时期这样的教门层出不穷，比如黄天教的李家，江南斋教的姚家，清茶门的王家等。他们的家族统治有五代有十代，长达一二百年甚至二三百家之久。和王朝的统治者一样，这些世袭宗教教主都热爱稳定，既使在动乱之时，这些家族也很少有揭竿而起者。这种不参与事实证明是十分明智的。林清等少数几个违背八卦教传统举起造反大旗的人，最后的结果无一不是陨身灭族。

　　四

　　在开始创立上帝教时，洪秀全并没有想到要公开造反。王庆成在《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令人信服地证明，洪秀全首次去广西传教时，并没有任何革命思想，他 “所宣传的并没有超越《劝世良言》的范围。谁都承认，《劝世良言》不是一本革命的书;相反，它实际上是一本教人不革命的书。”(《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第14页)回到花县之后，洪秀全写了一些阐述其教义的文章，比如《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与我们猜测的不同，这些文章宣传的不是造反，相反，它们批判造反。王庆成说，(《原道救世歌》)“糅合了基督教和儒家的思想、用语，苦口婆心地劝世人拜上帝，学正人，捐妄念。如诗歌的题名所示，这是当时的洪秀全为了拯救邪恶社会的‘救世’方案。这个方案，也没有任何反对现存统治秩序的革命倾向。”(历史和思想，16)这首诗歌中甚至谩骂李自成、黄巢、项羽这些起义领袖为草寇，诅咒起义和战争：

　　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

　　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

　　……

　　很显然，第二次进入广西之前，洪秀全还是只想收徒敛钱，建立秘密天国，以地下温饱富贵为满足。但是第二次入广西后，形势与前次已经大有不同。

　　道光三十年的大清王朝，从各个方面都已经显露出彻底崩溃的征兆。特别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广西，政府的控制力已经下降到极点。广西本来就是会道门遍地之处，国势衰微，越来越多的人试图一逞。“道光二十七、八年间，楚匪之雷再浩、李元发两次阑入粤境，土匪陈亚溃等相继滋事，小之开角打单，大之攻城劫狱，浸成燎原之势。”(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见太平天国史料从编简辑，第2册，第3页。)道光三十年夏秋，陈亚贵等起义军一度攻占荔浦、修仁、迁江县城。广西形势大乱，各地乡绅纷纷组织团练，镇压本地的会道门。“拜上帝教”也在团练们敌视的范围之内，数次发生冲突。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拜上帝会”想安安静静地建设自己的地下天国已经不可能。

　　不过洪秀全及其高层干部还是权衡了很长时间。毕竟，造反的风险每个人都知道，前车之鉴更比比皆是。比如天理教起义就是一个错误。林清本来可以像他的前辈刘佐臣一样，己广置妻妾，吃香的喝辣的，把天理教经营成世袭教派。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野心过度膨胀的结果是他被凌迟处死。

　　但是，此时的形势和林清之时确实有所不同。大清王朝的灭亡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而这时拜上帝教信徒已经发展到了一万多人，趁乱起兵以图大事，似乎已经有了资本。更何况，洪秀全的“皇帝梦”和高级部下的“将相梦”潜伏多年，此时像一头跃跃欲试的小兽，早已经按捺不住了。

　　五

　　“做皇帝”恐怕曾经是旧时代每个男子的白日梦的内容。这是中国人尘世梦想的极峰。这不足为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男人恐怕都梦想过当皇帝当国王。问题是，将这个梦想付诸实际操作的中国人，肯定多过世界上其他国家之总和。事实上，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每一个朝代，不管是国力强大还是空虚，统治清明还是混乱，都有许多被“皇帝梦”所驱动的人试图一逞。清末民初有一个叫张相文的人，搜索历史上的成王和败寇，写成两卷的《帝贼谱》。他草草搜罗的结果是七百余人。我们可以确切地说，这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过去的一千多年中，中华大地上每年都会有将皇帝梦付诸实践者。这个论断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在早已推翻了帝制，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的“新中国”，每年操作“皇帝梦”的人仍然数不胜数。我们仅举其中几例：

　　一九五O年二月，山东人李懋五在北京召集九宫道道徒开会，宣布：“我是太阳，日光菩萨，明年日出，太阳出头就是我出头”，于当年五月五日，李的生日那天就任“明道大皇帝”。

