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幼田：中共壯大之謎（2）
作者謝幼田，明鏡出版社出版
第一卷 三、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在共產國際建立統戰策略以前，中共從來都是把推翻國民政府作為第一的政治方針。就是在“九一八”發生以後，中共的基本政治方針仍然沒有基本的改變。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五中全會在1931年舉行，共產國際的代表出席會議並且做了結論講話。總書記向忠發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作報告，其中心是清算李立三不尊重共產國際，從而確定“實行國際的一切指示和決議”。他說：“國際提出中國黨的目前主要任務，是建立起真正的紅軍，建立堅強的蘇維埃，去實行自己的政綱；在非蘇維埃區域之中，去努力組織群眾的經濟政治戰鬥，發動起一切群眾運動，去為蘇維埃政權而鬥爭。這一路線是真正革命的群眾路線。
這一路線是開展革命勢力，向着帝國主義國民黨反革命進攻的路線。”這一基本任務，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加以重複強調。中共《四中全會告全黨同志書》的結尾兩句是：“對於共產國際要鐵一般的忠實！千百萬勞動群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衝上前去，反對敵人的總進兵──這是現在的口號。”（注1）（本章以下凡是引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者，不再另外【注釋】）
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所選的文件是比較含蓄的，有的太露骨的文件沒有選入。但是在1979年中共中央黨校編輯的《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中，有在日本人發動“九一八”事變以後兩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工農革命委員會為滿洲事變宣言》（按：那時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還未正式成立）。宣言認為日本人的企圖是壓迫中國，“尤其是進攻蘇聯的戰爭。所以日本帝國主義這次行動不啻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預演與進攻蘇聯戰爭的序幕。”基於這點，該宣言發問道：“全中國的被壓迫群眾：你們是願意生息在國民黨的統治下而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宰割，還是願意在蘇維埃政府領導之下進行徹底的反日帝國主義的戰爭？”於是號召：“你們要聯合起來，在國民黨的統治區域，工人罷工，農民騷動，學生罷課，貧民罷業，士兵譁變”（注2）並且指出這是“唯一勝利的道路”。這是要中國人只能夠在日本人和中共統治之間做出選擇，對於現實生活中治理和領導整個中國的國民政府，中共則號召工人、農民、學生、貧民、士兵全體起來造反，首先予以推翻。這難道不是和日本侵略者並肩戰鬥嗎？
又過了五天，9月25日，中共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告白軍士兵兄弟書”，署名者是“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長朱德，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長賀龍，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長彭德懷”。這份重要文件也沒有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之中，由日本人編輯的“毛澤東集補卷”（三）中收入。毛澤東親筆書寫的公告原文將近五千字，只在很短的第一和第二段提到了日本，第一段只提到日本一次，說它占據了東北；第二段說責任在國民黨；第三和第四段全在罵國民政府；第五段是用煽動性的文字號召士兵起來造反，全文是：“士兵兄弟們！你們受了這些軍閥的欺騙與壓迫已經夠了吧！你們想想看：你們到底為了什麼替這些軍閥賣命？如果說你們是為了養家活命吧？事實上，就是你們自己也常常領不到一個錢的薪水。你們都食不飽，衣不暖，還何能養家？你們的長官把你們當作牛馬，當作炮灰，要你們為他們升官發財去拼着性命來殘殺自己的工農兄弟們！”第六段是號召士兵加入紅軍，先打國民黨，後打日本人，全文如下：“士兵兄弟們：你們必須要另想出路啊！你們的出路是有的～這齣路就是革命！你們現在手裡有的是槍炮，你們首先把你們的反動長官殺掉；然後你們當地的工人農民與一切勞苦群眾聯合起來，把國民黨的鳥政權打倒，把地主階級的土地沒收過來，分配給貧苦的農民，把有錢人的糧食，住房拿來充公，分配給窮人住、窮人吃；使工人只做八小時的勞動；並且你們大軍組織起來自己管理自己的事，這樣，你們就創造了工農兵的政府，即蘇維埃政府。你們就變成了工農兵的武裝──工農紅軍。如果你們住房的旁邊已經有了蘇維埃政府與紅軍，那你們就活捉或殺掉你們的反動長官，然後你們就投到那裡去加入紅軍。只有蘇維埃政府，只有紅軍，才能保護工農士兵的利益，只能打倒國民黨，才能打倒帝國主義，才能真正保國衛民。”最後一段全文是：“士兵兄弟們！團結起來！掉轉你們的槍頭，為打倒剝削壓迫與屠殺中國勞苦群眾底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為建立工農兵自己的蘇維埃政府與紅軍而戰吧！我們這裡數十萬紅軍士兵兄弟們正歡迎着你們加入我們的隊伍啊！”（注3）這篇毛澤東在抗戰爆發後親自書寫的第一篇公告，哪裡有一點抗日的氣息呢？哪裡有一點點普通中國人起碼的民族良知呢？可以概括為六個字：只造國民政府的反，只從內部搞亂唯一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中國軍隊，至於抗日，在打倒了中華民國政府以後。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選錄了中國共產黨在9月20日和9月30日，連續發表的兩次宣言。這《宣言》現在常常被中國的宣傳資料引用，作為中共主張立即抗日的證明。但是從來都沒有引用具體內容。這內容在今天的人看來，是難以理解的，因為主要是號召保衛蘇聯，至於打倒國民政府，是放在日本人之前的。第一次《宣言》聲明：“帝國主義強盜看的很明白，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日益鞏固，社會主義建設得到空前的勝利，五年計劃立刻就要完成，這對於帝國主義非常不利，而且含着極大的危險。各國帝國主義都拼命計劃消滅蘇聯，以圖挽救他們垂死的命運，什麼全歐聯盟，什麼胡佛計劃，其根本都不出此。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東三省，不過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計劃之更進一步實現。全中國工農勞苦民眾必須在掩護蘇聯的根本任務之下，一致動員武裝起來，給日本強盜與一切帝國主義以嚴重的回。擊”日本進攻東北，蘇聯當然感到威脅，所以第三國際的中國支部，為了要保衛蘇聯而和日本戰鬥，而不是為了保衛中國，作為外國勢力的代理人的性質非常清楚。最後一段說道：“正當受着軍閥戰爭與空前擴大的水災的蹂躪犧牲痛苦不堪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又公開進兵中國，強占中國領土，屠殺中國民眾了！任何一派的國民黨與軍閥都只能壓迫紅軍與蘇維埃，實行軍閥戰爭，加緊製造災荒，及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過去濟南慘案及萬寶山慘案及一切慘案都被國民黨政府無條件投降出賣了!我們還要夢想國民黨政府去抵抗帝國主義進兵嗎？國民黨軍閥統治根本就是帝國主義壓迫屠殺中國民眾的保膘，我們應該一致動員起來，打倒國民黨，打破一切和平改良的欺騙。只有群眾鬥爭的力量，只有工農蘇維埃運動的勝利，才能解放中國。”這裡給國民黨定性為“只能壓迫紅軍與蘇維埃，……出賣民族利益”，要國民政府去抵抗日本軍隊是“夢想”，國民黨只是“帝國主義屠殺民眾的保票”，因此，“只有打倒國民黨”，“只有工農蘇維埃運動的勝利”，才能解放全中國。
兩天之後，中共中央做出另外一個決議：《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更全面地闡述了其觀點。該決議認為日本侵略滿洲的主要背景是，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和蘇聯五年計劃的成功。所以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尋求本國經濟恐慌活動出路，並依據着滿洲的戰略上的各要點，準備反對蘇聯的進攻與帝國主義爭鬥市場和殖民地的強盜的戰爭，準備直接武裝干涉中國革命的戰爭，所以滿洲事變是瓜分中國為各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開始，是反蘇戰爭的序幕，是世界薪的帝國主義強盜戰爭的初步。”這樣的背景下，現在的任務就是：“武裝保衛蘇聯，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反對日本的殖民地屠殺政策，用革命鬥爭的力量消滅反動的在帝國主義懷抱中獻媚乞憐的國民政府，實行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與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的徹底解放。”中共在這裡的首要任務是保衛蘇聯，因此必須消滅國民黨政府，實行蘇維埃式的土地革命，才能夠有民族和階級的解放。具體的做法是，將民族的情緒都引導去消滅國民黨的統治：“加緊領導發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膽地警醒群眾的民族自覺，而引導他們到堅決無情的革命鬥爭上來。抓住廣大群眾對於國民黨的失望與憤怒，而組織他們引導他們走向消滅國民黨統治的鬥爭。”只有現在，才可以憑藉出版不久的中共中央文件，弄清中共中央的基本企圖，弄清楚中共的政治和軍事行動。
