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安那祺主义运动可以说是最直接、正统的巴枯宁主义运动，由巴枯宁1864年亲自到意大利点燃自由社会主义的火种。另一方面，正是通过3年的意大利活动，才确立了巴枯宁从反抗专制的密谋分子向安那祺主义的升华。在《革命教义手册》中，巴枯宁列出以下基本教义：无神论（“道德只来源于人的集体意识，与神学和神秘形而上学无关”）、个人的自由联合（federalism）、不分国籍、反对国家等一切强权、平等（社会主义）、正义（“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而最平等状况下实现最大自由就是正义”）、劳动是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等等。对于意大利的教会/君主旧秩序来说，巴枯宁是来自俄国的异教、野蛮的象征；对于处于萌芽状态的意大利进步青年们，巴枯宁是新思想的启蒙导师。安那祺主义战胜马志尼等民族主义者，成为早期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导。
正是意大利的安那祺主义坚定地支持和促使巴枯宁在第一国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斗争，确立了不同于“权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条路线。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安那祺主义者是西欧最活跃的革命运动，不断地起义、暴动、宣传，涌现出Carlo Cafiero卡菲罗、Andrea Costa蔻斯塔、Errico Malatesta马拉铁斯塔等群英人物，除意大利外，也散布于法国、瑞士、英国、西班牙、美国、巴西、埃及、突尼斯等移民、流亡社区，特别在阿根廷的劳工运动中影响深远。
当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巴枯宁在意大利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第一国际的信徒后，由恩格斯亲自在国际总部“代表”意大利，通过卡菲罗指挥意大利的运动。卡菲罗开始时忠实地执行了恩格斯的指令，但最终无法忍受“德国人”的傲慢，最终不惜带领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运动与第一国际分道扬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的来自德国的理论代表“先进”、“发达”、“未来”的无产阶级，而俄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落后”地域的安那祺主义只表达出反抗的原始本能，需要他们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指导。这种带有“种族歧视”的谬论遭到巴枯宁等的痛斥，安那祺主义正是在贫困的、无文化的农民、部落、流浪民中发现了最朴素的平等、自由价值和公平、牺牲精神。马拉铁斯塔1872年面见巴枯宁后大病痊愈，焕然一新，成为巴枯宁的终身不渝的弟子，在他的近六十年的起义（1977年4月曾占据两个村公所，烧毁财产税务记录、宣布中止国王的统治）、两次监禁、多年流亡、大量出版等活动，成为意大利安那祺主义运动的代表，与后来的第二国际（国家社会主义）、第三国际（一党专政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除了来自国家权力的残酷镇压，内部分歧/分裂导致了意大利安那祺主义不可挽救的伤害。1882年1月，意大利通过了普选改革，知识分子出身的能干的蔻斯塔在1882年10月29日的选举中，成为意大利第一个靠社会主义纲领当选的议员。虽然他与别的社会主义参选者一样，宣称把选举作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机会，但最终他还是宣誓效忠国家就职，正式背叛了他早已放弃的安那祺主义。与德国、法国等早已实行普选的国家一样，是否以及如何参与选举、进入政府，带来了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灾难性分裂。蔻斯塔的行为，作为个案，根源于他的个人动机（贪生怕死、沽名钓誉等），值得谴责。但是，普选本身也是安那祺主义运动的斗争成果之一，不应简单排斥。如果在不浪费有限资源的条件下能够把安那祺主义的口号和政策普及和实施，不管是谁上台都无所谓。同时，在复杂、“有机”进化的现代化社会国家里，必然会出现利用社会主义纲领、口号争取选举的政治家和集团（政党）。另一方面，变得比较开明、民主的统治集团会拉拢议会派社会主义者、更残酷地镇压拒绝妥协的安那祺主义者。1892年，遵守议会制度的意大利社会党成立，排除了反对议会制度的安那祺主义者。大多数安那祺主义者或者接受了议会社会主义方式、或者退出了政治运动，马拉铁斯塔这些依然坚持安那祺主义的少数战士，虽然在个人道德上值得崇敬，在现实上却被排除在意大利社会主义主流和意大利政治之外。
反过来看，安那祺主义不仅反抗权威，同时也反对政治这么一种人类生活形态，从而超越了时空局限，具有现代意义。在中国这样的至今没有普选（以及伴随普选的言论、新闻、结社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国度，安那祺主义具有一个半世纪前在欧洲的价值和意义；在欧美这样的早已实行了普选制度但依然无法保证经济平等、实现真正自由和正义的国度，从每一个层面、角度，通过各种途径抗争、改进社会的不平等，就是当代安那祺主义的精髓。我们看到，在几乎每一个政治、经济统治集团的头头们所在的地方（各种政府权力或WTO、G8、G20、APEC以及超级跨国公司总部等），都聚集起无数的“上访”、抗议民众，“直接行动”，阻止他们不经过我们参与就决定我们（甚至整个地球）的利益、命运。我们怎么会放弃既有的投票权利呢？在昨天的美国期中选举中，所有的候选人都夸夸其谈地讲“job（工作机会）”危机，却没有一个人开出任何良方。难道美国真的没有出路了吗？不！只要读一读我今年3月6日发表的“四小时工作制与完全雇用”短文，就知道我们今天的现代社会完全可以在不降低现有生活水准的条件下，减少一半工作时间，达到完全雇用！问题在于美国的形式上“一人一票”民主的选举堕落成“一美元一份权力”的资本现实。在加州，共和党的超级富豪抛出1亿多美元私财赌注州长职位，比戈尔当年竞争美国总统的花费还多；而政府雇员工会为了保住饭碗，在收入急剧减少的经济危机中，还掏出比过去更多的钱力挺民主党的候选人夺回州长权位。我没有任何竞选经费来宣传安那祺主义纲领，又不能放弃好不容易争取来的选举权，在找到更好的候选人之前，只好在州长的选票上庄严写下Jing Zhao的名字。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0年11月3日]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美国的失业率不是接近10%，而是30%左右。Jing Zhao, Re-define and Measure Unemployment in Japan, the U.S. and China，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ulu Enterprises, January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