　　这只是五十年代镇压会道门时破获的“皇帝案”中的一起。这些案子数以千计，内容雷同，从解放初一直持续到文革中。而“改革开放”后的“皇帝案”内容往往更为离奇：

　　一九八一年，盲人丁兴来在大别山区创建了道德金门教，不久后称帝，封 “正宫娘娘”、“西宫娘娘”、“宰相”等21人，赐“仙印”41枚。由于交通闭塞，在山区当了十年“皇帝”后十年才被发现并被乡政府处理。

　　公元一九八二年，四川省巴中县六十多岁的老农民张清在巴中川剧团大楼称帝，张清安任“正皇帝”，另一位叫廖桂堂的人出任“副皇帝”，宣布建立“中原皇清国”。他们的政治构想规模甚为宏大，甚至远及台湾，故精心准备了一道册封谕旨，将蒋介石先生(他们不知道蒋老先生已经驾鹤西游)册封为“威国王”，给他准备了《皇清圣诣(旨的别字)职字第五号》文件，准备通过邮局寄到台湾，联合蒋老先生起事。当然，还没等邮寄，他们就被县公安局给灭了。

　　一九八四年，四川一名读过几本古书的农民曾应龙，因为对计划生育政策强烈不满，率众建立了“大有国”。他穿上了用白布染就、农妇描成的龙袍，率领千余名抵触计划生育政策的“臣民”，杀入县城，攻陷县医院，俘全部医生、女护士，将所有计划生育用品搜出并销毁。后被我人民解放军迅速平定。我人民政府念其无知，从宽判处无期。这位老兄还不服，在狱中不断申诉。不过同时改造颇为积极，在狱中读了“四川函授大学”，准备出去后为人民服务云云。(《帝梦惊华》)

　　一九八六年，山东人潍坊农民的一个前妇女队长、小学文化的晁玉华自创“青华圣教”，建立了“大圣天朝”，自称“女皇”，招童男，建“后宫”。后被县人民政府镇压。

　　直到一九九一年，还有一贯道徒龚贤哲凭《金母血书》招徕信众，在云南乡下建“中华国”，改年号“顶古永和”……

　　仅仅解放后几十年间，这些案件加起来就不止千百。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将皇帝梦付诸实践者的数量当然更为惊人。

　　阅读其他国家历史，我们极少发现类似的“皇帝案”。王学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位同事从日本游学回来，谈到日本民俗时说到，他曾问过日本学者，日本人有没有想当天皇的?那位日本朋友很惊讶，说那怎么可能呢?天皇是神啊。”欧洲历史上也出现过许多次农民或者说农奴起义，但是这些农奴起义的领导者极少称王称帝，“他们的理想是回到古老的农村公社去，以恢复被农奴制度贬低和摧残了的自身价值。”而不是像中国农民这样，建立新的王朝。我们也许有充足的理由说， “皇帝梦”是中国这块土地的“特色”之一。

　　六

　　中国社会自秦始皇以后，就与众不同。用程歗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农民和欧洲农奴的反抗斗争就具有不同的心理基础。欧洲农奴的生活方式产生不了以夺取皇权为目标反抗意识，而中国的农民起义，……无不是企图依照传统王朝的权力模式，建立农民的理想王朝。”(《晚清乡土意识》，第52页)

　　世界上其他传统社会，大多缺乏流动性。无论是西欧和日本的封建社会，还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各阶级都藩蓠森严，大门紧闭。贵族永远是贵族，农奴永远是农奴，武士永远是武士。人们缺乏奋斗意识，更愿意听从命运的摆布。

　　而中国独不然。秦始皇早在两千年前就扫灭了贵族阶层，除皇帝外，一定程度上“人人平等”。唐太宗又成功地运行了科举制，建立了最“公平”的官员选拔机制。因此中国传统社会很早以前看起来就十分“现代”，存在着社会垂直流动的大量机会。“就传统官僚专制社会所具有的社会流动程度而言，中国可以说是人类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阶层开放性结构的社会。”(潘维《中国党政体制——现行政体的由来》)

　　这种流动性，用文雅的词汇说，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则是“富不过三代”。相对其他文明来说，中国社会中没有不可突破的森严壁垒，每个人都有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命运的一线之机，所以中国人奋斗意识是世界最强的。

　　中国人改变命运，无非以下几种方式：一是通过克勤克俭的努力，发家致富，由贫农而富农而地主而大地主。二是通过供孩子读书，“十年寒窗”后一朝中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带得全家鸡犬升天。三则是奇迹般的“发迹变泰”。这是宋代以后流行于民间社会的演义评书中最受听众欢迎的内容。