數天以後，中共就滿洲事件發表第二次聲明。這次兩千多字聲明的特點是，批判國民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民黨的所謂‘民族統一戰線’，就是中國的工人應該加緊替資本家生產，中國的農民應該拼着命給地主種田，中國士兵應該更無抵抗地服從長官的命令，中國的學生群眾，應該更和順地服從長官的命令，努力學業，災民更應該鎮靜地對待着‘為國犧牲’，紅軍士兵不要去向國民党進攻，而應該‘一致對外’……”並且進一步宣告：“全中國的民眾！國民黨近來更造出江西共產黨，江西工農紅軍領袖朱德、毛澤東怎樣願意為了‘一致對外’投降國民黨，為國民黨效力的可笑到萬分的謠言。中國共產黨公開向全世界與全中國的勞苦群眾宣言：中國共產黨是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不可調和的死敵。”中共根本反對國民政府提出的“一致對外”，還嘲笑這是謠言。這種沒有任何民族主義，而只有保衛蘇聯的國際主義的主張，根源於國內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學說，國共兩黨代表處於對抗矛盾中的兩個階級。
1931年10月12日，再次發表宣言。除了開始部份是分析所謂帝國主義一致進攻蘇聯的國際形勢以外，其餘都是攻擊國民政府，一再重複道：“不打倒國民黨，我們就不能同帝國主義宣戰，就不能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更有甚者是，再次向全國發出罷工罷課，用一切方式反對國民政府的號召：“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擴大與繼續罷工罷課與罷操，組織我們的力量，武裝我們自己，堅決的起來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建立工農兵以及勞苦民眾自己的政府──蘇維埃政府。只有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才能把全中國的勞苦群眾從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鐵蹄之下，解放出來。”這是和日本人並肩戰鬥反對中華民族。這些歷史中共當政以後從來不提，因為中共不斷篡改歷史，把自己妝扮成為一貫的抗日者。
這時候的中共中央第一號負責人王明的意見，也可以說明中共是把蘇聯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1931年九一八事變不久，王明在《東北事變底意義與中國共產黨的策略》中表述道：“在遠東開始了帝國主義戰爭及加緊了反蘇戰爭的危險，這對於中國共產黨及整個共產國際，都不是什麼奇怪或偶然的一回事。……這個戰略計劃底主要內容，不過是帝國主義在東方的整個戰略計劃的一部份，這個戰略計劃底主要內容，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為企圖經過滿洲、華北、上海等地去直接反對中國蘇維埃區域，去進行反蘇底戰爭……。”這分析的不合乎常識之處在於，日本人為什麼需要“經過滿洲、華北、上海”到江西去消滅微不足道的中國蘇維埃呢？王明所指出的任務，倒是反映了中共的真實主張：“只有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苦民眾，在社會主義祖國蘇聯的周圍團結起來，在共產國際領導之下，堅決地起來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反對反動勢力和法西斯主義，反對戰爭與武裝干涉底危險，能夠用革命的出路來解決危機──即是取得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底勝利──至少是在許多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內底勝利，才能消滅戰爭和武裝干涉底危險。”（注3）這是那時候全世界共產黨人的基本思路，及要從根本上推翻全球資本主義的統治，才能夠消滅戰爭。所以中國共產黨在這時候，哪怕日本帝國主義如何侵略中國，中共仍然把現存的國民政府作為首先要打擊推翻的對象。
在這樣的政治方針指導之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1931年11月7日──正好是蘇聯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的時候正式成立。所謂“蘇維埃”，俄文就是“代表會議”的意思，十月革命以後，列寧將工農兵代表大會稱作蘇維埃，也是最高權力機關的名稱。“中華工農兵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主席團常務主席有七人：項英、周以粟、曾山、鄧發、張鼎臣、陳正人、朱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是毛澤東，副主席是項英、張國燾。
這是一個正式的國家，有憲法大綱、土地法、勞動法、國家機關、軍隊、發行貨幣的國家銀行，還有國徽、國旗等。在成立大會上還舉行了閱兵典禮。
這個《憲法大綱》共有十七條，其中的第二條規定了國家的性質：“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國家。蘇維埃全政權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的。在蘇維埃政權下，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只有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一切剝削的人和反革命份子是沒有選派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的。”
《土地法》共有十四條，是在“沒收一切封建主、軍閥、豪紳、地主的動產、與不動產、房屋、倉庫、牲畜、農具等”以後，規定的各項政策。
“中國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在1927年2月7日正式開業，總行設在瑞金城北的業平，發放貸款，吸收存款，管理與“共和國”以外的貨幣交換。貨幣上印有列寧的頭像。
《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關於國徽、國旗及軍旗的決定》“（一）中國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徽規定如下：在地球形上插交叉的鐮刀和錘子，右為谷穗，左為麥穗，架於地球形之下和兩旁，地球上為五角星。上書‘中國蘇維埃共和國’，再上則書‘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的民族聯合起來’！……（二）國旗為紅色底子，橫為五尺，直為三尺六寸，加國徽於其上。旗柄為白色。……”這國徽和國旗的決定是在1934年，那時候長城抗戰已經失敗，華北已經在危急中。
在《中國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對外宣言》中，最後一段明確指出：“中國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最後必須聲明，它堅決的反對世界大戰與中國國內的軍閥戰爭，而主張和平，但是它認為，不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統治，就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所以它號召全世界的勞苦民眾起來，用革命的國內戰爭消滅一切反革命的戰爭，取得世界的永遠和平。”這段宣言的不平常之處在於，提出了創造“永遠和平”的任務，而“反對世界大戰與國內的軍閥戰爭”。那麼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呢？包括在“世界大戰”之中，反對戰爭中的哪一方面呢？顯然故意迴避，然後說，“不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統治”，就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所謂“和平”的障礙竟然是對抗日本侵略者的國民政府。非常令人驚訝的是，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選錄了《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九篇文件（一共五十六頁），其中竟然沒有提到一次“日本”，好像“九一八”沒有發生過，更沒有以民族利益為重的在國民政府領導下聯合抗日的任何聲明或行動。之前在有關日本侵略的幾次聲明和決議中，按照共產國際的既定方針，從來繼續堅持推翻國民政府的政策。
這就是共產國際支部的中國共產黨，以蘇聯為無產階級祖國，在中華民族危機的時刻所採取的態度。
於是，國民政府不得不以弱小的武力，在正面戰場以血肉對抗日本侵略者以外，還要在江西與中共紅軍作不可避免的戰鬥。心腹之患不除，國民政府如何能夠抗戰？
