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人民網，口述：羅原，撰文：紀彭，原題：《羅瑞卿大將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本文系節選

　　父親恢復自由後，一直住在總參招待所，上面交代不能叫首長，也不叫同志。每個月發80元生活費。這段時間父親一直在讀書，看魯迅全集，看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他很謹慎，基本不說什麼。後來張愛萍將軍介紹福建有個老中醫，能治他的腿病，組織上批准他去福州治病。我那時候沒有工作，就在福州照顧他。

　　這段時間我和父親聊得比較多。我問父親，在暴風驟雨之前，為什麼你完全沒意識到危險?為什麼他們這麼整你，把你往死里整，你還對毛澤東死心塌地，“你是不是有一些愚忠?”

　　他淡淡地回答說：“你們可以批評我，這很容易。但是我們對毛澤東的信任，不是憑空產生的。”父親說，長征的時候，每天都有可能死去，但只要是毛主席在指揮，仗就打得好，比較順，沒被天天追着打。“你不要覺得我們都沒腦子，那個時候我們對毛主席的信任是最直接的，就是跟他活下去。”我那時20多歲了，沒工作、沒學歷，連戶口都沒有。父親最擔心的是我們的未來，我們的前途，他覺得對不起我們，我們則儘量化解他心中的苦悶。時任福州軍區司令員的皮定鈞給了我們很多照顧。雖然父親和皮定鈞以前沒有共過事，但他一直很尊敬我父親。我們家的日子剛好過一些，又趕上“批鄧”和周恩來去世，政治空氣又緊張起來。最緊張的時候，皮定鈞告訴父親，他準備拉着隊伍上山。“羅總長你腿不好，我們抬着你，你告訴我們怎麼打，我們就怎麼打。”父親是一個很矯健的人，喜歡運動。騎馬、游泳、乒乓球都很在行。現在坐在輪椅上，人就很沉默了。至少在那個時候，父親一直憂心忡忡，並沒有解脫。

　　直到1975年建軍節的時候，父親以中央軍委顧問的身份參加了軍委招待會，第一次出現在公開場合。從那以後，他便在全國各地走了走，畢竟他在監獄裡時間太久了，希望看看祖國的大好河山，放鬆一下自己。

　　父親恢復名譽之後，我的政策也跟着落實了，在1975年初我當了兵。那時候，當兵就是一種落實政策，起碼可以解決戶口，其實我當時很不想當兵，由於文革，我覺得軍人就是軍管人員，就是法西斯。媽媽說要是不當兵，我連戶口都沒有，只有農村戶口。後來找了彭紹輝副總參謀長，他批准我就近在福建軍區當兵。皮定鈞交代了31軍政委，告訴他我的身份。當時文革還沒結束，事情隨時有可能變化。那個政委交代我：“有人問你的家庭情況，你只能說兩點。第一你是北京的，第二你父母是國家幹部，其他什麼也不要說。”直到上車還反覆叮囑!

　　在福建當兵的時候，媽媽給我寫了信，信上說了很多，“你13歲家裡就出事，叫人打，叫人欺負，又到農村，現在剛剛好一些，你又得去當兵……我們很對不起你。”我很難受，給媽媽回信：“媽媽，你千萬不要這樣想，這些年，我們苦是吃了一些，你們也吃了苦，我也吃了一些苦，但是咱們家的苦還有人補償，還有人給平反，補發工資，還恢復待遇，中國老百姓的苦難呢?餓死那麼多人，有人補償麼?今後，咱們永遠不要提我們家的這點苦……”我媽媽收到這封信非常感動，這封信她一直揣在身邊，逢人就說“我兒子很棒，他有這個覺悟。”

粉碎“四人幫”之後，鄧小平提議我父親當軍委秘書長。那年父親72歲，他說：“不能站起來，怎麼當好軍委秘書長?想下部隊，坐在輪椅上可不成。”父親想治腿病，當時德國在這方面技術最先進，但我們和聯邦德國還沒有外交關係，老帥們倒是有點擔心，怕出危險，說風險太大;媽媽覺得最多是治不好，從沒想到還會有更為嚴重的後果。由於父親堅持要去，最後鄧小平支持了他的意見。1978年7月18日，在媽媽的陪同下，父親住進了海德堡大學骨科醫院，經過醫院內外科檢查，決定於8月2日手術。上午7點，父親進手術室，到中午12點左右手術順利完成，很成功。傍晚，父親從麻醉中清醒過來以後，還對為他手術的醫生用英語說：“晚上好，謝謝你。”醫生替父親把手術後的左腿搬動了兩下說：“明天你就可以下床。”兩個人都笑了。一直到晚上12點多，父親的情況仍然平穩。沒想到次日凌晨2點半，他突發心肌梗塞。當媽媽趕到醫院時，父親已于波恩時間8日凌晨2時40分離開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