　　而“发迹变泰”故事中，最为刺激的当然是由一介平民而成为天子。事实上，这种故事由刘邦第一个讲述后，历代效法者无穷，特别是唐代以后，中国的皇帝们多是起自底层。这种示范效应令“发迹变泰”故事在民间四处流传，导致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流传。

　　事实上，“做皇帝”以及“拥立皇帝”已经是传统中国人的奋斗途径之一。

　　中国历史上重复过无数次的一个雷同情节是，一些人发现身边的某人 “有异相”，遂死心踏地地跟随他谋大事，以图“泼天的富贵”。

　　冯云山这个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那么迅速地成为洪秀全最坚定的信徒，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洪秀全的面相。冯云山会相面，他“少与洪秀全同学，尝谓秀全多异相，豁达大度，有王者风。因历举古今成败事说秀全，教以起事。以故二人深相勾结。”

　　王伦之所以起义，除了“梦见是龙”外，精于相面的梵伟对他的持续鼓动也功不可没。史载梵伟“妄谈天文谶纬”、善于巫术，他经常对王伦说：“予阅人多矣，莫有如君者。即若辈位至督抚，衣锦食肉，能生杀人，亦徒拥虚名，按其才与貌，终出君下。予以君擘画，十年当为君姓上加白，毋自弃也。”

　　前面我们提到的河南嵩县老曼场“万顺天国”皇帝李成福，他用来宣传自己神异的仅仅是两个证据，一个是他姓李，所以他是唐朝皇帝的后代。另外一个他手相特殊，“一只手的纹是命子旗，另一只手纹是武砂帽，这是天子相”。仅靠这两个证据和几本《奇门遁》、《推背图》，再加上巧舌如簧，他就成功地网罗了高峰村前任生产队长谭振军、会计谭某、村医张某以及另外一个村的前民兵营长万玉忠等骨干。酷爱诗歌的共产党员万玉忠还在李成福的笔记本上“题诗”四句，以示忠心： “我与富贵处今春，相互情谊沧海深。四海为家干事业，万里征途永鹏程”。

　　与皇帝梦相配套的是“将相梦”。皇帝只能出一个，大臣的职位似乎更“现实”一些。乱世之时，投身军旅，拥戴新君，由布衣而为将相，那也是相当地诱人。在新中国发生的“皇帝案”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这些人都颇有“群众基础”。一九五O年，自称“紫微星”的山东人石东林“出世定国”，参与的各路会道门徒多达三万多人。一九五五年的“浩天尚国”事件，封了一百多官高级官员。一九八三年的“农合佛国”，分封了一百九十九名“宰相”、“国师”、“娘娘”。许多农民为了将来享受福贵，争相投靠，争做“宰相”、“国公”、“保国将”、“九省元帅”等大官，更有不少妇女，主动投身，争相做“妃子”、“娘娘”。一九七八年，四川人蔡昌诚以“验体选妃”为名，使得二十多名妇女主动投入他的怀抱。(《涤荡尘埃：新中国反邪教斗争》)而晁玉华的大圣天朝，她的第子五百人中，既有党员、厂长，警察，更有县团级干部、正营级军官。

　　七

　　阅读了多如山积的原始资料之后，我不得不说，正统历史教科书过多地强调了历代起义者的天理，有意识地忽略了他们的人欲。似乎每一个起义者都是怀抱着“民胞物与”、“解放全人类”的雄伟理想揭竿而起的。

　　事实上，几乎每一次农民起义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都是对财富和地位的向往。这种向往光明正大，顺理成章，本也无庸讳言。人欲就是天理。当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不能满足大多数人的温饱之时，他们有天然的权利来改变这种秩序。

　　虽然披上了基督教的外衣，上帝教和基督教的精神实质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基督教的落脚点是彼岸，而上帝教和所有中国民间宗教一样，神秘的外衣下隐藏着的是炽热无比的现世欲望。

　　经过反复衡量思考，洪秀全终于决定起事。道光二十九年，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近世烟风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

　　……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

　　明主指朱元璋，汉皇指刘邦。这两位由布衣而为天子者，是天下所有男人的超级偶像。

　　道光三十年，正当广西各教门纷纷聚众起事之际，洪秀全发布“团方”令，要求所有信徒携带所有家口，烧掉自家房子，到金田镇集合。所谓“团方”，是“团圆”、“团聚”之意，洪秀全发布团方令时只是说要他们来参加宗教仪式，并且恫吓说：

　　道光三十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有瘟疫，过了八月之后，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