不過中共的決議也並不是獨力做出的，共產國際早就已經為它制訂了方針。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二次全體會議在1932年9月關於中國問題做出了決議。關於日本侵略中國，決議規定其性質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英法幫助之下，已經把東三省變成進攻蘇聯的基地。”給中國共產黨規定的任務是：“中國共產黨今後也一定應竭力保證無產階級在白區民眾反帝運動中的領導權。要達到這個目的，中國共產黨應該執行下列任務：更擴大和加深蘇維埃運動，鞏固中國蘇維埃和紅軍，將蘇維埃運動與白區群眾反帝鬥爭聯繫起來，廣泛地和一貫地在群眾反帝鬥爭中，採取下層統一戰線策略，組織群眾，口號就是：進行民族革命解放戰爭，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者，推翻帝國主義走狗國民黨，以便取得中國底獨立、統一和完整。”共產國際的指示有幾點令人注目：在“白區”的反帝運動，首先是領導權，即中共一黨的私利；擴大和鞏固蘇維埃、紅軍；提出了統一戰線的要求，但是只規定中共在下層進行統一戰線的工作，這就不包括統治中國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對待國民政府仍然繼續推翻政策。
以上是共產國際的指示，一切只是為了蘇聯的利益。從蘇共的立場說，是自然而然。但是，卻要求中國共產黨也以蘇聯的利益為第一而行動。中國共產黨本身雖然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可是由中國人組成，怎麼能夠完全不顧本民族的困苦，完全為了外國服務呢？
可以說，從“九一八”開始，在蘇共絕對統治和支配下的中共，不顧日本侵略中國的極為艱難的形勢，不顧中華民族生死存亡所必須的全民抗戰，而只按照共產國際“擴大蘇維埃運動”的指令，在1931年11月7日正式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繼續以武裝暴力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極大地分散了中國抗日的力量，而只是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和蘇聯帝國主義，是中共全黨對中華民族的集體背叛。
這個在江西省的蘇維埃“國家”成立以後，陸續對國民政府展開武裝和宣傳攻勢。在古今中外，有哪一個國家的政府，能夠容忍自己國內，有一個旨在推翻自己的“國家”存在呢？特別是在生死存亡的關頭。
這一段歷史不僅僅被掩蓋着，而且一直被中共歪曲着。過去的不必提及，就是在今天──中國大陸的有良心血肉的知識份子，已經正面肯定了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對於抗戰的貢獻，對於民族的偉大功勞的時候，對於中共此時按照蘇共指令行事，仍然是諱莫如深的。而且在有的官方著作中，繼續編造中共一開始就領導，或與國民黨共同領導中國的抗戰。例如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着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中，提到“一二八”抗戰說道：“還在一二八事變發生的前夕，中共中央即發出通告和告全國民眾書，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派遣大批軍隊來上海，進行着各種挑釁，準備着血腥的屠殺勞苦群眾，鎮壓革命運動，占有上海’，‘我們現在是處於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號召工人和一切民眾‘自己武裝起來，成立義勇軍，組織糾察隊’，‘舉行同盟罷工反帝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上海！’淞滬杭戰爭爆發後，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地下組織，通過工會、學生會和上海各界抗日團體，展開了支援十九路軍抗戰的工作，動員各界人民組織義勇軍、敢死隊、情報隊、救護隊、擔架隊、通訊隊等積極參加和支援前線作戰。”（注4）這本由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五十八萬字的巨着，比過去已經有相當的實事求是精神和學術性，凡是有引文的地方，都在每一頁下面，【注釋】出引文的出處。但是以上連續三段引文沒有寫出處。查由中共中央檔案錧編，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集》，從“九一八”開始到1931年年底的四百多頁的文件中，完全沒有以上的文字，而且沒有為“一二八”發出的專門指令，甚至連“一二八”的字樣都沒有，而且這幾條引文，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的基本精神根本不符合，不知出於何處。而且，引文中所說的中共領導了上海民眾對“一二八”的直接支援，也不可考。因為根據劉少奇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從1927年起，中共地下黨完全被摧毀，偶然存活的人，哪裡還有力量領導呢？上海的《申報》等大報在“一二八”中的報導很多，讀起來常常令人熱血沸騰，可是沒有一處提到了中共的領導作用；再查一查上海市政治協商會議出版的各種回憶錄考察中共黨史，中共中央早就已經撤離上海，上海的地下黨也被完全破壞，最後在上海的中共領導人，江蘇省委的秘書長劉嘵在“九一八”剛剛發生的時候，也離開了上海，他重新回到上海是在1936年10月；193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從延安派遣曾經和魯迅關係密切的文人馮雪峰到達上海，才恢復了上海的地下組織，而潘漢年和胡愈之從莫斯科到達上海是在1936年7月。所以那之前除了隱蔽得很好的左翼文化人在有過極為隱秘的活動以外，中共與上海的此起彼落的救亡運動無緣。
最強有力的證明是，中共中央在1934年4月20日發出的一封秘密指示中，檢討在“一二八”抗戰中，沒有取得領導權：“上海戰爭中我們最大的弱點，就是沒有能夠給這個運動以強有力的組織的無產階級的骨幹，以及沒有奪得這防衛戰爭軍事上的領導權。上海戰爭中的軍事領導權，還保留在國民黨軍閥手中的這一事實，就形成了國民黨有可能利用上海戰爭作為投機宣傳和政治資本的條件。”顯然中共領導“一二八”抗戰是後來編造的神話。另外一個重要的證明是，王明在共產國際第十二次全會上的發言，他當然極力提高中共在“一二八”抗戰中的作用，他也只能夠提出兩方面說明，即蘇區曾募款一萬多匯到上海，開辦飯堂來養活罷工工人；另外一項就是發表告十九路軍士兵通電，歡迎他們的抗戰行動。（見《王明選集》第四卷第111頁）這時候中共通電的對象只有“士兵”而沒有“官”，“官”是為剝削階級服務，應該打倒的，這是符合中共的意識形態的。對十九路軍的指揮官，王明在同一個發言中仍然是否定的，指名蔡廷鍇、蔣光鼐二位將軍領導了震驚中外的“一二八”抗戰是“不得已的”。
從“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的三年時間，中共的策略是三位一體，不可能有其它：“自從滿洲事變發生以後，我們的黨馬上提出三位一體的口號：（1）以武裝人民進行反對日本及其它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來保障中國的國家獨立與領土完整，（2）推翻國民黨賣國政府是順利進行民族革命戰爭的條件，（3）只有中國蘇維埃政府和紅軍是真正領導民族革命戰爭的力量。”對照《王明選集》第四卷中，收錄的他在中外《共產國際》第六期上發表的三點幾乎完全一致，並且最後說：“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各個階段上，盡力聚集一切可能的戰鬥力量來建立反帝統一戰線，並力求在這個統一戰線中保障有無產階級的骨幹，而且使這個統一戰線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以便組織民族革命戰爭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國民黨。”（注5）
也就是說，由中共領導的所謂統一戰線，是要先推翻國民政府，創造出抗日的必要條件，再抗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集第251頁的白紙黑字不容篡改。在共產國際關於建立統一戰線的決議還沒有出現以前，中共不可能有建立國內統一戰線的主張。編造歷史幾十年，已經獲利極多，現在不少原始史料逐漸見世，繼續編造就不容易了。
事實是，日軍和共軍在南北交相進攻國軍：
在1931年，蔣介石所指揮的國民政府軍隊的第三次圍剿已經接近成功的時候，日軍開始侵略中國，製造九一八事變，國民政府不得不停止剿滅紅軍，立即抽調部隊北上，以便做全面抗戰的準備；因此江西的兵力空虛，1931年11月14日，中央紅軍所屬的紅三軍攻陷江西會昌，12月，張國燾領導的紅四軍攻陷湖北黃安；由於中共的策反成功，在江西的第二十六路軍，兩萬多人在寧都投入紅軍隊伍。（注6）
1933年的12月，以蔣介石、李濟深為正副司令，率領衛立煌、胡宗南等部進攻張國燾領導的鄂豫皖根據地，節節推進；由何應欽、蔡廷鍇、羅焯英等部進攻中共的江西蘇區，紅軍已經開始敗退。但是2月21日，日軍兩個師團猛攻熱河，3月4日攻陷省會承德，北平、天津吃緊。蔣介石匆匆北上，不得不抽調部隊北上打日本，於是羅焯英主力被共軍殲滅，師長也被俘；4月3日，共軍攻陷新淦，從而控制贛江下游，威脅南昌、撫州，蔣介石於是立即從北方飛返南昌督師……。但是在南北夾擊下，國民政府軍隊南北都戰敗。中共直到今天，仍然在譴責國民政府喪失熱河等要地，但是從來不提及共軍在此時與日軍南北夾擊國軍的事實。
