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人民网，口述：罗原，撰文：纪彭，原题：《罗瑞卿大将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本文系节选

　　父亲恢复自由后，一直住在总参招待所，上面交代不能叫首长，也不叫同志。每个月发80元生活费。这段时间父亲一直在读书，看鲁迅全集，看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他很谨慎，基本不说什么。后来张爱萍将军介绍福建有个老中医，能治他的腿病，组织上批准他去福州治病。我那时候没有工作，就在福州照顾他。

　　这段时间我和父亲聊得比较多。我问父亲，在暴风骤雨之前，为什么你完全没意识到危险?为什么他们这么整你，把你往死里整，你还对毛泽东死心塌地，“你是不是有一些愚忠?”

　　他淡淡地回答说：“你们可以批评我，这很容易。但是我们对毛泽东的信任，不是凭空产生的。”父亲说，长征的时候，每天都有可能死去，但只要是毛主席在指挥，仗就打得好，比较顺，没被天天追着打。“你不要觉得我们都没脑子，那个时候我们对毛主席的信任是最直接的，就是跟他活下去。”我那时20多岁了，没工作、没学历，连户口都没有。父亲最担心的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前途，他觉得对不起我们，我们则尽量化解他心中的苦闷。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钧给了我们很多照顾。虽然父亲和皮定钧以前没有共过事，但他一直很尊敬我父亲。我们家的日子刚好过一些，又赶上“批邓”和周恩来去世，政治空气又紧张起来。最紧张的时候，皮定钧告诉父亲，他准备拉着队伍上山。“罗总长你腿不好，我们抬着你，你告诉我们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父亲是一个很矫健的人，喜欢运动。骑马、游泳、乒乓球都很在行。现在坐在轮椅上，人就很沉默了。至少在那个时候，父亲一直忧心忡忡，并没有解脱。

　　直到1975年建军节的时候，父亲以中央军委顾问的身份参加了军委招待会，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从那以后，他便在全国各地走了走，毕竟他在监狱里时间太久了，希望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放松一下自己。

　　父亲恢复名誉之后，我的政策也跟着落实了，在1975年初我当了兵。那时候，当兵就是一种落实政策，起码可以解决户口，其实我当时很不想当兵，由于文革，我觉得军人就是军管人员，就是法西斯。妈妈说要是不当兵，我连户口都没有，只有农村户口。后来找了彭绍辉副总参谋长，他批准我就近在福建军区当兵。皮定钧交代了31军政委，告诉他我的身份。当时文革还没结束，事情随时有可能变化。那个政委交代我：“有人问你的家庭情况，你只能说两点。第一你是北京的，第二你父母是国家干部，其他什么也不要说。”直到上车还反复叮嘱!

　　在福建当兵的时候，妈妈给我写了信，信上说了很多，“你13岁家里就出事，叫人打，叫人欺负，又到农村，现在刚刚好一些，你又得去当兵……我们很对不起你。”我很难受，给妈妈回信：“妈妈，你千万不要这样想，这些年，我们苦是吃了一些，你们也吃了苦，我也吃了一些苦，但是咱们家的苦还有人补偿，还有人给平反，补发工资，还恢复待遇，中国老百姓的苦难呢?饿死那么多人，有人补偿么?今后，咱们永远不要提我们家的这点苦……”我妈妈收到这封信非常感动，这封信她一直揣在身边，逢人就说“我儿子很棒，他有这个觉悟。”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提议我父亲当军委秘书长。那年父亲72岁，他说：“不能站起来，怎么当好军委秘书长?想下部队，坐在轮椅上可不成。”父亲想治腿病，当时德国在这方面技术最先进，但我们和联邦德国还没有外交关系，老帅们倒是有点担心，怕出危险，说风险太大;妈妈觉得最多是治不好，从没想到还会有更为严重的后果。由于父亲坚持要去，最后邓小平支持了他的意见。1978年7月18日，在妈妈的陪同下，父亲住进了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经过医院内外科检查，决定于8月2日手术。上午7点，父亲进手术室，到中午12点左右手术顺利完成，很成功。傍晚，父亲从麻醉中清醒过来以后，还对为他手术的医生用英语说：“晚上好，谢谢你。”医生替父亲把手术后的左腿搬动了两下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两个人都笑了。一直到晚上12点多，父亲的情况仍然平稳。没想到次日凌晨2点半，他突发心肌梗塞。当妈妈赶到医院时，父亲已于波恩时间8日凌晨2时40分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