　　为了躲避这场“大灾”，这些人才被各路教首带领来到金田，他们根本想不到自己这次团方要泼上身家性命。直到和官兵打仗的前一天，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将要参与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起义。一万多人的队伍中，只有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六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他人，都是稀里糊涂就成了伟大的“造反”者。

　　要把这样一群毫无准备的“顺民”变成英勇的“革命战士”，洪秀全的动员方式是许诺这些追随者，起义成功后，他们都将是世袭的官僚：

　　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动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威风无比……享福无疆。

　　太平天国教育干部的《天情道理书》说得更明白：

　　试问尔等，当凡情在家之时，或农，或工，或商贾，营谋衣食，朝夕不遑，手足胝胼，辛苦备当，孰如我们今日顶天扶主，立志勤王，各受天恩、主恩及东王列王鸿恩。升及荣光，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

　　在入“拜上帝会”之初，许多信徒把家产贱价出售，破釜沉舟全家入教。邻居们表示不理解，这些广西老兄弟解释说：“我太守也，我将军也，岂汝辈耕田翁耶!”其妻子也说：“我夫人也，我恭人也，岂汝辈村妇女耶!”(《紫荆事略》)显然，美好的蓝图引导他们毅然走上了革命之路。

　　这也是“传统式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之一。用金钱、土地、爵位对农民进行诱惑，远比宣传空疏的“天下大同”更有效果。

　　正如它的名字所揭示的，林清加入的“荣华会”的主要宗旨就是使信众“荣华富贵”。教首们向教徒口授“真空”八字诀，并叫他们每日朝太阳叩头。声称只要念“真空”八字诀，一可以消灾免祸，二可以不受穷。

　　“荣华富贵”的念头迷惑了许多人，其中甚至有一位大清帝国的高级武官。曹纶加入荣华会，被嘉庆皇帝称为汉唐宋明以来从未有的“奇之又奇” 之事，因为此人出身名门，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是品级不低的官员，曹纶本人也是大清王朝的四品武官。这样一个高级武官入教，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想摆脱穷困。曹纶的父亲在知府任上死于苗民起义，家产也毁于战火。曹纶携父柩回京后，囊中尽空，家徒四壁，甚至“衣衫褴缕不能出门当差”。嘉庆十六年升任正四品的独石口都司时，因为这个官位没有什么油水，仍然穷困潦倒。林清在这个当口及时出手接济，让他能有体面的衣服和车马去官府当差，又宣传说“荣华会”的咒语可以对抗穷神，使他的财运迅速改变。曹纶遂拜林清为师入了教。天理教起义失败后，曹纶交待自己的入教动机时说：“实在穷极无奈，贪图富贵，料得林清事成后，自然给我一、二品。”(清代八卦教，218页。)

　　事实上，林清的事业发展得如此蓬勃，主要就是因为他抓住了人们改变命运的渴望，在传教手段上有所创新。开始他宣传，加入他的宗教是一种一本万利的投资。如果你交一份“根基钱”，那么将来，你会得到这个数额十倍的回报。后来他更敏锐对抓住普通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承诺如果你交一百个大钱，那么以后就会“得地一顷”。

　　这个办法“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河南和直隶的农民“相从者众”(《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五)，只河南滑浚一带“于号簿内按名登记”者，就“共计男妇大小三千八百余名”(《军录》，《刘第五供词》)这些对未来充满幻想的人成为日后起义的中坚力量。

　　林清的“条件”不光吸引了普通农民，甚至对一些富人来说也极有诱惑力。天理教为壮大势力，利用富人们对权力的渴望，许诺交“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填写号簿，并开写合同纸片，交与本人做据。”有的财主出银 100 两，得到了将来事成后可做总督的许愿。清代宗室黄带子海康，也是因为听到“如林清事成，给伊大官职”的承诺慨然入教。

　　这种手段并非林清的独创。发放原始股并承诺巨额回报，在中国革命史上屡见不鲜。乾隆初年冯进京、王会的收元教，直接和教徒们签定“合同”。“合同”的内容是根据徒众交款多少，承诺将来的官职多大。那条件真是极其优惠：交二两到十余两者，将来成事后就可以封王。交一千钱，就可以封大将军、总兵。交几百文者，就可以封兵备道。由于分封太滥，以致“有妇女幼孩而称总兵者，有给钱数百两而称为王公者”，其荒唐把清政府官员都逗乐了，地方当局认为，这实在“有类疯颠，其非素蓄逆谋可知”。 (《朱批档》，乾隆十八年八月初三日直督总督方观承奏折。)