不僅如此，十九路軍的領導人蔡廷鍇、蔣光鼐卻在幾十年以後，以當事人的身份在北京寫文章，說他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了一二八抗戰，這就更令人迷惑。可是查一查原始史料就可以知道，正是他們領導的十九路軍，在一二八抗戰以後的第二年，即1932年，專門辦了一個雜誌“挺進”，來記錄他們英勇的對日作戰，軍長蔡廷鍇題寫了書名，眾多有名人物，包括副軍長蔣光鼐，參謀長戴戡也題字。蔡軍長還親自寫了發刊辭。現在將發刊辭的有關部份抄錄如下：“整個中國人民的生活，只是屠殺、壓榨、恐怖、飢餓與死亡，而中國共產黨又在第三國際的舞弄下面，掀動着不情的毒焰，使全國人民更趨入死路。中國共產黨自實行它的暴動政策建立所謂的蘇維埃政權以後，已完全暴露了它的陰謀和盲動，它為着要做擁護蘇聯的前衛，要做第三國際的忠實工具，不惜破壞及拋棄中國民族獨立解放的要求，更不惜犧牲中國民眾的生活，以供它們盲動政策的犧牲。它現在所用的土匪式的游擊政策，不特不能為中國民眾建立一個更好的生活方式，反而完全破壞了中國民眾的生機。使江西、湖南、湖北各地民眾，更深入於屠殺、壓榨、恐怖與死亡之中。”（注7）蔡廷鍇對中共批判的嚴厲，對中共受到蘇聯的指令而破壞中國民眾的生活，非常憤怒，他指中共時不用平常的“他”字，而用表示禽獸的“它”，足以表示蔡軍長的輕蔑；中共那時候不僅僅非常弱小，而且幾乎被全部消滅，這個因為抗擊外國勢力而成名的英雄，怎麼會去接受中共領導呢？幾十年以後蔡廷鍇是中共的全國政協委員，他在中共統治下，這個昔日的英雄已經面目全非，也許有不得不言的難處。但是編造歷史，粉飾中共，說“一二八”抗戰是中共領導的，欺騙後人，就令人難以理解。他忘記了該雜誌的編輯是《十九路軍挺進雜誌社》，發行者就是“十九路軍指揮部”，由他主導的各種文獻保存着剛剛發生的歷史。
到共產國際改變策略而提出統一戰線之前，中共對於抗戰只有公開的破壞，而無參與。
【注釋】：
1、中央檔案錧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7）第3頁，第49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2、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三），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年。
3、王明著：《王明選集》第四卷的14頁，編者：本庄比左子，發行：汲古書院，東京，1974年。
4、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補卷》（三）株式會社北望社發行，東京，1970年。
5、王明著：《王明選集》第四卷第177頁、第111頁。
6、古屋奎二着《蔣總統秘錄》第八冊第123頁，中央日報社出版，台北，中華民國六十五年（1976年）
7、十九路軍挺進雜誌社：蔡廷鍇《挺進·發刊辭》第1-2頁，十九路軍指揮部發行，中華民國22年，福建省漳州。
第一卷 四、以抗日為名的軍事行動
中共中央不僅僅發出了符合蘇聯利益、但是對中華民族不利的一系列文件，還按照文件精神而實施了許多推翻國民政府的軍事行動。這些行動打出了抗日旗號，卻沒有向日本軍隊放出一槍一殫，使得面對日本軍隊正面作戰的國民政府的背後受到了一再的武裝襲擊。他們的作為，加重了中華民族的苦難和危機，而有利於日本的侵略。這是在幾十年以後的中共元帥和高級將領們的回憶錄中，才透露出來的。
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們不是一群凡夫俗子，他們有很強的政治敏感。在全國民眾抗日愛國高潮洶湧的時刻，如果一意孤行，繼續去推翻正面抵抗日本軍隊的國民政府，一定會進一步失去人心。中共的策略及時做出了調整，他們在1934年4月20日，同時發出兩份文件，一份是公開的，文件名稱是《中國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另外發出《中共致各省委、市委的一封最重要的秘密指示信》（注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集第248頁-259頁，以下凡是出於此書者，不再另外加【注釋】）。中共加以利用的局勢是：日本軍隊加緊侵略，已經控制了華北；國民政府基於需要時間進行戰爭準備，不得不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即忍讓妥協的戰略；全國民眾抗日救亡熱情進一步高漲。
公開文件的基本精神是：“中國人民只有自己起來救自己！中國人民唯一自救救國的方法，就是大家起來武裝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就是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換言之，就是中國人民自動對日作戰，已經成為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所公認為唯一正當的方法了。”提出的六點行動綱領是：“（一）全體海陸空軍總動員對日作戰……。（二）全體人民總動員……。（三）全體人民總武裝……。（四）立即設法解決抗日經費……。（五）成立工農兵學商代表選舉出來的全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六）聯合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敵人……。”最後說：“我們完全相信，如本綱領能見諸實施，則結果不僅能阻止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繼續進攻，不僅能收復東三省，熱河，察哈爾和一切失地，而且我們能夠把日本帝國主義從中國趕出去。”
們能夠把日本帝國主義從中國趕出去。”面對日本強敵，全民族只有在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領導下，集中一切資源、人力、財力、智慧與日本軍隊作戰。在任何處於危亡時期的民族，都只能夠做出這樣唯一的選擇。但是中共在這裡以抗日之名義，竟然提出“中國人民對日自動作戰”，並且說成是“唯一自救和救國的方法”，這就是要將有蘇聯背景的蘇維埃共和國合法化，在中國建立多個指揮中心，實際上是為了蘇聯的利益而犧牲全中華民族的利益；並且不顧弱國非常需要戰爭準備的基本現實，蠱惑人心地主張立即對日宣戰。這份文件，由中共的同盟者宋慶齡、何香凝等簽字發表。有的缺乏理性的人們，以為光憑熱情就可以打敗日本軍隊，他們哪裡知道，這份文件是由中共中央起草，為的是利用他們的愛國熱情呢？近年發表的中共中央同一天的秘密文件，才將中共的真正企圖公開出來。
中共中央想要利用群眾的抗日情緒，打出抗日的旗號，以便擴大影響，聚集力量來推翻國民政府。這指示的前面專門提醒“不要翻印原信，但必須將信的內容用口頭報告”，即在國民政府統治的地區，發起簽名運動，組織中國民族自衛委員會籌備會，讓共產黨得以抗日的合法機會，從事推翻國民政府的工作，認為這是“良好的機會”，“這封信的任務就是要專門說明我們目前組織民族革命戰爭的策略與統一戰線的具體步驟。”“目前中國的政治環境，卻非常迫切的需要廣大的非常靈活的具體運用這一民族革命戰爭的策略。如果這策略能夠徹底的深入進行，那末我們相信不僅能使非蘇區反日反帝反國民黨運動得到更大的發展，走到更高的階段，同時也就能使敵人五次‘圍剿’紅軍的行動受到極大的打擊和達到更快的崩潰。”
這個文件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1、給全國民眾一個明顯的具體容易懂的對日作戰的行動綱領。
2、盡最大可能團結一切反日的力量來建立真正廣大的民眾的反日統一戰線。
3、儘可能的取得公開或半公開的活動的可能，以便在實際的群眾鬥爭上來揭穿國民黨的真相，在事實上將反日鬥爭和反國民黨的鬥爭結合起來。
下面提出了七點方法，實際上使利用抗戰的民族危機，巧妙地妄圖推翻國民政府的方法。開頭第一點是：“由一切所謂名流學者，新聞記者，及其他社會上有相當地位的自由職業者等人（人越多越好，不要儘是色彩濃的，要儘可能的找到灰色的甚至平時是反動的，只要他同意這個綱領的──共同發表）作為這綱領及委員會的發起人和贊成人。”這一條是先把中共躲藏在“灰色和反動”人物的後面；
“（二）盡一切可能使這個綱領在一切公開或半公開的秘密的報紙雜誌刊物上發表（黨報及黨所領導的刊物報紙要在公開的和半公開的報紙刊物登載以後再發表。”這仍然是要先掩護放暗箭者。）
“（三）在公開或半公開的刊物上發表這綱領以後，我們要領導一切革命的組織立即發表宣言，表示贊成和掩護這一綱領……。”注意其中的“領導”兩個字，任何時候，中共都是以“抓權力”為第一。
以下的三條也都是如何擴大影響和加強組織活動。最後第七點是：“要用一切力量使這個綱領及環繞在這個綱領下的一切文件達到士兵中去，首先是在‘剿共’前線和後方的部隊中，必須使這個運動在兵士中得到很大的響應。須時刻記得，沒有廣大士兵的革命化，所謂武裝人民的民族革命戰爭及蘇維埃革命最後勝利的保證是不可能的。必須利用上海戰爭時的經驗，用廣大民眾的反日情緒來影響士兵（如士兵在路上走及店中買東西時，組織老太婆小孩工人學生問他為什麼不去打日本？……）組織與士兵及中下級軍官有關係的一切人，寫信給他們，請他們吃飯……。”瓦解國民政府軍隊的方法，規定得如此細緻。
該秘密信件的最後說：“此外，在實行這個策略時，要防止兩方面不正確的傾向，一方面要防止誤解為要減低階級鬥爭和減低反對國民黨鬥爭，實際上恰恰相反，正確的實行這個策略，是在實際上加強階級鬥爭，加強反對國民黨的鬥爭。另一方面要防止我們許多同志和同情份子慣用左傾詞句和情緒，而企圖將這個綱領馬上修改成為非常紅的。……”
這兩份文件中所顯示：中共的推翻國民政府的根本政策在民族危機加深的時候，沒有任何改變，“武裝抗日必先打倒國民黨”的口號仍然在同一個文件之中；改變的只是中共的策略，即以抗日的名義，將國民政府爭取時間準備戰爭的重要戰略宣傳和歪曲為“不抵抗”，同時鼓動立即全民向日本宣戰來籠絡人心，中共躲在背後，成立全國性的抗日組織，削弱國民政府的領導，再進行武裝推翻國民政府的活動。歷史已經證明，蔣介石主張忍辱負重，以妥協退讓換取戰爭準備時間，是非常英明的戰略決策，中共利用民眾的熱情鼓動立即全面對日宣戰，是為了一黨之私的破壞抗戰的行為。本來作為蘇聯共產黨的一個支部，再結合中共領導人們的奪取政權野心，就不會首先為中國人民着想，但是這裡用抗戰的名義來破壞抗戰，就更從內部損傷了中國的抗戰。
