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曾说过，他不喜欢女人。这话说得不诚实，实际上毛不仅喜欢女人，而且很喜欢女人。毛年轻时也曾发誓终身不结婚，结果发过誓不到一年就结婚了，而且结了不止一次婚。

毛年轻时风流倜傥，一表人才，才华横溢，很讨女人喜欢。后来权势越来越大，身边女人也越来越多，毛充分利用了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如鱼得水，所向披靡。

毛一生都离不开女人，但在感情和性生活方面过于开放，用情不专，不负责任，也因此伤害了不少女人。当杨开慧还在为他独守空门，辛苦地抚养着他留下的三个孩子的时候，他已经在井冈山移情别恋，和贺子珍同居了；贺子珍曾为他生了十个孩子，可是到了延安，他就和江青好上了，还为此和中央闹过很大的矛盾。解放后毛成了人民心中的偶像，毛亲近起女人来就更方便了，被毛宠幸过的女人有名有姓的不少，无名无姓的可能更多。毛的私生子到底有多少也是一笔糊涂账，以至于中央专为此做出决定，凡毛的私生子一概不予承认，免得麻烦。

有人说毛在男女关系上不道德，甚至说他流氓成性，可能言重了，但说毛泽东滥情恐怕并不过分。滥情也可以，但总要负责任吧？负责任的意思就是对和自己发生关系的女人尽保护的责任和义务。这一点毛做得很不够，而这符合老毛的一贯思想。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宣称：“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可见，在责任和义务问题上，毛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决不考虑他人感受。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因此，做毛的女人善终的不多。

毛的这种性观念可能受到了当时盛行于苏联的“杯水主义”的影响。这种性道德理论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的需要就象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因此，“杯水主义”实际上就是鼓励性放纵。受苏联的影响，这种道德观念当年在江西苏区曾一度相当流行，一直到延安时期，还非常盛行。去延安的知识女性大都是“杯水主义”的狂热追求者，比如丁玲、江青等都是如此。这种“杯水主义”也曾受到过批判和抑制，但其影响并未完全消失。毛泽东一生都是“杯水主义”的实践者。今天党的干部中流行的包二奶、“公用情妇”无疑也和这种开放的性观念有很大关系。

毛14 岁就和18岁的本乡姑娘罗一秀结婚。女方家境殷实，和毛家算是门当户对，甚至还沾亲带故。毛本人并未反对这门亲事，再说在那个年代都是父母包办婚姻，反对也没用。毛和罗一秀没有生育子女，但两人一起生活了三年则是不争的事实。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不承认这门亲事，说“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这是说谎。毛泽东和罗一秀不仅曾过过三年夫妻生活，而且还是很有感情的。妻子21岁时患痢疾不幸去世，毛很悲伤，曾写了一首词《虞美人-枕上》寄托哀思：“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词写得很一般，但亡妻之痛还是表达出来了。

毛和罗一秀结婚后，经常上岳父家帮忙干农活，说明毛是认这门亲事的。不但如此，1950年毛泽东还让儿子毛岸英特地去岳父家探望，并给罗家送了一笔钱。

结发妻子去世后，才17岁的毛泽东决定继续学业，接受了几年中等师范教育，看了一些杂书，就决定出外闯荡了，并于1918年秋流浪到了北京，经济拮据，生活艰苦，和七八个“北漂”青年挤在一间小屋里，甚至晚上睡觉都无法翻身。多亏毛的恩师、时任北大教授的杨昌济先生伸出援手，托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给他安排了一个图书馆助理的职位，月薪八块钱，杨先生还把他安置在家中门房里暂住，以至于来杨家拜访的梁漱溟教授把他当作杨家的“门房”。

毛泽东后来说自己在北漂时爱上了杨教授的女儿杨开慧，很可能是一厢情愿，因为从知情人的回忆录来看，当时杨教授夫妇根本没有考虑把女儿嫁给毛泽东，杨开慧也不属意毛。但毛对杨的追求很热烈，写了许多情书，渐渐俘获了少女杨开慧的心。1920年杨教授突然去世对这个家庭是个沉重打击，杨开慧只得返回长沙生活，毛泽东也追到长沙和杨同居。