　　八

　　“皇帝案”的制造者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他们想像力特别发达，特别享受沉醉在无边无际的白日梦中的感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显得特别幼稚，特别急功近利，迫不急待。在起事之初，他们就沉醉于大封爵位、大订“礼仪”，而把更重要的“革命准备”置于脑后，使惊天大事沦为一场场笑话。

　　一九五O年“明道大皇帝”山东人李懋五是一个颇肯浪漫主义气质的幻想家。起义之前，他做的最主要准备工作是规划新朝代的国号和国旗以及行政区划。他经过冥思苦想，想出了“大顺国”和“日月龙凤旗”为国号国旗。又筹划在河南河北方圆八百里左右的地方建立一座中京和十道城。他花费了许多时间，津津有味地为自己设计了九宫十八院的皇宫，并画好了蓝图，设计了建筑细节，准备日后细细兴建。他还在废寝忘食地为自己构想了二百一十六名妃子，设立了九相十八卿，以及二百一十六名群臣的后宫及官僚体系。同时修定了日历，设计了新朝的服装，消耗了无数脑细胞。在设计这一切的时候，他一定沉浸在了做白日梦的巨大愉悦之中。(《北京市人民法院案例选编》)

　　“中原皇清国”的老皇帝张清在起义前也已经详细制定出新朝的法律和制度。他于6月22日至28日间，以毛笔写出了新王朝的大纲大法，即四万多字的《天律森吏》。这部文件分为国令、国法、国政、国史、信财、三乘九品、薪玉案等七个部分。国令说：“清锋(金字边加郾的左边)铖安天下，无忠不孝要斩杀。还清山河不完税，天下同胞世(应为是)一家。”国法则设“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条。国政中把人分成十一等，画成“安位天下图”。接着他又写出《三乘九品》、《五律归亲》、《四祖礼本》、《古玉观》等关于新朝礼制、文化建设的许多大作。

　　另一个重要的准备就是给骨干们大封官爵，让他们提前享受一下“发迹变泰”的快感。他不光封了一个建筑公司工人为“副皇帝”，还封了“武侯王”、“西蜀王”、“巡府”(当是从巡抚联想来)、“国翁”、“通天师”等一大批官。此外他设立的官员体系中还有“贤臣”、“清相”、“先行”等闻所未闻的名目。封高兴了，他甚至顺手把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封为“威国王”(他不知道蒋介石已死)，并发布了《皇清圣诣(旨的别字)职字第五号》，全文如下：

　　奉

　　天承命 准此 蒋中正为中原皇清国威国王一职

　　右给 蒋中正 执存

　　赞曰

　　威国享民 八方服心

　　国泰民安 天下太平

　　中原皇清国岁次元年 秋望日(印)准给

　　封完爵后，张清又兴兴头头雕了十八颗大印，发给各级重要官员。皇帝的玉玺玺文为“皇清玉帝”，二寸见方，由心灵手巧的张清亲自设计亲手雕成。其余十七方，按级别尺寸有严格区别：朝廷一级的一寸五见方，府州一级的一寸见方，县乡级点八寸见方，材质皆为梨木。

　　九

　　洪秀全的心理状态，与上两位异曲而同工。做为一个社会最底层从走来的落魄童生，洪秀全在革命过程中最关心的就是划分等级，明确身分，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做这些事，他可以说是迫不急待，心醉神迷，完全不管军情紧急不紧急，形势允许不允许。

　　起义军攻占的第一个“大地方”是一个叫“东乡”的小镇。占了小镇后，虽然四周已经被清军围得水泄不通，整个东乡镇忙忙碌碌，热热闹闹，原来，洪秀全正忙着举行登基大典，正式登基，做了天王，自称为朕，群下对他称“主”。起兵不到三个月，刚刚占领了一个小镇子，在敌人日渐合围的艰险时刻，就开国登基，树起大招牌，实在称不上明智之举。

　　太平军攻占的第一个城市是县城永安。一万乡下人进了城，感觉自然和东乡大大不同。洪秀全仍然一如前例，关上城门，准备固守，一心一意做起天王。一进永安城，他就命令人们把州衙改为“天王府”，大加修缮，墙上用杏黄纸裱糊，地上铺满红毡，厅前排列着花盘。“天王府”的各门分别悬挂“第一朝门”、“第二朝门”、“第三朝门”、“第四朝门”的牌子，门上都涂上皇帝专用的明黄色，画上龙虎图案。

　　住进“天王府”，洪秀全先给自己选了三十六个女人，封为三十六个娘娘，然后就开始大封王爵。封杨秀清为东王，“管制东方各国”，萧朝贵为西王，“管制西方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