這裡對於中共“建立統一戰線”的內容，有必要加以說明。中共建立包括全國各階層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提出，是在共產國際在1935年第七次代表大會以後。在這以前的統一戰線內容，見於兩個多月以後，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開展武裝自衛運動的指示信》。其中專門對於以上秘密文件的執行情況，逐條總結得失，關於統一戰線的問題指示道：“武裝自衛委員會及其分會，應該發表通電，宣言或派遣代表向日本的工農群眾，朝鮮、台灣以及世界反帝大同盟，世界革命互濟會，世界左翼作家聯盟等要求實際的援助，以達到中國民眾在真正的武裝抗日戰爭中取得日本的一切敵人之援助與掩護的目的。”這證明中共中央這時侯的所謂“統一戰線”，仍然是基於階級鬥爭原則，只是聯合統一國內外的所謂左翼力量，這些力量是受到第三國際的領導，以推翻各國“資產階級”敵人為基本發出的。中國共產黨這時候並沒有民族第一的思想綱領，按照列寧的理論，“國家是階級壓迫的機器”（列寧“國家與革命”），除了蘇聯以外，都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那裡需要保衛呢？只有“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推翻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只能夠保衛無產階級的祖國。中共當時的作為，不僅僅符合共產國際的指令，而且在理論上也符合列寧主義。
在這樣的理論指引和共產國際的領導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1934年7月派出了有名的“抗日先遣隊”。為了這支“抗日軍隊”的出發，中共中央還專門發表了訓令。現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集中的題目是：《中央政治書記處、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中革軍委會關於派七軍團以抗日先遣隊名義向閩浙挺進的作戰命令》。那時候，福建省、浙江省都沒有日本的一兵一卒，而是國民政府的心腹戰略地帶。
中共中央規定以下任務：“甲、最高度的在福建浙江發展游擊戰爭，創造游擊區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諸地界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乙、最高度的展開福建浙江的反日運動。丙、消滅敵人後方的單個部隊，特別是福建浙江邊境上的單個部隊。丁、深入到敵人後方去，經過閩江流域，一直到杭州鐵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蔣敵將其兵力從中央蘇區調回一部到其後方去。”甲點中指出要在那裡建立蘇維埃政權；乙點的“反日運動”，是宣傳，而不是對日作戰；丙點指出的要消滅的敵人，全部都是國民政府軍隊；丁點是真正的戰略企圖。總之，這不是打擊日本軍隊的“抗日先遣隊”。
該先遣隊以尋淮州為軍團長，樂少華為軍團政治委員、曾洪易為隨軍中央代表，劉英為軍團政治部主任，粟裕為軍團參謀長，共有六千多人。這支“抗日先遣隊”的戰略意圖，連具體指揮作戰的參謀長都不知道。1956年曾經被授予大將軍銜的粟裕，在1988年出版的回憶錄中記述道：“後來我們才知道，當時中央派出這支部隊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圖以這一行動威脅國民黨統治的腹心地區，吸引和調動一部份‘圍剿’中央蘇區的敵人，配合中央紅軍主力即將實行的戰略轉移。中央領導同志接見我們時，並沒有說明這個戰略意圖。”在1973年，粟裕曾經詢問葉劍英，這支部隊是誰派出的：1973年，朱德就這次軍事行動說：“是準備退卻，派先遣隊去做個引子，不屈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紅軍主力從中央蘇區西南部轉移）；”（注2）所以紅軍主力和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的故事是編造的，根本不存在。
這支軍隊在福建與方志敏領導的閩浙贛蘇區會合，方志敏是省蘇維埃主席兼軍區司令，後來在懷玉山方志敏突圍失敗，被俘後殺。但是中共主要領導人、共產國際主席團成員之一的王明在1935年有全世界共產黨人參加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宣布方志敏為抗戰犧牲：“……在這些戰士中，有中國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總司令方志敏同志。方志敏同志在中計被俘以後，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受盡了虐待和凌辱，……方志敏同志的抗日救國的精神，將如日月經天江河恆地而永垂不朽。”（注3）方志敏從來不是“抗日先遣隊”紅七軍團的領導，抗日先遣隊出發以前，他早就是敏浙贛蘇區的創始者，是紅十軍團的領導者。“抗日先遣隊”轉戰各地最後進入這根據地，進行了整編，“抗日先遣隊”的七軍團與地方武裝紅十軍合併成立的第十軍團，方志敏仍然不是軍團領導，是省蘇維埃主席兼軍區司令員，更沒有和日本人打過仗。由權威的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選的《朱德選集》的第12條【注釋】中，關於“抗日先遣隊”的領導成員條目說道：“它最初由尋淮州、粟裕等領導的紅軍第七軍團擔任，1934年7月從江西瑞金出發北上，同年11月與方志敏領導的紅軍第十軍團在閩浙贛根據地會合，組成紅軍十軍團，成立了以方志敏為首的軍政委員會。”但是王明卻向全世界撒謊，並且讓全世界知道有個“抗日先遣隊”。
這一打擊國軍的行動，卻印行散發了大量的中共準備抗戰的文件。該先遣隊唯一生還的指揮員粟裕回憶道：“中央在這方面做了不少準備工作，為了宣傳我黨抗日主張，中央公開發表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告農民書》等文件，印製了《中國能不能抗日》、《一致對外──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掩護紅軍北上抗日運動》等大量宣傳品，總數達一百六十萬份以上，這在當時條件下是很不容易的。”、“中央交付部隊的宣傳品就有三百幾十擔”，在打擊國民政府軍隊的時候，“我們沿途還儘可能地開展群眾工作，宣傳黨的抗日主張，擴大了黨和紅軍的影響”。這宣傳的內容，與紅軍的真實的作戰目的完全兩樣。
這支所謂抗日部隊7月6日出發以後，首先打福州，失敗以後，轉戰閩東、閩北一帶，然後在9月中旬攻入浙江省；10月初活躍於安徽、江西交界一帶的山區，10月下旬，進入福建、浙江、江西交界一帶，與方志敏領導的游擊隊會合，在11月下旬震動杭州，威脅蕪湖；下一年的1月中旬，該先遣隊的主力在浙江、福建交界的懷玉山一帶被殲滅。
粟裕總結了好幾條失敗的教訓，關於戰略方面他總結道：“在當時整個紅軍作戰嚴重失利的情況下，中央蘇區老根據地八萬紅軍主力都呆不住了，卻要求七軍團這支六千人的部隊，深入到蔣介石國民黨的閩浙贛腹心地區去‘最高度地發揮游擊戰爭’，‘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更是脫離實際的臆想。”這從另外一方面證明，所謂“抗日先遣隊”，並非抗日軍隊，而是打擊和推翻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在戰略上分散了國民政府的抗日力量，阻礙了抗日準備，而有利於日本侵略者。
但是至今在中國大陸，宣傳仍然在繼續，仍然把“抗日先遣隊”作為中國共產黨一開頭就堅決抗戰的證據和象徵；在中學的課本中，把方志敏作為因為抗日，而被不抗日的國民政府捕殺的烈士，而實際上方志敏是在武裝破壞抗戰。
編造的歷史，在中國大陸，從每一個人小時侯就被灌輸到頭腦之中。
【注釋】：
1、中央檔案錧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集。
2、粟裕著：《粟裕戰爭回憶錄》第111頁、第134頁，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88年。
3、王明著：《王明選集》第四集第237頁，汲古書院，東京，1974年。
第一卷 五、活躍在抗日陣營的後方
在“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時候，中共的其他武裝力量，也正加緊從後方攻擊國民政府的軍隊，破壞抗日陣營的戰略後方。中共的主要武裝部隊，除了朱德、毛澤東領導的江西中央紅軍以外，還有賀龍、張國燾分別指揮的兩股力量。
在1932年名震中外“一二八”抗戰發生的時候，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在洪湖加緊出擊，根據新近出版的《賀龍傳》，在1月底：“共殲滅第四十八師特務團和工兵營全部，第四師十二旅大部及一部份礦警、民團，俘第十二旅長張聯華以下官兵近四千人，繳槍三千餘支。”3月5日，“紅軍突然發起猛攻，全殲第一四四旅，旅長段昌俊以下兩千餘人被俘，第一四二旅趕來增援，被紅七師和紅九師擊潰。”（注1）國民政府的軍隊兩面受敵。
在張國燾領導的鄂豫皖地區，也在江西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的當天（1931年11月7日），召開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正式成立政權。該代表大會有三百九十個代表參加，選出了蘇維埃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員會委員長。“人民委員會之下，設有外交、軍事、交通、財政、經濟、內務、土地、糧食、文化教育、勞工、革命法庭、政治保衛局、工農監察委員會的十二個機構。”“1931年11月，我軍南移，圍攻駐在黃安縣城的敵軍梁冠英師。……這樣包圍黃安一個多月，敵軍果然因糧食不繼，乘夜向西南逃竄。……我軍在這次戰役中，占領了黃安縣城，俘獲敵軍官兵約五千多人，繳獲槍枝三千餘。”“1932年初我軍由黃安經金家寨……進攻蘇家埠。……蘇家埠的守軍被圍困兩個多月，殫盡援絕……。這次戰役，我軍戰果極為可觀。勵世鼎所率援軍被俘一萬二千餘人，槍枝被繳九千餘枝。……蘇家埠的守軍，投降的有約五千餘人，繳出槍枝約三千五百枝。此役總共先後獲槍約一萬五千枝，等於我們全軍槍枝的兩倍，不得不說是一次空前的大捷。”（注2）