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感情应该是不错的。他们一共生了三个儿子，长子毛远仁，字岸英；次子毛远义，字岸青；三子毛远智，字岸龙。但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曾有过矛盾，杨开慧可能曾因为毛泽东婚外恋和他大闹过。这可以从最近发现的杨开慧日记的记述看出来：

“忽然一天，炸弹跌在我的头上，微弱的生命猛然地被这一击又几乎毁了！但这是初听这一声时的感觉。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她爱他，他也爱她，但他不能背叛我。他终究没有背叛我。他没有和她发生更深的关系，反而因此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因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的脾气。我更加惟恐他看见了我的心（爱他的心）。因此我们觉得更亲密了。从此我又知道了许多事情。我渐渐能够了解他，不但他，一切人的人性。凡生理上没有缺陷的人，一定有两件表现。一个是性欲冲动，一个是精神的爱的要求。我对他的态度是放任的，听其自然的。”

这段文字记述了杨开慧在得知丈夫有了第三者后的震惊、痛苦和挣扎。但是当毛泽东向她做出解释和保证后，她还是原谅了他。至于杨开慧日记中的“她”究竟指谁尚无定论，有可能是毛的情人陶斯咏，也可能另有其人。

毛泽东的诗词气势磅礴，富于想象，但间或也有几首儿女情长的诗词流传下来。上边的那首悼亡妻的词是其一，又比如下面这首《贺新郎·别友》：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虚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这首词半个世纪里多次修改，直到1973年毛去世前三年才定稿，足见毛的重视。初稿写于1923年底，毛泽东一直珍藏在身边，一九六一年曾亲手书写，交给贴身卫士张仙朋保存。 “苦情重诉”，原为“惨然无绪”；“人有病，天知否”原为“曾不记，倚楼处?”；“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初稿为“我自精禽填恨海，愿君为翠鸟巢珠树”，后改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小儿女”，后再将第二句改为“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在文革正酣的1973年冬，毛又再次加以修改，并加上标题“别友”，交给保健护士吴旭君抄正保存。

修改后的版本曾在1978年9月9日和1994年12月26日发表过两次。官方说法是，这首词是为毛与妻子杨开慧分别时所作。 如果是为杨开慧而写，为什么不取名“别妻”而取“别友”呢？显然说不通。词的第一句“挥手从兹去”明显出自李白《送友人》，“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是别友人，而非别妻子。因此，毛在这里别的是女友，而非妻子，当无疑问。 谁是那位“友”？学者彭明道经过研究，并走访当年新民学会有关人员，认定毛泽东当时别的这位女友就是陶斯咏。陶斯咏是当年周南女中的美女加才女，和向警予、蔡畅一起被称为“周南三杰”，思想十分开放、激进，主张教育救国，也认同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时，她曾出资十块银元。据说毛和陶曾同居四个月，但很快分手。分手原因，有人说是由于遭到了陶家父兄的强烈反对，更可能是遭到了杨开慧的强烈反对。

杨开慧对毛一往情深，当毛上井冈山后，她一直苦苦等着丈夫来接她。可是等待她的却是监狱、酷刑和死亡。毛泽东终于背叛了杨开慧。就在杨开慧冒着生命危险，苦苦拉扯毛的三个孩子时，她已经在井冈山与贺子珍同居。杨开慧在临死前应该得知毛的背叛，因此留下遗言，死后埋在娘家祖坟，不埋在毛家。毛曾率红军攻打长沙， 应该知道杨开慧处于危险之中，但却没有把妻子转移到安全之处进行有效保护。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窗好友、后旅居法国巴黎的萧子升在回忆录中曾说，“是润之杀了开慧”，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如此，这是作毛泽东的女人要付上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