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血衣的悬疑

滚滚延河

我和叫摩罗的人的那次交锋，是在七、八年前。市作协组织的学术报告会。夏天。郑州大学报告厅。我对这种会一惯的态度是不参加，只因原非刚上任主席，是个好老兄，处于捧场。请来了两个人，一是评论家孟繁华，一是叫摩罗的人。摩罗讲的是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内容忘的差不多了，但有一件事，我记的很清楚。他讲文革时和遇罗锦齐名的另一个女性，林昭。因为反叛，怎么进了大牢。怎么受到非人的虐待。在法西斯面前又是怎么的英勇。叫摩罗的人一再说，大牢里层层把关，任何东西都休想带进去。悲惨冷酷。然后，他说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上，林昭仍然不屈，偷偷地写了十五六万字的血衣！他讲这个故事基本上是描绘性的。用意有两点，一是当年的政治黑暗，二是林昭的英勇壮烈。后来，林昭被秘密枪杀了。而十五六万的血衣被秘密地转运了出来。

    会后，我带着疑惑跟作协的几个人一同来到宾馆的房间，繁华老师和几个人坐在床上聊天，叫摩罗的人在靠窗的圈椅上，我坐到另一个圈椅，中间隔了茶几。我向这个“民间思想家”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这血衣是怎么写的？”

    “用她自己身上的血写的。”

    “你在会上多次强调，是任何东西都带不进去的，除了囚衣，没有别的东西，这血衣是什么样的衣服？”

    他停了一会儿，“是她自己的衣服。”

    我问，“十五六万字的血衣，要写多少件衣服？是一件还是几件？”

    他又停一会儿，没有回答。

    我又问，“这么多的字，用血，又得用多少血？”

    叫摩罗的人表示对我的发问很不高兴，“这个没法计算。”

    我再问，“我们用墨水写十五六万的字，恐怕用许多瓶，血呢？浓度问题在笔管里流不出，又用什么笔？”

    叫摩罗的人看别地方。

    我接着又问，“就算写了，又是藏在哪里？更重要的是，又是怎么带出来的？”

    叫摩罗的人很恼火地隔着眼镜片怒视。

    我又问，“有人提过这些问题没有？”

    “没有。”

    老实说，我根本没将这种人当回事，我只是好奇血衣的问题，而叫摩罗的人还以为面前的人是个求教者呢。

    我再接再厉，“你见过这件血衣吗？”

    叫摩罗的人说，“没有，山东XX大学的x教授看到过。”

    我说，“以上几个问题，你解释不了，怎么能在会上公开说呢？”

    叫摩罗的民间思想家突然发急，“你也没法证明它不存在！”

    “你是客人，好好休息。”我笑着起身离开，加入繁华老师这边的聊天。

我说，如果想批判文革的暴政，如果要赞扬林昭的无畏，一定要在常识上经得起推敲。十几万字，光是稿纸得有多少张？四百张。换成血衣呢？得多少件？血又是很容易凝固，写小看不清，写大没地方。这在事实上是无法操作的。五四精神是两面旗帜，一是民主，一是科学。为了民主，而背离基本常识，这恐怕是一种造假。为了自己的某种学说而造假。

    叫摩罗的人，貌似重估国民性。可他连基本的常识都不懂，到处招摇“万言血衣”，竟然没有人去质疑和反驳，这种“国民性”不批的话，还批什么呢？其实，这种人是很可怜的。如果不是脑残，就是人格。如果不是人格，那么就是脑残。两者必居其一。大家知道，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每种意识形态都有着现成的话语系统。叫摩罗的人在这个行当里待久了，用不着“改造世界观”，只要转身将手中的矛变成盾就可以了。简单而便捷。他之所以将矛变成盾，是矛在当下不值钱了，而盾有着巨大的市场。这本书的出现，让我想到《犹大开花》里的吾颖达。这是我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吾颖达是叫摩罗的这种人的典型。一生的目标就是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情。这种人的内心只有一条铁律，那就是只要对自己的名利有好处，就可以往前走或向后转。当他知道一个民间思想家对自己有好处，就当民间思想家，当他发现《中国站起来》，可以像《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那样获取热闹和大量的印数，他就以用所谓的思想去包装，“跪”了下来。这是实质。

    “让人诅咒使我很荣幸”。现在，叫摩罗的人还这样表达，只能让人看到一种内心深处的无耻。被人关注了啊。争议了啊----当然“荣幸”。同时，叫摩罗的人最知道，这次失算了，没有像前两个《中国》，金钱上获取暴利。套用民间一个说法，叫“丢人打家伙。”