在華北吃緊的時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派出一支西征軍，在湖南中西部和貴州東部一帶活動，打算在那裡建立另外一個蘇維埃政權，以便分散江西中央蘇區的壓力。“黨中央、中革軍委關於紅六軍團向湖南中部轉移給六軍團及湘贛軍區的訓令”中，舉出了四個目的：（甲）、“……最廣大的發展游擊戰爭與土地革命，直到創立新的蘇區。……”（乙）、保存和擴大六軍團的有生力量。（丙）、“鼓動和組織湖南的群眾鬥爭”，“直至由建立蘇維埃政權與新的大片蘇區，確立與二軍區的可靠聯繫，以造成江西四川兩蘇區聯結的前提。湘贛軍區所屬諸獨立部隊及游擊隊，應無例外的留在現有蘇區及其周圍進行廣大的游擊戰爭。”二軍團是由賀龍所統率。後來這兩個軍團會合，成為紅二方面軍。（丁）、留下一部分軍區的獨立部隊保衛中央蘇區。該軍團在1934年8月7日下午開始行動，由任弼時率領，蕭克為軍團長兼十七師長，王震為軍團政委兼十七師政委，李達為軍團參謀長，張子意為軍團政治部主任；龍云為十八師師長，甘泗其為十八師政委，譚家述為十八師參謀長，方禮明為政治部主任。紅六軍團共有九千七百五十八人。
該軍團轉戰於湖南、廣西、貴州，常常聲東擊西，飄忽不定，起到了牽制國軍的作用。在1934年10月24日，與賀龍領導的紅三軍會合，在10月26日，到達四川酉陽的南腰界；10月28日，兩個軍團向湘西發動攻勢，在11月16日，賀龍指揮了成功的伏擊戰，將兩個旅中大部份殲滅，斃傷國軍三千多人，繳獲槍枝兩千二百多支，再度占領永順。王震回憶紅六軍團此次任務時說道：“調動和鉗制了敵人十一個師又兩個旅，出色地完成了策應中央紅軍突圍的歷史使命。”同時中共中央發來電報，決定組成湘鄂川黔邊區省委，由任弼時為書記，組成軍區，由賀龍為司令員。江西的中央紅軍，原來並不打算“長征”，準備與這股勢力會合，創建川黔根據地。所謂中央紅軍從江西突圍是為了北上抗日，是後來編造的神話，這神話現在幾乎在大陸家喻戶曉。
於此同時，即1936年11月16日，紅二十五軍打出了“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旗號。該軍由程子華任軍長，徐海東任副軍長，吳煥先任政委，還發表了北上抗日宣言，經過湖北、河南北上到達陝西。這支軍隊的確北上了，但是到達的是沒有日本軍隊的陝西，而且到達以後，不是去到華北抗日前線，而是西進，開赴甘肅。
中共的最有名的所謂“抗日”行動是中央紅軍的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這已經寫入了教科書，中國大陸連小孩都知道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最早把所謂長征說成是抗日的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聯合發表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1935年11月28日），宣言說：“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與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曾經不斷喚醒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對日作戰，曾經派遣了自己紅軍主力，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歷盡艱難困苦北上抗日。”重申：“不論任何武裝部隊、任何社會團體、任何個人類別，只要他們願意抗日反蔣者，我們不但願意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協定，而且願意更進一步的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毛澤東和朱德在這裡說明，長征經歷的千辛萬苦是預定的，目的是為了“北上抗日。”從此以後長達幾十年，上至毛澤東，下至千千萬萬的宣傳機器，都把戰敗以後的逃避行動說成是為了“北上抗日”。就連葉劍英元帥在1962年，懷念長征出發時告別的戰友劉伯堅時也賦詩道：“紅軍抗日事長征，夜渡鄂都濺濺鳴……。”似乎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是毫無疑問的歷史事實。其實這與抗日毫不相關。如果有關的話，那就是在戰略後方打擊了中國的抗日力量，而與日本侵略軍的行為相呼應。
長征分為三路，一路是從福建長汀、江西瑞金出發的中央紅軍主力，通稱紅一方面軍；另外一路是張國燾率領的從鄂豫皖到達川陝之間，再由川北通、南、巴根據地到達川西的紅四方面軍。由賀龍率領的二、六軍團（合併成二方面軍），從相鄂川黔蘇區出發，在四川甘孜地區與四方面軍會合，共同出發北上。事實上，這三路紅軍為了生存而逃往，而北上，他們作戰略轉移的行動只是與日本軍隊夾擊國軍。
從地理上講，日本人占據着中國東北，又占據了華北，這三路紅軍最初卻都是長程向西，並且打算在那裡建立根據地，恰恰更遠離了抗日前線。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元帥《徐向前軍事文選》中，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聯名給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報告中，稱呼紅一方面軍或中央紅軍為“西征軍”：“弟等意見，西征軍萬里長征，屢克名城……。最好西征軍暫位後方固陣休息補充……。”（注4）可見所謂“北上抗日”之類的神話在當時是不存在的；後來的另外兩路紅軍是在西部建立根據地失敗以後，才偶有向北的行動，這是為了與陝北的高崗、劉志丹會合，或者為了到達甘肅的會寧、靜寧與先前到達的一方面軍會合。以下從中國大陸近年出版的有關中央文件、傳記或回憶錄證明之。
究竟為什麼要進行“長征”呢？在1987年才出版的有六十幾萬字的《中國紅軍長征記》寫道：“廣昌戰役失敗以後，博古、李德等人在敵人的地、空、炮聯合進攻面前嚇破了膽。他們回到瑞金後，就決定放棄中央根據地，向湖南西部大轉移，準備同賀龍率領的紅二方面軍會合，創建湘鄂西根據地。5月，他們就在上層秘密開始了戰略轉移的準備工作。這次戰略轉移，開始並不叫長征，而是叫“轉移”．“長途行軍”、“西征”。其目的是要找到一塊立足之地，在那裡創建新的根據地。當時根本沒有想到要跑那麼遠的路，更沒有想到要跑到陝北去。（注5）連這本完全是為了宣傳歌頌長征的書籍，也許是不經意地道出長征不是為了北上抗日。事實是：這只是一種打了敗仗以後的逃跑和求生存的軍事行動。最初打算與賀龍在湘西會合，失敗以後西進到貴州；毛澤東接掌黨的大權以後，預定渡過長江北上四川，再失敗；然後逃到荒涼但是追兵較少的雲南；這時候，已經沒有、而且不可能有既定的目標，只是為了不被消滅而儘可能地迴避戰鬥，而飄忽不定在雲貴川一帶；這支中央紅軍第一次北上，與已經在四川西康等待他們的紅軍第四方面軍相會。從一個偶然機會知道高崗、劉志丹在陝北，於是毛澤東自行再北上。從來不存在一個為了抗日的戰略北上“長征”。
當時是最高三人決策者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後來幾次說紅軍是打敗仗以後的撤退，他在1960年說道：“但是紅軍路線執行結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長征。現在看來，當時不退出江西是不行。”（注6）在成長中擔任紅軍參謀長的劉伯承說道：“最後，又拒絕了毛主席將紅軍主力轉移至外線，調動和殲滅敵人，用以保衛和擴大紅軍根據地的正確主張，實行逃跑主義。1934年10月，猝然決定離開中央根據地，事前固然未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作深入的思想動員，又未作從陣地戰轉至運動戰，從依靠根據地為脫離根據地，長途行軍作戰所必須的準備工作，即倉促轉移。”（注7）這兩次回顧的是在毛澤東盛極一時的晚期，當然脫離不了歌頌毛之類，但是仍然透露出長征不是預定的“偉大的遠征”的信息。
現在根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來證明以上說法的可靠。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張聞天，早在長征出發前的一個月，即9月26日就在中共中央主辦的“紅色中華”上，發表文章“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引經據典地論證為了保存革命力量而退卻的必要性：“為了保衛蘇區，粉碎五次圍剿，我們有時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下，不能不暫時的放棄某些蘇區的城市，縮短戰線，集結力量，求得戰術上的優勢，以爭取決定性的勝利。”有的回憶錄中記載，中共的非核心領導是從這文章知道紅軍將要放棄蘇區作戰略轉移的；10月8日，中共中央給分局發出訓令，指出紅軍將要突圍轉移，中央蘇區應該廣泛發展游擊戰爭：“正確的反對敵人的戰鬥與徹底粉碎敵人五次圍剿，必須使紅軍主力突破敵人的封鎖，深入敵人的後面去進攻敵人，這種戰鬥的方式似乎是退卻的，但是卻正相反，這才是進攻敵人，克服敵人的堡壘主義，以取得勝利的重要方式。”這兩段重要文件表明，所謂戰略轉移，是在軍事失利和被包圍的情況下，不得不突圍的軍事戰略行為，與“北上抗日”無關，也與中共當時最高三個核心成員之一的周恩來的說法一致。
正因為如此，突圍以後到達哪裡呢？首先是為了紅軍的生存和發展，而從來不存在“抗日”的任務。突圍以後的首要目的是湖南西部，企圖與在那裡的賀龍、蕭克統帥的二、六軍團會合併建立新的蘇區，這裡距離華北抗日前線比江西蘇區更遙遠。《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記載中央政治局在1934年12月18日曾經進行“黎平會議”，調整了戰略部署，即改變到湘西與賀龍所部會合的決定，而是繼續向西到貴州人口稀少地區建立根據地：“鑑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但是政治局認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雲南地區對我們是不利的。”（注8）這個決議顯示，在任何目的地中，都沒有出發到抗日前線的意思，只是為了求生存。實際上，在紅軍離開了江西蘇區以後，雖然利用了軍閥陳濟堂的私心，順利地通過了湖南．廣東交界附近的四道封鎖線，但是在湖南與廣西交界一帶，受到了湘、桂軍隊的夾擊，損失極為慘重，《中國紅軍長征記》一書綜述道：“湘江戰役使我軍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紅一軍團減員不少。一師三團長征出發時是兩千七八百人，過湘江後只有一千四五百人了。紅三軍團有一個團被敵人切斷，未能渡過湘江。紅五軍團的三十四師和紅八軍團被敵人切斷和打散的部隊大部壯烈犧牲。紅九軍團損失很大。而很多師團營連幹部的犧牲，更是我軍的重大損失。渡過湘江之後，我軍已由長征出發時的八萬六千多人，經過沿途的多種減員，特別是湘江戰役的重大犧牲，只剩下三萬多人了。”（注9）姑且不論此時戰爭的是非曲直，無論在湘西或貴州等其它地方建立根據地，都不是為了抗日。
於是紅軍向西進入貴州，那裡的地方軍不堪一擊。
可是在紅軍進入貴州以後，仍然是與軍事行動和高層內部決議完全相反的抗日宣傳，以便利用民眾的抗日熱情和籠絡人心，這是研究這一段歷史的時候要非常小心的。在貴州的榕江縣，有兩條標語保存到1949年，其中一條如下：
“‘蘇維埃政府反日主張’
（一）動員全中國的海陸空軍對日作戰；
（二）動員全中國的民眾對日作戰；
（三）拿一切的武器來武裝中國的民眾；
（四）從日本帝國主義商人、資本家、及一切漢奸賣國賊的身上去取得反日戰費。
（五）成立全國民眾抗日戰爭的領導機關。”（注10）
這標語的基本精神出自1934年7月26日的那封所謂《北上抗日行動對各級黨部的工作指示》，但是沒有強調反蔣的部份。
利用在湘西的失利，毛澤東乘此把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拉過來，孤立了博古和李德，在遵義變成了中共中央新的領導人。那時候，曾經打算把遵義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而且由李富春在群眾大會上已經宣布。遵義會議決定的方針是北渡長江，到川西、川南建立新的根據地，四川素來被稱為天府之國，當然是理想之地。
可是因為毛澤東對四川軍隊的力量估計錯誤，以為像貴州軍隊一樣會不堪一擊。軍委為此指令紅二軍團在川東的秀山，酉陽一帶牽制川軍，以便“我野戰軍及四方面軍來爭取四川赤化”；指令四方面軍吸引重慶的主力部隊，以便配合中央紅軍北渡長江。渡江地帶在川南重鎮瀘州與宜賓之間。於是新上任的毛澤東指揮大軍向土城前進，誰知四川軍隊的裝備比貴州軍隊好得多，防衛土城得兵力也雄厚，土城攻不下，紅軍的兩位高級幹部──三軍團長歐陽鑫、紅一軍政委趙雲龍都陣亡，後來毛澤東在扎西會議上說：“我軍沒有殲滅川軍，反而受到很大損失，不合算，也可以說是一個敗仗。”（注11）於是，毛澤東領導第一次渡過赤水逃跑。從北渡長江到四川富裕的南部建立根據地，在戰略上都是錯誤的，可是後來的歌功頌德者們，卻違背毛澤東當時就承認的錯誤，一再說毛澤東渡過赤水是“用兵如神”。
渡過赤水以後，繼續攻取四川的敘永不克，再度戰敗；於是由總司令朱德在2月6日下令撤退，放棄北渡長江德計劃，改變方向西向雲南。這一連串錯誤都是遵義會議以後，由毛澤東所指揮的。2月7日中共中央根據新情況，決定暫不北渡長江，改為在雲貴川三省廣大的荒涼地區，另外開闢新的蘇區根據地。軍委為此發出指令：“甲、根據目前情況，我野戰軍原定渡河計劃已不可能實現。現黨中央及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應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面，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發展。……”（注12）這一段經過，中共中央軍委在2月16日致電紅二、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說明了經過：“我野戰軍原定渡過長江直接與紅四方面軍配合作戰，赤化全川，及我野戰軍進入川黔地區繼向西北前進時，川敵的十二個旅向我追擊，並沿江布防。曾於1月28日在土城附近與川敵郭、潘兩旅作戰，未得手。滇敵集中主力，亦在川滇邊境防堵，使我野戰軍渡江計劃不能實現。因此，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改在川滇黔邊區廣大地區活動，爭取在同一地區創造新的蘇維埃根據地，以與二、六軍團及四方面軍呼應作戰。”（注13）本來，四川東部與湖北交界一帶有賀龍統率的紅二、六軍團，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一帶有四方面軍，如果中央紅軍能夠北渡長江，在四川的富庶地區建立根據地，那將是一次絕大的成功。可是遵義會議定下的戰略失敗了，就像最初在湘西打算與賀龍會合的失敗一樣。可是中共的宣傳家只談在湘西會合是王明左傾路線的失敗，反而把由於失敗而改變戰略方向，說成是毛澤東路線的成功，忽視了毛澤東本人在當時的扎西也承認失敗。至於進入雲南，是毛澤東一開始就反對的，有文件可證。
這裡比較詳細地敘述這一段，是證明這時候中央紅軍的所有的戰略方針及其改變，根本不是為了抗日戰爭，例如打算“赤化全川”，四川是中華民族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最重要的戰略後方，民族的生存皆繫於此，難道占領四川是為了抗戰嗎？國軍在任何時候都必須頂住日本軍隊正面的極為強大的壓力，稍一失誤，就會國破家亡，成為全民族的極大災難，後果不堪設想；但是紅軍沒有任何責任，只是成天造謠謾罵國民政府不抗日，不停地襲擊國民政府的戰略大後方，從歷史長遠的觀點來說，只是有利於日本侵略者而已。
再看看另外的兩路紅軍，是否有“北上抗日”的行動呢？
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記載，鄂豫皖蘇區的放棄，完全是軍事失利的結果：“我們對付四次圍剿的軍事策略，積極方面，是以這個蘇區為根據地，分別消滅敵人；消極方面，是失利時退到京漢鐵路以西，……我們在軍事觀點上，只有向西，西面的國民黨軍事力量較弱的地方，也有廣大的後路。”1932年8月下旬，四方面軍乘夜在京漢路王家店附近越過了鐵路，11月中旬達到北通江縣，“為時約八十日，穿越鄂豫陝川四省，路程五千里以上。沿途與追擊和阻擊的敵軍戰鬥不下十次。我軍人員和武裝損失約百分之四十，原有一萬六千餘人，槍枝一萬二千餘；到這時只剩下九千多人和八千槍枝了。機關槍原有百餘挺，到川北只剩下一半，大小炮三十餘門全都拋棄了。”（注14）作為四方面軍在軍事上的最高負責人徐向前元帥，在1980年底中期寫了《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其中以總結紅四方面軍的戰鬥作風為名，肯定一直被毛澤東壓制下的四方面軍的東戰西征的功勞，主要是談西征過程中的幾次戰役。這從另一方面證明四方面軍西征肯定是與抗戰無關。建立川北根據地以後，四方面軍到達鼎盛時期，然後到四川西部策應中央紅軍。總之，從鄂豫皖以來方向始終是向西，在會合以前不存在北上。以下不必再贅述。
最後出發的是由賀龍、任弼時率領的紅二方面軍，包括紅二、六兩個軍團，共有一萬七千人，出發地點是湖南省桑植縣，時間是1934年11月23日。進行長征的原因，由鄧力群為主編的《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賀龍傳》寫道：“因為敵人集中兵力、緩慢推進、構築碉堡、步步為營、逐漸縮緊包圍圈的戰法，紅二、六軍團難於找到有利的殲敵機會，根據地日益縮小，形勢日漸不利，必須採取新的對策。……鑑於局勢嚴峻，湘鄂川黔邊省委和軍委經反覆討論，決定將主力移出根據地，到黔東的石矸、鎮遠、黃平一帶，在廣大無堡壘地區進行運動戰，爭取在那裡建立新根據地，並報請朱、張（按：即朱德、張國燾）批准。朱、張指示由紅二、六軍團‘按實際情況決定’。為了加強主力，保證部隊順利轉移，軍委分會組建了紅五師和紅十六師，並將部份機關人員補入主力部隊，將紅十八師留在根據地掩護主力轉移，並指示該師當鬥爭條件不利或主力離開黔邊時，可及時轉移與主力會合。”當大軍壓境的時候，作撤退或戰略轉移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是這不是為了抗戰，抗戰的掛冠是宣傳需要加上去的。值得注意的是，這時候紅軍的任何軍事行動，，都故意與抗日聯繫起來。即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傳統農民暴動的口號以外，加上了抗日的口號，這是用起來方便易行的策略。賀龍統率的二方面軍，在剛剛開始出髮長征的時候，也是用這樣迷惑群眾的方法：“從11月23日到28日，先後占領了……，並迅速展開了發動群眾抗日救國、打擊土豪劣紳、組織抗日游擊隊和籌集物資經費的活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還擴大了三千多名新戰士。”（注15）
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1935年6月在懋功會合，與紅二方面軍（即紅二、六軍團）在1936年7月1日在甘孜會師，三路紅軍的西進已經到頭，再往西，就是天寒地凍的西藏高原。下一步是北上抗日嗎？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5年6月28日就一、四方面軍的戰略方向決定：“一、在一、四方面軍會合以後，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中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大的基礎上，以爭取西北各省以致全中國的勝利。……”這裡的“敵人”不是日本軍隊；要創造的根據地，也不是為了打擊日本，在西北沒有日本人；並且通知仍然號召爭取在全中國的勝利，這也不是對日本軍隊的勝利，而是與日本人一起打擊國民政府。這是傳達到團一級以上文件，所以沒有對外宣傳中高言抗日。可是為什麼要在這裡建立根據地呢？
張國燾記載了六個政治局委員加上參謀長劉伯承召開的關於北上的軍事會議的情況：“首先毛澤東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劃。他說明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在根據我們自身的一切情況，也只有這樣做。我當即發問：‘共產國際何時有這個指示？’張聞天起而答覆：在我們沒有離開瑞金以前（約十個月以前）共產國際在一個指示的電報中，曾說道中國紅軍在不得已時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離開江西蘇區後，即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繫，現在無法通電報。毛澤東談笑風生的說下去。……莫斯科既有這樣的指示，雖然事隔多時相信仍然會從外蒙古方面來策應我們，那我們也不怕外蒙與寧夏之間那片大沙漠的阻隔了。……這樣，在最惡劣的情況下，也可以掩護中共中央和多數幹部安全到達寧夏地區。如果在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幹部，也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子，將來還可以再起。……他所提出來的計劃，沒有着重說到陝北，沒有說到‘北上抗日’，因為我們當時是在隔離狀況之下，對於‘抗日’一事確實非常渺茫。他也沒有說到在陝北可以和劉子丹、高崗以及徐海東兩部會合。”（注16）紅軍北上，是為了得到蘇聯的武裝支持，以便按照共產國際的指引，在中國繼續進行叛亂。
為什麼會去陝西呢？在哈達鋪的時候，從報紙上知道了劉志丹、高崗在陝北與徐海東會師了，上面還有根據地的地圖，聶榮臻把這份報紙送給毛澤東；在哈達鋪召開的軍團幹部會議上，毛澤東說：“感謝國民黨的報紙，為我們提供了陝北紅軍的比較詳細的消息，那裡不單有劉志單的紅軍，還有徐海東的紅軍，還有根據地。”（注17）《黃克誠回憶錄》記載的（按：黃克誠是中共十個大將之一，與彭德懷廬山一起遭殃以前，是總參謀長），與此符合：“尤其令人高興的是，在哈達鋪看到報紙。從報紙上得知劉志單、高崗等在陝北開闢了一塊紅色根據地，建立了人民政權。正是‘山重水覆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真是一個突如其來的大喜訊，大將高興得都跳起來。這時，中央政治局在班羅鎮召開會議，正式決定以陝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於是中央遂率部向陝北挺進。陝甘支隊加軍委縱隊這時只剩下近萬人。”“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九輯中，也有類似的記錄。（注18）總之，三路紅軍一直西進的路線，在此地此時才突然改為北上，完全是出於偶然，是生存的需要，而不是從江西出發就制定了所謂“北上抗日”的戰略路線，後路編出“長征”這個名詞，再編出“北上抗日”的神話，以便適合政治的需要。
中共北上分左右兩路。右路如上所述，企圖通過外蒙古接受蘇聯的武裝援助，也便於在萬一時逃往到外蒙古，右路由紅一方面軍加上紅四方面軍的少數部隊組成，由毛澤東、彭德懷以及中共中央領導；左路基本由四方面軍的各軍所組成，由朱德和張國燾率領，因為張國燾與毛澤東的黨內權力鬥爭，左路軍繼續留在西康（按：今川西），直到1935年7月1日，四方面軍與賀龍統率的二方面軍會合北上，在1935年10月到達甘肅的會寧，紅軍的三大主力在這裡會合在一起。
西路軍後來渡過黃河繼續西征，企圖打通新疆而獲得蘇聯的直接援助。因為被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故意的猶豫不決一再耽誤戰機，被善戰的馬家軍完全消滅，《徐向前軍事文獻》中非常明確的指出失敗的原因是中央的錯誤，但是沒有指明這中央是以毛澤東為首。關於西路軍的任務，張國燾記載：“林育英（按：莫斯科派遣的傳達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代表）此後的來電最重要的一點，是傳達了莫斯科對西進計劃的指示。他說到川康地區紅軍打通新疆的計劃，已得到斯大林的讚許。斯大林認為如果中國紅軍能夠控制新疆和甘肅河西一帶地區，蘇聯將給予必須的軍火供應，並協助訓練工作，使成為一支勁旅。因此，他表示我們應從速有所行動，西進與否，概由我們依據軍事實況自行決定。”（注19）這證明無論左路軍和右路軍的北上，基本任務是打通與蘇聯的聯繫，是斯大林決定的，完全不是為了抗日。為了莫斯科的利益，中共一直置民族危機不顧，而且在莫斯科的指揮下，在戰略上，長期地擾亂抗日戰爭的大後方。這最基本的事實，卻被中共的宣傳歪曲，歪曲了大半個世紀，歪曲了千萬次！
蔣介石對於這時侯受到日本侵略軍和中共紅軍的夾擊最有體會，他在1932年說道：“內在的敵人──共產黨叛亂，和外在的敵人──日本軍隊的侵略，其步調配合的非常一致。當中國政府出動軍隊討伐共產黨的時候，日軍便乘機肇事；又當為抗日而極度緊張之際，共軍則伺機蠢動。上年（1931年）第三次圍剿即將成功，就是由於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而中途停頓；以致瀕於覆滅的共軍有喘息機會，再度猖獗。未料，這一次的第四次圍剿，又由於日軍進攻熱河的妨礙，不得不為之中止。”（注20）講這話的時候，從江西抽調部隊北上抗日，竟然遭到紅軍的伏擊。
如果國民政府真的不抵抗，中國早就滅亡了，所以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必須不懈地進行戰爭準備。抵抗和交涉。而中共沒有這一層民族的責任，沒有和日本軍隊交鋒。其行動只是維護無產階級祖國蘇聯的利益，以及傳統中國農民暴動的奪取江山的繼續。但是為了政治的需要，中共對於抗日口號在一切時候都加以運用，例如在“長征”剛剛開始時，為了利用陳濟堂的野心，由朱德寫信借道通過，並且成功地做到了，朱德的信件一開頭就是：
“貴使李君來，借聆尊旨。年來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愈趨愈烈，蔣、汪等國賊之賣國，亦日益露骨與無恥。華北大好山河，已淪亡於日本，東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國人民凡有血氣者，莫不以抗日救國為當務之急。……”（注21）本來向西撤退和借道通過與抗日無關，卻如此高唱抗日，在電文中還以抗日為名，指點陳濟堂北上襲擊中國抗日軍隊的大後方。可見中共是打着抗日的旗號，而進行推翻抗日政權之實。
這就是“九一八”事變以後四年間，中共按照共產國際的指令，在抗日後方所進行的武裝夾擊抵抗日本侵略的國民政府的活動大概。
【注釋】：
1、總參謀部《賀龍傳》編寫組編《賀龍傳》第145頁，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3年。
2、張國燾著：《我的回憶》第三冊第1013、1017頁，《明報》月刊出版社，香港，1974年
3、王震《賀龍年譜·序言》：《黨史研究》1985年第四期。
4、《徐向前軍事文選》第8頁，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93年。
5、鄭廣瑾、方格十可著：《中國紅軍長征記》第17-18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6、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周恩來選集》（下）第310頁，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
7、劉伯承等著：《劉伯承回憶錄·回顧長征》第12頁，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83年。
8、《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第441-442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
9、《中國紅軍長征記》第98-99頁。
10、《中國紅軍長征記》第129頁。
11、《中國紅軍長征記》第293頁。
1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83頁。
13、《中國紅軍長征記》第311頁。
14、張國燾著：《我的回憶》第1025-1052頁。
15、《賀龍傳》第186頁。
16、張國燾著：《我的回憶》第1128-1129頁。
17、《中國紅軍長征記》第641頁。
18、黃克誠著：《黃克誠回憶錄》的143頁，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
19、張國燾著：《我的回憶》第三冊第1201頁。
20、古屋奎二着《蔣總統秘錄》第九冊第1981頁，《中央日報》社出版，台北，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21、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朱德選集》第17頁，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
(中共壯大之謎（2）（作者謝幼田，明鏡出版社出版）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